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4日，黄光裕通过其全资拥有的Shinning Crown公司向国美电器发函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和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职务。

　　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后，黄氏家族终于保住了自己大股东位置，黄光裕钦定代表邹晓春、黄燕虹也最终进入了董事会，陈晓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也被更加中立的张大中取代。

　　而陈晓在离开国美之后，又因为不小心，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一位记者私人聊天时，揭露了国美电器的种种内幕和弊端，被后者公开见报，又一次让自己站到了风口浪尖。尽管事后陈晓对自己无心之失表示了歉意，但还是让许多人对其职业操守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企业创始人的控制权之争，大股东吞噬小股东的利益争夺，让人看到的多是诚信的丧失与道德的沦丧。

“血色工厂”与“床垫之家”

　　“生存，还是死亡？”500多年前，莎士比亚借助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人性泯灭及社会黑暗的无限愤慨，并一度吹响了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号角，而如今这句口号却成了找不到未来方向的90后富士康工人们最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

　　从2010年1月23日凌晨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高坠死亡”，到2010年5月27日龙华富士康宿舍E楼有一陈姓男子割脉，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富士康就发生了13起员工自杀事件，创下了“富士康十三连跳”的黑色记录。

　　这些轻生者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中虽然有极少数人被抢救了过来，但大多数人都是早早地就结束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在自己亲朋好友中留下了一段难以抹平的哀痛与感伤。

　　为什么这么多充满朝气的新生命，在这座可以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的现代化工厂内，竟然都会如此轻易地选择用跳楼或者割脉的方式，来了结本该灿烂无比的生命呢？原因是，在这座完全被工业化的泰勒主义异化的大工厂内，没有人能找得到自己生活的目标，也没有人能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这座大工厂内，所有人都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高级动物”，所有人都只能在“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式单调循环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全部。

　　这种机器式的生存模式，让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90后完全找不到生存的幸福感，只有在“生意，赚钱、发财”的臆想中度日如年，在这种人性自主与创造性被完全扼杀的环境下，本来就心理脆弱的一些青年人自然很容易就选择以自杀来了结自己。

　　富士康之所以如此容易被贴上“血色工厂”的标签，是因为在富士康内部一直推行着一种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虎狐文化”，而这种以“野兽”为代号的企业文化标签在深圳曾经大行其道，其中华为就是另外一面旗帜与标杆。

　　当年，为求生存，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内部推行了让竞争对手闻风丧胆的“狼狈文化”。华为员工为了赢得竞争的胜利，基本上个个都学会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床垫之家”，每个人都在自己办公桌下配备了一个床垫用于休息，以便为随时可能降临的加班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华为“床垫文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部分员工因为加班过度，身体透支，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更有极小部分因为“过劳死”而让华为背上了“非人性”的黑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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