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要看得起部属，部属要对得起上司。一方面“看得起”，一方面才“对得起”，彼此是相对的，称为交互性。有一方面“看不起”，就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对不起”，这才是合乎人性的互动法则。“仁义道德”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人人会说，却大多不求甚解，并不了解它的真正意义，以致口耳相传却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仁”是孔子的伦理学说，在《论语》里，讨论得最多的便是“仁”。然而孔子并不直接对“仁”作出解释或下定义，他似乎要大家自己用心去体会。孔子的真正用意是唤醒大家，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仁”实践起来，这比“说仁”要重要得多。至于“仁”的概念，可尊重各人的心得，不一定需要一致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些个体差异，处境也各不相同，所以在实践“仁”的过程中不应加上太多的限制和束缚，这样才能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尽力而为。如果设定过多的戒律，势必会引起虚伪、造作、形式的遗憾，流于唱高调和做表现，反而妨害“仁”的施行。

　 “义”是孟子的伦理学说，他继承孔子的思想，认定 “仁”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仁”是良心的表现，而“义”则是应走的途径。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仁”必须合理，才是合乎人性的“仁”，而不是滥用感情；“义”解释为合理，凡事以合理为衡量标准，“无过与不及”是孟子的最大贡献。他并不反对合理的利，只是拒绝接受不合理的利。

　　至于“道德”的含义，那就更加复杂了。古书里把“道”和“德”二字合成一个名词的，首现于汉初司马谈对先秦学派的评论中。一般来说，“道”指公众性的通行大路，而“德”是个人行路的能力和结果。“道”是公的，形于外的;“德”则是私的，存在于各人的内心。做人应该公道和私德兼顾并重，才有资格被称为君子。

　 “道”与“德”分开来看，就人而言，“道”是大家言行的准则，“德”是各人所表现的合理态度或正直善良的行为;就物而言，“道”指万物所共同遵守的法则，“德”即各物所具有的性能。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指的是老天爷具有提供人和物生长的本性和功能。但是，将“道”和“德”合称为“道德”，那是人类的专利，也是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说天地日月、飞禽走兽具有道德修养，只能说人有道德。道德是做人的态度，也成为人类的衡量标准。我们把人与人的关系看得十分重要。人与人间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表现，我们特别把它叫作伦理。中华民族既然重视伦理道德，我们的管理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伦”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待的生活关系;“理”为人群生活关系中，彼此交互的道德法则。我们的伦理道德，是群体与个人并重的。伦理偏重于群体，而道德则偏重于个人。人人从修身做起，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好，再一层一层往外推，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些关系中，讲求伦理。然后在不同的关系中，提出道德的重点，这才构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不同的关系和重点。关系称为五伦，重点称为五德，可见伦理比道德更为根本。最好先搞清楚彼此是什么关系，然后才表现出这种关系所应该表现的合理言行态度，以免扭曲或错乱。

　　儒家所倡导的，是尧、舜、禹、汤、文、武一以贯之的中华大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不同的学说先后出现。司马谈把这些学说大略区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后来刘向又把他们分成九种流派，这才出现三教九流的说法。经过历代的演变，证明阴阳、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各家的学说，都是一偏之见的偏道，只有儒家才是平实可行的中道。两千多年来，中华道统在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唐朝韩愈提出“原道”的主张，指出“道”就是仁义。依据韩愈的说法，仁义是道德的内涵，而道德则是仁义的表现。问题是，知行固然有合一的可能，却也有分开的必要。否则行之日久，逐渐不知或不完全了解，也会反过来影响行的效果。孔子再三说明“学”的重要，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大家重实践，却走错了方向，偏离了中道。大家不重视知识的追求，是因其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和自以为是的偏差心态，由此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整天为非作歹”的可怕后果，使大家不但对中华道统丧失信心，而且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儒家。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我们严重扭曲了儒家的道理，加上食古不化，使中华道统愈来愈僵化，非加以重整不可。

　　中国式管理如果把大家带回从前，简直是死路一条。中国式管理必须现代化，首先要做的便是正本清源，破除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曲解与误解，把那些不当的言论加以导正，才会有现代化的功效。而最根本的误解，是把儒家看成儒教。我们只有儒家，没有儒教。因为孔子从来不重形式，也没有戒律。他只是述而不作，把合乎人性需要的道德修养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依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自由参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旦提出严格的要求，形成教条，就不尊重人的自主性了，那是儒家不愿意做的事情。自有人类以来，便有道德的事实。然而，随着人类的不断演化，道德的内涵随之产生变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告诉我们，要学做一个被大家看得起的君子，必须由修已安人而进入“至善”（顶好、园满、和谐）的情境，这便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观。要完成“在职场中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我”的人生任务，最好的办法便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群体中完成自我；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仁义道德待人。

　　孔子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意思是人与人的相处，应该以人为本，看重人，注重人事的变化。不论爱人或恶人，都能合宜才是合理的态度。

　　仁和爱看似相同，却不尽然。爱人是广泛的，只要是人，便不能不爱。因为爱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差别;仁则是有差异的，先从爱自己做起，以自爱为起点，逐渐向外推展。而且亲疏有别，不能一视同仁。道德的名目，虽然因人、因物、因事而有不同，根本的原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仁。

　　孔子把道德称为德行，以自己为主体，他人为客体，彼此良性互动。主客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凡是把儒家学说解释为“一定”如何如何的，大概都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其实是对儒家很大的伤害。因为后来的学者，大多把儒学弄得十分僵化而缺乏弹性，难怪有“儒教”的称呼。

　　人与人之间，彼此“看着办”，不一定怎样才算合理。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哪一句话是应该终生奉行的？孔子说出“恕”这一个字，解释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是仁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恕”是仁的一面。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把爱人挂在嘴巴上，而应该己欲立而立人（自己要站起来，让别人也站起来），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发达，让别人也能够发达），推己及人，先自爱而后爱他人。要明白自爱不可以限制在爱自己的小范围内，以免成为自私自利的小人。只要在自爱之后，能够“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向外开展，达到爱他人的境地。一方面对他人忠诚，一方面也对他人宽恕。仁义道德，便可以从自己做起，落实在生活上。

　　鲁国的国君定公，有一次问孔子,上司对部属，部属对上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回答说,上司要看得起部属，部属要对得起上司。一方面“看得起”，一方面才“对得起”，彼此是相对的，称为交互性。有一方面“看不起”，就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对不起”，这才是合乎人性的互动法则。但是，过分地以牙还牙，毕竟属于不义。所以恕的意思，便是一再包容、宽恕、体谅，给对方一些调整、改善的时间。

　　我们最好认清，西方的个人道德主要来自对神的忏悔，并不是修己。我们的道德生活，必须兼顾修己和安人。除关注个人之外，还应该重视他人的感觉。我们不完全为个人而活，也不完全为他人而活。我们主张在群体中完成自我，这十分符合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

　　就管理来说，企业既不是友谊的结合，也不应该成为利害关系的组织。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同仁都当作人来看待，并没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偏差观念，那么所有的成员都是“管理者”，同时也都是“被管理者”，这时候组织变成仁义道德的结合体。一方面保持道德的平等，一方面毫无私心地密切配合。人人自爱，努力修造自己，并且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包容宽恕，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力求在安人中追求共同进步。

　　现代社会，常见个人为求满足其一已的享乐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并且危害了社会大众的安全与发展。中国式管理，在经济道德方面的贡献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交互性，在确立永保和谐的大前提下，又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能够与时俱进，进行合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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