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一书中曾经说过：“社会变化对于组织和管理者的成败而言，可能比经济事件还要重要！”当下中国社会能够对中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变化以及欧美再工业化这两大因素。在此，笔者就人口变化这个首要因素，来谈谈其对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人口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工回流。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然而，比起这一数据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医疗、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以及极高的房价，使得当前大多数大中城市的青年夫妇都不愿意生二胎，而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生二胎的夫妇，又受制于不符合“单独”政策的局限。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中国社会不仅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也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而邻国日本持续20多年的经济低迷，首要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和过低的生育率，这直接导致日本社会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而老龄人口的消费习惯更加保守，不像青年人那样敢于消费而且是超前消费，这无疑会加剧经济的疲软。

　　农民工回流则始于2002—2003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其背景因素又可根据时间轴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国务院于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得农民的负担有了明显减轻，务农的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其次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大批企业停工减产，导致农民工回流。再次是各地农地流转政策的陆续出台和陆续实施，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决定中的第11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20条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第21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力的相关利好政策，使得农村户籍和有农地的农民可通过农地和农村户籍身份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

　　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回流的趋势将逐步扩大，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的供应总量明显减少，并且劳动力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因此，曾经长期依赖低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未来将会面临生死大考。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对中国企业带来的最突出影响是一线操作员工的招聘将越来越难，原本低廉的劳动力将不再低廉，由此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三大变化：

　　1.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将被迫提高自动化程度，以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在同等或相近的条件下，如果无法提升产品的价格，那么企业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率。其中，成本控制手段中最容易使用也经常被用到的就是减少对机械设备（尤其是自动化设备）的依赖，大量使用人力来替代机械设备。这种做法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前提下很有效，也帮助许多企业在初创期完成了原始积累。

　　事实上，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常用这一手段，包括比亚迪、一汽轿车、丰田汽车在内的许多非劳动力密集型装备制造企业，也曾经或正在通过人力来替代机械设备（例如用人工点焊取代激光焊接机器人）。而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当劳动力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将被迫提高自动化程度，例如改变生产工序和工艺、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来提高自动化程度，以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典型的案例是国内知名的计算机外设品牌深圳雷柏，早在2007年就通过优化生产工序、增加工业机器人的数量来减少生产线上工人的总数。截至2012年年底，雷柏公司的员工总数已经从最多时的3000多人降至1000人左右，而工业机器人的数量也增加到70多台。由此使得基层重复操作的产业工人数量锐减，而操作和维护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工人数量递增，而员工结构的改变，也显著提升了深圳雷柏的技术实力和竞争优势。

　　2.企业将积极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提高薪酬福利水平，以提高对生产一线员工的吸引力和保留效果。

　　曾几何时，在工厂里工作的产业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和收入都饱受诟病，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逆转——珠三角、长三角和其他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里，一线生产工人的工作环境已经大幅改善，而一线生产工人的薪酬福利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办公室白领。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和保留供给不足、招聘和保留难度越来越大的一线操作员工。

　　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例，当前一个普通的基层生产线操作工人，其平均月薪已经不低于4000元；而同一地区的应届毕业生，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普通白领，其平均月薪也只有不到3500元，并且还有许多应届生找不到工作，这与供不应求的一线操作工人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应届生的就业观未发生大范围改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会更加重视对生产操作一线员工工作环境的改善，并提高他们的薪酬福利水平，以缓解招工难、留人难、流失率高的问题。

　　3.倒逼中国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向技术密集型和精密制造转型与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都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尽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的说法也提了很长时间，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减税和定向贷款支持等财政政策也从未停止过，但这些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解决方案从未真正改变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低端制造和低质低价竞争环境的问题。反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低质低价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日趋走高的人力成本＝企业要么关张，要么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张，或者向技术密集型和精密制造转型与升级。因此，未来中国企业只能选择从“三低”模式转型升级为高质高价高附加值的“三高”模式，以此抵消劳动力不足和人力成本骤升的压力。

　　更具意义的是，由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工回流引发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最终很可能成为促使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和升级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如果这样的情况成为主流，那么中国制造也将真正迎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而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也能够从一句口号变为现实。这或许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工回流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意外惊喜！

　　如果说转型升级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曾经是一个选择的话，那么自2013年开始发生逆转的人口问题和农民工回流问题，则让转型升级成为中国企业的必需。对于那些仍然故步自封的企业而言，这或许是个最坏的时代；而对于那些居安思危，早已开始谋划和实施转型升级的企业来说，这或许是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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