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起始点，是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逆比较优势战略(也称“赶超战略”)，而改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一员的比较优势战略。这是对中国国情、资源禀赋的清醒认识，并根据中国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比较便宜的国情，制定了出口导向的战略，从而带动了中国的经济起飞。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有其“重大的历史机遇”因素。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牛市”，历史大趋势会不断将中国送上新的利润高点。因此，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大视野来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就能虚怀若谷，否则很容易出现骄傲自满、急躁冒进的情绪。

　　从围绕GDP不断增长的一系列经济规模的指标看，中国确实在大步迈向大国。在那些闪闪发光的数据面前，我们的媒体兴高采烈，似乎总喜欢声称中国工业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并引用西方国家某些学者的言论，来表明中国GDP规模在2030年，在2020年之前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些自豪的言论透露着中国特有的思维习惯，那就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被西方凌辱一百多年后，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实现别人望尘莫及的奇迹。

　　由于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太多，我们总希望跃进；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我们总希望用赶超来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在大国统计指标上的跃进和赶超，可以说是我们的内在冲动，我们需要迅速到来的大国地位和强国过程来证明自己。

　　然而，1958年大跃进时期，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提出了用15年时间“赶英超美”的口号，后来赶超英国的时间甚至被缩短为仅仅两年。这个超过英国的指标就是钢产量。于是，中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家家户户砸锅砸铁，炼钢炉遍布全国。这种单一思维的钢产量指标的赶超，牺牲了大量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结果是1959 -1961年饥荒，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

　　大跃进式赶超的冲动影响很深。改革开放后，“抓住历史性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单一追求GDP经济指标的一路狂飙，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喜形于色的政绩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仍然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却在某些消费领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据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2005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04年，除石油能源之外，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食品和工业品消费国，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

　　对于GDP指标的增长，中国普通民众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了。这是因为，国民收益增长已经放缓，公共福利严重滞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贫富差距在加大，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们赶超西方国家，往往是面向西方国家的赶超，又往往用GDP、钢产量等统计指标来显示赶超程度。我们常常以为，复制并超过这些统计指标，就实现赶超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或优越而赶超，就往往忽视了国家内部优良秩序的建设，忽视了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这种洋溢着大国之梦的赶超被历史证明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发展中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之后，很多国家都有这种证明自我的赶超，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关起门来一心一意搞建设，结果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战后60多年，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之梦，有几个能够梦想成真？掌握世界话语霸权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那八个国家的名字，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那八个国家的名字基本一致，只是奥匈帝国换成了加拿大而已。世界风水轮流转，谈何容易！

　　总之，我们要做长期奋斗的打算，致力于内部优良秩序的建设，致力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致力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合作和融入，保持清醒头脑，慎言赶超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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