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走上管理者岗位，他们都会在借鉴和学习了一定管理知识的基础上信奉、秉承和践行自己的管理哲学。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有差异，所以会表现出不同的管理思维。这种管理思维和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许多管理思维看似有相似之处, 但究其根本还是千差万别，一万个管理者有一万种管理思维模式，但是千千万万种管理思维模式都没有跳出中国化哲学和中国化管理方略的范畴。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骨子里和思维中自觉与不自觉的流淌着中国特有的处人和处事的传统哲学观念。虽然管理思维每个人不尽相同，但不同中却有共同的“中国化”的思维定式。

相对于中国化管理来说，西方管理学以其科学化，具有操作性的特点，受到中国广大管理者的青睐。但是它的目的指向性很强，目标也很单一，方法是一个固定的技术流程模式，没有个体化的差异。而中国化管理却有个性化的成份，因为中国化的哲学理念不但教给企业家思维方式和管理规律，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和丰富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和心灵觉悟，而精神境界和心灵觉悟到达一定阶段时就会形成特有的管理方略。管理方略是管理的思维统领和管理的核心，但中国管理方略没有一个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由于不同的管理者的精神境界和心灵觉悟的深度是不同的。所以管理方略也不尽相同，在中国管理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拥有西方科学管理知识不一定能管好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中国化的管理方略和西方科学的管理定性方法，才称为优秀的管理者，才有可能管理好企业。我们先抛开西方管理手段不讲，就中国化管理方略而言，管理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管理方略呢？早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现在的管理学过去叫执政学，过去的执政能力也就是现在的管理能力。

《论语·尧曰第二十》里记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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