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金融深化、促进金融创新，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不能由于美国金融出了问题，就使我们的金融腾飞之路停滞不前。

　　近来，来自美国华尔街的“重磅炸弹”不断爆发，全球经济都感到几分凉意。1月15日，花旗集团爆出去年第四季度巨亏98.3亿美元的消息，17日，美林公司也宣布去年第四季度亏损98亿美元，这分别为两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在这些利空消息前赴后继的影响下，华尔街人心惶惶；次贷风波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第二轮冲击，颇有山雨欲来之势。

　　金融创新仍为基本经济战略

　　次贷风波对中国这样处于金融深化初级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危害也非常深远。这种危害不是直接对金融机构带来的资产损失，而是一种发展方向与路径的迷失。换句话说，在内外因素作用下，2006年以来中国金融深化速度开始加快，然而，次贷风波如同一瓢冷水，使我们难以把握金融深化的速度，也迷惑于金融创新究竟是一把怎样的“双刃剑”。

　　必须明确的是，以创新战略来推动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只有促进金融深化，才能使实体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当前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一方面是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是农村、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仍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这表明资金融通体制确实存在问题。而在金融脱媒使银行体系的作用降低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直接金融工具的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常常在各种场合看到普通美国人的优裕生活，因为他们能获得空前丰富的金融产品，以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民可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表现为可用于个人投资、理财、经济便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极其匮乏，难以满足个人福利改进的需要，也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风险对福利的侵蚀。就此意义上讲，推进金融深化、促进金融创新，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不能由于作为样板的美国金融出了问题，就使我们的金融腾飞之路停滞不前。

　　夯实金融创新基石

　　为了保证金融深化改革的效率，从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也应加强一些防范性工作。

　　首要的工作是保障用于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的质量，防止金融产品成为“海市蜃楼”。众所周知，在以证券化为核心的结构金融理念产生后，华尔街的投行家便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经过投行的打扮，任何被弃之如敝屣的资产都能卖出去，从早期迈克尔·米尔肯的垃圾债券，到现在的次贷，共同特点都是基础资产质量存在问题。再怎么打包、重组、过手，这些垃圾资产的本质不会改变，小规模地以此类资产展开创新，可以满足少数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需求，如果规模失控，自然带来“过犹不及”的风险膨胀。例如，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作为优质资产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也存在种种问题，如合约不规范、假按揭等现象都很严重，这使得相关金融创新的风险可能甚于美国次贷。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新疆分行的“假按揭”事件，就掀开了冰山一角。

　　金融技术应避免被滥用，导致信用泛滥和风险过度积累。美国次贷发放总量不过8000多亿美元，迄今各国央行已注入6000多亿资金支持，却如泥牛入海不见转机。这也是因为金融创新过度，导致了信用膨胀与风险放大。随着技术与模型的复杂化，新型结构产品不仅让投资者难以理解，而且设计者恐怕也说不清其真实的风险收益结构。过于追求产品技术的完美性，脱离了与现实风险收益的联系，便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几何式增长。对于我们，这意味着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不应首先着眼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金融产品，如CDO等结构化产品，而应先打好基础，把场内外各种简单的期权、期货产品先做好。

　　内控外防抵御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内部的防火墙应加速建设。次贷危机蔓延的另一原因，是金融巨头内部的风险失控。对混业经营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既要有一道“风险防火墙”，强调将异业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防止风险的扩散和蔓延。又要有一道“资讯隔离墙”，禁止或限制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传递，借以防止滥用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对此，无论是美国的安然事件，还是最新的高盛事件，都给我们提供了刻骨的教训。在当前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监管，真正成为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的“守夜人”。

　　在外部环境上，为避免全球金融风险的输入，增强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在发展境内资本市场，创新直接融资渠道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境外短期资本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受次贷风波影响，众多欧美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困难。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中国企业既应在海外并购市场上大胆开拓，又要避免得意忘形，而失去权衡风险收益的原则，成为转嫁金融风险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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