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投资主导的贸易扩张

　　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快报)，中日进出口总额增加17.9%，达22.2万亿日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20.48万亿日元(增幅1.1%)。日方强调这标志着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美国转移到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总体看，中日贸易扩大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有关。当前，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建立生产基地型投资，主要是那些在日本已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企业通过对华转移生产据点，利用中国低成本资源，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这类投资通常伴随着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对华转移，因其大部分产品销往包括日本的海外市场，具有带动中日进出口双增的特点，是“中国名义出口”的典型代表。

　　第二类是以占领中国消费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汽车等领域。这类投资是日本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及原料对华输出的重要渠道，也是近年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因这类投资需要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又成为扩大“中国名义进口”的典型。随着近年来这类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中国名义”下的国际资源进口量扩张，也一度使中国被日本等指责为扰乱世界资源价格体系的因素。

　　第三类是作为日本企业全球竞争战略一部分的对华企业并购，其主要方式是采取换股、注资或合作、合资形式，属于利用中国资源型投资。其贸易特点并不明显，而对日本企业利用中国制胜全球竞争具有战略意义。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渐放宽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限制条件，在日本趋于饱和的食品加工、保险业等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类投资随之增加。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迫近，流通、电信等领域对开放力度逐步扩大，日本企业开始试探性并购中国企业，以求得全球战略竞争制高点。据日本的相关调查显示，2004年日本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件超过50件，约为2003年的2倍。

　　从进出口增长比例上看，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不含香港)增幅远大于进口。例如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约为2000年的2.4倍，而进口则约为1.72倍，结果日本对华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最高点快速缩小了1万亿日元。日本对华出口的急剧扩张，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日本经济于2002年初开始走出谷底表现复苏，2003年中期后进入扩张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中日经济同步跨入新周期，为中日贸易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日本扩大对华出口的重要前提，为日本经济借出口拉动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需市场，因此，被日本称之为“中国特需”。

　　“存疑”：中国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从产业分工上看，这种投资牵动型贸易增长使中日产业结构表现了新时期的“垂直分工”特点，即日本对中国出口主要表现为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而中国对日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体现了强劲的制造生产能力，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似乎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但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更多地表现为组装加工型制造，贸易结构也反映了组装加工型出口。特别是近年来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往的纤维、食品、杂货的比例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办公设备、音响声像设备等机械类产品急剧上升，2004年其比例达40%左右。这体现了中日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分工结构，也就是日本生产高科技、高附加价值含量的零部件，中国则进行组装。中日产业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结构。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上游产业和产品集中了科技和价值含量，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下游产业和产品的科技、价值含量较低。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日本“企业内贸易”特点，也就是日本的母公司将生产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到在华子公司，子公司再加工成制成品返回母公司。在海关统计上，这种贸易虽表现为中日贸易，但实质上对中国而言仅仅是“中国名义贸易”。这种“中国名义贸易”不仅在2002年前后引发过“中国威胁论”，也在2004年掀起了世界性的“中国吞噬世界资源、扰乱世界价格秩序”的“新版中国威胁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贸易的扩张又反映了某种程度的“虚像”。

　　从世界贸易大循环的角度看，这种产业分工结构使世界贸易被严重伪装，反映在中美日三方贸易上，则体现了日本“绕路出口”，“伪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特点。众所周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日本频频挥舞制裁大棒，直至指责日本为资本主义的“异类”，压其彻底改革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日元升值成为美国着重使用的手段，也是日本政策当局的核心软肋。但自从日本大举对华转移生产基地，将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经中国组装加工，伪装成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后，日美直接贸易顺差连年下降，日美经贸摩擦迅速降温。结果导致1999年后，美国政策当局很少直接要求日元升值。特别是2001年布什上台后，美国几乎不再对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改善经贸关系的要求”。相反，中美贸易不平衡突出，中国成为缓解日美国贸易摩擦的“替罪羊”。

　　事实上，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复活，在高新技术、汽车、数字家电等高级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大踏步提高，日本产品正对美国核心制造业构成毁灭性打击。例如，2004年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超过30%，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额连年超过福特稳居第二，目前又制定了超过通用公司争夺世界第一的战略目标。这一点已引起美国制造业密切关注，2003年美国汽车“三巨头”就曾游说美国政府压制日本干预日元汇率。显然，中日贸易的扩张将进一步掩盖日美经贸矛盾，而使我国暴露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风口。

　　贸易统计背后的玄机

　　从贸易解读上看，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财年与自然年的区别。从日本一般统计年度看，日本的财年是从4月1日到翌年的3月31日为一个年度，2004年12月为止的统计并不代表日本2004财政年度整体状况。所以对日本而言，这项统计的实际意义并不强。第二，“快报值”与“修正值”的区别。所谓“快报值”是对统计数字的初步汇总，没有作剔除水分、增补遗漏的修正。贸易统计快报仅仅反映了海关数字，最终还要作相应的修正。通常“修正值”与“快报值”会有很大出入。第三，统计对象的涵盖面。本次统计的“中日贸易”是包含香港贸易的数字。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其贸易中包含相当数量的中转贸易成分，简单记入中日贸易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中日贸易关系。如果剔除香港部分，那么中日贸易总额为181933亿日元，不及日美贸易的204795亿日元(参见附表)。

　　从公布的时机上看，适值2月4～5日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前夕，至少会产生一定意义的宣传效果。美国希望会议能成为扭转美国财贸双赤字的转折点，因此要求日欧等扩张景气，开放市场，增加进口，减缓世界对美国的出口压力。此次日本贸易统计所反映的“中日贸易已超过日美贸易”的结果，对日本减轻压力有良好的说服力。1985年的“广场协议”被认为是美国以“政策协调”手段解决对外贸易不均衡的经典，也是日本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当时，日本在美国压力下，一年半内使日元升值近40%强，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性衰退”，迫使日本政府至今仍将避免日元升值作为大政，结果使金融政策手段极度僵化。僵化的金融政策不仅是日本经济沉浮于泡沫的政策温床，也成为日本经济10年衰退的历史伤痕。今年是“广场协议”20周年，美国财贸双赤字再报警笛。如何避免美国压力，保证日元与日本经济免于成为美国政策的牺牲品，是日本政策当局最紧迫的要务。由此也不难看出中日贸易统计数字背后还有另外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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