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科举制度与当今中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内在联系

　　科举考试所体现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同时在现今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其积极的意义。当今中国公务员考录制度在对传统科举的扬弃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共性的特点：

　　一是对象开放。自唐后文官考试，具有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才的属性。考试对象是超阶级的，使当时社会的人才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与利用。我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录用考试一般以公开方式进行，凡符合报考条件的公民均可报考。

　　二是标准统一。以统一考试标准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以考试成绩优劣作为及第与否的客观依据。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

　　三是机遇均等。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基本原则、资格条件程序、考试办法及考试类型、主考机关、监督及阅卷工作等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且指导着录用考试的进行。

　　四是竞争入选。坚持优胜劣汰的选才原则。自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至昭宗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的285年间，共举行进士考试264次，总共及第者仅6598人，平均每次取进士约25人。实与科举考试竞争择优之思想的制导密不可分。我国公务员报考，已经达到50：1的比例。每年的报考人数均在翻倍增长。

　　二、唐代科举制度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科考制度的特质，赋予了科举考试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它在满足公众诉求、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更有着积极的意义。

　　满足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社会需求。公开平等是人们要求的理想社会境界；竞争择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源泉。新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打开了国家行政机关面向社会的一道大门，为选拔优秀人才创造了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环境，

　　体现了精英治国的政治理念。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在当代社会，启用一流人才治理社会，是现代社会政府管理的重要标志。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正是为我国政府挑选一流人才从制度上加以保证。

　　形成了“能力本位”的用人导向。公务员的考录制度，以及由此基础上发展的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一推双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用人导向问题。“能力本位”取代了政治本位、关系本位和知识本位。

　　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旨在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行政效能，体现着民主政治的要求，所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是公务员制度的生命。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公平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制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人问题上的不公平。

　　三、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与改革

　　科举制终因历史的局限自身的流弊而走入困境。今天，我们的公务员考录制度、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既然共有着相同的渊源，也将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克服流弊，确保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健康发展。

　　需要克服的几种倾向。 ①旧瓶新酒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批判的继承。既反对割裂历史，也反对盲目复古，现在有些专家对公务员考录的一次考试定终身问题提出资源浪费、过程不科学等质疑，建议实行公务员录用的一次适用若干年的资格考试制度，应该是较好的意见。②顾此失彼 一是重才轻德。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一切以成绩定高下，很容易出现不顾平时水平和德行的弊病，而进入了博弈论中的所谓“囚徒困境”。二是重“通”轻“专”。考试制度本身重视了通才，而忽视了专才的选拔。 ③主观随意 法律上的欠缺，就使实际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有了极大的随意性。目前公务员考试监督工作，由人事部门来进行，这种制度设计，其实就是要取消对公务员管理的检查监督。建立独立的对公务员管理工作检查监督的机构才能够在权力相互制约中保证检查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④标准多重 从招考部门对考生的要求看，存在用人标准不一的问题；从面试考官的素质差异看，存在标准不一问题；从目前进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总体情况看，各地区和各部门也有很大的差异。

　　需要确立的几个观念。 一是合理继承。主要是古为今用原则。作为有着1300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其发展进程中有着诸多的精华，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合理继承。二是择善吸收。主要强调洋为中用。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三条可资借鉴：一将更新考试观念，作为调控公务员考试功能的先导；二以优化考试内容作为调控公务员考试功能的基本前提；三通过强化正向功能、降低负向功能，提高公务员考试整体功能的社会适应性。三是效率效益。效率意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在保证考录工作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前面提到的建立国家公务员资格考试制度。效益意识就是要立足于科学的方法选取最优的人才。四是科学制导。竞争是手段，择优是目的。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不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给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使命感及责任感以引导和控制，维护民族的团结与文化思想和社会心理的趋同。

　　五是责权明晰。一方面是权利的收与放问题。“收”是要制定更权威的制度，如统一的考试等；“放”就是尽可能的给录用单位权利，因为只有他们最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责任的明确与监管问题。说到底，还是法制化的问题。

　　需要构建的几个环境。一是政治环境。选拔人才，务必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改变那种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的做法，不断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逐步提高选拔工作的公开程度，破除神秘化。二是经济环境。国家财力和敏感的工资杠杆，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三是文化环境。科学把握考试对文化的选择，必须有利于现阶段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与现行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可接受性以及革新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应。尤其对国外考试文化的借鉴，更需顾及与我国社会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相容性。正面强化社会主文化的传递和传播。

　　需要加强的几个建设。①科学化。一要研究提高试题水平。二要建立一支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评委队伍，对评委应实行严格的培训制度、监督制度以及回避制度等。②民主化。扩大报名范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公开选拔的整个过程，应该受到监察部门、新闻媒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③法制化。依法治考是必由之路，以不断提高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可控性。特别是考试自身的立法，迫切需要加强。 ④现代化。新技术的运用应贯穿考试全流程，借以提升考试的品位，提高考务、录用工作的效率。

　　总之，新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的发展，无论是总体思路上，还是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形式以及具体的操作上，都离不开历史的传承。我们必须在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去粗取精，科学扬弃，使我们在公务员制度的改革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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