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关于科龙三朝董事会成员集体遭受证监会处罚的消息不胫而走。据称，此次的处罚不仅包括顾雏军等，还包括了顾入主科龙前的两任董事长王国端、徐铁峰的管理层，几乎囊括了王国端主政以来的所有科龙董事会成员。虽然处罚原因不尽相同，但依据证监会认定的行为和责任，有关责任人将被处以3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罚款。其中证监会对顾雏军的处罚最重，罚款金额为20万元。

    “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的。”这句《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似乎为此时此境的科龙前高管而设。随着1998年底王国端的主政，科龙革命拉开序幕，科龙动荡也从此不断，但王国端出师未捷，徐铁峰半途折戟，顾雏军背水一战，至2005年，海信入主科龙，六年时间里，科龙四次换帅，几度沉浮。一位顺德本地老板由此感叹道：“科龙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老板。”

    畅销书《联想局》认为，20年的联想是一个“局”，联想的历史，是一部管理的历史，是一部政治的历史，更是一部谋略的历史。同样，在科龙20多年的发展史上，也是一部管理的历史，更是一部用经济的方式演绎的政治史：人事争斗、关联交易、政企博弈、新旧势力对峙……关系错综复杂，从未间断，在科龙这个“局”里，大家都很受伤，没有人能够逃脱似魔咒般的结局，创业者潘宁被迫远走天涯、继任者王国端激情革命后的黯然出局、徐铁峰商场背后的官场交锋、顾雏军的锒铛入狱，而这次证监会的处罚便又是一次明证。

新的入局者海信能否破局而出，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题记

    2005年10月20日，第五届“中国顺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于顺德展览中心举行。与往届不同的是，一向空间偌大、位置显著的科龙集团此次坐落在一个角落里，在并不宽大的展区里，海信的产品却比“主人”科龙的产品还要多，孤零零的科龙十几款产品似乎在诉说着企业的不幸。

    从1984年的珠江冰箱厂到2005年的科龙集团，21年的发展历史中，科龙经历了创业期的潘宁时代、改革期的王国端时代和徐铁峰时代、改制期的顾雏军时代以及目前的海信时代。四次王朝的更迭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

    潘宁为何没有MBO

    国人总有一种将企业的命运寄托于强人的惯性思维，科龙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也许会有很多人非常怀念科龙的“潘宁时代”。潘宁作为科龙的创始人，他赋予了科龙辉煌的过去。

    一位老科龙人曾回忆了那时的辉煌：“那时，你去空奇镇里的每一家高档酒楼、去推开每一家KTV的包厢，都能够发现有科龙人在里面。”目前，受科龙的影响，科龙附近的餐厅倒下大半、容桂镇的娱乐业萧条了不少，连仙泉酒店也冷清了许多。

    包括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内的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并认为是因为没有彻底改制，才导致了科龙今天的下场。

    实际上，有这种疑问的人是并没有真正了解科龙和潘宁本人的：首先是潘宁作为企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做人很厚道。”这是所有接触过潘宁的人对潘的评价。潘是顺德本地人，小学文化，当过兵，创业前，官至顺德市容奇镇工交办副主任，还是党员，“这种经历让潘没有什么私心杂念”。

    其次是当时企业改制的有关手段和理论都不是很成熟，可以借鉴的模式太少。

    最后是因为镇政府的鼎力支持。当时科龙属于容奇镇麾下，但顺德市也视为己出，两级政府在处理科龙问题上一直关系微妙。当时容奇镇书记陈伟对顺德“靓女先嫁”的理论持不同政见，但他并不完全反对转制，而是主张“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在镇上一大二靓，当然不能外嫁。陈伟是历经顺德五任县委或市委书记的老臣，顺德市委、市政府不想将矛盾激化，分散了精力，就将容奇镇视为另类，忽略不计。因而当时在改制过程中，划分的四类区、镇的改制进程名单中都没有容奇镇，以致陈伟自嘲成了“新五类分子”。

    由于陈伟的力挺，潘宁在科龙改制问题上也保持着一贯的强硬作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是：1996年，科龙正值风光无限之际，美国GE公司欲参与顺德市的科龙改制，并派出专机到中国，GE一行人几十辆奔驰车从广州长驱至科龙，但遭到潘宁的强烈反对，后来，双方合作之事不了了之。

    在关于潘宁退位的问题上，流传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说，潘宁在退位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坦然，曾多次要求退休，但均被政府盛情挽留。二是说，潘宁由于还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而且，由于陈伟的离职导致科龙的上层保护伞出现真空状态。”于是，潘宁被政府迫退。

    无论如何，潘宁还是“激流勇退”，并移居加拿大。据悉，每年，潘都会从加拿大回来宴请老科龙人。就在去年，潘曾私下里对当年的下属透露，看到顾雏军这样折腾科龙，有点后悔当年没有把科龙完成改制。

    王国端革命过激遭逼宫

    1998年底，王国端接过潘宁的权仗，出任科龙的掌门人。据悉，当时顺德市政府给科龙两条路选择：一是政府派人过来做老总，一是内部选一个人出来。作为辛苦打下来的江山，科龙老臣自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而在内部人选问题上，科龙当时有二个人选：一是主管技术事务的陈福兴，一是主管基建和生产事务的王国端。后来王国端扶正后，潘宁怕陈福兴等老臣不服，于是出面劝退陈福兴等一起与他退休，为王国端扫清道路。

    由于潘宁后期，科龙也出现了“规模不效应”现象，以产品而不是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思路使科龙进入一个危险的瓶颈，科龙发展势头严重受阻，大企业病孳生，但潘宁已无力求解。而为了感谢“老领导”的知遇之恩，于是，王国端在1999年的年报中，依然让科龙业绩“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以使得潘宁体面地退出科龙。

但王国端初任科龙老总时，外界对这位做了20多年副手的接班人，能否独立支撑科龙家业有所疑虑。王国端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为了打破“萧规曹随”的光环阴影，王国端走上了主刀变革的前台。

    而在改革前的1999年，科龙曾花了几十万元做了一次战略咨询，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蓝海林院长、罗兰贝格等等都参与进来了，咨询报告就曾提出要走改革之路：比如销售型企业向营销型企业转变，比如要专注于制冷行业，并对冰箱、空调都提出了发展方向。另外，还有一个报告是专门给王国端一个人看的，就是说目前的企业元老特别是决策层的素质和能力已经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建议用三年的时间改组团队。

    但王国端并没有接受这个案，而且王国端似乎急于要摆脱潘宁的影子，想用业绩来证明自己并超越潘宁，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急进改革案：断臂折肢留脑袋，即想用一朝之内全部更换新的高层决策领导者，只留他一个“老人”。但最为关键的是，王国端此急于求功的改革并没有统一远景，更没有建立稳固的核心干部同盟。虽然在潘宁时代，潘宁为王国端准备了11个总裁助理的核心骨干，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王国端没有左右此次改革的人选，王不但没有擢升这11位第二梯队的人才，还削去这些人的总裁助理的职务，最后在无人可倚的情况下，王国端对改革的局面失去了控制。

    2000年年中业绩大滑坡，加上内部人控制、政府干预等体制体系问题，王国端此时地位和能量已能难以抗衡来自内外部的“逼宫”压力。为此，王国端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的事：以主动请辞来表示过失，本想以退为进，岂料却弄假成真，在官场失意的徐铁峰此时正瞄准科龙总裁的位置。2000年6月，顺德政府顺水推舟，由此导致科龙进入徐铁峰时代。

    徐铁峰缺乏企业家能量

    王国端的“热血革命”最终革掉了自己的命，作为科龙最大股东的容桂镇的镇长徐铁峰，亲自披挂上阵，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了科龙新总裁。

    根据王国端最初想法，徐铁峰担任总裁，王担任董事长但兼管业务，此举却遭到徐的反对，同时，徐一直都是王国端的上级，此次在企业却位于王国端的下面，徐自然另有想法。几个月后，王国端被迫出局。

    实际上，徐当时“下海”的底气正是来自于在科龙红极一时的李国明的支持，据悉，徐氏履新镇长不久，即赴香港会见李国明、李国荣二人，直言自己有意出任科龙总裁，希望得到后者支持，后来李国明也确实力荐徐铁峰出任总裁。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称，徐铁峰从镇长之位走马上任到科龙总裁之职，是因为官场失意。徐氏曾冀望容桂镇书记一职，但最终落败，加之与镇书记邓伟根不和，遂有去意。

    对此，一位徐铁峰时代的科龙中层干部指出：徐铁峰弃政从商带有“玩票”性质。徐铁峰在科龙的短暂一年半时间的实践，如企业文化的字面改造、老干部的重新起用，CI层面的改观，更证明徐的特长在于他的“政治家”经验和能力，但是作为需要在市场危境中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企业家能量，徐不是没有表现机会，而是根本缺乏。

    但徐铁峰时期，“权力寻租”行为和内部人控制、挖空科龙母体的行为，达至巅峰。加之，徐铁峰上任后大打价格战，令科龙损失严重，还发生了严重的质量事故，更令公司雪上加霜，内忧外患之下，科龙改制又一次箭在弦上。

    正是在此背景下，顺德市容桂镇政府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科龙国有资本从科龙的退出。有人分析，容桂镇之所以“贱卖”股权全身而退，是因为科龙自打灵魂人物潘宁光荣退职后，科龙失去了“主心骨”，外来的和尚又念歪了经，外患内乱接连不断，人心不稳，士气低落，老传统打破后，新规矩又迟迟建立不起来，作为大股东的镇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

    不过，一位老科龙人指出：镇政府能够如此迅速处理科龙，很大程度是因为容桂镇政府已成为“外乡人”的天下，已不是在容奇镇的本土政府，镇长是原财政局长刘知行、书记邓伟根则是来自北滘镇。这一政府首脑更迭的直接影响，是拉开了科龙与原容奇镇之间的直接距离。后来，政府在和格林柯尔接洽转让产权时，科龙董事会和股东们并不知情。

    在老科龙人当中，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老科龙人常常提到的：徐铁峰（总裁）、屈云波（营销副总裁）、王康平（生产副总裁）和余楚媛（财务副总裁）。这些人都是“后王国端时代”提拔起来的，在论资排辈的科龙里，他们的根基并不稳，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相互的利益攻守联盟。

    屈云波是从北京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位置飞至顺德，坐上科龙销售副总裁位置的，但屈的职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二次死里逃生。还在王国端时期，王国端看出屈云波动口不动手的弱点后，想找人替换他。但由于王对营销的乏术，王就向在科龙做营销战略咨询的原罗兰贝格中国总经理宋新宇征询，但宋依然推荐了科班的屈云波。虽然是王国端的人，但屈云波仍然受到徐铁峰的重用，然而，屈云波并没有让科龙业绩止滑。因此，科龙董事会也一度准备计划换人，在内部已达成意见：让业绩处于蒸蒸日上的三洋科龙的领军人蔡拾贰出任营销副总裁、其助手沈关学出任总监，接替屈云波之职。但在香港召开董事会正式会议时，由于余楚媛等人的力保，屈云波才得以留任。

    王康平是坐直升飞机而上的，据说，王康平以前只是一名科级干部，但其将一篇关于空调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至李国明审阅，从而得到李国明的关注，并随后提升为副总裁，但此举难以服众。一位曾做过科龙某总监的高管对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提升王康平伤了多少老科龙人的心。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康平这号人，因此，王的命令我们都不听，他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关于余楚媛的传闻更多，在公司内部，余无论大会小会对徐铁峰都叫“峰哥”已是公开的秘密。据当年一位与余楚媛共事的科龙高管透露：“余在公司很傲慢，开会时，无论哪个部长作报告，她经常看不看一眼，更多的时候是歪着脑袋盯着徐铁峰，有时开部长级会议开久了，余就会对徐说，‘峰哥，我好累了’，就走了。”

    顾雏军玩弄资本入狱

    对于格林柯尔，顾雏军的进驻一直都充满争议，当初，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科龙选择了民营企业出身的格林柯尔作为改革的动力。

    据传，当初镇政府发现科龙的问题后，先是想改，即在原有体制内改造科龙；后发现改起来很难，便决定要卖。要卖，容桂镇政府的想法与时下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想法可能是一致的：有外国企业要买就不卖给中国企业，有外地企业要买就不卖给本地企业，有民营企业要买就不卖给国有企业。

    可以说，“外来者”顾雏军对于科龙人来的有点突然。但在科龙三年多的时间里，顾雏军以民企老板身份进入沉屙待起的科龙，对治理企业多年经济“黑洞”，填平错综复杂的宗派山头，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等都是功不可没的。而且，顾雏军始于科龙的“制冷帝国”梦想也是棋先一着，顾的国际化市场前瞻眼光可以让其资本运作左右逢源。

    但是，顾雏军后来玩弄资本、违法乱纪，加上过于自负、戒备、偏激的性格，使得顾游离于政治与市场规则之间，最后终于落得个锒铛入狱。

    顾雏军的出局使得科龙再度易帜，2005年9月，经过激烈的角逐，海信以高达9亿元的成本入主科龙，10月，以原海信集团副总裁汤业国为首的新入局者正式接掌科龙，科龙迎来历史上的第五任掌帅，目前，海信时代的科龙正处于紧张的调整之中。

    对于科龙近年来的动荡，一种流传的说法是：科龙这么多年都在阴影中发展，坏就坏在科龙VI标志的更改，那个“K”字的鲜红一撇就像一把尖刀，对准的却是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在自杀；“容声”也是一样，新VI周围散开的线条看起来就像被人用锤敲过脑袋后的头晕反应，自从2000年标志更改以来，科龙就没有停止过动荡。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