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者的顾虑当然重要，但纳税人的利益更需要政府体恤，毕竟，这个政府是纳税人养起来的，它必须为纳税人服务。放水养鱼和涸泽而渔哪个更高明，盘剥性收益和生产性收益哪个对社会福利更有意义，是不需要思考就能得出结论的常识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这意味着全年中国财政收入有望超过4万亿元大关。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接连实现“三级跳”式的飞跃：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两年后的2005年，财政收入再度净增1万亿元，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双双突破了3万亿大关。而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数字显示，流转税和所得税是上半年税收增收主体。其中国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共完成9917亿元，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完成5465亿元，流转税和所得税合计增收2781亿元，占增收总额的78.9%。
国家越来越有钱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表面上看，这毫无疑问是好事。国家有钱了，可以拿得出钱来干大事，尤其是三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欠账太多，正好多转移、多投入一些。事实上，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的支出安排也确实在向这些薄弱环节倾斜。其中，支农资金由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3397亿元；教育投入增加15%，总额达到4546亿元；社会保障支出4181亿元，比上年增长500多亿；医疗卫生投入绝对增长量也达到了100多亿元。另外，开山修路、植树造林、基础科研和战略性重大科技专项、军事现代化等等，哪个不需要花钱。
然而，财政增收的负面问题也不容忽视。从为政者的角度讲，财政越增收，尤其增收速度越快，则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和博弈越厉害。客观上讲，目前财税的快速增长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不可分，但12年来，除了将屠宰税和筵席税下放地方管理，分税制的刚性比例分配税收增量规则导致税收增幅越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所负担的事权责任也日见加码。有报道称，至今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上承担的支出比例达70%左右，而分配的税收仅为总收入的45%左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越来越不匹配，直接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为解决“吃饭财政”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学会了向土地要钱，向农民盘剥的经营之道。另外，由于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不同，中国目前除东北外的大部分地区财税收入仍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地税收入取决于GDP和产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入与产出。也就是说，不管是针对地产还是投资热的调控之所以屡屡无法奏效，都能从财政安排和税收制度上找到其内在逻辑。发布财政增收“喜讯”的同日，国家发改委还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的有关数据，发改委警告说，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增加较多、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资金流动性过剩和能源消耗高等情况比较突出。
对创造税收的主体——企业来说，财税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不是好消息。此前，《福布斯》杂志曾公布了一个排行榜，中国的企业税负高居世界第二。虽然专家们可以说《福布斯》杂志的算法不科学，但中国企业税负偏重是诸多政府官员都承认的事实。尤其是内资企业，更受到制度性歧视，即无论是名义税负还是实际税负，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都比外商投资企业高1倍左右。
一直高速增长的增值税和屡屡搁置的增值税改革也对企业相当不利。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必然导致增值税税基的缩减，专家指出，“其核心变化就是生产型增值税只许可企业原材料支出进入抵扣范围，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设备等投资项目进入抵扣范围”。目前这项能给企业带来福音的改革只在急需振兴和技改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行，在全国范围内之所以“光打雷不下雨”，据说一是顾虑税收总量减少太多，二是决策者希望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捆绑推出，以抵消两个税种改革所带来的税负增减。
上位者的顾虑当然重要，但纳税人的利益更需要政府体恤，毕竟，这个政府是纳税人养起来的，它必须为纳税人服务。放水养鱼和涸泽而渔哪个更高明，盘剥性收益和生产性收益哪个对社会福利更有意义，是不需要思考就能得出结论的常识。有计算显示，如果增值税改革由目前仅在东北地区试点转为在全国范围推行，国家每年减少的税收为600亿至1000亿元——相比今年上半年3600多亿元的巨额财政增收，这样不伤国本又大利万民的改革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换句俗话说，国家这么有钱了，还和老百姓争什么利呢？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