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威胁论 ——三部曲之二
一、央企威胁论
央企威胁论，就是下一步西方会对我们运用各种手段百般阻挠，打压中国经济和发展，搞央企威胁论，把国家战略转变成央企威胁论。所谓央企威胁论的重灾区，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央企下一步要大举国际化，这一历程立即会遭遇央企威胁论的持有者们大肆攻击以及实际行动上的干预和阻挠。
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基米特称，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500强企业势必将继续增多。
让整个西方企业不安的是，中国许多进榜企业都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国企中更特殊的一个群体，相当于军队当中的特种兵部队）尤其是进入《财富》500强前十名的三家中国企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国家电网。深入的动摇了西方的管理与经营信心。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雷纳德指出，美国认为，中国应“取消一系列为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渠道的金融管控”，这让中国私企和外国竞争者处于劣势。
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近期发表演讲称：“不应由美国来质疑其他国家成立国企是否明智。但如果其与美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不公平，这的确令美方担忧。” 他列出中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在争夺市场份额时所利用的“众多优势”——赋税低、规范少、保护国内市场或优先接触国内政府采购市场，为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其销售，促使其能投资新科技以提高国内外竞争优势。
美国商会和服务产业联盟发表联合报告称：“世界经济出现新动态，威胁美国企业和工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动摇美国市场经济核心信念。”这两家商业组织抱怨称，中国和其它国家对国企的政策优惠很多，补贴力度也很大。“目前还没有妥善有效的国际法规，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中美商会官员近日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移开，转向中国国内那些不利于美国企业同中国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
报道引述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的话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他说，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美国商会顾问——安可顾问公司分析师麦克雷格称，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 “危险的”，让中国在其他“更伤害美国企业的工业政策”上免受惩罚。
奥巴马政府还在敦促经合组织（OECD）维持“竞争中立”框架，以确保政府扶持企业在与私企竞争中不会享有不公平优势。
美国众议院5月25日经口头表决通过一项新修正案规定：一切归中国政府所有或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企业，都被禁止向美国提供国防用品，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放弃这一禁令前15天向国会提交报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近日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现在到美国的投资，几乎全部被否决，只有私营企业的投资部分可授予允许，只要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
二、央企共性的国际化意图
央企共性的国际化意图，可以罗列如下：
第一，获取战略型资源，保障我国资源体系的供应、安全与储备（包括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如石油、铁矿、农产品；
第二，获取知识产权与专利技术，增强国家竞争力，争取国际标准话语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获取高科技人才，推动人才和技术底蕴的积累，提升我国在重点科研项目上的自主权。
第四，获取特殊牌照，建立新兴领域的我国标准，增强我国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
第五，获取关键总成技术及know-how，知道怎么做，利用平台技术提升我国核心技术研发水平，整合其他技术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布局。
第六，进入到国际产业链当中，接近链主，乃至于成为链主，建立产业柔性控制力。
第七，进入到东道国重点工程及项目中，成为大订单的享用者和长期战略的依附者与战略工程执行者。
第八，基于国家战略，释放国家战略外交利好，利用国家公关平台、文化平台、外交平台所积累的资源基础和人脉基础、政策资源，提升企业商业化水平，加快国际化进程。
第九，与中国友好国家之间在防务、基础建设、防务、军事等领域产业体系等方面，形成密切关系并展开合作；与东道国政府、核心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行共同建设与经营。
第十，以高姿态进入政治局势动摇、经济发展落后、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做积极的建设力量，高位切入，获取先发优势，形成中国特有国际化路径。
三、西方对中国国内的压制与干预
西方在中国国内采取的打压手段：
第一，将军事透明化的舆论压力，逐步转移到央企透明化，国企透明化，动用舆论力量牵制企业行动。
第二，用各种力量逼迫中国开放及透明政务采购及军工采购。
第三，采用课题制原则，在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南海问题、国际能源问题、国际农业问题、矿产资源问题等箝制点，迫使中国在若干焦点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使其透明化。
第四，利用欧美商会，政治力量，外交能力，促使中国逐步地开放和降低部分产业的壁垒。
第五，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利用各种方式施压，迫使中国金融市场打开缺口，从而形成西方一拥而入的可能性，引入大批西方机构与投资者进入。
第六，在人权问题、法制问题、中国军事威胁问题等方面继续保持高调态度，促使中国不得不收敛军事机构及形成一定程度的民主示范，市场化示范。
第七，运用气候武器、基因武器、病毒武器、计算机武器、网络武器，从各方面制约中国，制约及扰乱经济发展步伐。
第八，通过知识专利等事件，迫使中国进一步遵从以西方为核心的，由西方制定的国际知识专利体系，从而使中国在若干高技术领域进一步处于被动。
第九，通过大量的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形成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采购，事实上使得中国产品逐步被封闭化、边缘化。
第十，通过“国货运动”等手法，在军工、防务、重大工程及一般领域里面，逐步地形成或明或暗的采购壁垒，促使中国产品逐步被限制在低端、轻工及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度及低劳动附加值领域。
第十一，进一步采用货币战争，在中国外汇结余高涨之际，不断地采用剪羊毛的手法，一次次使中国资产缩水。
第十二，通过国际标准的制定，促使中国的很多产业的标准，事实上过时或落后，但新的标准壁垒较高，中国企业短期内难以进入。
第十三，通过西方文化渗透及价值观战略，twitter、face book公式等新兴模式，妖魔化中国企业模式。
第十四，通过在外交事件与领土争端，使得中国文化、中国运作被妖魔化，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和软化央企运作态度。
第十五，通过气候武器、炭交易等，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运作成本。
第十六，利用西方先进的课题操作能力，经济议题推动能力，国际话题推动能力，使得整体上市、市场化、私有化、国企改制等话题引起多方面中国精英阶层的关注，并进一步将这种意图渗透到政治领域，从而使得央企的超市场化运作收敛或消失。
四、西方在国际上可能采用的若干阻挠手段
西方在国家上对中国的打压、干预，制造波折的手段，我们可以归结为：
第一，制止及阻碍中国的对外并购，这是一个总体态度。
第二，对中国国际化特有的一些路径与手段，进行专门化的立法与阻挠。比如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上租赁土地，进行农业运作，被很多国家开始制止。中国很多企业，在国际上购买或租赁大面积的土地，进行中国特有的工业园区建设，被制止或阻挠。
第三，中国企业上市过程当中，设立更高的门槛和透明化的要求，对中国企业的信息披露事件进行严惩，对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以后的法律及会计准则遵从程度进行多重标准。
第四，对于政务、国家防务，乃至一般民用领域的政府采购及大型企业采购，逐步设立各种或明或暗的壁垒，使中资企业的进入全面受阻。
第五，利用民粹主义和立法途径对我国企业的资源收购行为进行阻挠。
第六，利用工会力量，法律特殊操作及当地税务政策的调整，使得中资企业低成本收购，高成本运营。
第七，发达国家之间自发地组成专利、知识产权联盟，在交叉授权，互不诉讼的前提之下将矛头专门指向中国企业，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上市、并购等行为，并制约中资企业的新品开发、海外销售、海外品牌建立等行为。
第八，采用安全、卫生、检验壁垒提高中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海外市场失去性价比优势。
第九，拉高社会责任，安全责任及原产地材料追溯供应，可追溯供应等壁垒，促使中资企业在海外设厂，在海外的运作采购当地化，采购市场化，去除中资企业特有的内部交易优势。
第十，通过民主革命，通过对反对派力量的支持和政治操作，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少数专制及不稳定国家，周期性地推动政变及政府更迭，从而将周期性没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成果。
第十一，通过打击与中国往来较密切的少数不发达及“专制”国家的经济，从而使得中国海外大本营孱弱化、消解化。
第十二，制造中国产品的劣质印象、污染印象及成分不合规范印象，制造中国产品恐慌，从而阻挠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市场建立、品牌建立及美誉度建立。
第十三，在大宗商品领域，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纵，做市商的手段，迫使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的产业链当中被边缘化，受制于西方金融秩序、经济秩序。
第十四，在防务、重工、装备、大宗采购当中，制造种种超经济壁垒，降低中国产品中标、履标能力，制造中标陷阱、合同执行陷阱。
五、西方的两手抓策略
一只手，搅得我们自家院子里不安宁，而后搅乱我们的海外步伐、搅乱我们的发展步骤、扰乱我们的国际化视野，从而消解我们的国际化雄心，去除我们的国际化意图。
另外一只手在海外本身制造种种的硬壁垒、软壁垒，使得我们海外的雄心受挫，使得我们的国际化战略被扭曲。最大的风险就是国际化战略被扭曲，形成错误的国际化认知，使得我们的国际化路径偏化、弱化、歧化而不是正化，因陋就简地进行国际化发展，这才是西方打压我们的种种手段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
六、央企的共性应对之道
第一，就是强化在中央大外交格局之下的国际化，所谓大外交格局，就是脱离现在的国际关系外交的这么一个前提，将军事、文化、防务、经济融为一体，形成大外交思想，央企在这个大外交思想之下，才能进行更好的国际化。
第二，强化中国印象，中国原产地的更新和再塑造。
第三，强化中国央企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国际援助责任。
第四，形成中国模式的再解释、再认知，类似于马凯硕对新加坡模式进行的解读。
第五，形成中国道义营销，将中国文化、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理念，形成强大的国际营销能力。
第六，影响西方UMI政治，在各个国家形成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为中国利益奔走，为中国利益宣传。
第七，结交一大批国际朋友，国际企业家朋友、政治朋友、媒体朋友，真正深入地宣传中国、介绍中国、去除中国妖魔化，形成可能合作空间。
第八，在国际化课题，如碳排放、援助非洲、国际金融治理、防止核扩散等重大国际化课题当中，逐步扮演道义领袖、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重大事件进行有效崛起。
第九，通过大外交格局，塑造央企组团式切入东道国，组团式产业布局的新局面，防止单一企业遇到东道国的颠覆与反弹。
第十，形成强大的海外法务管理能力，利用法务能力，最大化争取央企海外合理生存空间。
第十一，培养当地化人才，利用当地化、民生化，在当地形成大量的就业能力、税费能力，从而形成自我保护的基础，在西方安全存在的基础。
第十二，在重大技术，重大产业上，形成以中国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专利链、产业链，形成中国也能向国际出口独有技术，高技术产品的新格局，通过新格局，改造中国制造印象，形成西方对中国一定程度上的依赖与需求。
第十三，在太空探索、基因技术、新的防务体系探索、全球反恐等领域，形成开放合作的格局，使得中国与西方有效融合，进一步降低和淡化西方反弹和阻挠的力量。
第十四，通过中资企业在海外上市，强化中资企业的存在感，通过中资企业逐步将政治化、政策化操作的板块，与市场化操作板块逐步分离，将政治化、政策化操作的板块作为独特的一类公司等手法，使得中资公司的普遍壁垒，变成个别壁垒。
七、华彩提出的解决之道
1. 坚持风险管理第一，把央企威胁论作为央企风险管理的重要维度，通过对东道国的选择，对东道国政治文化环境的选择，来有效管理央企威胁论。
2. 努力去获取发达国家可能获取的资源，学习日韩企业在国际化当中的有效的经验和手法，努力地要构建庞大的友善人脉，从院外说客集团、利益游说集团，以及东道国的大型企业与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重磅级政治人物、政治交往的构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央企威胁论，尽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3. 央企须注意如何低调地在当地市场化运行，尽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业竞争的特色带到国际上去，至少是不要明显地带到国际上去，是央企国际化运作必须的前置考虑。
4. 央企如何转型，以财团的身份，隐藏在若干市场化公司的背后，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为强势出资人，来推动旗下若干与境外公司的合资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国际产业基金与投行等手段，与国际公司之间形成跳双人舞乃至集体舞的能力。
5. 如何通过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利用轮动式国际化手法——在欧美国家陷入到相对低谷时期，形成我们进入该国的高潮。而在高潮时期，形成我们退出的高峰的这样一个冲浪式国际化。
6. 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领导人，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望，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形成自己的声音、理论、观点、提法，从而彰显中国思考，彰显中国对市场的认知，从个人魅力、个人的人性等维度，形成一定意义上对央企人性的再认知，形成软性的友善环境。
7. 对央企来讲，下一步的国际化，如何形成与中国的民企之间的友善联盟，央企不擅长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国民企去做。中国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央企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去做。做到和周边友善国家之间，和国际上的友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普遍的泛联盟机制，合作机制；同非友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市场化、贸易化的一个界面。在友善国家之间，推动资源流，产业转移等行为，而在非友善国家之间，主要推动自由贸易，以及中国长项产品的出口、中国缺项产品的进口；
9. 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与中国的非友善国家之间，通过利益联盟的建立，合资公司的建设，形成相对强大的进入能力，尤其是积极介入到该国的非国计民生产业的持有、运营。
10. 充分利用中国央企特有优势，比如说在电动车联盟等方面——以中国市场为大实验场，通过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综合设计十六家联盟主要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关系，跳代发展，跳过这一代机械汽车总成技术，直接在电动车总成技术上形成若干中国能力，因为该标准是举一国之力，综合形成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作为，从而形成向国际上强大的出口能力，进而超越纯机械汽车技术。最终，以该项特有技术的形成来构造中国产品与技术优势，形成中国吸引力。
11. 未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须依托与中国企业，尤其央企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须得到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12. 必须进一步理清，央企大量的海外并购的失效，海外资产投资管控的无序，低效国际化背后，到底政治筹码占了多少人为因素、决策成分及操作成分。在接下来的新一波的困境下的国际化，是否应该有更新的手段的介入，更新的思考的介入。
13. 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进行大的调整与变化，把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旧认识转变为外交是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心，而内政是为之服务的一种新认识。

央企国际化的共性战略意图、遭遇的国际阻碍、及其解决之道
央企国际化战略意图	遭遇的国际阻碍		华彩提出的解决之道
战略意图之： 1.战略资源获取，保障我国资源体系的供应、安全与储备（包括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如石油、铁矿、农产品； 2.知识产权与专利技术获取，增强国家竞争力，争取国际标准话语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高科技人才的获取，推动人才和技术底蕴的积累，提升我国在重点科研项目上的自主权； 4.特殊牌照获取，建立新兴领域的我国标准，增强我国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 5.关键总成技术获取，掌握“know-how”,；利用平台技术提升我国核心技术研发水平，整合其他技术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布局； 6.切入到国际产业链中，逐步提升企业“链主“地位，建立产业柔性控制力； 7.进入东道国重大工程当中，获取大订单，成为东道国战略依附者与战略工程执行者； 8.基于我国国家战略，释放外交利好，利用外交平台积累的人脉、政策资源，提升企业商业化水平，加快国际化进程； 9.与我国友好国家，在基建、防务、军事等领域展开合作，与东道国政府、核心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行共同建设与经营； 10.以高姿态进入政治局势动摇、经济发展落后、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以我国的先发优势走特殊国际化路径。	国际干预与阻碍之国内 1.将军事透明化转移到央企、国企透明化，动用舆论力量牵制企业行动； 2.用各种力量逼迫我国开放政务采购、军事采购； 3.采用课题制约原则，利用台湾、西藏、南海、国际能源、农业、矿产资源问题的牵制点迫使我国在若干焦点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使其透明化； 4.利用欧美商会的政治外交力量促使我国市场更加开发并降低产业壁垒； 5.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利用各种力量迫使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引入大批西方机构与投资者进入； 6.在人权问题、法治问题、、我国军事威胁问题上，西方保持高调态度，迫使我国军事收缩、形成民主示范； 7.运用气候武器、基因武器、病毒武器、计算机武器、网络武器从各方面制约我国经济基础，扰乱经济发展步伐； 8.通过支持专利等事件，迫使我国进一步遵从以西方为核心的知识专利体系，使我国在若干高新技术领域处于被动； 9.通过大量的双边及单边贸易协定形成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采购，使中国产品逐步被封闭化、边缘化； 10．通过“国货运动“等手法，在军工、防务重大工程及一般领域里形成采购壁垒，使我国产品逐步陷入、高污染、高劳动成本、低附加值领域； 11.进一步采用货币战争，在我国外汇结余高涨之际，以“剪羊毛“手法使我国资产缩水； 12.通过国际标准的制定，加速我国产业标准落后，但新产业标准壁垒较高，短期内难以进入; 13.通过西方文化渗透及价值观战略，twitter、face book公式等新兴模式，妖魔化中国企业模式； 14.在外交事件、领土争端等方面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软化央企运作态度； 15.通过气候武器、碳交易等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运作成本； 16.利用西方课题操作、经济议题操作、国际话题操作能力使得央企整体上市、市场化、私有化等引起精英阶层关注，进而使我国央企超市场化运作收敛乃至消失。	国际干预与阻碍之国际   1.制止及阻碍我国企业的对外并购； 2.对我国国际化特有的路径与手段进行专门化的立法与制约策略，如我国农业企业在国际上租赁种植土地被相关国家限制； 3.我国企业上市过程中，设立更高的门槛及透明化要求，对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事件进行严惩，对上市后的法律及会计准则的遵从程度实行双重标准； 4.在政务、防务乃至一般民用的政府采购、大型企业采购上西方设计多种壁垒，使中资企业的进入全面受阻；、 5.利用民粹主义和立法途径对我国企业的资源收购行为进行阻挠； 6.利用工会力量、法律特殊操作及当地税务政策的调整使得中资企业低成本收购、高成本运营； 7.发达国家之间自发的组成专利和知识产权联盟，在交叉授权和互补诉讼的前提下，专门针对我国企业的上市、并购进行阻挠，并制约我国新品开发、海外销售等行为； 8.采用安全、卫生、检验壁垒提高中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海外市场失去性价比优势； 9.拉高社会责任、安全责任及原产地材料可追溯工艺壁垒促使中资企业在海外设厂，使其采购当地化、市场化，去除中资企业特有的内部交易优势； 10．通过民主革命，对反对派力量的支持及操作，针对我国已取得一定国际化成果的在少数专制及不问题国家周期性推动政变及政府更迭，周期性没收我国企业国际化资产； 11.打击与我国往来较密切的少数“专制”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使我国海外大本营孱弱化、消解化； 12.制造中国产品的劣质印象、污染印象、成分不合规范印象，制造中国产品恐慌，阻挠中国产品的市场建立、品牌建立、美誉度建立； 13.在大宗商品领域，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作，做市商的手段迫使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产业链当中边缘化，受制于西方金融秩序； 14.在防务、重工、装备等重大物资采购当中，制造种种超经济壁垒，降低中国产品中标、履标能力，制造中标陷阱、合同执行陷阱。	解决之道之： 1.坚持风险管理第一，把央企威胁论作为央企风险管理的重要维度，通过对东道国的选择，对东道国政治文化环境的选择，来有效管理央企威胁论； 2.要努力去获取发达国家可能获取的资源，学习日韩企业在国际化当中的有效的经验和手法，努力地要构建庞大的友善人脉，从院外说客集团、利益游说集团，以及东道国的大型企业与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重磅级政治人物、政治交往的构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央企威胁论，尽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3.央企须注意如何低调地在当地市场化的进行，尽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业竞争的特色带到国际上去，至少是不要明显地带到国际上去，是央企国际化运作必须的前置考虑； 4.央企如何转型，以财团的身份，隐藏在若干市场化公司的背后，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为强势出资人，来推动旗下若干与境外公司的合资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国际产业基金与投行等手段，与国际公司之间形成跳双人舞乃至集体舞的能力； 5.如何通过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利用轮动式国际化手法--在欧美国家陷入到相对低谷时期，形成我们进入该国的高潮，而在高潮时期，形成我们退出的高峰的这样一个冲浪式国际化； 6.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领导人，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望，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形成自己的声音、理论、观点、提法，从而彰显中国思考，彰显中国对市场的认知，从个人魅力、个人的人性等维度，形成一定意义上对央企人性的再认知，形成软性的友善环境； 7.对央企来讲，下一步的国际化，如何形成与中国的民企之间的友善联盟，央企不擅长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国民企去做，中国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是否央企可以搭一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我们和我们的周边的友善国家之间，和我们国际上的友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普遍的泛联盟机制，合作机制。然后同非友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市场化、贸易化的一个界面。在友善国家之间，推动资源流，产业转移等行为，而在非友善国家之间，主要推动自由贸易，以及中国长项产品的出口，以及中国缺项产品的进口； 8.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能否与中国的非友善国家之间，通过利益联盟的建立，合资公司的建设，形成相对强大的进入能力，尤其是积极介入到该国的非国计民生产业的持有、运营； 9.能否充分利用中国央企特有优势，比如说在电动车联盟等方面---以中国市场为大实验场，通过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综合设计十六家联盟主要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关系，跳代发展，跳过这一代机械汽车总成技术，直接在电动车总成技术上形成若干中国能力，因为该标准是举一国之力，综合形成，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作为，从而形成向国际上强大的出口能力，进而超越纯机械汽车技术。最终，以该项特有技术的形成来构造中国产品与技术优势，形成中国吸引力； 10.未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须依托与中国企业，尤其央企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须得到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11.们必须进一步厘清，央企大量的海外并购的失效，海外资产投资管控的无序，低效国际化背后，到底政治筹码占了多少，人为因素，决策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在接下来的新一波的困境下的国际化，是否应该有更新的手段的介入，更新的思考的介入； 12.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进行大的调整与变化，把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旧认识转变为外交是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心，而内政是为之服务的一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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