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企业家
　　　　　　　——访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

去年11月中旬，杜维明教授应邀出席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l）在安徽天柱山组织的ECW会议，在会议期间接受了《经济界》杂志主编李兰的采访。

李兰：杜教授，这两天听您提及到发展儒家文化的能力、发展伦理的智慧与企业家的时代使命，想先请您从全球化背景下来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一般大家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趋同的过程，和西化、现代化事实上一根而发，全球化就是速度更快，趋同的取向不可抗拒，这在经济上非常容易理解，不管是从金融、贸易、投资、旅游来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小，游戏规则同质化，特别强调透明度、公信度、信赖度，西方发达国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现在成为普世价值。
而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区域化、国家化还有地方化与全球化是同时进行的。我感觉到越全球化，区域化、国家化和地方化的力量不会因此而解散，而是越来越强。
有一位神学家叫德日进，他说21世纪人类文明会走向复杂，越来越复杂，全球化、地方化和区域化都出现，很多以为不重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了。世界经济论坛一直以经济问题为考虑，从2000年开始，特别重视两个课题，一个是精神归宿的问题，一个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说明所有根源的问题，比如说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宗教、阶层这些问题都浮现了，这是从文化的角度看。
在这种情况下，最成功的企业家已经不是考虑发展经济的影响力，在经济上他们都已经非常成功了，他们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现在企业发展非常迅猛，企业要大到什么程度？要进入五百强？他的归宿是什么？他的责任感是什么？他自己的形象是什么？他和他的孩子们，和其他的朋友沟通的时候，虽然他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自我认识是什么，他希望做什么？这些问题就是精神归宿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李兰：谢谢您对企业家深层次的关怀和理解。文化认同是需要时间的，请您谈谈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识。
杜维明：目前，中国的文化心理，或者说文化传统，并不完完全全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现在中国的文化心理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西方启蒙，就是18世纪以后所发展出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这是一种心智模式，根深蒂固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积累成了一种思考方式。
儒家所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比较宽广的人文精神。在21世纪，儒家的认识论、人生观和宇宙论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果我们要重新了解这个传统，必须有自知之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在的心智模式中，传统文化影响力已经非常遥远，很难真正知道这个传统所代表的价值。
要把儒家最好的、传统的人文精神发掘，不是小农经济、家族制度还有权威政治，当然我们要了解整个儒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进程，找到精神的源头，才能发掘它所展现的人生价值。

李兰：现代企业管理也常常谈到以人为本，您怎么理解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
杜维明：儒家的人文精神要同时照顾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个就是个人，主要是个人的身心如何能够整合，个人的精神归宿在哪里，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修身哲学。在《大学》里面，天子至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并不是已经取得了生存的权利以后才开始的，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军人都要有修身的理念，否则社会就乱套了。也就是作为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有自我认同、自我意识、自我了解的独立人格。
第二个就是社会，个人和社会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互动。
第三就是自然，整个人类如何和自然能够有一种持久的和谐。
第四，现在几乎没有人谈，人心和天道能不能相符相成，这就是儒家的精神性，儒家的宗教性。人性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是现在儒家传统能够面对生态环保的大挑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上帝创造了人，而且把所有世界其他的动物都是由人来管辖，都成为人类的资源。儒家基本的精神是不能用宰制性的方式对付自然，要长期考虑人的存活问题，是要和自然取得协调，后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基本的宇宙观，中华民族能够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和这些理念联系起来的，叫做天生人成，天是创生的，是要靠人来完成，天和人要合作。人不是创造物，人是一个创造者，同时也绝对是一个破坏者，因此才有“天作孽尚可逃，自作孽不可活”，所有的自然灾害，人都可以逃，最早的大水，人可以造一个船，都逃走，也可以靠大禹来治水，以他大公无私的精神，以他科学的头脑和对整个地理环境的研究和了解，以他领导者的魅力动员三十多万人，以他能够三次、九次过家门而不入，通过各种人文资源，可以面对天灾。但是人祸，假如是自作孽，真正的孽，是人造的，肯定逃脱不了。

李兰：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您认为儒家的和谐观与现代的和谐社会是什么关系？
杜维明：温家宝先生在两、三年前到哈佛做报告，突出了和的观念，讲求同存异。什么叫和？晏婴讲过，和就是要做一碗汤，各种佐料都摆进去，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冲突，实际煮了一锅美味的汤。音乐要各种不同的乐器配合，绘画要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和的反面就是同，和和异是必须配合的，没有异就是没有和，没有多样性，没有多种声音，没有多种颜色，没有多种口味就没有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儒家思想。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自汉武帝开始的时代是独尊儒术，其实不然。在汉武帝的时代，中国社会上的各种不同思潮，道教的思潮，法家的思潮，阴阳五行的思潮，各种思潮都有。儒家传统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兼容并茂，可以和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对话，体现的是对话的文明。就像一般讲中国文化的力量是同化，这也是非常大的误解。中国文化了不起就是兼容并茂，佛教进入中国是被中国化了，但是中国也被佛教化了，有佛教没有佛教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因此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中国文化也丰富佛教的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波澜壮阔，就是因为佛教、西化的思潮、马克思的思潮在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中国作为伟大的文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展自主性、独特性、民主性，而且它是开放的，有很深的自我反思能力，这也是中国能够与自然、与其他文明和谐的文化基础。

李兰：儒家既然强调为己，是不是在人际的关系中，儒家更注重自身的发展，怎么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杜维明：孟子讲的一个字就是“推”，从内部往外推，不推那就是封闭，推就是逐渐动态开展的系统。向外推是从人一直推，推到国家，推到人类大同。同时，儒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只是在人类的社群还不够，还要往后推，推到生命共同体，所有的生命。还要往外推，推到宇宙大化。这个思路是特别难得的，是人类、宇宙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的一套人生观和宇宙观。
如果用熟悉的观念来说，儒家对公和私的关系这样理解，个人是私，家庭是公，能够把个人的利益推到家庭就是从私到公的第一步。家庭是私，族群是公，族群是私，社会是公，社会是私，国家的利益才是公，国家是私，就像美国，到现在为止所有美国的政治家，不能够跳出美国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否则选不上，这从儒家的角度上来讲是私，国际社群才叫公。国际社群是私，如果人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完，对于其他的动物、生物是私，生命共同体才是公，但是整个生命共同体还是私，宇宙才是公。
私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从儒家的价值来看，一个纯粹自私自利的人是有价值的，至少这个人不为非作歹，不是损人不利己的，但一个人完全自力更生，能站得起来，他的价值很小。就是照顾家庭，任何其他的人都不照顾，这就比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还有价值，但是没有比照顾社群重要。简单说，假如世人都相信这一套理论，作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想办法对其他几个人负责，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社会的和谐基本上可以建立。
另外，越有权，越有势，越能够掌握资源，越能够掌握信息，越能够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和群体，他应该对更宽广的世界负责任。为什么呢？儒家的学说注重精英，但儒家不是精英主义，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考虑，不管是政治的精英、企业的精英、社会的精英，他们转很多地方都可以转，他们不转其他的地方很难转，老百姓一无所知，教育他可以做好，但是上面的人腐化了，要使得世界能够和谐发展很困难，有权势的人能有一点转化，整个社会就会好转。
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视野来看，公和私的关系就是根源性和公共性如何能够配合，一个人应该扎根在自己的身体，扎根在个人，扎根在家庭，扎根在自己的族群，自己的社会，当然也扎根在人类，但是他又要能够像水一样流出来，要在更宽广的世界里面进行沟通，这两方面要配合。

李兰：随着科技的发展，人要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能源、环保等等，以儒家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杜维明：从1960年代，因为太空人的出现，第一次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地球，首先，人类真切的了解到地球是真实在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其次，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也许21世纪初期人类担心石油问题，逐渐要担心水的问题，甚至连空气都有限，没有想到人类可以影响天气。因为这个原因，一个新的感觉——人的存活问题，也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德日进认为世界越来越复杂，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复杂的系统思维，总体的、各种不同的问题都讨论。最难的是要能够认识到人类所不知道的、无知的那个侧面，现在要开始注意了。启蒙所代表的凡俗人文主义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人类的理智光芒向前照耀，宇宙就是一个房间，只要光亮，所有的角落上面的阴暗面全部驱除，所有的东西都很清楚。这个信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有同样的认识，科学所掌握的领域越多，也许永远没办法掌握的无知就会越大，无知和理智的了解是成正比的。以前，物理学、生物学认为，越小越简单，从最简单的观念慢慢积累起来建构的大项目，就是客观世界；现在发现越小越复杂，同样的复杂，不管是分子、质子都是同样的复杂。就这方面来说，理性的傲慢被一种长期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代替，而且能够在人类所了解的基础上发展一些应该了解，但是还不了解的智慧。

李兰：儒家既然不是精英主义，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又是如此之多，您认为人类文明和发展所要倚重的力量是什么呢？
杜维明：是公共知识分子。《孟子》就是为现代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的书，公众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传统所谓的“士”，读书人，受教育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倚重这些人？
有人说儒家是重农轻商，其实重农轻商的是法家，法家的基本理念是社会上只有两种职业有价值，一种是军人，一种是农民，法家认为控制社会的力量是耕和战。儒家认为士农工商都很重要，任何的社会没有农就不能够生存，没有工就不能够制造，没有商就不能通有无，为什么要有士？他又不生产，又不制造，又不通有无，又不是政治集团，大家一般认为士属于依附集团，为什么要尊重他、要给他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批人是为社会创造意义，创造价值，而这一批人是应该起着政治权威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老百姓中间能够取得和谐的中介，要靠这批人，这一批人即使他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他还是有影响，还是能有发展，何况他的经济条件更好。

李兰：现代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
杜维明：一般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然而学术界大半是专家学者，不一定关切政治，不一定注重文化。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在这几个领域里面都会出现的，第一是政府，虽然政府中大部分是官僚，但是在政府里面有一批反思能力比较强、视野比较宽阔的人，就为了更宽广的政治理念，他要献身、要做事，所以政府里面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学术界也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企业界也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媒体有，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律师公会、医疗公会有，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宗教团体都有。这些人横向的沟通，就是为社会创造比较丰富文化资源的主要条件。

李兰：人类应该如何行动才能达到您所说的“和”的境界？
杜维明：引用张横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意思就是这些人的责任感不仅是人类要对宇宙大化有责任感，应该对所有人的福祉，所有人的存活和发展有责任感。还有“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孔孟发展的人文理念现在已经短缺，要将这些文化继承下去。还要“为万事开太平”，又要有历史责任，又要有现实的考虑，还要有未来的展望。
我非常赞赏费孝通先生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世界更是如此，要突出对话的价值，首先，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都“各美其美”，每一个文明都突出他自己的长处，以他民族的核心价值作为美。第二，“美人之美”，对于其他民族的进化要欣赏。第三，“美美与共”，不仅能够美人之美，而且能够通过文明的对话凸显各个不同文明的价值，这样才是真正的“天下大同”。这句话能够体现儒家的人文精神，而这个人文精神，还不止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将有积极的意义。

李兰：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您认为企业家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该如何体现儒家的人文精神？怎么看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杜维明：21世纪应该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是软实力，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的强实力。20世纪后期，极少数的人就可以对世界有极大的破坏力，9•11是明显的例证。
因此21世纪的领袖除了经济资本以外，必须储备社会资本，现在企业界非常明显了，企业再搞得好，假如你没有社会资本，企业里面的人没有讨论，只是从上来控制下，这个企业根本是搞不起来的。另外除了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外，要有文化能力，现在中国的大学，上亿的资金投进去，希望能够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就是这些学生能不能够接受博雅教育，能不能培养他的文化能力，这是人文学基本的条件。另外，除了智商以外，要发展伦理的智慧和情商，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精神价值的问题。
目前，我们很容易把自由、人权、民主都当做是普世价值，很少人把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当作普世价值。比如说现在，除了自由以外，还要突出公益，除了人权以外要突出责任，除了法制以外突出礼让，除了个人的尊严以外还有社会的和谐，这些价值实际上都是21世纪人类文明要发展的，这个当中有很多同情，儒家的恻隐之情，礼，智慧，义，公正，信，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在企业界这些价值都可以开放。
让公共知识分子重新塑造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文化主体性，真正对儒家的价值在企业界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最大。因为企业界为了生存，不可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是地方主义，必须是宽广的全球性。另外，企业界的竞争太惨烈了，他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宽，他的资源不可能就是一些硬性的，软实力的问题他都要了解。第三，在企业界里面，由于企业家活动空间大，每一位都要影响一大批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企业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中间怎么样发展伦理的智慧，怎么样发展文化，在企业界的空间也特别大。
因此，儒家价值如果能够在企业中起到参照作用，就有一个转化的机能，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更好，虽然大家对于传统的印象都淡化了，但是这个转机是很奇特的，很快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我基本上是审视和乐观的。
　
杜维明，1957年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师事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同时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被誉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