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关于工资结构与一流人才的文章，事后收到有不少专家和博友给我写的信，提了不少建议。最近有几条新闻让我觉得有必要回头再谈谈工资结构、人才流动以及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性。

　　稍早些时候，国家公务员考试，周边的考生都提前赴杭州赶考，杭州城里所有宾馆一律客满，房价也提高50％左右。据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07年全国有80万人报名投考，其中64万人通过审核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人数创下了历年之最，竞争的平均比例为1：162，最热门的职位已达到了1：3592。

　　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超4.88倍，垄断行业争议最多”的评论，该文引用了相当翔实的数据：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差距拉大到4.88倍，并呈现进一步拉大趋势。国际公认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目前，我国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至3倍，加上福利待遇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我们如果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考虑，或许就能明白眼前工资结构的危害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第一个事件恰好证实了我本栏曾提到的工资收入悬殊差距下的人才流动问题，正是因为公务员和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大家才不管是否合适自己个性，也不管是否与自己能力匹配，对这些有限岗位资源趋之若鹜，甚至还出现了考公务员的“专业户”。倒挂的人才结构就在这种工资分布中越发凸现出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到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中去，这种对风险的规避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在未来寻求利润和盈利机会的发展可能性。没有优秀的人才大量补充到这些竞争性企业，企业的科研和市场开拓能力根本没法得到实质性的铺展和提高。而如果企业没有好的盈利方式和高利润水平，没有良好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然，这还只是静态的结果而已。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最经典的一价定律（the One-price Law），那么这些非均衡的行业差距和悬殊的工资水平都可以在短期的人才流动之后达到均衡的一价水平之上。但实际上，考虑到制度的内生性，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远没有如此简单的一价规则。当今最富有创见力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最近的一本畅销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和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就论证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制度，不太可能通过经济上的竞争来达到资源配置的一价定律。因为那些已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非但没有激励放弃这些既得利益的可能性，更有可能的是利用眼前的权力，通过经济决策上的便利安排，来设置各种行业的进入壁垒，限制其它人能够自由流动，从而独获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第二个事件说明了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通过人才流动的经济内生手段，或者行政性的外生性强制手段来弥补，反而在长期的政治拉练赛中越拉越大。由于这些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在政治上普遍存在的权力垄断，造成了这些垄断行业和其它竞争性行业在人才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很有激励维持悬殊的收入差距。更危险的是，那些进入垄断行业的精英们会通过更加苛刻的、更高的条件壁垒，彻底关上进入的大门。

　　而作为底层的社会大众只能获取低于全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一旦预期到没法通过努力跨越利益集团分设的这些壁垒，那么很有可能会彻底放弃原先的投资，把所有的投资都高度贴现到现期来实现，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流动性陷阱”。此时，会有一个可怕的社会现象出现：一方面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分配，不惜任何代价，直至所有资源都消耗在寻租活动为止。这也就是奥尔森反复强调过的分配过程中的“抢瓷器”现象：闯进瓷器店里的哄抢者，抢走的总是很少，大部分的昂贵瓷器被砸得稀巴烂：我拿不走的东西，你也别想拿走。而另一方面，大家都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毫无兴趣，也对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毫无信心，整个社会中充斥的尽是那些短期的分赃性短期投资，而对于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严重不足的社会，当然也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

　　既然我们现在的人才结构是个倒挂的、最没效率的人才结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呢？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撕碎分利性的利益集团。他以非常详细的资料和数据说明了日本、德国两个战败国经过战争之后，利益集团已经被彻底破坏，集团之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同时也被摧毁，而新的集团力量弱小，还不足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经济因而能突飞猛进。法国的情况是长期的不稳定与增长同时存在。因为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所以法国在二战后经济也有快速增长。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是长年无战事，但却有比英国好得多的经济增长记录的原因，主要是这两国均有强大的、且成立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这些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广泛性集团，这种组织有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来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

　　从奥尔森的理论和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分利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极大地破坏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而我们担心的也正是这点：目前中国行业之间悬殊的工资收入差距正促成分利性集团的形成，这些新兴的分利性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权力上不对等的垄断优势，把持社会中最关键的重要资源，从而使得整个国家一方面陷入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通胀困扰，而另一方面长期性投资严重不足，缺乏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经济学家麦迪森曾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历史事实：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开始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丰裕也就不过最近一两百年的事情而已，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类型更好，而是在历史的车轮中我们能做的要比不能做的事少得可怜。不过，所幸的是，在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征程中，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实际上或许还能继续做得更多，目前正在热议的工资改革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而且也是亟需做的事情。（◎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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