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掌握了西方理论武器的“海归”们毕竟掌握了话语权。以至于对于毛泽东来说，早期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这些留学回国的洋学生。

他们即是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成圣经，以为经典作家说的话都是对的，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许多人凡是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这些人主要包括：王明、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他们自认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接触了一些比较新的理念和模式就可以毫无困难的指导中国革命，对于毛泽东等一身农民打扮的领导人不屑一顾。这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年轻、学历高、有海外学习背景和后台，当上了中国红军的“CEO”后，骄傲跋扈。而毛泽东虽然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却没有学历，没有出过国，教条主义者们自然不会把这些“土包子”放在眼里。

这28个“布尔什维克”唯苏联经验至上，照搬苏联“城市革命”路线，“以卵击石”般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进攻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红军被迫长征，他们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

与“教条派”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落地派”，主张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能盲目照搬书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农村，同时农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挽救党和军队。

同样，“教条派”和“务实派”在之分在中国管理界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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