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发改委等五部委昨日发布《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农民工居住问题，首次被要求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1月12日《新京报》）。

　　将农民工住所首入城市住房规划，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真诚关怀照顾，这无疑是令广大农民工拍手称快的好消息。然而，当我仔细研读了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甚至为这个指导意见到底有多大功效产生了怀疑。弄不好，“多渠道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就是一厢情愿的住房乌托邦。

　　其一，责任主体错位。责任表明一种角色的担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一切责任的第一条：‘不要成为懦夫’。”做事责任明确，方能干劲充足，落实到位。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自然首先要责任明确。那么政府到底是主角还是配角呢？五部委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我认为，这种界定实在是大错也。实质上，政府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第一责任人，真正的责任主体应该是地方政府，而决不是用人单位。就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而言，政府不担当主要责任，充其量就是用人单位量力而行的简单福利行为，可有可没有，可搞可不搞。尽管政府担当主体责任会增添许多麻烦，但不担当主体责任就是懦夫，就是失职。老实说，强调政府在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中作为责任主体，切实为广大农民工提供符合基本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并不是一种由外部强加在政府身上的义务，而政府需要对其所关心的民生大事作出的真实反应和郑重承诺。农民工居住条件改善是“实事”工程，必须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可不能再“忽悠”农民工了。

　　其二，与住房保障改革错位。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也不能搞“特殊”，要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通盘考虑，与市场化保障方式同步进行。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需求保障方式已从福利分房转变到货币买房，并在全国推广了率先在上海市试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些年，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单位已经很少直接为员工提供住房，而是转为以资金补助为主要形式。目前的现状是，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劳动力较为密集的险重危行业，以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为主。一些单位连发工资都很困难，即使是经济效益好的单位还千方百计地算计着农民工呢，根本就谈不上缴纳员工住房公积金，更不要说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了。加之指导意见对用工单位又不具约束效力，很可能就是一纸空文。

　　其三，房屋建设样式错位。政府必须知道，农民进城务工最基本的想法就是，通过自己几年的艰苦打拼，将家人带进城里，让他们能够享受城里人的生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因此在城里拥有自己的小窝是他们最大的梦想。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大约有一点二亿人左右，他们抛家舍亲，背井离乡，栖身工棚，节衣缩食，却终日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默默出力。事实上，导致亲人无法团聚，子女不能随往，精神与生理需求无法满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缺少他们的容身之所。而指导意见更多关注的是建设“集体宿舍”，比如，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应按照集约用地的原则，集中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这种安排恰好与农民工迫切需要家居式住房的愿望相悖。

　　住房权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基本人权，政府有责任通过适当的干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需要。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不仅体现政府的权威，而且还能提高社会凝聚力。这是因为，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不仅是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且也是满足其赡养家庭、培育后代的迫切需要。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理应与当地低收入群体一样，享受政府提供的廉价的、卫生的、便利的保障性住房。政府应该考虑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基本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范围。同时，建立农民工城市公共住房专项资金。这项资金由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的一定比例、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城市财政预算安排必要补助和用人缴费的一定比例组成，让保障农民工住房资金来源制度化、规范化。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安居方能乐业，这一点对农民工尤为重要。住房不仅仅是为农民工兄弟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住房本身的特殊性对人们的心理、观念和行为都具有深远影响。在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问题的上，需要地方政府采取相应的住房供应政策，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工的劳动创造力，促使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顺利进行，满足市场经济周期性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从长远和整体上影响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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