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第一批成熟的国家无疑是英、美、法，它足以为后来的东方国家所法效。但从宪政与民主的分野来看，英美法并非一个体系，如以国体为例，美利坚和法兰西都是共和制，属于民主国家。但从政体角度看，英美又是一体，都是宪政优先民主。东方作为现代化追赶型国家，对英美法走过的道路，便有一个参照和选择的问题。

　　落实到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清王朝末期。这是一个衰朽的王朝，面对它，有两支政治力量在交锋。一支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良派，一支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激进主义革命派，它们之间因政治理念不同，几乎势不两立。

　　就其政治理念，这两派拥有不同的西方资源。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取法对象是美利坚和法兰西，他们看重的是美国和法国国体意义上的共和革命，试图建构一个民主国家。1905年创刊号的《民报》，有四幅开卷图画，除首尾两幅为黄帝和墨子外，第二幅是“世界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卢梭”，第三幅是“世界第一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第二号卷首的图画则是“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内容描绘的是1789年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情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权即民主。在《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这样解释民权：“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由此可见，孙中山革命派的路径取向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像法国人民推翻路易十六一样推翻满清统治，非如此不得实现共和民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孙氏革命派那里，其取法不是立宪意义上的美国，而是共和意义上的美国。立宪对于革命派来说，排序在民主之后。他们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末立宪，而是主张革命后的民主立宪或共和立宪。《民报》第二号有署名“寄生”的文章，题目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其中的政治逻辑即民主优先宪政。

　　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末立宪，其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梁的思想资源不是法美，而是英伦。1902年梁启超在其《政治学学理摭言》中明言：“宪政之母，厥惟英国”。当年英伦立宪，始终是在王室的框架下展开。1640年英伦清教革命，中经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给几十年后的光荣革命以足够的教训。它以限制王权而非消灭王权为旨归，最终完成了几百年来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转型。

　　清末立宪派走的就是英伦道路，他们不是要推翻清王室，而是逼着它往英伦立宪的方向上走，最终虚化它。所以，相对于孙氏革命派的激进主义，康梁的政体改良显然属于政治保守主义。梁启超辛亥后自谓作为政论家，恪守的一个原则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国体有二，一君主一民主，问题是从君主到民主，势必经历枪炮革命，而且会引发长期的政局动荡，法国大革命即如是。政体亦有其二，一专制一立宪，从专制到立宪，因其国体维持不变，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如英伦光荣革命。梁启超认为，两种国体都可以立宪，但看现下的国体是什么。如果现在的国体是君主制，那就尽可能走君宪道路，不必刻意鼓吹革命，像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不但让立宪艰难，反而会形成新的专制。因此，面对清末专制，康梁的路径选择，不是法式民主，而是英式立宪。

　　但这并非立宪派就不要民主，1902年，当梁启超还倾向于革命时，其师康有为写信给弟子“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内中这样指出：“盖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因此，康梁解决专制的政治排序是先立宪后民主，这是典型的英伦道路。

　　中国20世纪的开头正值清王朝的末期，满清这最后十二年（1900~1911年）可谓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点。根据以上，可以看到，正是在起点上同时延伸出两条道路，英伦路线的君宪和法兰西的共和。尽管两条道路各有其合理性，但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都会形成不同的历史格局。1911年，辛亥枪响，共和宣告成功，君宪落下帷幕。清代王权政治变换为中华民国的民权政治，中国自此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一百年下来，本土宪政成绩如何，从历史到现实，想必大家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作为后人，实应从理性角度重新评估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

　　面对清末专制，民主是解药，抑或宪政是解药，这是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争执的焦点。这里，民主解决即革命解决，故辛亥革命一直被我们的政治主流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孙中山看来，专制厉而民权起，因此只有靠民主才能终结专制（但，孙中山三民主义乃民族主义当头，所以梁启超指出同盟会的革命其实是带有复仇主义色彩的种族革命）。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革命派未曾考量，如果民主本身表现为革命，它固然可以推翻专制，但，随之而来，是不是会形成自己的专制，即“民主的专制”或“共和的专制”？

　　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现象。法国革命，从革命前路易十六的专制到革命后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然后又延伸到拿破仑的专制，几十年间，无有已时。然而，历史不独法兰西，后来踵继法国大革命而起的俄国十月革命，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幸这样的例子几乎版本不变地又延伸到中国。即以辛亥论，共和之后，取代清末君主专制的就是袁世凯的共和专制。然而，20世纪的专制并非到袁为止，从袁后的北洋专制到国民党专制……一路延伸，我们委实不难看到：政权越往后，专制程度越甚；而且其专制程度又正与当初民主革命的烈度成正比。因此，这不妨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从法兰西到俄罗斯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路径，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专制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革命本身就是最专制的东西。

　　这时，回过头来看被历史淘汰了的梁启超，便不难发现我们的历史在哪儿出了问题。问题就在这百年政治现代化的起点上。和同盟会不同，梁启超是用宪政消解专制。专制如果是指一种权力既不分权，又凌驾法律之上；那么，清末宪政恰恰是设议会以分解君权，并将其置于宪法内而加以制约。梁启超把同盟会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称之为种族革命，把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并举措称之为政治革命。在他看来，政治革命就是“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在梁看来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都是政治革命。但，“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这是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的表述，他其实在辛亥前就预见到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注定形成革命后的民主的专制；并且这种专制给立宪带来更大的难度。

　　人们都说历史不能假设，就历史事实而言，固然如此。但历史在当初却不止一种可能，它并非必然走不通。因而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确实无以回避对历史另一种可能的探究，哪怕它并未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俨然成了英伦道路和法兰西道路的试验场。虽然，激进主义民主在这场博弈中取胜于保守主义的宪政，但回望历史，分明是英伦经验更切合中国古老的现实。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拥有漫长的君主传统，美国的新共和并不骤然切合传统君主制的中国。但，历史是人的作业，当年我们的选择正好相反。辛亥学了法兰西，后来我们又学了效法法兰西的俄罗斯。民主革命从旧到新，一仍其贯，终于写就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的20世纪专制递进史。

　　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俨然成了英伦道路和法兰西道路的试验场。虽然，激进主义民主在这场博弈中取胜于保守主义的宪政，但回望历史，分明是英伦经验更切合中国古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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