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讨论东莞提高最低工资吸引劳工的文章，指出提高最低工资会扭曲市场运行机制，而从长期来看，市场机制扭曲将会对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应该着力避免。这个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似乎任何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说法，都有相似的命运。

　　通常而言，扭曲会发生在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出价水平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就业率降低。不过东莞市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仍然低于市场价格，并且与其他地区相较而言又不具有优势，那么其意义何在呢？也许地区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个视角，即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在工资水平上可能没有吸引力，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依然具有竞争力。如此一来，东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许目的在于吸引低价劳动力前来。

　　问题在于，低价劳动力并不适应东莞下一步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从东莞台资企业大举撤离的现象，也可以推断出产业的“梯度转移”过程正在发生，当然这一过程也发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前，并且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两税并轨、环境成本上升和对《新劳动合同法》的预期等，也不是由于提高最低工资造成的。所以，大致可以说提高最低工资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密切。

　　当然有人说劳工成本上涨会迫使低端企业进行梯度转移，不就实现了产业升级吗？但劳工成本上涨并不是因为珠三角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在长期的人力资本被低估的条件下，现在近乎所有要素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又较为厉害，劳工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提高。这是因为市场的需要，而不是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在克林顿在任时也推行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的政策，并且底层的实际工资因为最低工资提高而获得了一定的增长。这听起来是拥抱最低工资制度的理由。但正如我们应该意识到，早在1992年克林顿以此为竞选口号之前，美国劳工的实际工资就开始上涨了，而提高最低工资更多是由于工会和选票的力量，而不是出于经济效率上的考虑了。

　　那么为什么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提高了之后依旧低于市场价格呢？可能的解释是，这一政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是表明一种姿态，以顺应劳工真实工资已经上涨的事实。但其与经济效率无关，与产业升级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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