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它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政治学的对峙：清末梁启超的“立宪政治学”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学”。1912年，共和成立，民主胜出；然而没过几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六期发文《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请问这是什么专制？此时满清既已推倒，那么民国框架下的专制，如果用梁启超的语言即“共和的专制”或“民主的专制”。

　　显然，《新青年》的政治学也是民主政治学。“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它突出的两面旗帜，它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一个世纪。《新青年》的德莫克拉西上承孙中山，下启毛主席，由此构成20世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长卷。可以说，是《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孵化出了这个“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从观念史的角度，它支配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迄于今。

　　考量《新青年》的民主政治学，以1919年为界，可以勾勒出两个阶段。前期杂志的民主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如声张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后期的民主则直接转向苏俄布尔什维克，如鼓吹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前期看，《新青年》和当年《民报》一样，自创刊其价值定位就是法兰西。陈独秀和孙中山一样，都把民主与专制视为一对范畴，认为解决专制靠民主。如果从《民报》到《新青年》，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由此构成20世纪前50年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尤其是它的观念形态）到今天也没有画上句号。至少我们今天，从知识界到大众，一个政治学方面的基本共识，依然是《新青年》式的用民主反专制。

　　因此，在由《新青年》所形成的政治力量那里，民主政治学兴，立宪政治学替。然而，在梁氏政治理论中，君主和民主无不有专制的可能，如果它的政治权力既不分解又不受法律制约的话。甚至，某种意义上，由民主革命获致的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可怕。这是日本学者佐藤慎一在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就梁启超对未来民主专制的担心而作出的剖析，很切合梁的意思：“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众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所以，当年梁启超力反共和而坚执君宪。不幸共和之后，梁的预言一概兑现。面对旧民主主义所形成的北洋专制，《新青年》无知反思，继续走拒斥宪政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可以想见，历史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更新的专制正在历史的那一头等着它，只要它能成功。

　　说《新青年》政治学反宪政，这里有它自己的表白。本来，现代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它既有宪政因素，又有民主因素；只不过两党斗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之初，在所难免。但，新文化中人厌恶于此，决意弃绝。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立宪政治与政党》，对立宪政治进行了告别式的否定：“立宪政治在19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20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陈独秀这里的吃饭政治，不是民生政治，而是民主政治。但，他的民主政治是以拒斥立宪政治为前提。因为立宪政治连同它内含着的甚至带有民主成分的政党政治，在新文化那里，已经成了19世纪的遗弃物。

　　不妨剖析一下由《新青年》政治文化所伸张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

　　一、民主成为权力。《新青年》在反对政党政治的同时，鼓吹国民运动性质的国民政治。政党政治是议会框架下的代表政治，属于间接民主。相比之下，全民介入的政治则属于直接民主。《新青年》痛感北洋政治被玩弄于政党和政客之间，与民众无干，不能反映“国民总意”；故希望发动国民运动，将民众全体纳入政治，亦即让全体民众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是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宣言》（陈独秀）：“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不是由选举出的代表行使政权，而是径自把政权分配给民众，于是，选举民主如果只是体现为民众的政治权利，那么，直接行使政权则使民主成为民众的政治权力。然而，现代社会，民主对民众来说是权利而不能是权力，这是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的进化，否则难以避免当年城邦民主致死苏格拉底的暴政。另外，现代社会，全民行使权力既不可能（民众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必然导致权力的乱局。其结果，不是无政府，就是乱局之后由政治强势假借民意所形成的更专制的政府。

　　二、民主无顾法律。1919年“五四运动”长期被视为爱国主义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焦点便是火烧赵家楼。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作“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讲演。其中第一点即称五四是人民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且不说火烧赵家楼直接就是刑事；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如果他的行动可以无视法律，那他就可以无恶不作。这里潜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上，当民主已经成为民众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可以不受法律限制；那么，这样的民主，按照梁启超的理论，只能是专制形态的民主。《新青年》既伸张革命运动式的直接民主，又排斥包括法律在内的宪政，这样的政治力量一旦形成它的统治，整个社会难免陷入法治沦丧的浩劫。

　　三、民主向极权延伸。陈独秀在以上《实行民治的基础》中认为，近代以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具而言，“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这看起来是民主的普及，其实是民主的无度扩张。即以最后的思想而论，它要的是自由，与民主无关；何况前面的文学、经济、道德等无不如是。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民主，要害在于铲除私有制。这是《新青年》效法布尔什维克，一再鼓吹的社会革命的重点，并将之称为吃饭要紧的“生计的民治主义”。这里依然需要呈现《新青年》的政治逻辑，当民主表现为一种权力，它同时又不受法律制约，并且以取消产权私有为旨归，从而将所有社会资源都控制在自己之手，最后还要将这种权力延伸到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请问，从政治学的角度，这是什么民主，答案只有一个：极权主义民主。

　　以上就是《新青年》政治文化中的民主。以五四为标志，它启动了长达30年之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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