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欧洲和中国，长子继承制都很盛行，它差不多是人类的原始制度之一。因此，家族企业传承的合法性不需要讨论，而备受关注的“社会化”也难有定见：家族企业不管是传给家人还是“外人”，都不是企业的价值体现。

　　如今中国的“富一代”基本上都有“百年情结”或者“百年之忧”。他们总是问自己：我的企业能不能成为百年企业呢？其实即使一个企业存在了上百年，它也完全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而只是一个能活着的老字号。因为，尽管有很多中小企业被规模化的洪流所淹没，但相当部分的中小老字号还是能够独立生存。

　　很多情况下，血缘的线索会断裂，如果把外戚视为“非正统”的话。不过，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家，特别是农村起家的企业家中，他们不大可能像普通人家一样在三代人中出现4-2-1结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南方某知名的食品企业内，尚在中年的“富一代”四兄弟有20多个子女，其中一部分一出生就持有外国护照，这是以财富和生育制度较量的一个例证。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要实现嫡系传承实在不难，难的倒是在家业将面临传承之际，谁更有牺牲精神或者独立的价值观和志趣，像瑞士荣格集团第五代的老大克里斯托夫一样，远离家族事务。另外，企业资产被摊薄也是一个难题，荣格集团也许能承受资产分拆，但年轻的中国家族企业未必能。

　　如果站在百年后来看，也许在今天奠定家族的企业的价值基因更重要，这起码对家人还是“外人”有着同样的意义。一种技术、一个观念、一项服务都可能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东西，因此中国家族企业应该优先考虑。

　　就整体而言，中国家族企业的新技术革命还刚刚开始，在经历了过去30年中国制造“量的辉煌”之后，它们必须走向世界制造业的技术前沿。这就要求他们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在宁波，方太厨具的“第二代”宣称他们在厨具科技方面有着领先优势，在这个领域，他们唯一的对手是德国的西门子。中国的家族企业需要这种与同行列强对抗的意志，对技术进行持续的投入，每个时代的市场环境不一样，技术条件也不一样，技术储备的问题应该在今天就做出规划。

　　中国企业的家长式管理当然也很普遍，但这除了给家庭财富造了好篱笆外，并不意味着企业在市场上也很强势。因此，企业家意志的重点应该是树立企业的绝对竞争力，除了满足所有者权力，制度竞争力是更重要的方面。有人去古代政治文化中寻找中国经理人制度的传统，实际上并不符合企业的实际。在浙江，一家著名的制鞋企业给与了各业务中心的总监们10万元的审批授权，还成了一时的新闻。由此可见，职业经理人和古代纵横家不是同一回事。因此，家族企业家既然有“百年之忧”，就应该看得更远一些，更轻松一些。飘风不终夕，骤雨不终朝，制度的生命力比个人意志的生命力要强的得多。

　　企业的服务当然就是以某种产品满足某种需求，随着需求的变化的适时制定产品战略。

　　中国的家族企业家的市场嗅觉都好得很，他们一度能很好地把握住市场变化把生意做大，并且创造很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不过这些第一往往是单一产品的第一或者单一品牌的第一。事实上，当资本时代到来，这些第一都可能被规模化的浪潮所淹没，况且，那些曾经的小儿科第一被外资或内资收购的已经不鲜见了。因此，中国家族企业也需要野心勃勃的业务计划，这同样需要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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