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一书最近在网上热议，争论颇多，其中涉及到管理不高兴。企业管理作为“内生能力”，本与外人不相干，却也容易成为“不高兴”的话题。其实谁都会“不高兴”，管理也是一样。且不管“管理不高兴”在语法上是否有毛病，反正它出力很难讨好，局内各方都有不高兴。看来，企业要想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同样需要解决管理不高兴的问题。

老板不高兴管理

　　如果现在的老板说自己不懂管理，我们千万不必当真，那是在礼贤下士。其实他认为自己很会管理的，只要有了钱，什么事都能办成。但是你要说起管理中的问题，他就会不高兴起来。尤其是国有企业大大小小的一把手，他本来不是老板，是承担管理责任的；但是也要摆出老板的架势，把管理都当作别人或者部下的事。

老板不高兴管理，是因为人家是抓大事的，像管理中的小事根本顾不上。老板的确很忙，需要多方拉关系，有各种应酬，谈项目、跑贷款，理想的境界是在资本运作中空手套白狼。不过，不要以为人家是甩手掌柜，人财物大权还是要牢牢掌握住的。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应当与老板的所有权分开；但是老板不高兴管理与此不同，家族管理、股权激励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早已使两权分离的界限模糊了。老板不高兴管理其实是感到管理的精细化太麻烦，在管理中扣那几个小钱人家看不上，不屑于亲自过问。

当企业碰到困难时，老板对管理结果总是不满意，对经理人总是不高兴，总是抱怨没有执行力。在老板的逻辑里，管理就是执行，是执行层面的事；而我的决策没有错，也不可能错。企业经营出现问题，那自然是执行有问题。所以前些年《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书非常热销，尽管这类书籍以“伪书”的面目出现，老板们也非常当真，可以成批买回来发至每一个员工，使“伪书”变成“奴书”。与此同时，老板极力推行感恩文化、狼文化。这看起来相互矛盾，其实有内在联系，那就是要求执行者抱着对老板的感恩之心，在企业内部做羊，在市场上做狼。执行层做不到或者做得让老板有不满意的地方，老板就不高兴。

老板不高兴管理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其中包含着可以不按规则办事的暗示、怂恿和默认，即不管你在执行过程中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赢利就行。这在市场还不规范的情况下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当市场建设日益规范起来之后，就减少了执行层以不规范的投机获取成功的机率，老板因此不高兴。更有甚者，各种规范还管到老板的头上，岂能让老板高兴。比如《劳动法》的重新颁布，就“干涉”了老板的用人自主权，加大了劳动力成本。所以就有专家跟着着急，对新的《劳动法》进行非难。

管理者不高兴　

企业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总是喜欢王婆卖瓜的，不会不高兴。但是管理者也有许多的不高兴，不高兴相关利益主体对自己的管理水平、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果提出质疑。中国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既然企业已经由他来管，那一切都名正言顺。外在环境“恶化”、下级执行不力、科学管理失灵，这都不是管理的错，管理者按照潜规则办事已经非常不容易。

这里所说的管理者主要是职业精英，在企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中，他们便成为相关利益主体的代理人。老板当然也会充当管理者，但实际上企业资产并非全部属于他们所有，只不过他们更看重实际控制。管理者通过实际控制形成“内部人”，占据了资源分配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处于强势地位。而公司治理课题的提出就是在向管理者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例如要求他们披露信息，防止市场行为内部化，取消资本盛宴上的狂欢，他们即使可以设法规避，也会感到碍手碍脚，心里自然不高兴。

管理者也非常重视经营环境，只不过他们判断环境好坏的标准，是对自己应尽责任的履行所持的宽松程度。环境越宽松他们就认为越好，否则就不高兴。在他们看来，环境宽松包括对环境污染、资源高消耗的容忍，也包括对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忽悠的笑纳。在享有管理的随机处置权时，他们也知道自己有难以推卸的相关社会责任，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企业的做强做大才是最重要的。能够用发展来弥补过去的缺憾，他们就没有压力。当他们找不到可忽悠的新素材和新方式，不能用一个更大的窟窿去补原来的窟窿，造成资金链断裂时，他们就认为是环境不好而不高兴。在种种潜规则中，管理者总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管理者难免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既然“国之上下交相言利”，管理者自己为自己兑现特殊利益，也有法可依。企业赢利，他们“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得到的还算是小头；企业没有赢利，他们也付出了劳动，照样应当拿天价薪酬。的确，按照孟子所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与弑君簒国的士大夫比起来，他们没有将企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尽收囊中，那已经是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对他们求全责备？社会如果连他们的收入状况也要管，设定薪酬的上限，就是在迎合仇富情绪，不利于企业的和谐，管理者当然会不高兴。

劳动者对管理不高兴　

　　继《中国不高兴》之后，网上又有了《中国人不高兴》的电子版，其中所加的一个“人”字应当包括企业内的一般劳动者。企业内与老板、高管相对应的人群应当叫做一般职工，但是考虑到农民工、零工还享受不到职工的待遇，所以称之为劳动者。按说企业老板和高管现在也属于劳动者，大家应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反过来说企业老板和高管的不高兴就会波及到一般劳动者。这就使得一般劳动者对管理的不高兴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劳动者对管理的不高兴还不能说自己不高兴。共和国在理论上是劳动人民的，所以政府推出的政策都是好“经”，出了问题只能怪歪嘴和尚。但是现官不如现管，一般劳动者不怕官只怕管，且不说现在以“没有任何借口”为职业规范，更重要的是在你的身后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大军，你不高兴就走人，“两条腿的人”多的是。所以在分配不公面前，对于自己企业的管理的不高兴就不能随意流露，有时候还要在管理者面前装出高兴的样子来。比如《劳动法》重新颁布后，为了满足企业规避连续工龄义务的需要，劳动者就“自愿”将自己的工龄归零，以便与高管保持一致。

不过，劳动者知道即使自己表现出一些不高兴也没有用。历史发展到今天，劳动者在法律上的权利基本上不算太缺，但是那只是一种理想化。共和国的公权力离自己太远，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在具体“单位”里才能实现。既然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表现出一些不高兴虽然能争取一些同情，可那代表不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况且市场化运作不相信眼泪。当然，劳动者对管理的不高兴也有申张的途径，那就不能停留于不高兴，需要准备付出沉重的维权代价，采取极端的方式引起舆论关注。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以跳楼方式讨薪等等新闻付诸于报端。

以走极端的方式表达不高兴对个体来说，成本实在太大，大多数劳动者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于是他们对管理的不高兴就有一种“经济”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在注意储蓄的同时，进行山寨式的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需不旺也是劳动者对管理不高兴的曲折表现。劳动者并非不愿意过比较体面的生活，但是出于对管理者在管理中折腾的担忧，只好捂紧自己的口袋；出于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便以购买山寨产品的方式分享较新的科技成果。须知各种山寨产品与假冒伪劣不同，它是得到低收入群体认可的。具体的山寨企业可以被招安，但是原有的被招安了，还会有新的山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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