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连水产学院，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这条道路上大势已去，便经常跑去听讲座和报告，资本主义、萨特、弗洛伊德……贾国龙听得热血沸腾。那是中国自由化思潮的发热时期，“用政府的话就是泛滥”。但贾国龙又迷上了做生意。

　　一种“大重九”牌香烟被临河人视为名牌，在大连市面上却随处可见。放寒假的时候，贾国龙跟几个同学凑钱发回老家几大箱，赶上过年，大重九很快脱销。一盒烟的进价是4毛9分钱，回到临河卖1块。那一趟买卖，他们挣了好几百。

　　退学以后，母亲和姐姐分别拿出3700元和1800元资助他做生意。贾国龙跑到石家庄，发现当地的小商品很丰富，而且很便宜。于是他开始从石家庄贩卖小商品回内蒙古，从中赚取差价。一张2分钱的明信片在内蒙古大学里可卖到1毛钱；一个衣服挂钩的进价是6毛，拿到宿舍，学生用20斤全国粮票或30斤地方粮票交换，贾国龙再把这些粮票折换成现金，一个衣服挂钩的价值就陡增到6块。几个月下来，贾国龙成了那个时代的“万元户”。

　　尽管利润诱人，但贾国龙不太喜欢这种东奔西跑的小生意。1989年10月，他拿出3000元，在临河开了一家“黄土坡风味小吃店”。一间20多平米的小店，摆着12个座位，只有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到100块。

　　不久，贾国龙改在对面开西贝酒吧。他像个爱好涂鸦的梦想家，在餐厅装修上挥金如土。临河第一次出现壁纸、进口仿木地板。当地人伸脚进去，以为到了国外。西贝酒吧一开始卖洋酒、鸡尾酒，客人却要喝二锅头。应客人要求不断调整，最后西贝酒吧卖得最火的产品变成了砂锅面片，贾国龙干脆做成了中餐馆。回想起那段创业经历，他说：“其实就是跟着市场变化而快速变化。”

　　此后，贾国龙开始在临河餐饮业大展拳脚，承包爱丽格斯西餐厅，开火锅城，做小吃广场。就在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贾国龙却萌生逃离餐饮的念头。他不爱喝酒，除了朋友聚会从不陪客人喝酒，直到现在也不允许西贝的经理陪酒。所以，他不愿忍受官员喝醉之后，攥着他的手不放使劲套近乎，或者结账的时候要求签字赊账或打折。因为要不回来赊账，他甚至跟人动过手。

　　他果真离开了，跑到当地一家正在改制的酿酒工厂当销售经理，还拿出3万块入股，最后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更讨厌的行业”。3个月后，贾国龙又回到了餐饮。之后，就没再想过离开餐饮。

　　1995年和1996年，贾国龙经历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小高潮，生意好到让他觉得临河太小：“在外面上过学，又全国到处跑，心思就活了，就想往外走。”

　　他先把第一脚伸向了北京，这一年，他28岁。经朋友介绍，贾国龙来到西四附近的金王子酒店谋求差事。他不为钱财，只想借此机会考察市场。这家酒店当时还属于国营性质，贾国龙花800多块给负责人送了套茶具，还是没能如愿得到一份工作：“我看得出来，她对我不太信任。她去过临河，觉得我是小地方来的。”

　　这时，一个朋友的电话把贾国龙带到了深圳——一间很豪华但不景气的海鲜酒楼转让给了他们。“我从没想到能一步到位做那么好的酒楼。”贾国龙毫不犹豫地挥师南下，从内蒙古大饭店(当时被香港人管理，所以有几名海鲜厨师)花重金请来几名海鲜厨师。

　　虽然有人提醒他，这些厨师的手法太老，在深圳卖海鲜，还是要从当地请人。但贾国龙不服气，也因为在当地没资源，所以没听进去劝。他一面鼓励厨师学习，一面从内蒙带去几个歌手，兼卖几道内蒙菜，红扒、驼掌、莜面等。李云义说，贾国龙一直有一种故乡情结，现在西贝的很多厨师都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而且跳槽的人不多，他每次去都是些熟面孔，“他们对贾国龙死心塌地。”

　　开业之后，酒店日均流水跟接手前相差无几，只有五六千。不到10个月，居高不下的成本就让酒楼赔掉了100多万，这相当于临河全年的收入。“内蒙人做海鲜，人们就不信你，原来的老板是广东人都没做起来，你一个内蒙人做海鲜，谁信你？”十多年后，贾国龙讲起那段往事时，仍然神情激动。

　　1997年，举国喜迎香港回归，贾国龙却高兴不起来。他不断往返于深圳和内蒙，跑贷款，借钱。原以为这对生意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机会，不料却成为贾国龙败走麦城的一大伏笔。那是深圳经济最萧条的一年。8月，他彻底放弃希望，从深圳折戟而归。第一次失败的“出征”经历也导致2006年西贝莜面村初进深圳时非常谨慎——店面不大，规模很小。

　　临撤退之前，贾国龙给深圳一家海鲜酒楼的老板送去6万块钱，为的是能留下6个人拜师学艺。这些厨师陆续返回内蒙后，成为贾国龙在临河、包头等地做海鲜的人才资本。

　　本想在临河再多蛰伏几年的贾国龙，借着临河政府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机会，1999年，他承办了金翠宫海鲜大酒楼。办事处与餐厅紧挨着，承诺所有的吃饭接待都交给贾国龙。然而，借力打力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赔钱的速度比在深圳有过之而无不及。4个月下来，100多万就打了水漂。

　　这回贾国龙坐不住了。他吸取在深圳的教训，把海鲜一锅端掉，改为金翠宫莜面村，专卖蒙古菜。他似乎又想起了那句话——“内蒙古人做海鲜，就是不认你。”就在他拆海鲜池子的时候，有人过来劝阻：“海鲜怎么也得保留一点，光卖莜面、羊肉和土菜，2000多平米的酒楼能支撑得起吗？”

　　他决定赌一把。接下来的三个月，贾国龙先后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投放广告，花10万块请内蒙古歌唱家德德玛为广告代言人。特色菜的招牌，加上当时鲜有餐厅打广告，莜面村的日均流水如登台阶一样从2万元涨至4.5万元。贾国龙心里有笔账：“三万就保本，四万五我们的日子就相当好过了。”

　　这是贾国龙首次拥抱外地市场成功。2001年2月，六里桥店开业，他开始启用“西贝莜面村”作为餐饮连锁品牌。散发着西北民间乡土气息的装修和菜肴，引来的却是一波又一波以车代步的都市人群。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深圳，西贝低调潜行。

　　升级换代

　　“他现在发展这么快，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瑞荣说，“我在上海吃过，菜品做得简单、清晰，西北的肉加上一些简单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李云义从没问过贾国龙关于营业额、店面数量这些硬指标，只从他的亲身感受来讲，2006年是西贝莜面村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凸起的一年：“从之前进门有座儿，到后来排队，而现在我必须给贾国龙打电话，说我要去哪个店，给我留个座儿。只要到那儿能吃饭，但凡有点办法，我肯定不会给他电话，谁愿意啊，好像要人给打折似的。”

　　“我所看过的两家店，在采购、烹饪和服务方式的标准化方面做得还可以，这是西贝能形成连锁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再加上它有一定的历史，消费者比较认可，这是他们能形成品牌的一个前提条件。”李煌说。

　　除了20多家西贝莜面村，贾国龙还开辟了其他餐饮品牌，腾格里拉、九十九顶毡房、西贝海鲜、西贝火锅城等。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一个多面手，哪里有市场就往哪里走，哪个品牌有机会就推哪个品牌。一句话，凭着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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