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作为约束社会运行秩序的规则，是构建社会稳定的基石。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制度的完善与进步，人类以最高的智慧理性来努力构建一个与科技文明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体系，以有力地进一步推动科技文明的进步。制度规则已不仅成为现行社会的运行规则，还成为了把握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晴雨表和价值动因。

组织的创新行为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发展到制度的创新，这是由于许多外在性因素对组织的创新行为形成了阻碍。现存制度结构中已无法实现创新模式的规模化发展，来源于现存制度安排下的市场准入门槛、成本风险、市场失败、竞争者压力等因素凸现出来，创新者只有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进行最高层次的制度创新，才完成了全面的创新行为,制度变迁由此产生。

 L·戴维斯和D·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一书的观点认为：制度创新的过程是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的交替变化过程，即制度的动态变化与发展过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对现存制度的改革，不会给改革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这时不会出现制度创新的动机和力量。但如果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规模扩大，或生产技术发展，或一定利益集团对自己的收入预期有了改变等等，而出现了获取新的潜在利益的机会时，可能再次出现新的制度创新，然后又达到制度均衡。在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从制度的非均衡到制度均衡的动态变化与发展过程。

一种新制度的出现要受现存法律规定活动范围的制约。如果现存法律不容许某种新制度的出现，那就只有进行修改，如果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用者阻挠修改，那就只有进行破坏式的变革，打破阻挠进行修改，这样才能实行制度变革。预期的制度创新收益对创--新者和社会具有大于现存制度的经济动因，且预期的成本小于预期的收益。否则，制度创新就缺乏经济利益推动。

现存的法律制度限制着制度安排的变革与演化。政府作为强制力量的主体，对制度创新起着关键性作用，至少需要利用大量的证据向政府证明：现存法律制度的特殊漏洞、现存法律强制效力的危害及法律制度安排调整的价值。在现存制度仍然适用而新制度正在酝酿过程时间里，创新者就承担了时间成本和博弈成本，而博弈的最重要对象就是政府。

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平均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交易额预计将达1500亿美元，可能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2010年中国可持续技术和服务市场可达到256亿欧元，至少12%的可持续技术和服务将来自欧盟供给者。所有这些将给中国与欧盟在碳产品交易、可再生能源、环保设备与技术交流方面带来巨大的合作空间。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实施绿色营销战略的企业比例大概在30%，而这一比例今后将越来越高。

面对一个“绿色世纪”，许多著名跨国企业开足马力，纷纷推出绿色产品，展开绿色营销，绿色食品、绿色照明、绿色空调、绿色环保汽车、绿色鞋帽……纷纷涌现。丰田开发了第一款汽油/太阳能混合环保动力车，耐克首创了以“让旧鞋用起来”为主题的可回收的环保系列运动鞋，夏普推出了“派离克氧吧”纯净空调，通用电气研发了第一种“LED玲珑心”节能灯……这些产品一经推出，即风靡全球，引领了市场。

制度创新需要的是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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