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管理是东西合璧吗?
【编者按】 是否真曾有过一个所谓亚洲公司模式的东西？亚洲公司现在的成功，与放弃1997年前的做法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大苑温子(Atsuko Osone)自豪地站在她的工作台边。在短短178分钟内，她能独自组装一部有540个零件的数码影印机和扫描器，这一手绝活?她蠃得了“超级师傅(Super Meister)”的荣誉，是“斯达汉诺夫(Stakhanov)工作者”称号在佳能(Canon)的现代版。在靠近东京的佳能阿眉(Ami)工厂 ，员工们非常重视生産率。醒目处，张贴着具有战略意义的标牌，提醒他们时间的宝贵：转身90度需要0.6秒，跨一步需要0.8秒。每一周，工人们都要身穿熨烫整齐的蓝白相间制服，进行集体锻炼，以减少上述转弯跨步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措施震撼了从密尔沃基到慕尼黑的高级主管们。一心一意追求完美开始代表一系列“亚洲公司价值观”。在人们想象中，“亚洲公司价值观”将战胜西方竞争者。

然而，1990年日本金融泡沫破灭，接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列车出轨，让上述假设大多不值一提。突然之间，亚洲公司火药库 的一切炮弹似乎都成了哑弹：终身雇佣制死板得可笑；国家指导的産业政策导致大量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而注重市场份额而不是利润的做法似乎就是对股东的背叛。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日本式经济体系曾影响了从韩国到印尼等广大地区的工业发展，但这一体系已经死亡。“危机已导致政府主导的日本经济模式的彻底失败，”福山在1998年说。

五年後，大多数亚洲国家拥有了大量贸易盈馀，中国正成?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时，有关亚洲公司价值观的争论再度兴起。即使在日本，尽管10年经济停滞也支援亚洲公司模式已经式微的理论，但仍有部分産业生机勃勃。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日本衆多世界级公司出口强劲，帮助该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强劲增长了3.9%，令人惊讶。

花旗银行的研究发现，以盈利能力的指标股东权益回报率(ROE)来衡量，日本之外的亚洲上市公司与美国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已从1998年的15%缩减到了仅2%。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的调查显示，在营业收入排名500强的非美国公司中，有五分之二是亚洲公司。韩国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日本的丰田汽车(Toyota)以及香港的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等企业集团证明，亚洲公司也能在国际环境中蓬勃发展。

不但事实证明亚洲经济的某些部分已很有弹性，而且，盎格鲁撒克逊式(Anglo-Saxon)经济模式也显露了它的局限。在很多人眼 ，互联网泡沫是一种资源错配，与亚洲国家指导投资中最恶劣的事例并无二致，同时人们认?，在几起美国公司丑闻中，西方经济模式中注重股价上升的评判标准也是个重要因素。

部分亚洲産业的强劲复苏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否真曾有过一个所谓亚洲公司模式的东西？第二，亚洲公司现在的成功，与放弃1997年前的做法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亚洲模式”的概念一直就很模糊。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御手洗(Fujio Mitarai)争辩说，日本二战後的産业政策中，很多特点更多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导致，而不是日本或亚洲固有的。他说，二战前，日本主要仿效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竞争激烈，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强。日本的战後做法植根于重建工业和?回国士兵提供工作的需要。他表示，结果就是通过银行，?具有战略意义的産业配置廉价的资金。

“目的就是阻止过度竞争，并避免大量公司破産，”御手洗说，“无论你去哪家银行，利率都是一样的；无论打哪家计程车公司的车，计程车费用都是一样的。因此政府增加了公司的数目，减少了失业人口。”

日本最着名的管理顾问大前研一先生(Kenichi Ohmae)表示，尽管国家提供了保护，而不是因?有了这种保护，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公司还是兴旺起来了。二战前，日本家族控制的财阀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二战後，美国占领军打破了财阀势力，帮了日本企业家的忙。“这真是因祸得福，”大前说，“日本的战後复苏不是原来的财阀所领导，而是本田(Honda)、三菱(Matsushita)和索尼(Sony)这些公司领导，它们是少数勇敢的企业家所创建。”

大前先生断然拒绝了亚洲模式这一概念，并表示，亚洲公司所谓的特点反映出的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地理特徵。

“在欠发达世界中，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许可证和执照都给了大集团，”大前先生说，“这不是日本或亚洲独有的现象。墨西哥过去有类似情况；现在的俄罗斯也有。甚至美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是强盗大亨当道的时候。”

即使这些不是亚洲固有的现象，但还是有几个特徵从日本扩散到了亚洲其他地区。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尤?明显。韩国以前是日本殖民地，韩国的财团企业(chaebol)模仿了日本的财阀模式。企业间交叉控股，从而将外部股东和过度竞争挡在门外。

根据民族文化、劳动力市场惯例、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市场大小的不同，多种企业模式发展起来。但亚洲国家在关税和监管的保护下，都形成了创建本国大公司的共识，只有香港例外。

既然许多亚洲企业重新站了起来，我们不禁要问，放弃1997年前的做法与企业最近表现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或许韩国是最明显的例子。虽然最近几个月韩国经济增长不见起色，但它全盘革新了许多战後形成的工业惯例，从而走向了繁荣。1997年韩国面临外汇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迫使韩国承诺对其政策进行根本性变革。

韩国各银行被迫从资産负债表中剥离大笔坏账，在此过程中放弃一些基础资産。许多财团被分拆，成?更专注於某一行业的部门。韩国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脐带”被切断，迫使企业?了生存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一些行业向外国资本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而软体和互联网等新兴産业开始兴旺起来。

即使如此，将韩国的做法说成是英美资本主义管理模式也是错误的。独立资産管理集团(Sovereign Asset Management)和鲜京国际(SK Global)之间最近发生纷争，此事就突出说明，相对来说，即使是重要股东有时也无能?力。鲜京国际是韩国第三大企业集团的炼油企业，独立资産管理集团是一家总部位於摩纳哥的投资基金。现代集团(Hyundai)事件则显示，韩国政府和企业间依然存在密切联系。有人指控现代集团出於政治目的向朝鲜提供资金。

在亚洲，韩国以外的情况更不明朗。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清理金融业的行动已经展开，包括关闭了数家银行，但这并没有带来公司活动的复苏。在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其他国家，金融业改革的缓慢步伐让当地企业更难於向海外扩张。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业既是1997年危机的催化剂，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1997年前模式中的部分特点一直难以改变。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在亚洲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企业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二。即使是大型集团公司也?家族所拥有，包括香港的太古集团(Swire Pacific)和台湾的KG Group。太古集团是国泰航空(CathayPacific)的所有者，而KG Group的业务范围从水泥延伸到移动电话。

但对业务涵盖面广的香港企业集团和记黄埔而言，这种家族控制的所有制结构并没有阻止它成?全球性大公司。和记黄埔的经营范围包括港口、石油、移动电话等，每年的销售额超过90亿美元。它在许多行业都是强大的竞争者。但是，这个庞大帝国依然由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大多?非上市的控股公司所掌控。

一些人表示，这使和记黄埔无异於一块私人领地。当李嘉诚先生向第三代移动电话业务冒险投入160亿美元时，股东和管理层都无法反对。一名深感失望的香港分析师发出疑问：“既然知道对公司的经营方式决不会産生任何影响力，?什麽还要对它进行投资呢？”

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甯(Canning Fok)否认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称这种结构能防止管理层像安然(Enron)公司那样纵情挥霍。“我们的价值模式比西方好得多，”他说，“如果我试图像美国公司那样浪费钱财，（李先生）将制止我。这毕竟是他的私人财産。”

霍先生表示，和黄将西方的财务披露制度和对股东价值的重视与亚洲的企业惯例结合起来，这些惯例包括家族控制和雇员的忠诚等，从而吸取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精华。他说：“我们是一个混合体。我们的管理风格是西方式的，但又带有一点东方色彩。”

在1997年前实行的衆多惯例中，延续至今的第二个特点是，公司和统治精英之间总是保持紧密的联系。李嘉诚和阿南达•克利斯南(Ananda Krishnan)等许多亚洲着名商人都获得了高层政治人士的关照。克利斯南是马来西亚首富，其商业王国涵盖赌博、移动电话和付费电视等领域。

第三个持续至今的特点是，银行和公司之间关系牢固。在韩国和日本等一些国家，银行因坏账堆积削减了贷款，因此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便增加了。但就算在日本，银行也经常进行干预，以防公司倒闭，而按道理讲，允许这些公司倒闭倒更?合理。花旗集团的地区策略师阿杰•卡普尔(Ajay Kapur)表示：“亚洲公司只生不死。”

在泰国和菲律宾等其他一些国家，公司偏爱利用银行贷款而不是股票市场，这种偏爱之情依然十分强烈。一些公司依赖友善的国内银行提供贷款，而这些银行通常是这些公司商业王国的一部分。菲律宾企业家亨利•希(Henry Sy)以大型购物中心起家，聚敛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他拥有的Banco do Oro是菲律宾10大贷款银行之一。他的同胞、烟草大亨陈永栽(Lucio Tan)则与政府共同控制菲律宾国民银行(Philippine National Bank)。

虽然现有企业享有这种安全感，但这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环境对国内外新进企业有敌意。在日本，破産率仍远远低於西方水平，因此初创公司的数量也低於西方。不良贷款越积越多，但政府不愿勒令公司破産，导致银行倒闭或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日本仍然是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虽然它改革了旧有的企业经营模式，但并未摒弃这种模式。政府已采取措施，强迫持有借款公司股权的银行出售这些股权，从而消除交叉持股现象。这些措施的部分结果是，在制药等某些领域，目前外国公司持有的股权高达40%。

但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表示，这一进程的进展还远远不够。他说，人浮於事、反竞争行?和对现有企业的保护，肯定会导致大量日本公司长期处於效率低下的状况。

卡茨表示，尽管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十分适合正处於赶超阶段的亚洲，但到了某一时期，它将成?一种负债而不是一种资産。他在近作《日本凤凰》(Japanese Phoenix)中写道：“日本已逐渐从鼓励获胜者转向保护失败者。”

在个别企业的层面上，日本并没有明确的模式。索尼等一些公司率先采纳了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却犯了战略性错误。相反，佳能等公司虽未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却取得了良好业绩。自1995年执掌帅印以来，御手洗先生一直关注利润，关闭了亏损的业务部门，并采用了更?透明的会计方法。

然而，佳能在许多方面无疑仍是日本式的。该公司没有外部董事。御手洗先生仍然是终生雇佣的坚定信仰者。他说，终生雇佣能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并让公司可以放心投资於员工培训。

御手洗先生与和黄的霍先生看法一样，他表示，理性的管理应将国际惯例与当地的规范结合起来。“如果研究一下资本投资策略、市场营销和研发，就会发现，这些活动的类型都是国际化的，”他说，“但如果讲到员工，讲到人，那麽本质上都是本地化的。”

此类反对全盘采用西方企业惯例的论点表明，即使是在最国际化的亚洲公司 ，当地企业的特点仍将会持续下去。

这场争论的下一个主要阵地将是中国。大前研一把中国称?“食利经济”(rentier economy)，它用自己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这服务，但中国已经着手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巨头。国家已将全国各地许多最优秀的企业资産组合起来，然後将其上市，通常是在香港上市，?扩张筹集资本。

麦肯锡(McKinsey)新加坡办事处的高级合夥人Tsun-Yan Hsieh将这些集团企业描述?“天生的巨人”。他举出的名字包括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和中国人寿(China Life)：中国电信去年在香港首席公开上市，筹得资金16亿美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已公布利润达46亿美元，创下纪录，而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则计划於今年晚些时候在香港上市，欲筹资30亿美元左右。

“这些公司有市场，有资源，基础资産也很乾净，管理也很出色，”Hsieh先生说，“但问题是，这些企业有没有叁与全球竞争的正确战略呢？”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企业将创建的公司发展战略，将既仿效世界其他地方的模式，又与它们截然不同。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届时经济学家们又会就中国企业模式的优点展开激烈的争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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