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无奈

　　城市依赖于产业而生存，而城市与产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产业周期的变化，企业如果遇到经营困境，可以灵活地通过裁员、搬迁、合并、转让等多种形式来复活。但一座城市如果将希望押注在一个产业身上，那么回旋余地则非常地小，最后可能陷入覆水难收的僵局。

　　比如这次破产的底特律，其破产原因就是汽车产业在底特律的经济构成中占比达 87%。在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更是给财政收入 80%依靠汽车工业的底特律以致命一击。美国克莱斯勒、通用、福特等汽车三巨头在这场危机中遭受重创，先后申请破产保护或重组，致使底特律大批工厂倒闭，就业岗位损失多达 14万个。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数年里，底特律仍活在危机的阴霾之中。

　　而在中国，资源型城市乃至资源枯竭型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也折射出这些靠单一产业支撑发展的城市所面临的无奈。如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作为单一产业的煤炭业曾经使该市创造出人均 GDP与香港媲美的奇迹，然而，伴随着如今煤炭业的江河日下，鄂尔多斯瞬间陷入财政困境，甚至连公务人员的工资也须向企业“化缘”。陕西神木依赖当地优质的煤炭资源曾经构建了一个让人艳羡的“福利王国”，这里提供了令国人羡慕的免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而如今随着煤炭库存巨大、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直接导致了这里的煤炭滞销、民间借贷断裂和房价暴跌，煤炭王国的经济发展也元气大伤。

　　而东北和中国中部的许多老工业城市，如甘肃玉门，湖北黄石，云南东川，山西义马、霍州、古交，辽宁抚顺、鞍山、本溪、阜新，黑龙江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等，在数十年时间中所依赖的更是单一的石油、煤炭或钢铁产业。随着资源的逐步枯竭，这些城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当地财政收入已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同样，在沿海地区的东莞、温州等城市，长期以来坐享“三来一补”的红利，但由于金融危机后欧美进口能力的弱化以及美国实施“再制造业战略”，这些城市的外贸出口订单持续减少，财政收入状况也每况愈下。

　　正因为如此，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和转型也就成为中国目前乃至将来相当长时间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些城市面临的巨大风险之一，就是单一产业模式的发展的极限。面对着资源型城市发展这个难题，长期跟踪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东北财经大学于立教授表示，“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型企业存在着一种特殊依附关系。资源产业是资源性城市的支柱产业，如果城市的支柱产业由一家企业主导甚至独占，会形成城市对该企业的依附性。风险也会逐步显现出来。”所以可以说，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衰退的过程中，如果产业不转型，那么也就难以逃脱“建设 -发展 -萎缩 -

　　报废”的宿命了。

　　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高淑娟认为，城市的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不应是生产，还要给劳动者起码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权利。如今的城市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集中式的城市，在“信息时代”， 城市应该重点发展养育、教育、生产、娱乐、记忆、管理等六项基本功能。传统的资源型城市中资源型产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和命脉，而依靠这样的逻辑来看，城市转型的压力已经不仅体现在产业层面，还体现在城市功能等层面。

　　国家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转型

　　在上世纪 50到 70年代，资源型城市是寄托了无数年轻人梦想和幸福的城市。这些城市，曾经是众多城市曾经发展的范本，而如今，它们却正走入“末年”。

　　面临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困境，国家实际上早在10年前就开始着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比如2001年国务院确定阜新为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05年国务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将黑龙江伊春、大庆，吉林辽源确定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2006年吉林白山、辽宁盘锦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2008年，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振兴东北办上报，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 12个资源枯竭城市名单确定。

　　而为了专门处理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发展问题，国务院又在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机会点上，专门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划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了东北振兴司。而这样的职能机构设立，在国家机关机构设置中是第一次。此外，国务院还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处，专门推动全国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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