2002年初，以格林柯尔顾雏军为代表的新领导团体，代表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从产权的角度切入科龙，开始了另一种改革，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科龙民营化重组”的进程。

    在此之前，科龙20多年的发展历史早已为人所熟悉，从产权角度来说，期间科龙经历过三次产权改革，一是股份制改革，1992年8月，广东省有关部门批准珠江冰箱厂改组为珠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科龙集团。二是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在3年时间里先后在香港和深圳两个地方实现上市。第三次是2001年科龙的民营化重组，政府作为企业控股股东的历史从此结束。

    为什么奉行“靓女先嫁”的顺德会将科龙成为它十年产权改革的最后一幕？这与当年对“靓女先嫁”持不同政见的原容奇镇党委书记陈伟有关，前面文章也说过陈的作用，由于陈的力保和反对意见，“而且听说陈伟为此还丢了官，所以，市委书记陈用志也因此自始至终都没有在他的任期内向科龙开刀。”

    但是自从强势人物潘宁退休后，科龙却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几次王朝的变更，几番沉浮后，科龙从97年的巅峰走向了亏损的不归路。科龙走下坡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所有权缺位情况下的大企业病；二是政企难分情况下的裙带经济蔓延；三是在所有权和政企难分企业出现的山头主义；四是投资责任不清，缺乏真正的风险承担者，企业进行盲目多元化经营；五是政企难分和裙带经济情况下存在的治理问题。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赴科龙调研组的研究，科龙民营化重组是由于不彻底的产权改革导致新规则与旧体制的碰撞。仍然不彻底的产权改革给处于鼎盛时期的科龙留下了巨大隐患。上市后，尽管政府通过壳公司容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被不断稀释，但仍然是实际上的控股股东。广大小股东的进入和上市所必须保持的透明度给科龙带来了新的游戏规则，但旧的政企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发生了强烈碰撞，使得科龙在短暂的鼎盛之后迅速陷于动荡并走向衰退。

    因此，这次“民营化重组”是科龙多次产权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次，是科龙与时俱进地进行产权改革的最后一笔。经过这次产权改革，最终解决了政企关系不规范和“所有权缺位”的问题，为新科龙日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最终奠定了体制基础。

    但是顾雏军的被抓、国企海信的入主却使得这个“民营化重组”的改革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之中，为什么民资没能拯救科龙？

    目前，主流的分析有：一是科龙痼疾太深，顾又下药太猛，难免出现“病变”；二是科龙水太深，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政企关系，顾来了之后，科龙一贯有“鱼水之情”的紧密政企关系出现摩擦；三是顾本人并没有产业精神，是在玩弄资本；四是企业运作出现问题，主要来说就是决策策略和发展策略失误了，不是管理策略出现问题。比如在发展策略方面，科龙已经有了一个营口科龙，而且产能不饱和，但顾又在东北收购吉诺瓦冰箱，这样的产业发展布局是有问题的，年产量并不代表销售量。

    当然，最主要的是，产权不清晰，其实不管是民资还是国资，一定要产权清晰，这才是发展的基础，而科龙的“民营化重组”改革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科龙美的两重天

    同样是乡镇企业、同样进行了改制，同城的家电企业科龙、美的的结果却是冰火两重天。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是分配机制问题。这是一个让资本说话的年代，而作为国有或公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没有资本的，但美的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事业部制将利益分配与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挂钩，从而将人的积极性发挥到极致，但科龙没有解决人的因素的问题。

    第二是行业敏锐度。科龙做大渠道、大分销成功了，随着环境的变化，终端分销渐成主流，但科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美的在改革时敏锐地意识到家电行业技术同质化的现状，看到市场分销的作用和前景，故而能够提前以市场为导向，贴近市场分销。

    第三、改革的时机不同。任何一个企业的改革都是呈周期性发展的，在创业期，一穷二白，大家的创造力极强，能拼命干，因此到企业成功时，享受辉煌也是正常的，但在享受的同时创造力是在下降的，这时就表明要改革了。科龙一开始改革时，正值大家享受辉煌时，自然难度很大，而美的98年改革时，已经趋于死亡线上，此时的改革方案则很容易接受。

    事实上，科龙人曾经为科龙开出过一道又一道药方，但科龙仍在泥沼中艰难的爬行，从当初的盈利几十亿元到现在亏损几十个亿元，风华正茂的“靓女”似乎青春已逝，为什么靓女总是难嫁？而现在接手科龙的海信又能否担起中兴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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