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既不同于西方国家那些发迹弥久、实力丰厚的产业资本家，也不同于旧中国的那些源于草根、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碰撞的结晶，是公有制土壤中生长出的一个混合体，是中国社会中一个新的特殊圈层。
　　2011年，全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登记数量为630万个。按照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平均每200人中就有一个企业家。同时，这630万个企业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总量为36万亿元、提供社会就业4.8亿人、纳税5.5万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GDP的90%、就业人数的64%、财政收入的66%。可见，企业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
　　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的企业家主要由四种人构成：第一种是在农村改革中勤劳致富的农民企业家；第二种是在城市改革中转轨下海而获成功的市民企业家；第三种是近年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海归企业家；第四种是依然服务于公有制经济、但已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家。现在，这个群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已经在物质上摆脱了贫弱。
　　纵观历史和现实，我们发现，这个群体的社会特征已完全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家：昔日剥削者的血腥已被今日温温尔雅的企业文化所代替，往日冒险家的贪婪也被社会倡导的创业精神所置换。今天，当一个个创业神话、传奇故事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圈层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否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无独有偶，在西方社会，近年来企业家一词也常常被理解为是具有非常的创新、敏锐、敢于破坏和敢于建设的这么一种人。今天，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些创业成功者都是杀出来的黑马，都是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以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对此，马克思关于“资本属性”的批判和米赛斯对于“资本精神”的分析好像显得都已不重要了，在许多人看来，企业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企业家的成功与社会进步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这个圈层的成功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著名企业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世人震惊：假冒伪劣、庄家持股、偷税漏税、行贿寻租等手段确实让少数企业家迅速致富。但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能对社会进步起任何作用，反而会损害公众利益、破坏社会秩序，使经济走向崩溃。
　　事实证明：企业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其领域、规模、区位的优劣，也不在于社会体制、市场结构、监管模式的差异。从本质上看，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可以获得成功。归纳起来，把事情做好的路径不外有三条：第一、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做；第二、把他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第三、把明天的事当作今天的事来做，这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的道理，企业亦如此。
　　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奋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企业成功的背后，只有个人欲望的膨胀、没有道德水平的提升；只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没有社会责任的提高，这种成功带来的可能就是悲剧。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关怀依然十分匮乏。从银广厦股份到中关村投资，从三鹿奶粉到富士康事件等问题都说明，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其精神和道德水准仍处于贫弱的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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