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企业家，整个社会如果不把新的劳动合同法放到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考量，显然我们的结论会有失偏颇。不由让人想起当年加入WTO前大家恐惧、困惑、迷茫的情形一样，结果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不仅没有瘫痪，还因为新的生物终端的存在更加完整和健康。

　　劳动合同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企业家需要做好的是对这个时代来临的精神准备。

　　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所引发出的巨大社会反响中，不难发现声音主要来自于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包括张五常等一些崇尚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经济学家对新法提出质疑，认为有可能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与此针锋相对的，主要是部分参与到立法过程中的专家学者从劳动法体系、人力资源和劳工权利等方面所作的辩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和意见却少有耳闻，而他们恰恰是与这部法律最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体。

　　笔者刚刚从中国企业家论坛归来，这个主要由民营企业家自发组织的论坛每年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市郊的亚布力举行，被认为是具有了中国“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的概念和高度，已经举行了8届之久。与亚布力寒冷的天气相比，会上关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讨论倒是十分热烈，让人感触良多。略作整理，笔者将参会企业家们所持的观点分成这么三类：

　　第一，反对派，持此观点的人以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为代表，包括几位分处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他们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违背了市场化佣工的原则，用人为行政核定的标准提高企业成本，非但没有起到促进劳工待遇的作用，反而酿成了某些企业大幅裁员的劳工风波而事与愿违；

　　第二，有条件质疑派，认为新劳动合同法遭受如此大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过程不透明以及新法出台征询意见环节的缺失。

　　第三《基本赞同派，持此观点的企业家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等为代表。这些企业家的态度也容易理解，因为其掌舵的企业已经从低价竞争的阶段成功跨越到质量品牌差异化竞争的阶段，公司的人工成本早已处于行业领先的薪酬水平，像社会保险和带薪休假等基本员工待遇更不用提，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其影响甚微，因此也对新法的推行和意义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

　　有意思的是，在企业家内部对新劳动合同法意见分歧之际，出席亚布力年会的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也针锋相对。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和团体，但可能最后的结果相反，受这个法律最大伤害的恰好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的优势”，真正去研究一个政策，它的最终效果会是什么。

　　然而，紧接其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转型中》的主题演讲中对这部10年来最为重要的劳动法律就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注解，他明确指出，尽管新《劳动合同法》里面的条款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这个方向总体上是正确的。在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各种转型中，竞争资源的转型来得最为迅速和迫切。走到今天，廉价劳动力、相对被低估的环境保护、资源价格、安全生产条件等都已经日益迅速消失，中国企业家必须适应和跟上这个变化。此外，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汇率重估等重大挑战客观上也需要劳动力等资源价格真实化，同时促进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内需提振的重要条件。

　　企业家论坛上的热闹讨论并没能达成一致结论，但这样一部法律在企业家群体中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等提出的企业家意见传达渠道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参会人的附和，但是这也多少让人意识到一个尴尬，那就是企业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缺乏敏锐度和参与度。实际情况是，在去年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尽管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月里，就收到反馈意见19万多件，创下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但大多数企业主并未特别在意，直到华为辞职门等事件被报道之后，企业与劳动者才群起醒悟。这显现出劳资关系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标杆性和重要性才刚刚开始被重新审视。但是，由此将问题归结为沟通管道不畅、博弈不充分的“一边倒”，以致对新法投以非议并非正确态度。关键是这样一部法律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出现，它是否顺应了时代的需求，答案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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