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

　　中国管理哲学最初由成中英先生提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诸子百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奠定了中国管理学的基础。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专家阎雨先生在C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精髓和西方管理工具相融合，使得C理论得以与实践相接轨，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管理哲学。

　　北京大学人本管理中心研究员、管理专家阎雨先生又将的西方管理体系与中国国学相结合，以C理论为母体，结合多年案例研究和管理实践，成功研究出中国管理哲学的导入和应用体系——C模式。这使得中国管理哲学不再是理论的说教，而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性学科，其价值对于中国管理学而言同样具有开辟鸿蒙的时代意义。

　　 一、 阎雨先生从管理结构、根本动因，认识到西方管理的必行将枯木。

　　 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失败，其应用危机表现形式是：（1）臃肿化危机。（2）机械化危机。（3）文化更新危机。（4）治理老化危机。（5）功利化危机。

　　 北京大学人本管理中心阎雨先生认为，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第一， 价值观的偏差。价值取舍的偏差，只看重显性的价值，忽视了隐形的价值！

　　 第二， 建立在人性假设上的基础偏差。不管是X人的假设，还是Y人的假设，直到后来发展的XY双因素理论。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人性，而不是从人性分析人性，是人的工具化。 现代管理中缺失“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恶知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一观点。

　　 第三， 终极目标的偏差。西方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点主要表现为：主客二分，还原论，静态分析，孤立实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轨迹，阎雨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应用危机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模式的改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宣告西方管理理论的终结。知识经济出现——一个创意形式一个商业模式。传统的生产资料、要素价值被颠覆。以前那种单一线程的管理模式已经疲于应对，管理在改良中，提出了组织变革、扁平化等类似的尝试。事实证明，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西方管理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知识经济的模式，表现是经济危机。

　　 二、 阎雨先生认为中国未来的管理必须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中国管理代码。

　　 回顾现代管理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以科学管理为核心的古典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人文精神而受到指责，同样现代管理理论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而后现代主义管理理论并没有抛弃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仍然继承了其中的理内核，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有共同的逻辑起点——功能主义。

　　 成中英先生、阎雨先生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推断，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唯有管理知识的知识——哲学。西方管理危机频现，备受诟病，中国未来的管理绝不能重蹈覆辙，而路径选择就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中国管理代码，让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辨发挥其应有价值。

　　 三、 阎雨先生成功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精髓， 并将其融入到成中英教授开创的中国管理哲学体系——C理论。

　　 任何理论体系都不是空中楼阁，其的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中国管理哲学亦是如此。成中英教授通过半生研究，形成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C理论。

　　 阎雨先生更进一步，依托对C理论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把握，成功的提炼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C理论相融合。

　　 阎雨先生认为，中国有着成功的传统管理的范式——是文化管理，比如：

　　 1. 范蠡经商。

　　 （1）“旱则资舟,水则资车”。（2）“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3）“无息币”（4）“务完物”。 （5）范蠡经商理财致富十二戒： 勿鄙陋，勿虚华，勿优柔，勿强辨，勿懒惰，勿固执；勿轻出，勿贪赊，勿争趣，勿薄育，勿昧时，勿痴赁。

　　 2. 子贡商道。

　　 “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家累千金。”并最终做到了“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德润身，富润屋，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正是子贡的写照。

　　 3. 胡雪岩为商之术。

　　 “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看《胡雪岩》”道尽中国近代管理精髓，而胡雪岩成功的根本就在于“信、义、勇、势、人”五个字。

　　 4. 山西票号。

　　 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晋商以“诚信天下”让这里成为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

　　 这些成功的管理范式里隐含着管理哲学的深邃，比如《易经》管理隐含八要素：知、行、体、用、主、客、内、外，整合起来便是一套知行合一，体月不二，主客兼容，内外协调的管理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提炼、融合这些传统管理精髓，才能为探索出中国具有管理实践价值的模式和思想。

　　 四、 阎雨先生借助西方管理工具将其C理论进行量化，提炼出可广泛应用的管理模式，使C理论成为管理哲学走向哲学实践并重的----C模式。

　　 中国管理哲学理论C理论与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的结合，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中国传统管理，使得这一历经千年的东方智慧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C模式。它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传统管理的要素予以系统化，建立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同时将理论在实践中验证，指导实践，实现管理效能的飞升。

　　 五、C模式突破了中国管理中国管理理论缺乏应用模式的瓶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

　　 阎雨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管理长期以来被人所忽视的原因就是不能被接触者所掌握，也就是量化与实用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更多的靠个人领悟与感知。通过文化管理与C理论的融合，C模式有效的克服了西方管理工具化的弊病，将管理工具回归其工具本位。即用C模式下的传统文化元素对管理工具进行再造，运用文化管理指导、统帅管理工具，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让中国文化管理的触及战略、运营、治理多个方面，体现了管理最高境界——管理哲学的现实功用：解密企业基因密码；指导企业组织变革；更新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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