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部分浙商正处于从“老板+能人”阶段向“老板+能人+制度”过渡的阶段。如果到了“老板+能人+制度+文化”阶段，企业就可以向世界级企业过渡了，至少可以成为行业的领袖型企业。

鲁柏祥：企业发展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老板自治”阶段：自己最能干，里外一个人，其实就是个体户。

在创业初期，老板自治是有必要的。我们知道，并不是专业化越高效率也越高。规模小的时候，企业需要全能型的人，老板本身就是典型代表。随着作坊逐步做大，老板总想找到能够替代自己的人。他们总是“以我观人，以我选人”，同时希望招进来的人非常能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浙商》：后来从“老板自治”的作坊过渡到“老板+能人”的阶段了。

鲁柏祥：不过，即使老板找到了能人，无非还是个“工场”。他们常说“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只是一个个“作坊”的叠加，从总体上讲虽有规模但没有分工。早期占领市场，依靠这种模式是可行的，但是做到后来就需要非常能干的人。一旦他们分道扬镳，“工场”又回到了“作坊”状态。这样的企业总是在“工场”与“作坊”之间轮回，规模无法做大。

企业做大了就要把人搞“笨”

《浙商》：那么“作坊”与“工场”怎么才能做大呢？

鲁柏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利润越来越低，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从“老板+能人”走到“老板+能人+制度”这一步才能算是工厂。

“工场”与“工厂”并不是按照是否采用机器-全球品牌网-来区分，而应按照生产关系来区分。不少浙商企业的生产关系严重滞后于生产力。当人员分工不精细，专业化程度低而自动化程度高，更加容易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因为人的不稳定会通过机器而被放大。

在“工厂制”阶段，人需要以制度为本。我们以前说要把人搞“笨”：“笨”这个字拆开来就是“竹”与“本”，而“竹”就是制度、文件，我们可以理解为以制度为本。

以制度为本，看起来个体效率可能会低，但管理追求的是整个组织的效率。很多人说：“我就是喜欢这样做，这样做效率高。”但其实个体效率高，而如果整个系统连在一起，这样的做法却会影响到他的上下游。由于个体与上下游之间是乘数关系而非加减关系，所以个体效率高并不等于整体效率高。

《浙商》：我们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鲁柏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话的前提是三个臭皮匠之间做加法，如果三个臭皮匠之间做乘法，就成了“臭臭臭皮匠”了。如果个体水平小于1，与人相乘得到的数字更小。3个1/3相加等于1，而3个1/3相乘则等于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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