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日，《就业促进法》正式生效。该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但是，由我国的就业现实来看，仅仅有一部就业法显然是不够的。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超4.88倍，垄断行业争议最多”。国际公认工资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调控。目前，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加上福利待遇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由此可见，这些年中央政府出台各种力图压低垄断性行业工资水平的政策手段，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的政策手段不断失灵呢？

　　人们正是因为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才对这些有限岗位资源趋之若鹜，竞争激烈。不管是否合适自己的个性，也不管是否与自己的能力匹配，一流的人才都希望借考试这个看似公平的筛选机制挤入到这些高工资的铁饭碗行业中。倒挂的人才结构也就在这种工资分布中很快地凸现出来了。不管是一流的、二流的，还是三流的人才不愿意到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企业中。

　　经过这些年的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毕业的大学生已经趋于饱和，但企业仍是不停地抱怨缺人才。没有优秀的人才大量补充到这些竞争性企业，企业的科研和市场开拓能力都没法提高，利润水平始终只能停留在中国制造上。如果企业没有好的盈利方式和高利润水平，那么要扭转眼前社会的“低工资时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没有良好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然，这种状况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还只是静态的结果。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最经典的一价定律，这些非均衡的行业差距和工资水平都可以在短期的人才流动之后达到均衡的一价水平上。但实际上，一旦考虑到制度的内生性，那么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远没有如此简单的一价规则。

　　当今最富有创见力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最近的一本畅销著作“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和一系列论文中，企图论证制度的重要性。那些已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非但没有激励放弃这些既得利益的可能性，而且更有可能利用眼前的权力，通过制度的安排，来设置进入壁垒，限制其他人能够自由流动，从而独获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以前那些非洲殖民地国家虽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实施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但经济状态丝毫没有任何变化，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究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在独立之前的权势集团通过各种细微的制度安排使得他们的大量潜在利益能力都得以保存，甚至更加变本加厉，而劳动大众的经济压力非但没有减轻的趋向，反而变得越来越重。

　　显然，垄断企业高工资这一事实，说明了复杂的政治过程是如何破坏经济均衡过程的一价定律，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通过人才流动的经济内生手段，或者行政性的外生性强制手段来弥补，反而在长期的利益拉力赛中越拉越大。由于普遍存在的权力垄断，造成了这些垄断行业和其他竞争性行业在人才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存在的悬殊差别。更危险的可能是，那些进入垄断行业的精英会通过更加苛刻的、更高的条件壁垒使得这些差距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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