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在一份传出的“狱中书简”中，他大篇幅引用旁人的言行来反证自己的无辜：“公、检、法三家的具体办案人员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申诉，为了彰显法治，追求公平、正义，甚至寻求媒体监督的支持。”而且，他还透露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2003年底曾做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没有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没有办案人员顶住巨大压力的据理力争，我案的申诉不可到今天的地步。”

这些不同形式的支持与关切令牟其中对“平反”信心十足，他甚至要求司法部门能在媒体的新闻监督之下维持最起码的人权与法治尊严，“要求把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牟其中案件审完，得出结论，让全社会在电视机前或网络视频上，从公开再审牟其中的法庭上，判断牟其中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牟其中的鸣冤叫屈要比兰世立平和而沉静许多，毕竟前者时年已68岁高龄，在监狱服刑整整10年，无论人生心境和抗“灾”能力，都比年轻气盛的后者要高出许多。

无语的还有顾雏军。尽管自受审之日起，他每次都以高亢的嗓门和激烈的情绪来表达不满和愤怒，甚至不惜以绝食来拼死相争，可仍旧难逃法律的审判。失去自由之后，他似乎彻悟“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而是改为书信表达。与牟其中的以情动人不同，这位天津大学硕士欲以理服人。

2006年3月，顾雏军的狱中来信——《科龙背后的故事》盛行网络：他从科龙停牌事件回顾、立案调查的依据不足、虚构的2.76亿美元的担保函、幕后黑手四个方面逐条批驳，论据充足，逻辑严密，简直就是一封无罪辩护申诉书。在此之前，顾雏军曾主动给地方政府官员写信，表示认罪且希望保留企业。对照来看，此前的那封信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话，反抗、不服才是他的真性情。

而在兰世立长达5300多字的“遗书”中，兰以不小的篇幅向女儿倾诉并喊冤叫屈：“你的父亲没有破产，而被那些坏人抢劫后所制造的‘假破产’。你父亲更没有犯罪，而是那些坏人为了掩盖他们抢劫我们航空公司的丑行而诬陷的……”

信中，他不改自己的“狂人”本色：“无论他们将我们所建的中国东星大厦改成什么名称，谁也改变不了这是东星人在武汉人民心中树起的丰碑。不管他们把-全球品牌网-东星航空的飞机换成什么颜色，都影响不了东星人在中国民航史上光辉的一页……”

此外，兰世立还指责，有人编造东星航空欠债多达58亿元以致严重资不抵债，是纯属谎言，并指出中航集团重组东星航空后将开通武汉―伦敦、武汉－巴黎、武汉－纽约的国际航班的许诺根本不可能兑现。不过，“冤情”显然无法令这位桀骜不驯的硬汉屈服，“我要用生命来与他们进行抗争。”兰世立声嘶力竭地喊道。

为什么三者都会花如此大的力气鸣冤叫屈？除了借此引起外界关注之外，当然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如王石所言，包括顾雏军在内，三人都“张扬和狂野”，倔强而自负，或许在他们都信奉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准则，无论是否公正公平，他们永远是对的，总会以含不白之冤的姿态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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