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内部比较充分的讨论，泰信最近将后股改时代的投资策略确定为“发现企业家”。提出这个命题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应该给企业家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为此我求教于巴菲特。很容易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巴菲特对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者早已提出一个极限标准，应该尽量满足三个假设：
首先，他应该百分之百地拥有这家公司；
其次，这家企业是他和他的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
最后，在一百年内他不能出售这家企业。
大概只有这样的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才是可信的，才是值得长期投资的。如果我们欣赏巴菲特的话，就得参考他的投资标准。
后股改时代也就是全流通时代，给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成为或者接近成为巴氏所定义的企业家的可能，也迫使我们必须防范那些缺乏可信任度的企业家的公司可能会创造出的五花八门的骗术。有关这些，我的同事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进行具体的阐述。
我要强调的是，想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我们是否真正能够将这个“企业家发现之旅”进行到底。
因为我们和巴菲特一样面临很多短期诱惑，一方面资源重估、整体上市、跨国并购、奥运世博等等可能会带来短期收益的机会，肯定会吸引我们的视线; 另一方面，基金业绩的短期排名等，也会给基金经理带来压力。
但是，既然中国已经存在万科这样令人尊敬的企业，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百倍以上的收益，为什么基于“发现企业家”的长期投资理念不值得一试？
中国古话早就说了，知易而行难，索罗斯似乎也说过，观点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观点正确的时候，采取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三年以前，泰信的企业文化中就提出了“道合则人和”。发现并投资于伟大的企业家的经营理念，首先需要基金、基金的投资人以及上市公司在价值追求上实现三位一体的统一; 另外，在基金公司内部，从理念、制度到团队也必须实现三位一体的统一行动。
但是，无论哪一个统一，似乎都需要跨越浮躁的险滩，也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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