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国家行政力量之于中国电影市场尚无法使用“参与”这个词。或者可以这样说，“行政参与”还是中国电影市场漫漫改革路上尚未达到的无数目的地中的一个。

这个结论的由来应当上溯至整个中国电影业体系的创建之初。中国的电影业体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模仿前苏联建立的。其基本特点是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放映政企合一、按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放映电影。中央设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地方有一级政府就设立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发行放映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全国电影业，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发挥指导作用。由此可见，电影自被新中国官方纳归社会管理体系的那一刻起，就成为政府用于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工具。在这种体系特征的直接作用下，我国电影事业的目的，很大程度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电影管理条例》中就较为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仍要把电影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种行政控制模式下的中国电影业成为与市场不甚联系的事业单位，即通常所谓的国家单位。即此看来，政府与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亲缘关系之深，就远非想相中那么容易剥离开的。

但是，国家单位的福利和补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电影业在新时期面临的种种危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电影业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长期以来的高度行政控制带给中国电影业的，是与其他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指标定产，以产定销，从销售终端到消费者都存在被迫接受的情况。当然，在一个物质文化消费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消费的被迫接受尚有可能实现，可随着社会经济状况跃上台阶，市场由卖方逐渐转变为买方，消费的民主化进程也一并开始。消费者对商品拥有的自主选择权越来越大，缺乏创新力和在质量上存在许多问题的国企产品逐渐失去市场份额，成为“劣制”与“落后”的代名词，被大量淘汰出局。国产电影尽管性质特殊，却也难逃厄运。

如果再从宏观角度来看，行政控制带给中国电影业的，是电影企业政府部门化，即企业等级极端分明。这导致业内企业难以横向联合，无法形成全国范围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随着可选择的文化消费方式日益增多，进口影片势如猛虎，中国本土电影业的几项重要业务指标开始一路走低，我国国产电影的年平均票房总收入还不及《王牌大贱谍Ⅲ》（Austin Powers in Goldmember）这样一部美国电影一周7500万美元的国内票房收入。

面对如此严峻的状况，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开始了。当行政力量无法再单独推动中国电影业这只大船继续航行的时候，一种让行政力量完全撤出中国电影业，让市场完全接管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听觉范围内，并且愈叫愈响，似成潮流。

难道果真如这种看法所言，中国电影的败局之根在于政府管得太严，所以只要让政府放开手脚，让中国电影自己跑，五年之内没准儿能跑上天去。窃以为，这种看法仍然没有真正认清中国电影业的实质问题。改革异常必要，但是行政力量却也得依旧参与到中国电影的发展中来。注意，此处乃是“行政参与”而非“行政控制”。

且让我们先看看中国电影业的些许生存境况。首先，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电影业的整体状况。在大市场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电影市场的经营同样不甚规范：管理薄弱，电影走私盗版猖獗，偷漏瞒报票房和拖欠款现象严重；城市影院数量少，设施落后，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休闲方式的新变化和电影收看需求。试想，如果单纯依靠社会力量，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能力，仅仅是盗版这一个问题就足以让所有的业内企业黔驴技穷。

在自身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我们还要面临进口西片的沉重打压。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任由美国的文化原子弹在中国遍地开花，且不要说中国本土电影，说不定数十年后在中国经营影院的也全都是外国资本。由消费进口文化商品所导致的货币外流的结果是可怕的。而这一切并不是单靠客观的市场规律就可以解决的。市场规律导致的结果也许是客观的，但诉诸民族利益的时候，就非“客观”两字而能一概论之了。

打一个比方，中国电影长期以来被国家行政力量扶着走，就好比一个长时间依靠代步车行走的婴儿。如果突然有一天撤去代步车，让其自行迈步，铁定会被摔得头破血流，说不定还会留下终身残疾。只有让其先扶着车走，渐渐地才能适应独立的行走和奔跑。所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先天软骨的中国电影仍需行政力量的扶持。

当然，这就涉及一个度的问题，何为“控制”，何为“参与”。如果我们参考当前整个中国市场和行政干预的关系，就可以略有明了。发展的关键在于内部的优化强健，行业的兴衰，企业的成败皆在于自身的提升，并不以政府指标为度。政府调控则只能关乎经济环境和社会整体福利状况，一旦越轨，就可能发生撞车。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这条原则不时被打破，但就长远来看，它仍然是最理想状态。只要承认电影也是商品，电影业与制造业如一无二的话，这条原则就是适以用之的度。

说到行业本身，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养成的毛病数不胜数，而尤以电影生产这一环节最为突出。电影不具市场适应性，观众不爱看，很多国产影片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过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说这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那就有失偏颇。综观行业近况，近几年行政力量让位市场的工作一直在做，国家将工作中心转移至培养市场与扶植优秀电影上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提交1000字的剧本梗概即可申请拍电影；影片终审权下放至七城市；国家出资采购优秀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审查批准制改为备案制；设立每年1亿元的国家资助资金。这一系列改革方向披露后，我国电影的生产数量由去年的100部增加到197部，其中合拍片超过40部，民营公司投资的电影多达60部。但可圈可点的电影仍然乏善可陈。

究其原因，中国电影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科学的生产流程，技术、资源都无法积累和及时更新，管理方法更市落后于时代很多年，这些都只能从电影生产本身入手，而非行政力量所能及的了。

话言至此，观点已经明了。行政参与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是必要的。整个中国电影业的生存环境，以及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问题都需要国家力量参与解决。虽然就电影行业目前的状况来看，仍然算不上达到真正的市场主理，行政参与，但是政府和整个行业的努力都是清晰可见的，也是渐见成效的。同时也要认清，政府一步一步将电影业交还给市场，让消费者去决定其生死存亡，更多的工作其实还要依靠电影从业者们真正的努力。只有双管齐下，中国电影业的勃兴才能成为可能，也只有中国电影本身强健起来，行政力量从“控制”退位到“参与”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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