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潜在风险

 作者:未知    134

中国经济从没有这么深切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石油、粮食、资源价格高涨……在享受到全球化带来利益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在越发深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即着重提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加。”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各种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本期,我们在纽约访问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以及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来聚焦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受到的国际化冲击。拉迪先生是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盖保德先生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在美国布朗大学从事国际与环境问题研究的蒋耒文教授,从能源问题的角度谈中国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欢迎读者参与讨论:cbn_wer@yahoo.com.cn。

  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发展还远未成熟到可以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水平,要达到目前中国香港金融市场成熟度的水平可能还要20年,就不用说伦敦、纽约等地的金融市场了

  通货膨胀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在美国,尤其是美联储,人们当下更关心经济衰退问题而不是通货膨胀,而在中国似乎相反,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要更多,经济增长虽然会受到影响,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大幅减缓。首先,您怎么看中国今年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

  盖保德: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真正的危险在于,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价格上升将演变为货币领域的问题,届时将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而这样会大大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的通胀不是国际市场带来的,而是国内问题。

  拉迪:我认为目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很快,增幅甚至超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目前的情况是价格上升已经不止于猪肉和食品,而是扩散至其他领域,还包括大宗商品领域的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通胀总体还比较温和,距离十多年前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应该不至于带来过多负面影响。

  通胀由国内因素主导?

  《第一财经日报》: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多少的价格上升是国内因素,多少是与目前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飞升有相关?

  拉迪: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国内货币方面的因素;二是汇率机制因素,这与前者息息相关,货币因素和汇率机制两者共同导致了信贷高速增长;三是从国际原材料市场输入的通胀,比如石油以及原材料等等。

  盖保德: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并不是由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增加等国际因素引发的,而是由内部产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自身的需求和价格定价体系的遗留问题,比如农村和城市的价格差,比如能源、电力产品定价的非市场化等。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通货膨胀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国内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

  盖保德:我的分析是通货膨胀主要是内部产生,因此应对通货膨胀威胁,中国需要着重处理国内问题。

  首先,稀缺资源应该回归它们的市场价值。对于农产品而言,农村土地在中国来说是稀缺资源,所以农产品价格应该上调以利于农村经济发展。食品价格的上升对于城市人口的负面影响,则需要通过补贴等方式平稳过渡。同样的道理,能源、水的价格需要提升,因为它们同样具有稀缺性,这样也可以鼓励可替代品的使用。

  补贴等方式只是暂时的缓冲工具,根本是在提高生产力,途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用新技术,一个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

  拉迪:能否控制通货膨胀将取决于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来,信贷扩张太快,今年1月份超过8000亿元的新增贷款增幅创出历史最高水平,银行贷款有具体的限制政策,但政策执行者需要更好的监控。

  应该继续保持人民币近期的升值步伐、控制信贷扩张,还有政府已经在开始做的,也就是这几天政府在预算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增加社会服务性的支出,以减少民众储蓄率,这样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可以指望更多来自于居民消费而非投资,这是正确的政策方向。

  重拾保值储蓄制?

  《第一财经日报》:利率一直被认为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良方,我们着重从这个角度谈一谈。

  拉迪:目前很大问题是,过去一年多来存款利率太低,真实利率为负,使得人们把储蓄从银行转移去购买资产,投入股市、楼市,导致资产泡沫形成。当利率水平扭曲的时候,其他资产价格必然被扭曲。所以在政策上,利率水平必须调整,居民财富必须回流部分到银行作为储蓄。

  提高利率的担忧是加快资本流入,但当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密切联系的时候,(中国央行)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目前必须提高贷款利率,虽然银行的盈利将受到挤压,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在市场流动是有害的。上月生产者指数上升6.1%,多数企业贷款一年期利率为7%左右,基本上资金简直就是免费的!要知道信贷需求高企的时候,是很难压制通胀的。

  盖保德: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一些政策常常是反应太慢,中国负担不起继续等待的代价,而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控制货币领域的通胀,以避免今后严重的紧缩政策。

  我认为中国应该立即使用货币政策措施,加息是必要的。至于具体方式,为了避免加息引起的热钱流入等问题,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国曾使用的定期储蓄保值机制在今天会是个很有效的工具,通过保值储蓄补贴的形式,保证三年后存款利率随CPI浮动,鼓励居民企业手中的货币回流银行系统,同时避免了吸引短期投机者。

  保值储蓄制曾在历史上证明有效,现在仍是个好的选择。银行信贷扩张,需要控制,在实际利率过低的情况下,借钱简直是免费的,而使用货币不应该是免费的。何必要等到危机发生了才开始采取措施?

  拉迪:对于储蓄保值政策,在中国过去的确是控制通胀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我不敢说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为7%的时候就需要使用,也许在稍后可能需要这个工具,但目前似乎为时过早。

  中国出口会否受美严重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通货膨胀是目前中国关心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同时大家也非常关注,在美国经济衰退、世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独善其身?

  盖保德:其实,中国的增长很大程度是自成一体,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内消费与投资。如果我们看中国和美国在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曲线走势,它们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当然,美国及世界的外部需求放缓,中国的一些地区和经济领域比如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但不是全中国的问题。中国内陆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些省份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融入度远远不如沿海地区,但是2006年所有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1%到14%之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需求,尤其是来自国内企业存留利润进行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拉迪:我倒认为只要美国或者世界经济有任何严重的放缓,中国会感觉到其影响。如果美欧经济放缓,中国可能会失去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中有2.5个百分点是来自贸易顺差增长,出口绝对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过去三年,是连续的贸易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的三年,这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这种情况仅有的三年,结论是中国从未像目前这样依赖外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如果外部需求放缓的话,首先,出口放缓,许多企业利润率会下降,由于主要的投资行为来源于企业利润,所以投资不太可能有太高的增长。其次消费方面,去年政府刺激消费做得比从前略好,通过进一步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也许今年的消费增长能帮助拉动一些经济增长,但我认为2008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仍然会下降。

  盖保德:出口的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而是来自外部的需求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于来自国内需求的消费投资增长不利。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甚至将受益于世界经济放缓。目前的价格飞升有投机因素,但一旦真的进入经济衰退,价格必然下降,并进而带来从资源,到设备到人才的价格下降,由于中国的增长来自国内需求,所以中国将可能有能力去以相对低价购买这些资源。

  金融市场还未成熟到

  可以开放的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美元的贬值问题也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美元的前景怎样?

  盖保德:我相信美元仍然会保持世界强势货币地位,目前经历的仅仅是调整阶段,许多分析家认为到今年年底前美元将会反弹,美国经济的许多基本面仍然是好的。

  拉迪:我也认为目前的动荡不太可能动摇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自从2002年2月起,美元价值开始下跌,但是过程相当平缓有序。美国当前经常账户逆差巨大,美元下跌是完全应该的。美元还会继续下跌,但将主要对人民币、日元以及一些其他亚洲货币,而不是对欧元、英镑、加元等。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金融市场动荡的环境下,中国应该执行怎样的金融战略,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动荡,您怎么看中国的金融开放问题?

  拉迪: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国内金融系统改革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是第二位的。中国需要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在长期来说都很重要,但目前关键问题是中国改善自身基本面的问题,即改变国内受压制的金融体系格局。

  盖保德: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发展还远未成熟到可以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水平,要达到目前中国香港金融市场成熟度的水平可能还要20年,更不用说伦敦、纽约等地的金融市场了。在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开放,是非常危险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目前中国要做的,就是发展自身,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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