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同样的“一支笔”，我们可以这么说，假如这支笔在丰田，那么他们会形成一种机制，那就是人人具有“喊停”的权力。同样，当我把这个答案告诉很多的企业，并询问他们能不能也形成一种机制，从而使每一个员工都具有“喊停”的权力时，得到的答案是——不可能，那样的话，工厂基本上就全乱套了、死定了。我说，反过来，为什么丰田就可以呢？为什么大家都在学丰田，可就是学不会呢？

表面来看，似乎谁都知道，丰田倡导一种人人都为质量负责的意识，却忽视了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或作为默认前提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基本的假设，那就是质量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小撮人躲在房间里搞的事情。另一个则是我们对待错误所抱有的态度，那就是一旦发现错误，就要坚决地制止，坚决地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避免问题的重复出现。弄明白了这两点，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整个现场的设置，整个设备的安排，比如说生产线上的“安灯系统”（ANDON），虽是一个物理的装置系统，但其目的则是为了用质量和设备的信息拉动、支撑与实现所谓“人人为质量负责，面对质量要敢于用质量的思维去思考”的这么一种机制。

我曾经去看过丰田的生产线，感受颇深。当时看到某处一个报警的红灯闪动，于是马上去看手表，果不其然，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跑过去，不到三分钟红灯就停止闪动了。

相同的问题，我也问过很多的企业，他们都认为这件事基本上没有可能。而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则会发现，它实际上变得莫名其妙的复杂，甚至会延伸出许多许多的不同的反应。

说得再简单一点，当我们看到油瓶倒了，该怎么办？显然，日本人的答案是马上把油瓶扶起来，然后找出油瓶倒的根因，最后再去落实相关的责任。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呢，发现油瓶倒了，大家首先要奔去油瓶那，去了之后呢，开始找责任：“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设备部门的。”于是把设备部门叫做来。设备部门看了看，然后说：“错了，这是生产部门弄倒的，为什么叫我来？”最后，只能靠领导发话：“你们全都去。”当这几个部门一起过去把油瓶给扶起来的时候，油瓶里的油早就漏得一滴不剩了。那么，这件事如果到了德国的企业又会怎样呢？其实，德国的企业也有不同的文化，有些企业并不直接扶起油瓶，而是站在那儿讲理，先落实责任，等大家把责任落实完之后，就由负责的人把油瓶扶起来。而有些企业，则会像日本企业那样解决这个问题。

表面来看，面对一支笔或者一个油瓶，完全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或者物理的问题，但背后突显出来的绝对是质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一家著名的中国汽车业的老总说的一句话：“我实在不看好我们中国人做质量，因为我们缺乏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的‘质量基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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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它曾引发过我们很多的思考和争论。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不具有这个基因吗？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这种基因到底是什么？其背后又是靠什么来支撑的？

让我们先从日本人说起吧。好莱坞著名影星、超级大帅哥汤姆•克鲁斯曾主演过一部名为《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的电影。影片讲的是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美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而曾经代表着古代日本最辉煌、最受人尊敬的一个阶层——武士，面对他们日薄西山的命运，内心的不甘与挣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日本武士的刀和美国的枪炮之间的抗争，但实际上，其背后体现的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或是一种日本的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的枪炮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是一种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留并一如既往的尊重古老的武士道精神的大问题。我们发现日本社会能够和服与西服共存、茶道与咖啡同辉，这与他们秉持的一种“和魂汉材”、“和魂洋材”的文化价值，以及一种“东西共融”的思维相契合。实际上，这才是支撑他们在全球获得质量竞争力和全球的经济地位的动因。

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寻找日本、德国和我们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以中国和日本为例，表面上，日本从大唐之后已经引进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日本人与我们对儒家思想的把握是不一样的。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和“礼”，所谓“仁”是我们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修炼，而所谓“礼”则是一种外在的制度的约束。在我们中国，“仁”是要大于“礼”的，就是内在的修养要大于外在的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中国人更注重的是内在修为和感受，强调的是“理”和“情”，而不是“法”。日本人则正好反过来，他们之所以推行儒家思想，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儒家的“礼”，在他们看来，“礼”是要大于“仁”的，这就是为什么各种礼制可以服务于他们的天皇崇拜思想，所以他们把尊重规则看得更加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与日本在另外一个核心思想上的异同，那就是“忠”和“孝”。我们中国人强调的是“孝”要大于“忠”，自古就有“孝子出忠臣”的说法，甚至于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孝基本上是不忠的。这些显然是和我们中国人基于血缘的这种社会基础，或者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天下”这种心理结构密切相连的。从而就使得我们中国人在对待“忠”的问题上，一定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我是否忠心于我的主公，那一定要考虑他是否能够让我心甘情愿地去服侍他，是一种有附加条件的“忠”。所以，一旦我认为我不需要再去服侍他，他已经不值得我去服侍时，我就要归隐山林，去做一个隐士了。

显然，自古国人对隐士都是赞美有加的。反过来，日本的社会，把“孝”和“忠”是颠倒过来的，“忠”绝对大于“孝”的。因为日本的整个社会基础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他们的一个集团、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领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社区。

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基于血缘的关系，在日本则是一种纵向的基于他们集团的关系。因此，当你的“忠”大于“孝”的时候，意味着你要侍奉你的组织、你的集团、你的机构，一定是要尽“忠”的，而这种尽“忠”是要为他去死的、去献身的，是无条件的。所以，在日本的文化里是看不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去欣赏隐士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最大的不“忠”。

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中日之间表面看来都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体现出来的却是大相径庭。换句话说，我们对待一个组织、对待质量的态度是不同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对待规则，乃至对待生命的大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向重生安死的“人生观”，强调的是生，不强调死。而对于死也是由生来决定的，我们能否安死也是有几种境界的，第一种我们强调的是心安理得。当然，有些人死的时候是死不瞑目的，有些人则是死有余辜的，显然我们对死有着不同的评价，死也是要由生来评价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注重的是“人生观”，即“活着”和“如何活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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