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10月22日报道，“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

事实上，通过投资移民，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名下仅留空壳企业运转，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如此高比例“裸商”的出现，则说明这不仅是少数企业主道德层面的缺失，更说明我国经济环境已经濒临制度性恶化。

在这种制度性恶化的背后，是国企与民企在资源配置层面的日趋不均衡，是法制层面严重滞后于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是外需收缩之后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众多民企的迷茫。

就资源配置不均衡而言，实际上，2005年后的绝大多数时间，民企的贷款增速均严重落后于国企，在融资通道受阻之后，民企不得不依赖于高利贷等民间金融，而这不仅大大压制了民企的利润空间，更让众多民企仅能在生存边缘疲于应付。而在产业层面，虽然国务院曾于2005年、2009年分别发布“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但在实践层面，民企与国企的待遇仍不可同日而语，与融资、能耗、环评、质检、定价等监管大棒常常痛打民企不同，国企却往往是各项产业政策的最大受益方。除此之外，国企在项目征地、土地出让金、所得税减免、财政扶持等诸多方面，均享有民企望尘莫及的优惠。

在法制建设层面，应该说，近10年来已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物权法》而言，虽然早于2007年即已颁布实施，但各地非法拆迁仍屡禁不止。在税务、工商、质检等执法环节，视关系亲疏进行选择性执法，亦已成为一种常态。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似严实松，亦使得更多有“原罪”的企业主，异常害怕“秋后算帐”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

而之于民营企业的产业转型，亦因上述两个层面，使得许多民企既丧失主动转型的动力、又缺少被动转型的能力。在自身转型受限的情况下，又遭遇2008年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外需急剧下滑，以及2010年下半年至今的从紧货币政策，在外需和信贷持续收缩的情况下，民企普遍难以为继亦是理所当然。

在我国经济环境呈制度性恶化趋势下，“裸商”们之所以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国外之后，仍用空壳化的企业进行运转，则事实证明我国经济可能会沦为“赌市经济”。

对于众多“裸商”而言——既贪图中国的大市场和相对低成本，又对民企“主体性”地位缺失充满担忧；既想钻研权力寻租可能带来的暴利可能，又害怕法律的秋后算帐；既存扎根乡土夯实产业的念想，又对金融监管漏洞可以大笔套资走人心存欲望。

事实上，赌场经济不仅是存在于众多“裸商”内心的认知，而且亦契合我国当下的经济格局。与众多“裸商”在财富与道德、乡土与异国、投资与投机之间的游移不定相比，当下我国经济格局亦徘徊在增长与通胀、国富与民弱、发展与分配之间。

在我国经济率先从次贷危机冲击中复苏并大幅增长后，持续高企的通胀亦向我们走来，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通胀水平已连续4个季度持续上涨，当前CPI更高居6%以上。高企的通胀水平，必然需要从紧的宏观调控进行抑制，而这又必然伤及经济增长，亦因如此，在我国通胀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我国经济增速亦同步下滑。

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2年后，除了国企与民企“主体性”地位仍然悬殊外，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亦远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国企与民企的差距而言，过去2年，国企的利润增长已逾35%，而同期民企的利润增长仅有20%左右。而就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相比较，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已逾80倍，而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46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则更低）。

此外，与我国历年持续的巨额基础设施投入相比，之于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却相对较少。且与改革开放后少数群体的财富积累相比，贫富差距呈扩大之势，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即越过0.4的警戒线，并以年均0.1%的速度在递增。

对于选择将家人、资产转移国外，仅留空壳企业运转的“裸商”而言，其内心是基于对我国经济可能沦为“赌场经济”的恐惧。而之于我国经济而言，则应尽快改变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扭转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提高市场经济的法制水平，以及通过二次分配合理保障民生。亦仅有如此，才不会让“赌场经济”真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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