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财政学。大家都十分熟悉斯密的经济思想，主张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经济，政府少加干预。当时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税收理论和公债理论，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对公共工程只有略加说明，所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财政学命名为公共财政是名符其实的。随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经历了30年代大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凯恩斯革命”，政府的经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当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就是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的时代背景。至于在理论方面，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和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是，直到50年代末在马斯格雷夫所著《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才首次引人公共经济学概念，之后冠以公共经济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当然，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在内容上主要是充实和增添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的支出理论，如公共物品的均衡模型、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成本—效益分析、公共定价，还有社会保障和财政政策等。

　　看来，西方经济学家共同察觉到“公共财政”这个概念不能令人满意，试图以公共经济学来替代公共财政。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国有些人在文章或讲话中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共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提法似乎是把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类型为我国的所谓“吃饭财政”寻求理论依据，殊不知这意味着我们拣起了人家要抛弃的东西，意味着将中国财政和财政学退回到19世纪，也是违悖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的。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以公共经济学代替财政学，为什么不是解释为公共财政或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而是另冠以新的名称，用这个新名称代替财政学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否有令人信服的依据？起码这里给人们带来一些“迷惑”，在我看来连西方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已经十分成熟了。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有这样一段话：“尽管财政学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不少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但许多重要问题仍然处于探讨阶段，更谈不上得到解决了。”（注：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页。）

　　首先，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共经济学的任务是怎么说的。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1 ）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2 ）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3）评价各种政策。从这段论述来看， 所谓公共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但能说公共经济学就是财政学吗？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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