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自己的写作与20世纪的历史有关，但我的兴趣并不在史而在论。史家傅斯年言及史学时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体力活，也是基本功，我向来视为苦役，唯恐避之不及。这就注定我不可能走史家之路。但，面对现成史料，哪怕它是陈旧的，我倒很愿意从观念角度对其解读，或曰从观念出发对其重新发现，并由此观察观念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因而，我眼中的历史（比如我所关注的20世纪这一百年，尤其是它的前期），从我习惯的切入看，未必就不是一部观念史或思想史。

　　对于观念的看重，大概是受了苏格兰大卫·休谟的启发。他说：“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支配。”记得课堂上，我曾和学生这样交流过：我们每个人可以体察一下自己，看看你的言行，隐藏在它后面的力量是什么。一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抑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除了出自本能，庶几就是观念。你拥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往往是它决定你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如何处世。观念之于人的重要，其实就是观念之于史的重要。历史是由人类的行动构成的，行动往往又是由观念掣肘。所以以赛亚·伯林转引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警告：不要小看一个哲学教授在狭小书房里炮制出来的观念，它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也所以伯林本人的学术用力，就是欧洲近代以来的观念史和思想史，用以钩玄观念与历史之间隐秘的联系。

　　回望20世纪中国一百年，由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形成的歪曲、遮蔽和遗忘，百孔千疮的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太多的重新工作的空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十多年来，就像上世纪80年代小说叙事一样，从文革苦难的“伤痕文学”，往前回溯到十七年历史的“反思文学”，然后再往前，是历史文化久远的“寻根文学”；我们的历史叙事也是如此，最早出现的是“民国热”，由民国而北洋而清末，历史一节节往前溯，不断地以另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呈现被沉埋了的历史，追述被扭曲了的时代，还原被污名化了的真相，便成为一代史人的职志。我的一些朋友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对他们抱以深厚的敬意。但我自己不然，我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史，毋宁更在史何以成史。历史是然，我更私心于它的何以然。当然，历史何以然的构成因素很多，它的形成本来就是各种作用的阴差阳错；但在历史的多元审视中，我选择的观察视角和解读维度就是观念。一个时代如何形成一种观念，一个观念又如何作用并影响一个时代，是我个人触史的兴趣。

　　还是在20世纪的最初12年，即清末还剩尾声的最后12年，梁任公的君宪运动和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不仅构成面对满清专制的两种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两种政治观念在角力。彼时梁孙等都在日本，但能够吸附大批年轻留学生的不是梁任公保守主义性质的立宪，而是同盟会带有复仇色彩的民族与共和的革命。革命理念风靡日本留学界，鲁迅就是其一。他回忆年轻时在日本慕名去听章太炎的课，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不是个案，后来这些归国的留日学生进入各路新军和政府，成了推翻满清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影响他们的，正是共和、民族、革命这样一个观念系谱。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这些观念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揭幕，并由此推动现代中国历史的形成。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像现代这样受到观念如此深重的影响。继辛亥之后的国民革命，北方的大学生纷纷南下广州，正如后来的年轻人不断奔赴延安，这其中对他们形成最大驱动的还是观念，除了对现实的不满。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以“德先生”为标志，民主观念由此吸引了一代代青年。因为北洋没有民主，所以他们要推翻北洋；正如后来重庆没有民主，他们又要推翻国民政府。《新青年》塑造的民主在概念上其实就是同盟会的共和，两者与革命同构，并同样以进步的名义出现，它们最能吸附青年，并让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难发现，中国20世纪的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其生力军就是青年、就是学生。毛主席甚至把后来的学生运动视为取胜国民党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是以农民为主力的军事战场。如果土改后获得土地的农民上战场还有明显的利益诉求，他们是为自己的土地而战，当时的战争动员即以保卫土地为宣传；那么，对于年轻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农民那样的利益，有的只是让他们甘愿为其献身的观念。

　　根据我个人对20世纪的历史阅读，我不止一次表述过我的一个个人看法：20世纪这一百年，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梁任公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成功地抓住青年，北洋政府也没有像它的对手国民党那样抓住青年，同样，国民党更没有像它的对手共产党那样能够抓住青年，因此，前者都输给了后者。可是这里真正的赢家是谁，看起来是抓住了青年的那种政治力量，可是真正能抓住青年的还是由那种政治力量所利用的观念。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往往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书写观念，但他们也往往容易成为观念的牺牲品。

　　我当然不是在推崇历史一元论，即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观念由此成为历史的最终推动和决定。不是的，历史从来都是必然和偶然的复合，其中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每一种因素都可以成为我们分析的凭借。我自己即使看重其中的观念，它也必得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方才有可能实现它对时代的影响。只是就20世纪影响了中国青年乃至中国历史的那些观念而言，我的遗憾在于，它不是20世纪初由梁任公率先表达的宪政，而是与它路径完全不同的共和与民主。从成功的英美现代政治来看，无不是宪政优先并带动后者；相反的例子是法兰西，它不是宪政优先而是优先共和，由此酿出了血的教训，同时也延宕了自身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属于后发，它的取法对象是欧西白种人的文明。但，保守主义的梁任公以英美为鹄的，激进主义的同盟会和后来更激进的《新青年》则第次师法法兰西和俄罗斯。这是理念不同、路径不一的两种政治方案，但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念显然更能抓住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所以，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没能沿着梁任公开创的亦即取法英美的宪政道路推进，却走上了法俄式的以革命兑现民主与共和的道路。这条道路以血腥铺就，其结果不但未能宪政，而且正如辛亥后一位功勋在《书愤》中所言：“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此又岂独辛亥之为然。

　　三大革命覆盖了20世纪的前五十年，也注定了它的后五十年，并影响至今。如果说当初学法已是一大偏差，待至学俄，历史更走向了万劫不复。我常想，历史是有道，还是无常，这其中观念又起了多大作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上个世纪的历史开篇，如果是君宪观念在孙梁博弈中胜出，而非以暴动式的革命开头（当然在孙梁之外，还要考量清政府的因素，历史就是这么犬牙交错），20世纪又将是一种什么格局。历史无以假设，但人的行为却可以选择，它可以矫正以往的时代并形成历史的今天。21世纪的今天，在公共领域，宪政观念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选择，也是当年任公给我们留下的未竟的政治遗产。如果我们欲为后人留下一段我们的历史，我很希望，从观念到实践，我们能够开创一个导向宪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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