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公共话语，普遍地影响着社会的市场观念

　　

　　 跟任何一项制度一样，市场也会有成本，而且，这样的成本总是要落在具体的、活生生的某人身上的，落在我的邻居，我的父母，落在某个本来就不幸的人身上。看到没有技能的工人失去工作岗位，看到农民卖不出粮食后无助的眼光，看到农村来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天乞讨，唉，那总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时刻。

　　 文人是敏感的。这样的场面令他们心绪难平。他们看到了竞争失败者的不幸，看到了弱者的痛苦。而他们又生活在城市，看到过———甚至参与过———富者的豪奢和强者的骄横。这样的场景在敏感的心灵中对照，激发出来的当然是澎湃的激情和愤怒。

　　 文人的这种认识和反应，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那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于市场的运转机制及其后果的一种认识而已。世界是复杂的。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本来是可以从很多角度得出也许是完全不同的认识的。

　　 比如，对于市场的运转机制及其后果，经济学家———从斯密、到巴斯夏到米塞斯、再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就得出了不同于文人的认识。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所写作的文字的性质所决定，文人的话语总是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因为他们的文字发表在流行的报刊杂志上，因而可以被更多人读到。因为他们的文字是感性的，灌注着强烈的感情，所以，能够轻易地拨动人们的心弦。由于他们谈论、写作的经常是生活、人性、道德等等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话题，所以，文人经常是公众人物。

　　 文人中有很多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大多是些有理想、有同情心、有抱负、并且希望用自己的笔改变社会的人士。而职业的特征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异常的灾难性事件。弱者的不幸强烈地刺激他们，他们很自然地在自己的报道中带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至于摄影、绘画、舞蹈、歌曲等等，则更能直指人心，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相反，经济学家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专业学报上，他们假定了很多约束条件，慢条斯理地进行论证、推导，因此，他们的文章总是枯燥乏味的。为了科学，他们反而尽量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色彩。他们躲在大学里，满足于跟同行的交流，而不是公众人物。

　　 对于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形容词而不是数据，喜欢看新闻照片而不是模型。于是，很容易理解，普通人头脑中关于市场的图景，经常是由文人塑造的。许多人是从《子夜》认识股市的，是从狄更斯的小说认识工业革命的，是从报纸关于小煤窑事故的特写来认识小煤窑的，是从有关工人如何被外方老板逼迫下跪的报道来认识合资企业的。

　　 当然，人们也会从自己日常的经验中了解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但每个人的认识都只能是很小的片段。还好，有报纸，有小说，有杂志，有摄影，有绘画，有歌曲，他们可以看看公众人物是怎么说的。他们想，从这些出版物总可以得出关于社会的认识吧，其中当然也包括关于市场机制及其后果的认识。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建立在市场的观念之上

　　

　　 然而，有心人很快就注意到，在文人的笔下，自由市场经常被形容为各种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市场被描述为邪恶的。相应地，对于政府的仁慈，文人自觉不自觉地充满了期待。在描述完市场的丑恶现象后，文人很自然地呼吁政府干预。这样的观念，每天都通过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及其它媒体源源不断地送到民众的眼前、耳旁。

　　 这样的现象，最起码已经持续了百余年了，自从自由市场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出现以来，就成了文学艺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19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传统，似乎就是一部批判市场之黑暗的历史。

　　 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们也意识到了，这样的观念悄悄地侵蚀着自由市场的社会根基。因为，归根到底，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正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之上的。历史上，先有亚当·斯密，有曼彻斯特学派，然后才有自由市场制度。先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然后才有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在现代政治框架下，如果民众普遍地反感、厌恶甚至仇视市场，那么，市场迟早会被摧毁，起码会受到极大的限制。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大行其道，就是反市场的舆论和观念主宰的结果。

　　 因此，经济学家如果相信自由市场是有益的，是最不坏的制度，那就要面对这种现象，探讨那些具有塑造民众观念之能力的文人，为什么会反感、厌恶、抵制、抗拒、咒骂市场？

　　 这本书就是这类探讨的汇集。它收入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爱因·兰德等人的文章。他们是20世纪最杰出、也最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正是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拒斥资本主义》一文，引起了我探讨这个问题、进而产生了编辑这本书的念头。

　　 这些学者们的探讨是严肃的。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厌恶市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秩序乱七八糟，不能够按照他的设计来运转，而计划经济却可以在经济活动中确立一种清晰的秩序。

　　 犹太人从自由市场中所得到的收益最大，但犹太知识分子中却似乎特别流行反自由市场的态度，弗里德曼解释说，这是因为，犹太人下意识地要向世人证明，一般人所设想的那种犹太人贪婪、唯利是图的形象是不对的。

　　 诺齐克则将文人的反市场心态归因于目前的学校教育制度：学校中的价值体系与社会中的价值体系不同。学校里最出色的学生———经常是未来的文人———在进入市场体系后发现，那些在学校中表现不如他们的家伙，却反而比他们更有钱、地位更高，于是，他们就不满这种市场制度。

　　 斯蒂格勒则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喜欢市场，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市场是靠人的自私自利运转的，市场中的游戏是不公平的，市场的分配结果是不公平的，市场没有给那些才能和兴趣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杰出人士提供机会。

　　

　　 经济学家与文人的良知并没有程度上的差异

　　

　　 尽管这本书中的文章都对文人的反市场心态提出了批评，不过，它毋宁是经济学家与文人的一次对话。毕竟，批评也是对话的一种嘛。

　　 其实，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因此，才需要政府提供规则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政府干预以矫正市场的运转或结果。

　　 事实上，在这个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有自己的情欲、激情、梦想，有那么一点自私，但有时也不乏一点慷慨的人所构成的世界上，在这个几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永远处于稀缺状态的世界上，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追求一种完美的制度。邱吉尔曾说，民主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同样，市场是以人类现有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所能设想出来的、组织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亿人的经济活动的最不坏的制度。

　　 不过，具有浪漫情怀的文人，天然地具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容易设想并相信一个完美的世界。因此，他们对几乎所有的现实都不满，那么，对于本来就不完美的市场有一点点、甚至哪怕是强烈的不满，也是完全正常的。知识分子喜欢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而在经济学家看来，面对不同的制度选择，我们应当暂时抛开感情，进行一番铁石心肠的制度层面上的算计、比较。让我们先不管那具体的、活生生的失业工人、乞讨小孩的眼光，让我们从抽象的层面来计算一下，一种制度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收益到底有多大。而文人更关注具体的个案，毕竟，能够感动人心的不是百分之几的失业率统计数字，而是某个失业妇女艰难生活的曲折故事。

　　 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学家是没有感情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并且逻辑地、经验地论证了，市场制度比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并且可以设想出来的一切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都要更公平，更合乎自然的正义原则；他们相信，健全的自由市场能够改进所有人的福利，能够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和谐，与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其它健全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

　　 恐怕我们不能不承认，经济学家的这种追求也是一种良知，因为这是一种以公共的福利为着眼点的价值理想和制度诉求。这样的良知与文人的良知相比，并没有程度上的差异。

　　 均衡是美的。这两种良知，可能一个都不能少，并且需要取得恰当的平衡。当然，在当代中国，到底是需要更多的市场，还是需要更多对于市场的批判，是一个更复杂、也更容易引发激情的问题。而在看惯了文人的陈述之后，听听经济学家的辩驳，起码能做到形式上的公平。

　　

　　 F．A．哈耶克、罗伯特诺齐克等著 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8．6元

　　 原书简介

　　 自由市场大幅度地改进了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境遇，然而，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却鄙视、厌恶甚至憎恨自由市场。为什么？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会诊这种奇怪的心理症状。

陈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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