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已普遍承认钱钟书和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了，但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其有赖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对他们的“重新发现”。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繁体字本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与大陆读者见面要到2005下半年。这并不意味着大陆的学术界与出版界对该书不重视，而是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坚持以艺术成就为第一的标准来书写历史，与我们以往的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即便如此，该书在大陆出版时仍有不少删节，这在作者夏志清的另一本大陆版的《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中看得更为明显，因为书中索性出现了《金瓶梅》洁本似的框框，让人恍然如有隔世之感。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地位早已确立，它应该是中国新文学史的经典（也许笔者书读得少，还想不出第二本类似的经典）。若要详细论述，非得长篇大论，这儿就具体举几个例子吧。
　　刚刚去世的作家巴金，以其《家》、《春》、《秋》等著作为人称道。而夏志清先生却对这些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颇有微词：“巴金是这十年间最流行又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一位。尽管佳评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而这种努力，我们可以在茅盾、沈从文、张天翼身上找到”。
　　不过，巴金在抗战期间才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小说家，其代表作就是写于1945年左右的《寒夜》。夏志清评论道：“《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因为爱能够超越愤怒，代表了极为广泛的了解，《寒夜》的成功，因此更见高超，更见成熟”。“他不再是一个着了魔那样的急就章作家，不再是为了发泄毫无理由的忿恨的宣传家。他变成了一个细腻的匠人，深具同情心的写实主义者。尽管他仍然相信真理比艺术重要，可是他同时也领会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艺术家，只有照实去描写生命，去探索人心的隐蔽处，去灼照人生中爱的道路，才能够为真理服务”。
　　在夏志清看来，同样是资深作家，创作了优秀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老舍，抗战后出版的《四世同堂》却是一本“大大失败之作”，因为我们“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
　　类似犀利的评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随处可见，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可有些见识确实是一语中的，对于古往今来多数优秀作家而言，一本15岁时喜爱的书，往往会在25岁时遭到淘汰或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感想。而“很多中国作家（巴金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是：在他们未经指导、青春期间所嗜读的书，往往便是他们终身写作的灵感源泉和行动方针。他们在写作方面表现得庸碌平凡，一半要归咎于自己无法超越青春期间的文艺修养和这一期间的领悟能力”。
　　当然，《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个别杰出现代小说关注不够，如东北作家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我个人认为，萧红在挖掘人物的深度尤其是广度方面要超出张爱玲。夏志清后来也解释说，主要是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尚未读到她的作品，他也“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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