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加。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增多。国际上一些政治因素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些都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各种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可以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之大、范围之大，从未有如今天之巨。随之而来就有很多难题，比如，如何把握好宏观调控中“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就是一个。把握好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抓住主要矛盾，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避免“头痛医头”，甚至“头痛医脚”。

　　在“内”与“外”的关系上，外部因素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64%，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资已达748亿美元。2007年，还有多家银行、保险公司“走出去”，竞购国外银行的股权，更有中投公司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手笔，还有QFII，QDII等制度安排。顺理成章的是，在宏观调控中，外部因素的考量也越来越重要，如果外部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增加，其考量的权重显然还会大增。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在宏观调控中，仍然应该坚持以“内”为主，以“外”为辅的原则。首先，国内因素仍居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这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具体分析中就能说明不少问题。

　　据权威解读，在2007年11.4%的GDP增幅中，4.4个百分点来自消费贡献，4.3％来自投资，2.7％来自出口。其次，从长期趋势看，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和深化，国内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也是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从根本上讲，大国经济的立足点、决定因素必然在国内。再次，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也必然刺激不少企业掉头向内，做好耕耘国内市场的大文章。这更增加了内部因素的权重。

　　确立了“内”主“外”辅的原则后，在处理纷繁的宏观经济问题时，我们才会更加果断、准确。比如，在处理“反通胀”与“反热钱”的矛盾时，就可毫无疑义地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我们知道，反通胀措施之一是加息，但美国因其国内经济趋缓等原因，更乐于减息。这一加一减，使中美之间的利差更大，“热钱”流入中国的动力更充足。因此，加不加息实在令人为难。然而，如果按照“内”主“外”辅的原则，取舍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总之，一方面我们要充分重视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不排除在某个时段上倾全力对付国际经济动荡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内”主“外”辅，仍是我们在宏调中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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