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与2005年展望
200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的变化特点
　　1.投资增速“前高后低”，对GDP贡献率继续盘升2004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周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与上年倒“U”型增长轨迹形成鲜明的特征。1-2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53％，高于上年同期约20个百分点，投资领域部分行业“过热”成为本轮经济上升周期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针对经济与投资中部分行业过热现象，中央从4月份在土地、信贷、货币供应等方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对部分投资过度、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的行业如水泥、电解铝、钢铁等行业进行专项调控和清查。在市场的、法律的、行政的等一系列手段的作用下，从5月份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以较快速度下滑。截止8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2186亿元，同比增长30.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约2个百分点(见表1)。投资增速由猛增、锐减转向平稳回落，避免了大起大落，表明投资正在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面运行。与投资总体实现较快增长相一致，2004年以来投资(只包括城镇50万以上项目)对GDP的贡献率上升到37.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则由38.4％上升到44.4％，提高了6个百分点，幅度更大。尽管2004年以来消费也出现了恢复性较快增长，前8月份累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达到13.1％，比上年同期提高3.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并没有随之上升。从技术因素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物价涨幅较大(前8月份达4.0％，而上年同期则为0.9％)，2004年实际消费增长并不高；另一方面与投资的高速增长相比，即使是名义值，消费增幅依然显得较慢。同样，2004年对外贸易“大进大出”的格局没有改变(前8个月均增长30％以上)，但净出口不升反降，前8个月累计逆差9.45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则为顺差88.6亿美元，这样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实际上为负值。
　　表1 2004年2-8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分类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53 47.8 42.8 34.8 31 31.3 30.3
国有及控股 55.5 46.1 37.3 33.3 25.5 27.5 25.9
房地产 50.2 38.4 34.6 32 28.3 28.6 28.8
住宅 48.7 33.7 30.4 28.3 26.5 26 25.6
　　2．中央项目增长加快，地方项目投资有所回落
　　1-8月份，中央项目完成投资5013亿元，同比增长4.3％，比1-7月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提高了15.1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负的lO.8％)；地方项目投资27173亿元，增长36.6％，增幅比1-7月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5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41.6％)。从累计增幅来看，地方项目快速回落，而中央项目不降反升，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地方项目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央项目，这一点从中央、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中也能得到证实。前8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完成额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为15.6％，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为84.4％，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8个百分点。
　　表2　1-8月中央和地方项目建设投资完成增长情况
分　　类 实际完成(亿元) 比去年增长(%) 1-7月同比增长(%) 比重
中央项目 5013 4.3 5.7 15.6
地方项目 27173 36.6 37.2 84.4
　　3．第一产业投资继续加快增长，第二、三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分产业看，1-8月，第一产业投资330亿元，同比增长16.3％，比1-7月增幅提高1.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5.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2816亿元，增长41.7％，增幅回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近10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2386亿元，增长42.1％，增幅回落O.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19039亿元，增长23.9％，增幅回落0.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小幅回落0.5个百分点。分行业看，1-8月，黑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1191亿元，增长46.3％，增幅比1-7月回落2.9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379亿元，增长28.8％，增幅回落6.1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691亿元，增长51.6％，增幅回落4.3个百分点。表明国家宏观调控中"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落实已经在投资较快的产业结构中有所体现，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出现加快增长；而投资过热的部分行业主要出现在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出现较快回落；第三产业投资受宏观调控影响不是很大，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
　　表3　各行业投资增长情况
行　　业 2003年1-8月 2004年1-7月 2004年1-8月
一、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水利业 10.8
10.8 15.0
15.0 16.3
16.3
二、第二产业
(1)工业
(2)建筑业 51.5
51.5
51.7 42.5
43.0
28.7 41.7
42.1
三、第三产业 24.4 24.6 23.9
　　注：由于统计口径变化，部分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4.各地区投资均有所回落，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更大
　　固定资产投资是形成物质生产的基础，投资规模对地区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受投资资源的限制，投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在投资规模一定时，一些地区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其他地区投资的减少，从而可能使一些地方发展较快，另一些地区发展缓慢，从而拉大地区间发展的差距。从今年地区投资分布来看，1-8月，东部地区投资18260亿元，增长29.2％，增幅比1-7月回落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6542亿元，增长32.4％，增幅回落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6722亿元，增长34.3％，增幅回落0.9个百分点。总体看来，西部地区投资增速高于东、中部地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4　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单位；％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3年1-8月 38.7 41.5 36.9
2004年1-7月 29.5 33.2 35.2
2004年1-8月 29.2 32.4 34.3
　　5.资金来源增幅回落，银行贷款增速继续下降，自筹资金比重上升
　　从资金到位情况看，各类投资资金来源的月度数据表现出明显的起伏状态，基本上都在5-6
月出现增长的低谷，随后增速又有所回升，8月份再出现回落。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32.3％，比1-7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分别增长20.4％和37.9％，增速分别放慢了4.7和1个百分点，其中银行贷款增速低于投资增速9.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自筹资金增长38.7％，比1-7月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1.5％上升到33.1％。说明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对其他筹资渠道有所上升。
　　从资金来源情况可以看出；(1)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呈现增长下降趋势，对投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2)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贷款速度明显放慢；(3)利用外资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与上年相比有减弱的趋势；(4)在国家、银行、外资等几个筹资渠道均出现恶化的情况下，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找门路，使企业自筹资金增速急速上升，说明企业投资自主性大大增强。
　　表5 2004年不同投资资金来源当月投资增长率(％)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全部投资 53 43.5 34.7 18.1 22.7 31.5 26.5
国家预算内 16.9 11.3 54.1 -28.0 16.3 20.6 28.4
国内贷款 82.0 32.1 16.1 11.6 4.8 9.0 -5.5
利用外资 57.3 39.3 2.6 3.0 20.2 62.4 25.3
自筹资金 86.3 54.9 35.8 24.2 21 34.4 31.6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在沉寂5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年出现较快增长势头，并在2003年开始加速，2003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2004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为43％，达到历史第二高的水平，从二季度开始投资又开始迅速回落，但依然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于是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何看待本次投资高增长?高增长是否正常?投资高增长的根源是什么?政府该不该调节、如何调节投资成了本次大讨论的核心话题。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消费增长一般相对稳定，投资的波动较大，对大国而言，净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力又相对较小，因此，经济的波动主要来源于投资的波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就认为，经济的波动来自于投资者的“兽性冲动”；历史上著名的泡沫，从郁金香泡沫、NASDAQ股市的大幅下跌到日本的经济泡沫，都和投资有莫大的关系。在我国，投资同样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相关性。如果用1979—2003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D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DP实际增长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D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投资的大起(即高增长)与大落(即低增长或负增长)在理论层面还是历史层面并不罕见，并非今天才有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增长有多快，而在于确定投资增速过高或者过低的依据是什么。在未确定判断高低的临界值(点)的标准的情况下，片面地判断高低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该如何确定我国投资增长高低的临界点及其依据?
国内学者对我国潜在投资增长能力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与角度不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种方法是以过去某一时期投资增长的平均值作为潜在投资增长值(张曙光，2004)。根据这种方法，以1983—2003年数据为样本，简单平均后增速为20.7％，以此为依据，2004年前4个月投资增速达到40％以上，表明投资确实存在过热的倾向。也有人把中国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得到我国投资存在过热的结论。他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42.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7个百分点，因而得出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的结论。不论何种方法，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均认为我国潜在投资增长水平在20％左右。这也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根据经验数据测算，投资增速在20％上下不远的年份，都是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时期，而投资增长越是远离20％线，投资与国民经济的波动也就越剧烈，经济大起大落的特征就越明显。
表5数据还显示，我国历年投资增速大多远离平均速度，说明投资波动过于频繁、波幅过大，从而导致经济的波动也相当频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投资波动如此频繁和巨大，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影响投资扩大规模的因素有很多，但都服从一个条件，那就是利润最大化条件。利润最大化条件决定了单个企业投资规模的上下限(边界)，从而就决定了社会投资总规模的上下限(边界)。
　　(1)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时：一方面对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导致这些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企业投资成本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增长减缓，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出现下滑甚至亏损，这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所以企业会选择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不再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决定了企业投资的“上限(边界)”。另一方面，本期投资规模扩大必然会导致本期乃至以后多期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只有当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整个社会对其需求相对应时，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才不会被闲置，扩大生产能力才可能是可持续的。否则，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由于生产产品的滞销而出现闲置，也将严重影响企业投资效益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企业投资行为要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而不能一味地扩大。分析表明，在完全市场经济中，企业从而社会投资规模并不是无限制可以扩大的，其“上限”是由要素价格、市场容量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内在地决定了的。
　　(2)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投资规模出现缩小时；一方面要素价格由于需求减小不断下降，从而企业投资成本下降，这会使原先利润率低或赔钱的投资项目由于开始赚钱或者利润上升而上马，这将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从而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在企业投资规模缩小的情况下，对特定产品的投资和生产必然不断下降，在其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供给下降必然引起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一步刺激企业扩大投资规模。这表明企业投资即使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下滑，但由于要素价格下降、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利润上升等原因，照样会刺激企业投资回升甚至加快增长，这同样决定了企业投资从而社会投资规模的“下限(边界)”。
　　由于我国正处在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改革还不到位，企业投资规模的确定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上下限(边界)，而是人为地放大或者缩小了投资规模，导致投资行为的“羊群效应”更加突出，投资波动的幅度与范围更大，政府调节稳定投资显得更加必要。表5近2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最低年份(1989)为负的7.2％，而最高年份(1993)增速高达61.8％，增幅差距近70个百分点，即使扣除物价因素也在50个百分点以上。
　　表6 1983—2003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潜在增长偏离程度
年份 增速(%) 偏离程度 年份 增速(%) 偏离程度
1983 16.2 -4.5 1994 30.4 9.7
1984 28.2 7.5 1995 17.5 -3.2
1985 38.8 18.1 1996 14.8 -5.9
1986 22.7 2 1997 8.8 -11.9
1987 21.5 0.8 1998 13.9 -6.8
1988 25.4 4.7 1999 5.1 -15.6
1989 -7.2 -27.9 2000 10.3 -10.4
1990 2.4 -18.3 2001 13 -7.7
1991 23.9 3.2 2002 16.9 -3.8
1992 44.5 23.8 2003 26.7 6
1993 61.8 41.1
平均 20.7 平均 20.7
　　究其原因；
　　(1)转轨时期改革的滞后扭曲了生产要素(资金、土地与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导致了投资的“非理性繁荣”。资金、土地与劳动力是投资活动顺利进行的必备要素。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趋近无穷大，劳动力价格低廉，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我们且将其看作是外生变量。
　　从资金来看，虽然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很高，银行存款余额非常庞大，看起来资金供给似乎很充裕。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人均收入较低。与几乎无穷供给的劳动力相比，与经济发展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缺口相比，资金在我国依然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决定了资金价格(利率)在我国应当是比较高的。资金价格相对较高，资金更应当配置到效率高的企业和产业当中去。但在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缓慢、投资的软预算约束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再加上当前利率生成机制僵化(主要由货币当局控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资金供求变化状况，导致效率偏低的国有部门能够获得巨大的贷款资源，而广大非国有部门即使效率较高、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也不能获得应有的资金支持。这一方面造成国有部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非理性扩张，成为投资波动最主要的根源；另一方面广大非国有企业却不能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要么影响投资和发展，要么选择非正规渠道、高成本融资，不仅提高了投资成本，而且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可见，(1)利率生成机制僵化，(2)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3)银行改革滞后是导致当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从而投资行为异化和投资波动的主要根源。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有两大环节，一个是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另一个是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就要对无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所有用地项目一概实行征用；按原用途补偿，又将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完全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并且农户不直接参与补偿的谈判，只是一些代表的“集体”有权去谈判补偿条件。这样征地就能实现低进高出，补偿条件远远低于土地的机会成本(项兆伦，2003)。这样，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协议转让”和“竞价拍卖”三种方式出让土地无偿划拨的土地远远供不应求，因此，划拨和批准划拨的权力就有了“市值”(周其仁，2002)。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只需支付较小的成本就能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出售“划拨权”获得巨大收益。“空手套白狼”，必然的结果是滥用征地权、利用征地权寻租、农民权益受损等各种现象频频发生。
综上所述，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产权模糊是导致我国历次投资非理性膨胀的根源。既然投资非理性扩张与银行、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因而要抑制投资剧烈波动不仅不要短期政策调节，而且要把短期调节与中长期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三、宏观调控需要长短结合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以长期、体制和结构问题为给定前提，集中讨论短期、总量和政策问题，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是适应的，因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结构变动和体制调整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因而可以假定为是既定条件。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因素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影响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政策的变化。因此应当重视体制因素对短期影响以及体制和政策联动性，在宏观分析中讨论长期问题和体制问题并非是“煮浆糊”、混淆问题。
　　1.长期；加快推进体制改革进程
　　(1)加快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体制改革，必然涉及金融体制的再造，而银行改革又是重中之重。因为，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这次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更说明了银行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国有银行的垄断尚未打破，银行的经营行为存在着很大的扭曲；一是官员点贷，贷放给了那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政府竞争工程；二是私人骗贷(如上海姚康达骗房贷7000多万)；三是银行乱贷，不问资质债信，不考虑还款保证。于是贷款集中流向垄断行业，流向大客户，一般行业和中小客户贷款无门。可以说，我国的金融业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潜藏着很大的危机。因此，加快银行改革和发展独立的资本市场是一个紧迫而重要任务。
　　(2)推进政府改革。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是一个具有二重角色的强势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一个凭借强制力的公共部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一个与企业相类似的私人部门。角色的二重性决定了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二重性。作为权力机构，政府的行为目标是政局稳定，统治长久，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政府的目标是本地区和本部门收益的最大化。这一切就决定了政府间的经济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凭借权力的争夺与凭经济力量的竞争相互交错和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政府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的前进，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在改革方面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府竞争推动的；另一方面，政府竞争也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和调控与此密切相关。其次是造成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以及村级债务的大量积累，有人估计大约4000-6000亿元，因为，各级政府不仅利用财政产权边界模糊进行资源争用，而且利用金融体制缺陷，与中央政府争夺货币权力和金融租金，同时出现了大量“旁门左道”之类的竞争行为。这一切就造成了政府的治理危机，尽管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很强，但管理能力很弱，上下信息失真和不能沟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规侵权，甚至无法无天，任意胡来。因此，加快政府体制改革，规范官员行为，就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和关键。
　　解决的办法在于，一是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经济和投资权力，明确规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建立政府官员的行为规则，并对官员的行为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实行真正严格的问责制度。二是建立公共财政，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明确部门分工，加强部门协调，消除多头管理，另一方面，增省扩县，取消地、乡两级，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财权和事权，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逐步走向经济联邦制。
　　(3)提高投资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导向制度。在投资主体注重理性思维、讲求投资效益的条件下，信息对其投资行为的导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减少对投资项目的直接审批之后，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定期披露产业投资信息，做好产业投资预警工作。对于国家鼓励或限制的投资项目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技术标准、环保标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与2005年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