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肆虐全球的热浪从美洲到欧洲，法国为此付出了数百人生命的代价。地处华南亚热带地区珠三角的热度是可想而知的。此时此刻《中国科技财富》三名记者带着众多媒体质疑珠三角的疑惑，顶着烈日骄阳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东莞，再到深圳、顺德、佛山……。
　　重返，首先表示我们都并非第一次进入珠三角，我们其中的一位甚至在珠三角工作过多年。重返，更深刻的含义在于我们对珠三角经济的重新探索和思考。
　　毋庸置疑，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曾经振奋过全中国，影响波及全世界。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特别是长三角的崛起，珠三角的优势是否消失，甚至被抛弃？答案是否定的。
　　政策方面的优惠也许已不明显，但20多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已大大超越了政策的作用。国家对于当地直接投资在减弱，而活跃的外资和民营资本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偌大一个珠三角找不到一个类似浦东新区的巨大广场，难见北京、上海的豪华与气派，但当地的老百姓却是实实在在地富裕了起来，投资这里的商人扎扎实实地赚了钱。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首脑最为头疼的就业问题，在珠三角几乎可以忽略。这片弹丸之地不仅滋养了当地4000多万居民，而且有超过3000万外来劳动力在这儿找到了谋生之路。
　　当全球媒体都在爆炒“中国制造”概念的时候，珠三角的工人们正在挥汗如雨地拧上一颗颗小小的螺钉。当专家们绞尽脑汁地设想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时，虎门港、盐田港、香港的集装箱，正在将珠三角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个市场。珠三角人相信，政府和媒体都不能代替企业的竞争，无论是制造还是创造，最终都要落实到产品竞争力，都是资源、成本、利润的综合考量。
　　重返珠三角，更触发了我们对政府经济行为的进一步追究。如果说当年开发珠三角只给政策不给钱，是穷政府的无奈之举。恰恰正是这样的无奈之举营造了市场经济的良好制度，成长起一批可以面向国际市场的真正企业，培养了市场需要的投资人、经理人和劳动阶层。这是珠三角得以长盛不衰、并且未来更加美好的坚实基础。如今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已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可以称得名副其实的富政府。中央政府有能力在开发浦东、开发西部、重建东北、甚至北京举办奥运会做较大的投入，但是中外经济史上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无助于市场的培育和建立。如果你想让这个地区真正富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重返珠三角，使我们看到了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珠三角即使不是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最好的方向之一。我们愿为珠三角鼓与呼！
　　珠三角：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人们再也不会惊叹于地王大厦的高大雄伟了，这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号称‘亚洲第一高楼’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风光不再。待‘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后，如半老徐娘般的地王大厦，终日里吟咏的可能只是古老的‘后庭花’。”
　　在东莞厚街镇的一家酒吧里，在一片“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吼声中，孙钢把他来之前对珠三角的这种虚幻感伤卸得干干净净。
　　“这几年我们赚钱赚得更加实在了。”与他同吼的还有特意从深圳赶来的一位朋友。七年前孙钢离开深圳回北京时他的这位朋友还是一家小店的老板，如今已经成为眼下炒得最热的“隐形冠军”：他和几个朋友开的一家激光印刷厂，目前的业务已经覆盖国内60%的市场。
　　孙钢此番决定要做一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谁知想法刚刚抛出来，周围就已经有几个朋友表示要做股东了。“珠三角富得很凿实。”窗外的街道很繁华，遍布着世界各国风味的餐馆，这种国际化的感觉即使在北京王府井或者上海南京路也难觅。当然这里的租金已然不菲。因为没有交通指示灯的约束而在路口窜来窜去的摩托车让他意识到，这是在东莞的一个镇子上。“我现在似乎仍然能够接受这种无秩序，因为它虽然有些混乱但很有活力。”
　　珠三角和长三角GDP的简单比较就像说2>1，但经济问题永远不会像看一场足球比赛结果那样一目了然。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比较放错了砝码
　　珠三角的唱衰之声缘于长三角的激越之调。
　　包括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9个城市在内的珠三角地区2002年GDP占全国GDP总量的9.3%，而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15个城市在内的长三角GDP占中国 GDP总量的 18.9%。
　　“长三角经济跳起来增长”的确咄咄逼人。
　　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统计，珠三角、长三角两地上半年的GDP、出口、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等5项经济指标中，前4项增幅均由长三角高出。
　　从数字看，长三角正威胁着珠三角的地位。对珠三角的失落情绪进一步演绎成抛弃论。
　　郭山辉是做豪华家具生意的，在东莞建厂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欧美市场的家具生产商中，他的企业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内。去年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分厂，当地与其生产相配套的七家台资企业同他一起迁往上海。这是媒体讲述的抛弃论的经典故事。
　　事实如何呢？
　　也许我们还是要先从数字比较游戏入手。这种GDP比较简单得就像说2>1。但经济问题永远不会像看一场足球比赛结果那样一目了然。将两个经济地带的GDP直接相比并不客观。长三角地区的面积人口是珠三角的两倍多，并多出 6个城市。
　　即便这种比大小的方法成立，这些比较仍然难具说服力。这几个经济指标，只能反映单一方面的动态变化，无法显示其真正的经济活力、地区发展水平。比如，仅看GDP总量，而不看“人均GDP”，做出的判断就可能有失偏颇。珠三角2002年人均GDP22177元，远远高于长三角的10361元。
　　再让我们用数据来说服数据吧：
　　到目前为止，广东经济总量仍居全国第一。不久前一则关于广东经济成就的报道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广州开发区，即使在非典的日子，仍然是每一个工作日就引进一个项目，每两个工作日就有一家企业开工，每三个工作日就有一个企业投产或试产。
　　让我们再看看抛弃论故事主角郭山辉的另外说法：“珠三角有自己的缺陷，但是珠三角对于台商的魅力还是不会褪色的。世界工厂看中国，中国工厂看广东。珠三角打造世界工厂的基地是有实力的。”
　　其实，长三角到广东来争夺外商的事，广东人早就看在眼里。东莞石碣镇的负责人说：“长三角的人说到我们这里来挂职学习，但私下里却挨个找企业谈。只有一家企业到长三角去设了分厂，他们和我们打了招呼。”江苏昆山人空运当地肥美的螃蟹，千里迢迢送给深圳和东莞一带台商的故事，在广东一带已经传为经典。
　　但这不可以说是台商“北移”，充其量只能说是“北扩”。“我们已经在武汉等地设立分厂，但我们公司不可能搬离深圳，深圳仍然是我们的大本营。长三角的分厂只是为了使市场布局更优化，方便下一步进入华中、华北市场，而深圳的物流优势、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等是长三角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在深圳增资扩产。”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明俊说。用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的话来说，“他们北扩长三角是为了内销的目的。”
　　对外商投资规律了然于胸的广东政府官员很清楚，数量上的变化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趋势的形成也就是所谓的“蚂蚁效应”，尤其是对于台商。台商在大陆投资素来喜欢聚集，当然这也有产业上下游配套的关系。而这种趋势一旦形成便势不可挡，这点东莞人最明白。
　　据说，引起台商对长三角动情的是两本书——《我的上海经验》与《移民上海》。然而，逐利是现实的。广东省台办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的台资企业投资效益普遍较好，盈利面在90％以上。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台商在“北扩”同时，就地增资现象也很明显。现在广东台资每年增资都占台商在广东投资的四成以上。其实即使在台资北移盛传最厉害的东莞，去年实际还新增了535家台资企业。
　　另一项调查也成为说明珠三角魅力的佐证。根据美国商会最近对205家美国企业的调查，对最希望到中国哪个地区投资问题的回答，有75%的企业把珠三角作为首选，另有19%的企业把珠三角作为第二选择，两项相加有94%的企业愿意选择到珠三角投资，而表示愿意到长江三角洲投资的企业只有45%。
　　不能说得珠三角者得天下，但失珠三角者失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珠三角积20年之功修炼出来的开放经验、巨大市场、完整产业链条、最具自由度的营商环境，是任何意于在中国市场上落子的企业不能回避的诱惑。
　　事实上，在各种比较之外，只要我们在天平上增加一粒砝码，天平马上就会向珠三角倾斜。
　　珠三角历来有两个概念，一是“小珠三角”，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肇庆、江门9个城市组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东珠三角。另一个是“大珠三角”，增加了地理上同属一个三角洲的香港和澳门。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5个城市去年的GDP就比长三角15个城市的总和还多590亿元。珠三角包括港澳的生产总值超过瑞士，GDP总值占全国的20％，实际利用外资占50％，出口占60％，经济总量甚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城市群的总和。香港及澳门各地数以万计的工厂，每天生产的货物总值超过3亿美元。而且，根据最新研究所得，目前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亚洲或亚太总部的数目，仍比上海多10倍。
谁能说珠三角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呢？
　　珠江三角洲，面积50，000平方公里，足足有50个香港大。需求来自于整个市场的融合和扩展。“为什么非要找一个龙头呢？”在广州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的71层，香港政府第一任驻粤办主任梁百忍“站得很高”
　　珠三角显然正在加码。目前一个比较热的词汇是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如果说年初的深港24小时通关为硬融合，CEPA可谓软融合。
　　从政府层面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年初第二任上的首份施政报告，万余字中10多次提及珠三角，被称为“橙色”报告、融合宣言。香港多位商界翘楚日前更向港府承诺，将义务与港府投资推广署合作，携手到海外推广大珠三角的商机，吸引更多的海外企业到港设立办事处。 据悉，主动请缨的有“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渣打银行董事王冬胜和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等10多位商界名流。而深圳年初的市委全会，第一次把“以香港为龙头”写进报告。剃头挑子两头都热，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按照用时间来描述空间的说法，大珠三角的概念是“3小时经济圈。”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的研究报告，港珠澳大桥落成后，香港至澳门及珠海两地的陆路距离将缩至30公里，行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粤港澳100多个城镇都将纳入3小时车程辐射圈。据说，“国际性买家倾向于在3小时内到达卖家的厂房，港资多倾向于投资距本部3小时行程的厂房。”
　　对于CEPA最具体的解释就是“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前店”在香港，“后厂”在内地。这份计划显然不止针对广东。“珠三角有地缘优势及文化优势，香港人难免优先选择在珠三角地区扩大业务及投资，其次才是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伴生。珠三角地区有港资企业5万家左右，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说的好似全国，但只要广东能把握住机会的话，就是香港与广东的事情了。” 有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港商在广东的生产增加2%，会为香港创造3万个就业机会。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珠三角旺，香港也旺”的道理。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龙头呢？”在广州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的71层，梁百忍“站得很高”。他身后广州市极目所尽。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在广东设立了其在内地的第一个经贸办事处，这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香港政府第一任驻粤办主任对“一国两制”有着自己十分独到的理解：关键在于差异。因此我们就是要了解不同，利用不同。
　　梁百忍已经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广东省二十一个城市，并且有的城市不止去了一次。他发现，广东是一个层次丰富的市场。“如果整个区域的竞争力强，既然是一个动物，龙头龙尾又有什么分别呢？” 梁百忍认为，“大珠三角”概念是慢慢延伸出来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梁百忍深感于这样的现状：一只在广东生产的手表出厂价是1美元，而卖到美国销售价平均为30美元；全世界比较低档的玩具有70％是广东生产的，在美国商场买一个10块钱的玩具，在广东工厂的附加值只有5毛钱。
　　香港制造业差不多全搬到了国内，其中有八成在广东省，而现在香港86%的生产总值来自于服务业，香港服务业和广东制造业强项如何配合，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建立粤港经济合作体的竞争优势，“这将是驻粤办下一步重点推进的一件大事。”梁百忍说。
　　事实上，香港服务业对广东的投资在入世前已经开始。从数字上看，2000年广东服务业外资开放度已达到2.77％，远高于中国内地0.82％的平均水平，由于香港服务业介入，广东在印刷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中介代理、市场调查与咨询等原来没有的服务产业也开始萌芽和发展。
　　分析人士也指出，由于受政策的限制，过去港商大多采用非规范的变通或间接方法，实际的数字可能大大超过官方的统计。随着双方制度性障碍的进一步减少，暗中进行的粤港两地服务业的交流将浮上水面。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整个中国内地都充满了机会，香港在全国投资过度分散，而不是继续投资于他真正的腹地——珠三角，这可能也是香港经济低迷的症结之一。”产业分布在广东珠三角对于香港来说并不算空心化。
　　在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兴华数次提及“制造业服务”。他说话时不时望着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所有的银行都要围绕着制造业转，因为制造业需要的资金是巨大的。”离开了内地的制造业，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能撑多久？珠江三角洲，面积50，000平方公里，足足有50个香港大。需求来自于整个市场的融合和扩展。
　　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当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占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40%左右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近两年，广东第三产业成为支撑GDP增速的亮点刚好与这一规律特点相吻合。如果率先对香港开放服务业，广东将像过去承接香港转移的制造业一样，率先借地缘之利享受这一举措带来的利益，使广东的产业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
　　


　　所以，无论中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是先简化两地人员、货物、资讯往来的手续，还是逐步分类开放服务业各领域，都将进一步优化广东的市场环境，使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优越，更包含着经济学上的区位优势。
　　东莞一家企业说，我们门口堵车，全世界正在生产的电脑80%将没鼠标。紧邻的企业说，全球更多的电脑将没键盘。无须出东莞，电脑整机的配套能力就在95%以上。体制造就了单打冠军，更造就了团体冠军
　　“当地政府划拨几十亩地，当地官员到机场迎接……”“北扩”企业家们对长三角的津津乐道令人情绪复杂。有人形容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和华东的情景则恰恰相反。
　　也有人听出了另外一种味道：“这种招商方式说明长三角在体制上比珠三角至少落后15年。因此，认为珠三角体制优势已经不存在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它已经先跨稳了一大步。”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一般认为，在发展策略上，珠三角是各地分散发展，缺乏整合。但珠三角的分散发展也有其灵活性。由于改革开放最早，在缺乏国家大型投资情况下，珠三角务实的领导者及民间的自发积极性培育了脱离计划经济的思想，容许各地寻找新的生机，去快速适应市场。
　　由于毗邻香港的优势，香港已成为小珠三角投资、技术、资讯、管理、接触外国公司及市场知识的来源。通过与香港的对接，珠三角出色地接轨国际市场，建立起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吸引着中国各地的劳工、科学家及工程师。这使它可能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地区，它的经济活力，更多的是依托市场及民营部门的发展。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发展，虽然得益于政府的巨大投资和支持，但政府介入多却经常是把双刃剑。
　　在一片珠三角与长三角互争短长的议论声中，设厂于广州经济开发区的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于6月底宣布，追加投资1.2亿美元，扩大生产能力。安利南方区总经理陈朝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用行动对珠三角投资环境投了一票。
　　尽管十多年来珠三角的商业成本提高很快，但对于投资企业来说，最看重的是稳定，不可预料的风险会令企业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而在广州，安利体验到一种安全感。
　　在有些人看来最安全的政策因素在企业看来往往是最不安全的。“有形的手让人不安。”作为投资企业来讲，他们最关心的是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资源是否可以完全按市场原则进行合理配置，是否能降低交易成本。
　　在珠三角，“几个人在荒地上立上几根桩”是在如今许多大型现代化厂房下曾经演绎的创业故事。没有“政府投资”的空子可钻，因此，“在市场中归位”是各种成分复杂的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东莞已经很不起眼的一座办公楼门口，挂有一块中华之最的牌子。下面一行小字算是说明：“生益科技——中国大陆最大的敷铜板专业生产厂”。这家企业1985年到东莞时建起的这座办公楼，曾经是这里最“靓”的建筑。
　　中成化工，其生产的保险粉占有国内市场的80%，国际市场的45%。“世界上同类知名企业因此关闭了14家。”有一个比喻说“北京像国有企业，上海像合资企业，而广州像私营企业。”目前珠三角聚集着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在珠三角，这样的“世界之最”在中小企业中俯首可拾。
　　如果非业内人士，你甚至连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名字也不曾听说。它们也许就是你正在使用的某种产品中缺其不可的“成分”。为了做到“缺一不可”，这些企业的追求就是把产品不断地做到极致。生益科技用“咬住领先”来说明自己与对手竞争的艰难与得意。
　　在与同类寻求差异与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主观上找到了自己，客观上制造了产业带”。
　　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簇群”现象。在珠江东西岸分别形成两大高新技术产业群，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的电子资讯产业群，西岸以广州、佛山、江门、珠海为主的电器产品产业群。高新技术企业的群居使得珠三角能够形成大中小企业配合、上下游联动的发展模式。而一批同类高新技术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集中于一点，能为各个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成本节约和效率提高的巨大利益。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统筹原料采购、配件采购、生产和销售不同的环节，从而节约生产成本。例如东莞现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脑资讯企业2800多家，电脑整机配套能力在95%以上。据比较，在东莞生产一片主机板的成本要比在其他地区便宜1美元。东莞多年来形成的IT产业配套优势，短期内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
　　在“簇群经济”环境里，相关企业可以最先捕捉到该领域的最新科技信息，找到最理想的雇员与最有效的销售途径，簇群成员之间的互补性和竞争动力，都使得该地区“执行业之龙头，领时尚之风骚”，因而较别的地区更具创新力和竞争力。
　　有人归纳珠三角经济“簇群”最主要特点：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以中小企业为主；二是产业集中度高，专业化特征显著，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常常是从原材料、元器件等中间产品到制成最终产品)。多数是以“一镇一品(数品)”的形式存在，如南海西樵的纺织，大沥的铝型材，金沙的五金制品。开平的水暖器材，花都狮岑的皮具，顺德伦教、龙江、乐从的家具簇群，南海南庄、石湾的陶瓷，也有跨镇、区、市的，如东莞、深圳、惠州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簇群”。三是“簇群”经济体内，产、供、销一条龙，科、工、贸一体化，产、学、研相连接，建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紧密结合。五是研究开发、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的实物网络同因特网的虚拟网络相结合，为信息化带动和提升工业化、推进社会信息化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
　　放眼整个大珠三角，我们会看到——城市群。前来广东调研的两院院士周干峙说，经过上个世纪末的迅速发展，珠三角已形成为一个高密集、连绵成网络的大都市区，如此庞大的连绵都市群在中国只有珠三角。它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最高形式，珠三角既有城市群的格局，也存在城市间隔的问题。
珠三角的产业格局是非常有优势的。深圳的电子制造业，东莞的IT配件、服装，顺德的家电，佛山的陶瓷都是“珠三角”发展的“金蛋”。这几个城市的差异性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香港还有10到15年的差距。”香港的失业率近几年比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近20年香港把自己的制造业转移至内地的过程中，许多本地的蓝领工人失业，也就是香港的结构性失业没有随着产业的调整而调整。它恰恰说明香港根本就不需要重新定位，但确实需要调整，就是向更加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调整。
　　在建立深圳特区初期，深圳只是香港转移传统加工业的一个首选地。它几乎只能依附于香港经济而存在。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深圳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
　　自1991年至2002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平均每年增加40.2%至4，300亿人民币。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广东省的92%，其中深圳占43%。深圳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吸引了各类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进入。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深圳都是中国风险投资最为活跃的城市。
　　现在许多人说到产业结构升级基本上就等同于高科技。其实传统生产型企业不断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也是升级。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700多平方公里的湖光山色令参观者感叹手笔之大。科技共山水一色，东莞市科技局局长叶景图正忙碌着具有环境概念的“制造业科技”。
　　在顺德——由“可怕的顺德人”建造起来的中国“家电之都”从现在的态势看，占了顺德市工业总产值半壁江山的巨型产业——家电制造业，不但没有丝毫退减之意，而是仍在强劲发展。冰箱、空调、微波炉、电风扇、电饭锅、燃气具，至今仍保持着全国乃至全球产销量第一的位置；而且，世界上著名的家电跨国制造商，绝大多数在顺德落户。去年以来，更有一大亮点出现：美的、科龙、格兰仕等大企业，出口平均增幅达60%以上，产值平均增幅高于全市一倍。
　　在“珠三角”产业带中的每个开发区都有自己的规划，政府只是指导作用，而不是说一定要求开发区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珠三角”跟国际接轨比较早，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早抓住资金转移的地区。所以“珠三角”一直以来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产业带本身就是由市场形成的，也是完全市场导向。
　　话说回来，这与广东的传统有关。广东历来是习惯于无为而治，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体现了民间草民阶层的创业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
　　作为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美亚保险广州分公司的总经理，彭德智在广州已经8年了，和若干的政府官员打过交道。他认为广东的政府是具有服务意识的。他举了个例子：外籍人士在广州考驾照曾经是很麻烦的，必须要过中文的笔试，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条件，搞得有些外商就通过中介到香港去办驾照，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陈开枝听说之后，便立即指示公安局车管所在程序上要为外商提供方便，设计英文试卷或者允许带翻译。
　　珠三角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20世纪最后5年，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持续激增(即使是全球性经济衰退周期的出现，也未能影响这一增长势头)，而且FDI投入的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玩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FDI的投资主体也由跨国公司主导，出现各大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全球竞争力，竞相在中国建厂的现象。国外媒体把这一现象同19世纪后期的美国相类比。有人预期，这一转变的结果是：中国不再仅仅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以可靠而稳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的面貌出现，并将改写制造业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目前，广东民营企业以超过3060亿元注册资本的规模在全国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涌现了一批像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金蝶等全国知名高新技术企业。
　　“珠三角要争当团体冠军，不能个个都只想着当单打冠军”这样的声音正在遭受质疑：各个都是单打冠军，才会成为真正的团体冠军。
　　东莞虎门镇，各个超大型服装批发城之间挤挨着一排甚至称得上有些寒酸的小门脸。这些小门脸玻璃窗上的口气却不含糊：“国际快运——纽约、东京、孟加拉……”
　　“从街上的摩托车上随便拎下来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千万富翁。”珠三角富足得很扎实。
　　如果算上香港和澳门1700多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珠三角可以说是中国消费能力最强的大都市圈。珠三角的电脑普及率、手机拥有率、私人购车数量在全国都是高居前列。广州本田也尝尽珠三角的好处，该公司1/3的汽车都卖给了珠三角。
　　沃尔玛开在了东莞蛇口这样的“小地方”，麦当劳、肯德基也不过是镇子上已经不受推崇的普通快餐店而已。其实，没有北方人敢把这些镇子当镇子的，无论从产值和规模看，他们都更接近一座城市。
　　珠江三角洲有着超过10，000家的各类科技型企业，他们是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巨大消费者。珠三角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晶片用户市场。内地80%的集成电路从深圳进口，其中75%在深圳消耗。
　　珠三角不仅是国际卖家云集的地方，还是国际买家的采购基地。“从全球哪个地方采购最好？当然是中国。从中国哪个地方采购最好？当然是珠三角。”宜家中国总裁DUFFY说。
　　1996年在深圳设立的IBM公司中国采购中心，2001年的采购量已突破30亿美元，其中80%以上来自深圳及周边地区。在沃尔玛中国公司的采购清单中，有将近95%的商品来自深圳。GE则计划到2005年能够每年从深圳采购50亿美元的原材料。
　　据“惠普”一名采购总裁透露，他们每年在中国大陆几十亿美元的采购中，有80%来自东莞。目前，东莞拥有1.3万多家外资投资企业，每日有6000-7000个集装箱出关。当地人的说法似乎更为精确：“每6分钟就有一个装满产品的集装箱从东莞虎门港出境。”
　　从通过香港这个桥头堡小心翼翼地接触世界开始，珠三角如今已经具备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与销售网络，形成了充分的产业优势与市场优势。
　　“珠三角会展中心重复建设很严重”一直被人诟病：广州有40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东莞有26万平方米，深圳明年投入使用26万平方米，还不算香港的会展中心。“在东莞的一个镇上，五星级饭店都有三五家”也正在遭受质疑。事实上，对于市场的感觉，“你几乎都能看到每一个珠三角人头上插着天线”。珠三角相当部分展馆和饭店都是私人投资，显然已经对赢利做过充分测算。在东莞，大大小小的展览，平均每一个工作日就要批一个。逢有展览，饭店更是爆满。
　　在东莞虎门镇，各个超大型服装批发城之间挤挨着一排甚至称得上有些寒酸的小门脸。这些小门脸玻璃窗上的口气却不含糊：“国际快运——纽约、东京、孟加拉……”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珠三角都可以近距离握手。
　　根据美国和日本的商会最近的调查，美国商人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共641家，日本是693家，比两年前分别增加33%和44%。而据澳洲商会的调查，澳洲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共58家，比两年前增加了53%。内地企业在香港找外商合作最方便不过。
　　香港贸发局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将近21%的被访珠三角民营企业也已在香港建立了办事机构。被访企业认为，香港市场资讯发达，方便搜集产品资讯以及了解国际竞争对手的状况，有效地接触世界各地的买家，开拓海外市场，也可以采购到世界各地的产品。
有比较认为，长三角更有利于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但细加分析，长三角的优势未必是绝对的。人们习惯地认为，长江流域是上海及长三角的腹地。这个观点在水上运输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上海能够通过长江水运方便地联系长江流域各省市。现在不一样了，铁路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运输，长江中上游省市不再一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排他性腹地了。而珠三角可凭借京广、京九两条南北大动脉，轻易到达内陆的中心地区。事实上，就铁路运输而言，广州到武汉的时间比上海到武汉的时间要短两个小时。这表明，珠三角腹地更为庞大。向北拓展腹地是大有潜力的。
　　其实香港早就已经看到广东珠三角对内销市场的强大发散力。它一直是港商向内地发展批发零售业的跳板。“香港品牌在珠三角有市场价值”。香港流行的产品和品牌，在珠三角也会流行。香港贸发局鼓励港商以珠三角为切入点，向内销市场进军。
　　同时，香港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外销平台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内地其他城市。单以对外交通为例，香港每周有1500多个定期国际航空班次和400多个远洋集装箱班轮，为珠三角制造商提供可靠快捷的进出口运输服务。
　　“东莞堵车全球缺货”成为说明全球IT业对东莞依赖程度的典型描述。东莞石碣镇的一家企业说，我们门口堵车，全世界正在生产的电脑80%将没鼠标。另一家企业说，更多的电脑将没有键盘。据统计，目前在欧美国际市场占75％以上份额的电脑主板、磁头、键盘、驱运器、显示器、扫描仪等都来自珠三角。
　　在有150万户籍人口的东莞，庞大制造业为500万以上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全国1/3的打工者都在珠三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失业率”这个字眼都会极具竞争力
　　制造业曾是香港企业家白手起家走向成功最为普遍的行业。人们笃信“工字不出头”的观念，一有机会就单枪匹马自组公司，自办企业，希望以“老板”的身份出人头地。于是短短几年间，花上几千元，招聘几个人的小制衣厂、塑料厂、五金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香港成了一座大加工厂。老板们身体力行，与工人们同吃同住，有的甚至长期住在厂房里，睡在工作台上。”当时香港劳动力十分充裕，年轻力壮的廉价劳工比比皆是，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输送到那支日夜为海外商家赶工的劳动大军中去。当那些标有“香港制造”字样的产品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进西方市场时，人们惊讶地获悉，这些精美的产品竟大多出自一些被称为“山寨工厂”、平均雇工不到50人的小作坊，且价格低得出奇!
　　香港工厂的效率高得惊人，往往是巴黎国际时装展览会还未落下帷幕，“时装之都”的最新款式就已在香港成批推出。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新的电子产品从研制到批量生产，美国要8个月，日本要5个月，而香港平均不到3个月。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香港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小，而每个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却不断增大。1950年每间工厂平均为55人，以后差不多每隔10年便减少10人；到1989年时，每间工厂的人数平均还不到16人。但就是在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工厂里，工人们创造了奇迹，平均每人承担的出口额高达3.63万美元，比40年前增加300多倍。到1995年，平均每个工人承担的出口值跃增至7.7万美元。尽管早期的那种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的“血汗工厂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劳动时间长、工作节奏快的特点却保留了下来。
　　曾经在香港出现的这些生动场景如今在广东原版再现。
　　较早到顺德开办企业的一位台商向记者讲述了他对廉价劳动力的深刻体会：“刚开始我付给工人每月1000元工资。但门口很快就有人排起了长队，他们愿意以800元工资工作。于是我在第一批工人适用期满时辞掉了大部分人。但门口依然排起长队，他们可以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我找到了最廉价的工人。当然，最廉价并不意味着最差。”
　　习惯谈论高科技和新经济的人，也许会对这些廉价劳工视而不见。但是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城市下岗职工以千万计的中国，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其经济和社会意义决不亚于追赶新经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角，必须是与国内其他地区有极大的经济关联度的。而评价一个地区与外界的经济关联度，有很多指标。但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程度不高的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流动人口都是非常现实而且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
　　以户籍人口150多万的东莞为例，庞大的制造业为外来劳工创造了50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些主要来自广东周边省份和西部的劳工，去年从邮局往家乡汇款达138亿元，近5年来共汇去60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建设。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从广东带回家乡的，当然不仅限于金钱，还有信息、观念和技术。
　　难怪东莞市负责人能够自豪地说：“这些数据表明东莞已不是广东的东莞，而是全中国的东莞甚至全球的东莞。”上海当然同样宣称“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不过，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必须是持有本地身份证的上海人。
　　从统计数字看，广东的流动人口数量远不是上海和江浙可比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广东省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人，这些人口基本集中在珠三角。单是深圳和东莞两市，流动外来劳工就达1000多万。而上海流动人口不过340万人，江苏是500万，浙江是640多万。这些数字虽然也包括本省的流动人口在内，但绝大部分还是跨省的，尤其是广东。在深圳和东莞，基本上可以找到来自全国任何省份的流动打工者或者移民。至于就业机会的多少，从广东的报纸和上海江浙一带报纸上招聘广告的多寡就可以反映出来。
　　顺德无疑也是极好的解剖样本。从城市规模来看，顺德的人口不过100万人，然而就在这面积狭小的土地上，却集中着中国家电总产值的15%。
　　初到珠三角的人，一定会对其厂房的“壮观”感到惊异。这些厂房的进深与宽度同样惊人。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里，日夜轰鸣的机器是一股令人生畏的独特力量，它改写着珠三角的历史。珠三角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甚至让日本人感到恐惧。不久前，《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到广东采访一圈后惊呼：“如果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微波炉市场上消失。”尽管今年松下微波炉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90万台，但这个数字与广东顺德的格兰仕相比，松下公司的生产规模只是前者的 1/8。
　　“在珠三角，生产成本之低出乎你的想象。韩国和日本人生产每台空调，折合人民币要3000元，我说拿来我生产，每台只要1500元。因为他们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工作四五天，每年还有几十天的假期；而我们三班倒，员工费用低。将我们的人员优势和其技术优势整合，这是我们的务实所在，聪明之处。” 格兰仕副总俞尧昌说。
　　流动是中国的希望。全国1/3的打工族聚集在珠三角，以大规模工业制造为轴心，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整个世界。
　　“就业目标越来越重要了。”温家宝副总理说，2003年至少增加800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现在一年要提供1500万个就业机会，才能满足每年新增劳动力和新下岗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但能满足一半也就是很了不起的了。
　　樊钢也认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贬低了中国，而中国应当成为科技中心”的观点是很不可取的。即使中国成为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不应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
　　珠三角需要流入的不仅仅是大量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人才。
　　有人就曾用一头狮子率领一群绵羊和一头绵羊率领一群狮子作战，来形容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人力资源情况。“长三角出白领，珠三角出老板。” 观念上珠三角是一个人才匮乏的地区，本地人才无法满足需要。
　　陆荣发196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长三角一间中小企业当过工程师。10多年前，珠三角经济的蓬勃发展将其吸引到广东来，很快成为格兰仕的技术骨干，随着企业一步步成长，目前担任格兰仕集团副总经理。
　　对于陆荣发的经历，参加CEO广州行的陈以群深有感触，他跟陆荣发原是老同事，“珠三角在用人方面确实大量，敢于用人，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陈以群认为，长三角虽然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大多宁愿只做一名白领，而不愿意走出去创业，其才能很难得到发挥，而珠三角具有浓厚的商业市场环境，人才交流频繁，在用人方面有独到之处。
　　其实，拥有和培养人才是一回事情，而真正让人尽其才又是另一回事情，这就需要体制、机制和舞台。在这点上，被公认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珠三角仍走在中国最前面。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一所大学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却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广东的城市极具平民性格。
　　在珠三角的文化中，实用占有很大的比重。从传统的角度看，由于远离帝都，岭南文化却也因此而少了很多繁文缛节和拐弯抹角，做事和看问题总能客观务实、直奔主题。广东对外来人的接纳态度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抗拒，但慢慢看到外来人的融入是大势所趋、也能带来很实际的好处，就索性接纳了。
　　珠三角是“正在打盹的兔子”吗？不，它更像换胎的F-1赛车。香港联交所与珠三角企业的沟通与了解开始热络起来，东莞也正在探讨“经营城市”的话题，靠从香港捣腾服装成为中国最大服装集散地的虎门要建服装博物馆建设文化了……
　　“就像一架采矿机，运气很好，碰到了离地表很近的浅层矿。不用更新设备仍能采出黄金来。”珠三角人开始自省。
　　在美国沃尔玛商场，销售着一个著名冰箱品牌“Magic Chef(神奇的厨师)”。实际上产品就是由中国广东科龙电器公司设计和生产的，而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也仅仅是一个宽泛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不是国内驰名的科龙电器商标。在这家商场内，“中国制造”的标签随处可见，但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至今依然是令人吃惊的缺乏，因为这些产品要么是作为承包商生产的，要么是作为OEM(贴牌加工)用某外国企业或中间商的品牌出售自己的产品。
　　1999年国际权威机构评出的不包括日本在内的50大亚洲品牌中，中国内地只有“青岛啤酒”名在其列。而小小的香港却占了18个。中国制造，中国企业得之于此又失之于此。
　　进军全球商界，品牌往往决定竞赛的资格和地位——是主力还是替补，是主角还是配角。中国要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品牌，那中国在其他经济强国眼中仍旧只是一块亮晶晶的肥肉。
华尔街日报》一位行业分析师预计，在美国价值230亿美元的木制家具市场上，中国的产品占据了35％的份额。中国家具制造商在某些款式上的确做得非常好，中国制造商在好几个关键的领域给美国本地制造商造成了威胁。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已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的企业和品牌是否能在这些领域寻求一下突破正在引发珠三角人的思考。
　　香港资本市场是企业树立国际品牌的优良之地。对于这一点，珠三角企业却普遍缺少认识。珠三角的优质企业对于“近水楼台”到香港上市并不热衷：“为什么要上市呢？我们并不缺钱。”在大多数企业看来，“资金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是银行追着贷款的对象。
　　截止今年7月，在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内地企业共有242家，约占总数的24%。广东红筹股与H股共有23家，仅占内地在香港上市企业的10%。“香港证券市场是中国企业通往世界的国际列车。”香港证券市场既是一个本土市场也是一个国际市场。广东企业在香港上市，可以充分发挥广东“世界工厂”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企业是对股市陌生。作为深圳市场的所在地，股民的队伍是庞大的。在东莞虎门镇，大大小小的证券交易所就有好几家。也不能说这些企业没有做大的愿望，但在他们眼里，长大的通道是把产品市场做到更好。他们所能看到的股市功能是“筹集资金”。对于上市对品牌形象的确立、规范公司管理等等好处，他们认识很少。香港市场需要发现，珠三角企业需要发言。
　　再从城市管理来说，中国政府历来是根据当地常住的户籍人口来设定管理部门人员编制。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一个现实是：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任何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到东莞时，一定会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乱感到惊讶，逆向行驶、冲红灯比比皆是，摩托车满街乱跑，车辆过后一地尘土。更有甚者，有时你满街很难找到一个警察。像东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已经达到1∶4甚至还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却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
　　城市管理人员编制没有跟上，警察编制跟不上，没有经过培训的摩的司机身穿“治安监督员”马甲拉活的情况就成为令外地人费解的当地一景。广东省一家传媒驻当地记者站站长评论说：“不是东莞当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编制就这样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政府该从关注GDP转变到关注人居了。”随着珠三角城市规模的扩大，虽然经济的边际收益在增加，拥挤成本和其它交易费用却也在迅速增大。它把边际得益增加的作用抵消了。在一个不注重人居环境的城市里，更多的是过客。
　　沃尔玛到顺德某著名电器生产企业洽谈一笔采购大单。采购人员没有要求到车间参观，却要查看一下员工宿舍。这家电器生产企业打开了在公司里属于居住条件最好的中层管理人员宿舍供人参观。没想到沃尔玛采购人员看后竟挥手而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竟然居住着6个人。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居住和生活，怎么会在工作中有热情和创造力。一笔大生意告吹。
　　类似的事件在顺德不止发生过一次。看起来是一次次的经济事件，事实上也隐含着更大的社会问题：当生存空间被压挤得过小，这些劳动大军会到社会上寻找发泄渠道“改善员工福利就是提高民众素质。”
　　珠三角是“正在打盹的兔子”吗？不，它更像换胎的F-1赛车。
　　香港联交所与珠三角企业的沟通与了解开始热络起来，东莞也正在探讨“经营城市”的话题，靠从香港捣腾服装成为中国最大服装集散地的虎门要建服装博物馆建设文化了……
　　总结广东2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时，会发现一种处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论，这就是凡事都讲变通。用当年广东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说就是“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黄灯赶紧走，见了红灯绕着走”。　　
　　在目前情势下，态度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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