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香港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来的内幕故事，创造中国电视神话的运作秘籍、培养主持人的机制以及创造直播神话的幕后真相的权威读本。
这本书是电视业界的教科书，是普通人了解凤凰卫视运作的解密读物，也是对时事感兴趣的政商两界人士的必读之书。
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纪念授权传记《解密凤凰》一书出版
3月31日，是香港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日前，一本由凤凰卫视授权，并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解密凤凰》一书，因其作为近年来惟一一本权威诠释香港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以来的真相，创造中国电视神话的运作密籍，培养主持人的机制以及创造直播神话的幕后故事，改变中国电视形态的努力，披露新闻评论在国内引发高层关注，开拓中国言论空间的幕后的独家授权读本等惹火卖点，在电视业内与政商两界引发新的关注。香港媒体认为“这本书是电视业界的教科书，是普通人了解凤凰卫视运作的解密读物，也是对时事感兴趣的政商两界人士的必读之书。”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这本书将会成为“国内外了解凤凰卫视这个神秘的电视台的一个真实的入口。”
香港凤凰卫视从一创立就成为华语电视的一个标本式的媒体，并以其强大的创造力引发了中国电视形态的根本性改变。这家“神秘的电视台传奇式”的经历，一直是媒体与观众眼中神秘与巨大影响力的代名词。胡锦涛主席慰问赴伊拉克采访记者闾丘露微、主持人吴小莉被朱总理钦点提问、赵群力、刘海若惊动天下的死亡与再生、九一一直播几乎改变中国电视生态的巨大震荡力、两岸政治生态的直播与评论、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鳞等时评员创造的中国言论空间、制造了陈鲁豫、窦文涛等独特的超张明星等屏幕奇迹，创造了一个电视台所能制造的超凡影响力，凤凰卫视历经八年创业，已成为目前中国与麦当劳、可口可乐一样齐名的重大品牌。它的市场据称已达一百亿美元。
2000年以前，凤凰卫视的名声是伴着几大当家主持人名声红透中国的：吴小莉、鲁豫、窦文涛、许戈辉，包括杨澜，短短几年时间，“凤凰的干法”成了很多人争相学习的“干法”，凤凰模式正成为无数同行热衷“拷贝”的模式。凤凰的秘密是什么？这已成为媒体与民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在观众与读者心目中传奇式的经历，一直都是传媒与观众试图得到解读的谜。海外媒体也对凤凰的神秘的背景与传奇式经历，给予了许多误读，凤凰卫视真正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同样是一个引发媒体与读者好奇的“故事”。
作家师永刚历经三年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这本《解密凤凰》一书。本书以有中国“六十分钟时事”节目之称的“中国第一个时评节目《时事开讲》”为轴，对这个“紧跟时事进展作出最迅速周详的背景脉络剖析，满足公众超越日常新闻资讯的深层需求，以资深时事评论员的透彻分析底蕴与业内权威，成为行内无法复制节目进行了全面的揭秘。揭示了北京高层普遍收看凤凰卫视时事评论节目了解局势以及台湾事件的习惯，外国驻华使馆将此作为中国民间意见的来源、部分节目改变国策的真相等，仅三个老头创造了一个价值近亿元的谈话节目，开拓了中国电视业界的言论空间的奇迹。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鳞、何亮亮等资深“知道分子”更是成为中国大陆电视业中的意见领袖。
这本书虽从一个大众极为关注的节目入手，但却由此对凤凰卫视创造的许多独特的电视现象，以及观众关注的主持人的百万年薪、薪酬制度、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鳞们“私人生活”和主持人陈鲁豫、窦文涛们在凤凰如何炼成过程的解密。本书角度独特，从大众最感兴趣的时政运作过程入手，显示了作者试图通过此“入口”厘清一条在当前国情下，如何进行最敏感但也最为急需的时政新闻的报道经验、方法。
这不是一个单纯电视节目的解读，而是关于中国近年来多次重大事件的幕后真相以及民主进程的海外解读。这本书试图通过这个独特的角度，探讨香港凤凰卫视如何使自己创造的“凤凰式”时政新闻，如何转化成为最值钱的商品与“民众需求的紧缺商品”的运作过程。香港媒体评论本书“披露了香港凤凰卫视创立八周年以来的内幕故事，创造中国电视神话的运作秘籍、培养主持人的机制以及创造直播神话的幕后故事，改变中国电视形态的努力。”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凤凰的秘密在那里？师永刚的《解密凤凰》揭开了帷幕的一角。这本书围绕《时事开讲》栏目的问世及运作，介绍了凤凰卫视评论节目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的发展，兼及论述了凤凰卫视对重大事件倾斜报道、不拘一格的用人机制以及“创造有创造性的节目”等基本经验。这本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将理念寓于生动的描述之中，没有某些同类著作板滞冷涩的毛病。读者从中还可以了解到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评论明星鲜为人知的趣闻，相信能引起阅读的兴趣。”
本书同步在北京与香港出版后，已引发业界与读者关注，据了解，最为关注此书的大多数是政商两界人士与大中专学生，并成为了解凤凰卫视的一个权威读本。目前首版两万册，已被订售一空。并已紧急加印。据称，为配合此次活动，作家出版社拟与凤凰卫视正在联手推出“时事开讲十所著名大学演讲之旅”，将在全国选择十所大学，请评论员与主持人进行巡回演讲等活动。
本书为作家师永刚，在推出研究中国著名媒体〈读者〉杂志一书〈读者时代〉后的第二部研究媒体的力作。〈读者时代〉曾引发了国内业界对〈读者〉杂志的研究热潮，并印发十万多册，日前更再次增补出版的奇迹。之前，由作家师永刚策划撰写的“世纪华人画传”前两部〈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印数已近30多万册，并引发了一轮新的阅读热潮。这本书也是他推出的最新力作。



目 录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
第二章：孤本
第三章：中间
第四章：向前进
第五章：慢热
第六章：模型
第七章：门风优美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
第十章：传媒特区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
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
第十五章：同类项
后记：思想传染
书以外的故事——2004年3月28日新浪嘉宾聊天室




前传：无法复制的凤凰

　　布什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询问凤凰卫视直播问题
　　◎ 直播伊拉克战争的“评论员会战”硝烟漫屏
　　似乎无法被世界读懂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永远都在按自己的牌理出牌，或者直截了当地把“9•11”的敌人当成一个国家，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虽然没有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凶手拉
登，但他接着就把目标对准了与父亲老布什曾经交战过的敌人萨达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中间的传承关系，就像没有人会料到，神秘的小布什在战前某日，会突然询问白宫负责公众传播的高级官员：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地区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小布什不置可否。
　　传说中的这个细节，显示了这位总统对于“9•11”期间两家电视台的实力的一个评估。一家是阿拉伯世界的半岛电视台，另外一家则是香港的凤凰卫视。当然，他如此关心这个遥远的居于香港的只有七年历史的华语电视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而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量与这个电视台本身的影响力。华盛顿认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这次早已安排好的战事，对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全球十几亿华人来说，影响力非同小可。而美国军方，早在战前排定的关于战时的公共传播策划方略中，就将全球媒体直播，包括邀请他们看中的传媒随军采访报道活动，作为美军的一种新式武器。华文媒体中，凤凰卫视自然在他们的优先考量之中。
　　战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在接受北京《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对这个传言不置可否。不过他证实了另外一个信息。此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在战前两次破例接受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赵一力的独家专访，试图以此向中国政府与民间放话，解释美方打伊的立场与动机。而在结束采访时，鲍威尔询问，他的讲话是否会被完整地播放，在得到赵的肯定回答后，鲍威尔说：“这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重要原因。”随后，这两次专访都在凤凰卫视拥有高收视率的节目《时事开讲》中播出，并得到适当的符合凤凰卫视报道立场的“华人式”解读。
　　作为回报，凤凰卫视在战前两小时就拿到了小布什的讲话全文，随后收到了美军的特别邀请，随军去前线采访，并成为惟一登上向伊拉克昼夜发射导弹的“小鹰号”的华语电视媒体，之后凤凰卫视派出的四组采访美军的记者都得到了特许。
　　华盛顿方面之所以这么做，在于凤凰卫视2001年的“9•11”事件直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评论认为：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之后的一个小时，香港的凤凰卫视是中国人的惟一消息来源，中央电视台在袭击发生后只广播了一条简短的新闻，直到午夜也没有更多的消息。而成立仅五年的凤凰卫视，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对美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直播。全中国的人都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观看凤凰卫视，大学生们甚至大家凑钱在宾馆里租下房间——为了能看到凤凰卫视。在当时，这一消息在内地迅速地通过手机口口相传，很多人接到朋友或家人的电话：“快看凤凰卫视，正直播呢，美国出大事了。”
　　海内外许多中国人正形成大事发生了看凤凰卫视的收视定式。而“9•11”事件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把凤凰卫视对此事件的36小时直播和在华人社会引起的反响，汇报给华盛顿的白宫幕僚，作为当时评估国际反应的重要参考。
　　刘长乐解释：“凤凰的地位与影响也注定了它在国际间的重量。因为凤凰在世界华人圈受众相当广泛，具有相当的引导价值。虽然凤凰只讲华语，但是很多的海外媒体仍大量引用凤凰的报道与评论，打破了全球信息对于西方媒体的依赖，而代表华人立场与发出华人声音的评论员观点，则是我们重要的声音。正是有了这样的专家班子，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逐渐争取到了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
　　2003年3月20日，距美军所认为的开战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很多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把电视频道固定到了凤凰卫视，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样的大事，似乎只有凤凰卫视才会直播。上午9时，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和主播陈晓楠坐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与凤凰卫视资讯台两台并机的直播现场，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是福克斯直播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夜景，巴格达此时像一幅宁静的油画。
　　凤凰卫视选择此两人首发，一是陈曾去巴格达现场采访，同时更是她在“9•11”时，第一个主持直播。二是阮先生刚对伊拉克大使进行过专访，对伊问题成竹在胸。阮次山背对着屏幕上宁静的巴格达，对陈说：“我们是在等待和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历史在一个小时后开始改变。同时改变的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在内对于电视的重新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应当重新认识电视。
　　75年前，电视在美国旧金山一间实验室里诞生了，它的创造者是年仅21岁的美国男孩菲洛•法恩斯沃思，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几乎被人类遗忘了——尽管他的发明塑造了20世纪，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个世纪的特征。虽然他本人正在人类的记忆中淡化，但他的发明却至少创造了人类新的历史。
　　在电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让人们永远把电视当成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或者说，电视直接改变了我们的历史与生活，包括历史的书写方式。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电视介入战争中，使人类首次在屏幕上看到真实的战争，美国三大电视网成为媒体明星。越南战争，造就了美国洛普的CBS。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现场直播，造就了特德•特纳的CNN。人类首次登月、哥伦比亚号飞船爆炸等，每个事件都与电视相关，但让中国人真正把电视的作用提高到像在美国所具有的那样的高度则是“9•11”事件。那一天，中国人惟一可以找到的消息来源，就是处于直播状态中的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内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万科地产老总王石，在登山的路上，打卫星电话给友人，问：“凤凰台说了些什么？”
　　那些在说话的人，是几个老头儿与没有来得及梳妆的主播陈晓楠。陈面对着屏幕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来得及化妆。”就开始了解说与直译。而最先坐到台前的曹景行，晃着一头花白的头发，与亿万观众一起，边看边分析着这场突然到来的惨剧。全世界的人都在期待一个结果，期待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人们，为什么？
　　正在观看直播的中国人，当然更希望清楚地知道一个答案，但可以给予他们答案的是谁？
　　几个“老头子”，已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的重要构成要素。当人们看到事件正在进行的图像时，其实更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会出现什么后果，会走向哪里，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靠着自己的经验、学识与智慧，构架了一个全新的事理体系，在边看边说中，告诉了国人想知道的每个答案，甚至那些延伸出来的走向。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
　　那个留着一撮标志性小胡子、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但直刺要害的“小老头儿”阮次山；花白头发、喜欢眨着眼睛评述事件的曹景行；语速奇快、对地缘政治极有心得的何亮亮；直截了当直言敢言的杨锦麟；以及语词尖锐的《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欧洲政治专家邱震海，经济学家朱文晖等随时坐在直播台前的那几位特邀嘉宾。
　　最年长的阮先生，今年58岁，曹景行57岁，何亮亮53岁，杨锦麟51岁，他们平均年龄55岁，这个岁数是人们信任他们的理由与讲述一件事的来历的保证。当然，他们也是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年老的时事评论员，这在一向由靓女美男占主流的电视界，已成为异数。凤凰卫视首创的时事评论员机制，更成为华语电视的一大创造，并已成风潮。
　　“9•11”事件重塑了世界历史，也使凤凰卫视重鸣九天，它的存在已改变了中国电视的格局，至少在中国新闻的传播史上，成为一个范本与经典作品。同时它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对手的位置上，而引发新的格局的竞争。国内电视巨头CCTV，因这次直播所造成的压力成倍放大。有消息说，凤凰卫视对“9•11”的直播事件在华人社会产生的强大效应，并促使CCTV提前加快推出24小时的新闻频道。
　　但真正的竞争则在这次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后。
　　就在阮先生和陈晓楠坐在直播台前时，央视已于战前几天处于超级保密状态下进行了全天候的战前演练。央视一套、四套、九套三个频道总动员，采用了长时间的直播方式，至少有2000人直接为战事报道服务。而成为一景的则是，中央台直播室外的走廊里都是人，被央视请来的北京重要的军事、国际、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排着队等候上场。
　　白岩松成为这次央视一套直播伊拉克战事的主持人，他每天都要更换三到四位国内顶级的某方面的专家，与自己对谈。据称，至少有30多位专家走上过央视直播台，对事件进行解读，与凤凰卫视每次一位“老头儿”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由凤凰卫视发端并开创的这一直播式的“时事开讲”形态，正在成为央视的一个重要的直播模式。
　　在这一点上，凤凰似乎已没有什么优势。
　　之前，凤凰曾透过管道邀请国内业界军事专家担任评论员，但几经交涉，无果，这些专家们全部走上了央视的屏幕。国防大学的军事专家张召忠等，最初就是凤凰想找的合适人选，但后来得到证实的消息表明，央视在战前拉出了一个巨大的名单，把有可能请到的专家全部锁定了。
　　两台同步开始的直播，为国人提供了相当多的选择，许多海外媒体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被邀请的嘉宾们几乎一夜成名，但张召忠们仍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媒体采访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批，张称为“一事一批，只有批准，我才可以接受访问与讲话”。
　　但很快，凤凰与央视两台的直播后期，其实就成为评论员们的事儿了。人们只能看到CNN提供的用夜视摄像机拍摄的有着斑点的画面，观众只能猜测那些偶然的闪光就是爆炸的样子，而美军的那些带有表演式的某个战斗场景直播很快就被揭穿为故意给媒体的表演时间……新鲜感消除后，现场的评判成为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兴趣来源。
　　许多人在直播的几个台前不断地按动遥控器，虽然事后调查说，央视的收视率成倍放大，但他们忽略了一个要点，一些观众会在两台之间来回巡看，同样的问题，在央视的评论员解说一次后，他们还会看看凤凰卫视的这几个老头儿是“如何说的”。
　　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在解释这个原因时，归结为自己的主持人、评论员有品牌，有知名度，有观众熟悉的语势，甚至阮次山的吞吞吐吐，曹景行的花白头发，与何亮亮的逻辑严密，杨锦麟的放达，都是招牌。有观众来信称，同样一件事，一定要听一下“凤凰”的评论员们如何说。
　　“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观众，人们希望在看新闻的同时，看到他们的评论，他们的存在让观众有一种期待感。像凤凰卫视的曹景行、何亮亮等似乎就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常务副主编曲宗生认为，一个称职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应该能在新闻发生之后或者新闻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能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从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展示自己的独特的魅力。
　　刘长乐认为：“当大家都在说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你愿意听到自己最熟悉与最信赖的专业人士的话，还是一位新人的话？这时候一个知名的评论员，就会战胜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这是我们的名评论员机制的最大成功。要知道，人们有时候看电视，其实就是为了看到那几个人。何况，我们的评论员首先是专家，同时还是电视明星。”
　　凤凰卫视事实上已汇集了全球最顶级的华人评论家，具备了在财经、时事、文化、国际、军事等领域全天候的即时的评论。这些正是老板刘长乐所提倡的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为内容的“三名”战略的一个成功。事实上，这次直播处处都可以看到那些著名的主持人、著名的记者、著名的评论员。他们构成了这次凤凰卫视直播的品牌阵容。胡锦涛主席对记者闾丘露薇的当面赞赏，更使凤凰卫视名记者们不断受到高层关注这一事实，再次得到了验证。
　　“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一种灯塔般的导向作用。”刘长乐认为电视评论员的价值有时可能超过了新闻报道本身。
　　事实上，阮次山先生开战当天说的三个关于战争的要点，如这次美军开战与上次战争的不同，包括不会速决等观点，很快得到应验。
　　当天下午，凤凰卫视的言论部总监、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先生，刚结束在北京的“两会”现场采访和评论工作，就接到指令，准备赶回香港。在首都机场，曹先生利用上机前的十几分钟工夫，与总部联线，评述当天战争开打后北京民众的观感。他事后说自己需要为即将开始的直播评论，找回语感。曹下午抵达香港，到了午夜12点，已同陈鲁豫一起坐在了《海湾最前线》直播节目主播台前。两人简短交换了看法：我们谴责这场战争。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时间段。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那档纯时评节目《时事开讲》，每天都在午夜之前开始。
　　凤凰卫视在伊战前，就模仿福克斯电视台的直播方式，进入“战时状态”，主持人与评论员一组，每三个小时一班，这种配搭几乎已成为凤凰卫视的直播定式。直播对于凤凰人来说，已成习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几位老头儿的镇静与淡定，包括对局势的电视控制力明显要高于其他电视台，众多的遥控器又开始锁定凤凰。观众在谈到喜欢阮次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认为他“敢下结论，一些观点出人意料，但有创见”。而曹景行总是会在较短时间内，把问题的实质带出，同时尽量拉近战争与我们每个人的距离，如中国应在这次战后重建中发挥什么作用等，延续着他一直对密集信息与不同观点的解读。
　　这次直播，几乎成为华语媒体评论员的一个会战，凤凰卫视更是把直播中的“评论体”，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国内的军事专家无望出席的状况下，凤凰卫视请一位香港民间军事发烧友马鼎盛与《时事开讲》的主持人董嘉耀，穿上迷彩服临时组成了一个《军情观察室》，每天用半个小时论定军情战况，与央视的军事专家南北呼应，以民间军事爱好者的形态，探讨兵器常识以及新兵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反成一新作模式，赢得掌声。甚至于由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主持《时事辩论会》，以开会的形式，把几个不同观点的中国人与外国人请到一起，开会论事。在形式上，凤凰几乎把评论在电视上的表达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使直播变得更有内容、更加好看。这样两个看似随意的节目，是凤凰人脑力激荡的结果。《军情观察室》是曾经当过兵的老板刘长乐想出来的，在战争开打前三天，他在一次午餐会上，把董嘉耀叫去，和其他凤凰人一起讨论出了这个节目的雏形。战争一打响，节目也马上就做出来了。
　　3月23日，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主动向凤凰卫视发来代表伊拉克官方立场的新闻声明，希望凤凰卫视向全球华人播报。有媒体观察家认为，此事已说明伊拉克官方对华语世界媒体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24小时不间断直播，对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力。
　　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时评，认为：这家深受中国城市观众喜欢的香港电视台，已经以独具风格的报道，吸引了大批观众，如同“9•11”发生时它的重要作用一样，这次它仍然成为创新的胜利者，并且引发一个直播的风潮。人们似乎更相信那些与美国《60分钟时事》里的主持人一样老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可能出现操普通话的华莱士，尽管他们的年龄都不能与华莱士相比。
　　这个由凤凰卫视创造的直播模式，至少对于广大的中国内地人来说，已成为一个平常的甚至没有新意的形式。而在三年前，关于时事评论员的概念还仅仅停留在凤凰卫视的一个晚间的非黄金时间节目《时事开讲》上。但只用了三年时间，凤凰卫视已使时事评论员的概念成为华语电视中一个重要的创造，并且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的格局。
　　北京高层也收看凤凰卫视的新闻与评论
　　◎ 多国驻华使馆将《时事开讲》相关评论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民间管道
　　◎ 媒体称其为“无法复制的《时事开讲》”
　　请回忆1999年8月。
　　一向领华语电视风气之先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在一个非黄金时段的午夜忽然推出一个奇怪的节目。这个仅有20分钟时间的谈话类节目，有着一个对于大陆观众来说相当拗口的名字：《时事开讲》。
　　一头花白头发的曹景行在午夜时分开始对观众评述当天发生的时事要闻。他的一头花白头发与这个名字有点奇怪的午夜栏目，悄然走进观众的视野。这时候，细心的人们都注意到，与那个显得持重的年轻人董嘉耀配搭着讲话的这个老头儿，有着一个新鲜的名衔：时事评论员。
　　这样的身份与名衔在大陆收视群中，至少显得陌生与花哨。
　　但很快，人们对于节目内容的印象，就越过了那个陌生的名衔、两个午夜时分的布满整个屏幕的大男人头以及曹景行标志性的华发。相当多的人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新节目。曹先生操着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与董嘉耀的广东话味道的普通话，讨论当天发生的即时性的大事，进行适时的评判与指点。许多大事指涉内幕以及内地观众无从关注的评判标准与论点，其言论方式充满“理性、建设性”以及密集的信息。
　　这个节目诞生时，并没有得到行内甚至本台的看好。如同这个未被发现的时段一样，《时事开讲》在开播之后，连曹景行与董嘉耀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栏目的未来。因为包括曹本人，对本是平面媒体的强项的时事评论，能在电视上得到多少人的共鸣，心里“像往深海里扔下一块小石子”，没有底。
　　在此之前，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电视式的评论节目会取得成功，出于商业利益上的考量，没有电视台会每天播出大量的时事评论，即使在电视传媒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只有BBC电视台有一个电视评论节目，观众很少，只是出于政治目的，给少数的政府官员观看，叫好不叫座。在商业化的凤凰卫视台，这样的创意一开始更多处在试验阶段。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午夜时分的中国内地来说，谁会成为观众？
　　但很快，这个躲在暗夜深处的非黄金时段的栏目，发现了他们的收视者。至少有两种人在午夜11点后仍然重视电视。一部分是把电视作为一种生活的人，他们可以用遥控器搜遍全部频道。他们的职业大多包括退休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热爱国家关注时事的平民百姓等，收视的随意性注定了对于节目的挑剔，能在11点后选中目标栏目，并能让他们在睡觉前，静下心来听你讲解20分钟，必得有过人之论。
　　第二种人是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才有空坐下来看电视的人群。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商人、学者，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层和媒体从业者，他们忽然发现：“这个以梳理当天内发生的重大的国内国际大事的节目，很有看头。它能够告诉我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解释事件，所提供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线索令人耳目一新。”（引自《南方周末》）
　　这样的节目对于在午夜回家的中国现下最忙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商两界成功人士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人会比中国人更加关心政治了，尤其是了解政治的动向对于自己的商业与仕途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时候，这个栏目似乎忽然有了另外的意味与用途。但起初相当多的人看这个节目，不过是想知道在新华社、央视之外，外界对同一事件的另外一种说法。作为谈资来源出现的这个栏目与它的主持者，都似乎有了特别的意味。内地的观众由开始关注这个栏目，转向关注那位一头华发的老人与说话有点特别的主持人董嘉耀。至少在中国的电视台上，想找到像美国华莱士、丹•拉瑟一样老的主持人，几乎不太可能，而曹景行先生的阅历与年龄，成为观众信任他的理由。
　　一家国内调查公司在进行一项卫星电视栏目随机调查时的偶然发现表明，这个午夜11点后的非黄金时间段的节目，收视率极高。而这部分观众的“含金量”，对苦于四处寻找高质量的广告收视目标客户的广告主来说，极为重要。
　　引人注目的其实是这个节目对于信息的梳理方式。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出现两种局面，每天的分分秒秒，有关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详细信息被传送到全球各地交易所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屏幕上。任何事情都无处藏身。但随之带来的就是人类相同的困境，信息过剩泛滥。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这会使人心力交瘁。中国大陆同样必须面对此类问题，可又有更为特殊的处境。相当多的人面临着一部分信息过剩，但又缺少真正的信息来源。他们需要重要的信息，也更需要真实的信息。有时候真实比拥有更多的信息重要。《时事开讲》客观上扮演了这个角色。曹景行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帮助更多的重要人物们把握信息的过滤器。如同《默多克传》的作者肖克罗斯所说，“传媒的任务不就是筛选、提炼、解释和传播信息吗？”
　　当然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有观点的传播者，他用自己的经验与判断，为政商两界与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角度。但到了后来，他发现，观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否抓住问题、提出问题，同时提供更多的与众不同的信息。对于信息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你的立场与观点。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不是要你表示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而是更多的真实的信息。同这个特立独行的节目与他本人一样，曹景行因此而被《南方周末》视为“电视时评第一人”。
　　华语圈的观众很快被这样一个平时只有在平面媒体上才可以看到的时政评论式的栏目吸引。当然被吸引的是比形象更重要的观点。大家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一些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事件全景，听到了异于内地对于一件事的态度与客观中肯的分析。更多的人惊异于曹景行所评述事实的态度与方式。他在起初的时期，用了相当宏大的记述方式，每天剖析台湾“大选”，对于并不真正了解台湾地区的大陆观众来说，你介绍的任何画面上的东西都是新闻。在这个破天荒的节目中，曹景行有上佳的表现。他最早预测了国民党的失败，他站在台北的民进党的总部前，最早告诉大陆观众陈水扁可能上台，以及此后两岸政治走向。在凤凰卫视“5•20”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任的直播过程中，他更是现场向大陆观众介绍更多的情况。《时事开讲》和整个凤凰卫视对两岸的互动发展，起到了相当独特的作用。他与主持人董嘉耀最早对于台湾新闻的处理，改变了大陆人对于台湾的认识，这种民主与文化内涵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使《时事开讲》成为一个极好的桥梁。
　　台湾的《中国时报》2002年在介绍凤凰卫视的文章中认为：“北京高层普遍都有收看凤凰卫视新闻与评论的习惯，尤其是特别注意台湾的新闻讯息，近几年凤凰卫视加大了对于台湾新闻的传播。其中最早的对于台湾事件的深度评析，则始自《时事开讲》。北京对于台湾当局政治与其他方面情况的掌握与理解，很多都是透过凤凰卫视而来的。”
　　曹景行几乎在每次台湾的选举与重大的活动时，都会前往采访或观看选举。诸多台湾重要政治、经济人物，也透过这个栏目，发表对于两岸事态的看法，备受两岸间各方关注。
　　至少有两次，细心的人们发现，曹景行与凤凰卫视的美女主播们一起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与十六大现场。内地的媒体认为，曹可以更切近地观察到当局的现场。事实上他的评点与表现也越来越有力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时事开讲》最早地进行连串解读，制作了开讲特别节目《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邀请曹景行、邱立本、陆建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朱文晖先生，由董嘉耀主持。这期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起到了重要解读作用，且指向准确，解读有力，并被海外传媒认为是中共近年来改革的新动向。其后，曹景行在对十六大代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榜富豪江苏沙钢集团总裁沈海荣的专访，也引发海外关注。
　　各界对于这个节目的格外关注，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
　　经典的说法是，北京高层普遍有收看《时事开讲》的习惯，人们习惯了这个节目的解读方式，甚至把这当成某种了解国内国际大事的一个“新闻筛选机”，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直达要害。
　　每年的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期间，因两会代表不能在开会期间会客与外访，收看《时事开讲》就几乎成为代表们的定例。一位代表讲述：“大家很在意这段时间《时事开讲》的节目，因为他们讨论的要点往往披露的是海外媒体、政界对于大会的看法与意见，关注点的不同使大家愿意把这些当成自己处理一些意见的依据。更多的人也把这当成一个谈资。”凤凰卫视香港的站位与人们对其背景的诸多猜测，使更多的人把这当成了一个消息来源的中转站，并把他们的新闻与评论当成某种力量与群体的代言人。
　　而《时事开讲》的选材，也总是与当局所有重要的事情相联的即时评述，更像是一台“信息梳理机”与“观点提供商”，这个商品的独特，被人们当成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指标与消息来源。
　　与此类似，则是中央党校的一个收视群。在收到的许多反馈里，曹景行与董嘉耀总是会发现一些党校教授的意见。作为国内重要的中共后备人才的基地，每年去那里受训的官员，都能观看到这个节目。相当多的时候，党校的教授们会就某个《时事开讲》中讨论过的问题，拿到课堂上与官员们交流。
　　2000年4月香港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抢救几件当年被抢的圆明园国宝的神秘中国人成为新闻焦点，传媒争相希望报道这位神秘出手的陌生人。出人意料的是操作此事的易苏昊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时事开讲》主持人董嘉耀先生，把第一报道权给了凤凰卫视。易先生的答案十分简单，我有必要把保利集团购买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大家，但为了避免各种不实的报道和猜测，我们给了董嘉耀先生，因为我时常看他主持的《时事开讲》。当时央视与国内许多媒体，主要的报道材料都来源于凤凰卫视。
　　评论员们的影响力正在超越他们认定的内地市场。香港《大公报》百年庆，来自东南亚以及全球不同国家的华文报章的媒体老总云集。评论员们应邀参加。稍后加盟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被在现场的许多老总认出，并告知他，这个节目在俄罗斯、东南亚都有很大市场。来自美洲的一家华文报章的老总说他透过美洲台天天收看《时事开讲》，“结合《时事开讲》的评论与中央台播报的新闻事件，对照着看，成为海外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收视习惯。”
　　2000年，东南亚华人团体开始透过不同的管道邀请他们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演讲。评论员们干脆把《时事开讲》开到了东南亚一带。2002年间，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当地的新潮州八邑会馆邀请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等人现场演讲。他们的门票卖到了30新币，演讲现场找他们签名的人龙排了很长。去那里听他们演讲的人包括了中国驻新大使馆的高级参赞以及新加坡政府的部分官员。这位高级参赞还说他们的“开讲在新加坡的影响很大。除了当地的华人外，据我所知，政府与许多新加坡人，都是这个栏目的观众”。这位参赞说东南亚的几个大使馆经常收看这个节目。他们对“9•11”的时事分析感受最深。
　　《时事开讲》多次被请到东南亚各国演讲，曹先生发现那里的华人，似乎更加关注内地的发展。他们把这个栏目作为一个了解内地的民间信息来源。2003年7月的时候，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举办，曹先生、何亮亮、董嘉耀除了参加会议，还在吉隆坡和槟城、新山三地就中国与国际形势开展演讲。现场观众爆满，轰动一时。《南洋商报》等当地媒体将此当做媒体盛事给予关注。来自印尼、文莱等东南亚的华商告诉他们，《时事开讲》在当地有大量的观众。
　　据消息来源讲，凤凰卫视已成为香港与北京各国驻华使领馆除了央视外，重点关注的电子媒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先生透露，他们认为凤凰卫视是了解大陆地区百姓民意与最具民主化的电视媒体，在华语收视群体中，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对照的是，许多驻外的中国大使馆，也把凤凰卫视作为一个重要的收视对象，藉此了解国内的情况。
　　许多驻华大使在接受访问时认为，每次他们给国内撰写报告，对一件事的判断的电子媒体来源，一是央视，再是凤凰，他们比较关注凤凰卫视对这些事件的新闻解读与评判立场。这中间一个消息来源重点就是《时事开讲》。
　　四年多的时间，凤凰卫视渐次壮大的时评队伍，正在被全球华人越来越多地发现。《时事开讲》的影响力正在印证一句断语：第一解释权。在众多的资讯传播中，第一时间的解释
带着巨大的权威与权力。《时事开讲》的影响力，正在覆盖这样一个阶层：权力、金钱、知识资源拥有者阶层。这个层面正是无数新闻媒体的目标人群。
　　有远识的传媒人知道，最重要的收视群体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资源的拥有者。凤凰卫视最重要的捧场者中就有他们的身影。这些关注着国家命运的年轻人，甚至创造了“每遇大事，就会几个人合伙凑钱到酒店包房收看凤凰卫视”的收视奇迹。每个年轻人都会有指点江山的冲动，《时事开讲》给了他们必要的满足。评论员们除了被他们尊重外，他们也是这些评论员的最重要的批评者，如果评论员们的意见被他们认为很糟的时候。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关心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人。评论员们因此被作为某方面的专家受到邀请。在这个节目500期时，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把《时事开讲》开到了清华大学。首次现场开讲，大学生们坐满了整个演讲现场。他们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人，提问尖锐不留情面。清华大学甚至发生过将一些主讲人轰走的事件，但评论员们在这个学校的演讲受到了追捧。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延展到了三个小时。其后，他们受到更多的学校邀请前往开讲，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有上万人现场听过评论员们的演讲。评论员们在大学生们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媒体人，甚至不是电视明星，而是时事方面的专家。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与华东师大还聘请曹景行、何亮亮先生为客座教授。
　　2002年初，国内以推出《中国电视节目榜》而名噪一时的《新周刊》，推出2001年度十大新锐电视人，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同时上榜。这本刊物在解释曹景行入选的评语中认为：曹立足香港，以华人社会为背景，放言天下时事，对两岸三地时政见解入木三分；从海量的新闻资讯中披沙拣金，拨云见雾，为公众洞开时事真相之门；他的言论日益成为电视传达给公众的重要声音之一。
　　《时事开讲》所创造的远不止此。四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从曹景行一个人，逐步增加了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马立诚、石齐平五位，凤凰的新闻评论形式由《时事开讲》，延伸出同类型节目《新闻今日谈》、《时事辩论会》、《有报天天读》，以及因应观众对新闻及时分析的需要，而在凤凰卫视每天直播的凤凰最高收视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中，加入了三分钟的现场时事点评等，也正在日益成为大众锁定的重要声音。
　　从最初《时事开讲》的嘉宾到与凤凰卫视签约的阮次山先生，作为资讯台首席时事评论员，许多言论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有一次，朱容基总理在博鳌论坛对阮次山说：“我一直都喜欢看你的节目。”2002年的国航在韩国遇难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开始介入事件。阮先生当天发表意见认为，这是企业间的事，不能由政府出面，否则周旋困难。三天后，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由国航出面处理此事。
　　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认为，《时事开讲》这个栏目最大的价值是“在华语电视界，首创了一种新的即时性的电视时事评论体，开创了华语媒体中的一个新的电视收视黄金人群与黄金时段”。
　　刘老板说的黄金时段，大有深意。
　　现实的商业回报对于一家商业电视台的严肃节目的支持与观众的支持一样重要。在如果半年内没有广告支持就可能会被作为“撤消栏目”的凤凰卫视，更是一个铁律。
　　在此之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电视黄金时段是晚7点到9点左右，而晚间与晨间则成为大家忽略的一个重要时段。但很快，凤凰卫视陈鲁豫主持的《新闻早班车》与央视的《东方时空》引起了人们对于早晨9点前时段的关注，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广告商与新的收视群的重点关注对象。对于午夜这个时段的认识，则在《时事开讲》之后发生了改变，这一切是因由收视群与广告商发动的确认。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栏目开始有了广告，后来又被红塔集团选中。这个国内品牌价值达数十亿的烟草集团，为这个节目开出了1500万元的冠名价格，并且配合 《时事开讲》的定位，拍摄了专门的广告片，确定的广告语也把其企业形象与时事开讲巧妙地结合起来：启迪广袤思维，点燃无穷智慧。观众评价其更像是《时事开讲》的广告语。
　　《时事开讲》的创意者、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承认这个节目的直接投入成本为零。紧接着，更多的商家看中这个节目，他们要求在节目的中间插播自己的广告。《时事开讲》开播当年，可以公开的收益为3000万元人民币。它在自己的节目上的成功带来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开始。《时事开讲》开播四年，创造收益近一亿元。创造这一价值的是主持人董嘉耀，时事评论员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与数位嘉宾。
　　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的价值与它所开创的力量。
　　一位资深媒体学者认为，电视节目的终极发展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台，只有频道，甚至没有频道只有节目的时代。越来越多的频道将会使观众用遥控器为自己拟制一个从几十个频道中精选出来的节目组成的个人化的电视频道。观众不会因为某个电视台的级别或者影响力而去选择这个台。节目的专业化与行业化，主持人的明星化与权威化，将会成为吸引观众的一个首因。《时事开讲》至少在这个正在渐次明确的收视习惯中，已成为众多个人化频道中的一个重要收视选择。
　　《南方周末》有一段时间，每周都会在其“一周传媒重点”的专栏中，从《时事开讲》摘录一段热点事件观点。《时事开讲》也是这份周报惟一长期选择重点信息的电视节目。
　　国内众多收看不到凤凰卫视的观众，则从凤凰网的电子版上阅读《时事开讲》，电子版的《时事开讲》话题是凤凰网点击与转载最高的节目。而在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上，输入《时事开讲》或者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等关键字，至少可找到近千万条转载的页面和讨论网页。
　　“时事开讲体”正在成为中国重要的新闻栏目形式，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但无法复制的是思想与它的影响力。似乎是为对开播1000期的《时事开讲》进行总结，《新周刊》在推出的2002年度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将《时事开讲》推崇为：最佳新闻类节目。
　　一同竞争的有CCTV一套的《午夜新闻》、《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北京卫视的《第七日》等。
　　这家周刊陈述《时事开讲》的入选理由是：紧跟时事进展做出最迅速周详的背景脉络剖析，满足公众超越日常新闻资讯的深层需求，以资深时事评论员的透彻分析底蕴与业内权威，成为行内无法复制的新闻节目意见领袖。
　　主持人董嘉耀作为候选最佳新闻主播落败于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出尽风头的央视主持人水均益。但另外一个更大的奖励是CCTV新闻频道对评论员形式的认同。
　　2003年5月1日，CCTV新闻频道试播，类似于《时事开讲》的节目《央视论坛》浮出台面。这个纯粹的新闻评论式节目，由白岩松担任评论员，这是央视第一个冠以评论员称谓的节目。央视论坛邀请了一批熟悉政府方针政策，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又擅长电视表达的专家组成的相对固定的评论员队伍，以主持人与特约评论员队伍，对重大事件背景、重要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评论、分析和解读。
　　这个发端于《时事开讲》的评论员形式，已成为中国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一个重要体例。
　　吴小莉称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是凤凰卫视“三宝”
　　◎ 阮次山以“结结巴巴的方式”遍访世界多国政要
　　◎ 《时事开讲》成老男人天下
　　在曹景行之前，不会有观众相信，中国的电视主持人如果是位老人会如何？
　　结果是，今天，老人正在充满中国的屏幕。而在十多年前，不，就是五年前，大量的老人作为媒体明星与主持人出现在大一统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几乎还是异数。被中国电视固有模式教育出来的大陆观众，几乎习惯了所有的电视上都是青春靓女或者是帅气而又中规中矩的年轻先生。即使在央视正规的收视群巨大的全国收视冠军《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中，也都是相貌好看的青年男女的专利。以至于像听说年过70岁的《60分钟时事》的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与江泽民的时候，中国人几乎都有些奇怪。因为这似乎应当是一些年轻或者帅气的青年男女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他们一般会操着早就写好的问题，伸着一个话筒，放在受访者的胸前，僵硬而又严肃。而华莱士的收放自如，以及江泽民称其为“最好、最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几乎是中国电视界前所未有的重要事件。
　　但这样的主持人或者记者在中国几乎没有得到认可或者改变。
　　像华莱士一样，如此有控制力与现场能力的主持人在最需要年龄与经验的新闻时政方面，无人能够替代。被称做央视节目主持人中的思想者的白岩松，因此生发了“想老的愿望”。他的愿望得到了电视老人曹景行的回应。
　　“白岩松老了一定就是这样！”看到曹景行的人，都觉得他和在内地声名较大的白岩松长得特像。有家媒体问他：“你看过白岩松的节目吗？有何评价？”
　　曹先生一点都不犹豫地说：“我知道白岩松，也看过他的节目，特别是他主持的奥运会报道。但因为我在香港，不太有机会看内地电视，所以对他也不是特别熟，不好做什么评论。不过我认为他挺不错。我感觉现在内地短时间内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主持人，这在电视发展史上其实是个重要事件，可惜内地的媒体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反而是很苛刻地去要求他们。我经常想，幸好我躲在香港，如果我也在内地当主持人的话可能早就遍体鳞伤了。”
　　当然，年龄代表着一种人生的态度与历练，世事的通达，但思想不能与年龄一样老。曹先生2001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坦承，“我们几个老头子最用功”。
　　“不是自夸，我们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每天都要将全球的新闻过目一遍，然后从中挑出一条最多两条做题目，所谓八小时工作制对我们来说根本就只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这个“倚老卖老”的节目，却吸引了最多的年轻人与大学生。而他们的武器就是思想的力量。
　　现在，《时事开讲》几乎成为一个“老男人”的天下。主持人董嘉耀与其他几位上年纪的评论员似乎很相衬。事实上，董嘉耀的真实年龄并不大，这个出生在广州的“北广毕业生”，对自己的老相倒也不避讳：“上有父母兄长，但我长得比哥哥还显老。”这位长相老成的主持人，到现在才刚满30岁。做过上海知青的复旦生曹景行是满头华发，原籍海南长于台湾的阮次山更是不打自招，凋谢得差不多了的头发严格限定了他的“小老头儿”身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年纪一点都不担心，“主持人也许越年轻漂亮越好，但我们是新闻评论员，在国外几乎就没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是干这个的，因为观众都希望看到一个有权威的人为自己分析、解读新闻。”
　　当然，他们成为中国电视屏幕上最年老的时事评论员，这在一向以靓女美男占主流的中国电视界，已成为异数。更大的异数是，凤凰卫视在用人上的胆量与不拘一格。
　　克朗凯特几乎已成为全球媒体界的英雄人物，但人们都很希望看到一个黄面孔的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很快也在凤凰卫视的屏幕上出现了。他不但是个黄面孔，更是个纯正的中国人。他出身海南，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话，边沉吟边说出许多惊天结语。这个人就是阮次山。阮先生正在实现他采访各国政要的一个宏大的设想，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行为”，正在寻找着自己的版图。至于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身穿唐装，大声拍桌子，指称“陈水扁想干什么”的“草莽人物”杨锦麟，个人印记鲜明到人们过目难忘的地步。人们不必指称他们是中国的华莱士，中国的克朗凯特，他们分别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重要的是他们一说话，大家都会静静地倾听。
　　谈及西方的新闻操作，在美国办过中文报纸的阮次山说：“其实在美国他们的新闻都是严重受到影响的。普通老百姓又缺乏判断力，所以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左右。香港的新闻也是这样。由于香港媒体很少派驻境外，我们的国际新闻大部分来自西方三大通讯社，而他们的关注热点、价值观和我们都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香港国际方面的消息很容易受西方的影响。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一点，尽量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也经常采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事实上，这几位老人本身的阅历与对于时事的解读，也成为凤凰卫视本身制作新闻时事的一个指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当红主持、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甚至因此写文章，称评论员们为“家有三宝”。
　　这位凤凰卫视的招牌主持人谦虚地认为：“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说，家有三老，幸福得不得了。而这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老师’。”被其称为三老的是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
　　她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去理解这些老人似乎更有权威性与亲切感。和曹先生结缘较早的她，一直尊称曹先生为曹老师。“很多难解的话题，他常是我第一个会打电话讨教的人。”
　　她与曹先生的合作始自1999年，凤凰卫视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推出“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曹是被直接推到前台救急的评论员。那次合作后，吴小莉曾一度和曹先生一起主持初期的《时事开讲》。“曹景行也从早期的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
　　凤凰卫视另一位金牌主持人窦文涛认为，“曹先生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七八份报纸。”
　　在吴小莉的记忆中，曹先生虽然没有住过台湾，但对台湾问题，却能一针见血。她观察到的一个法门就是曹先生每到一地，总是与人广泛聊天，广交各路朋友。“曹老师的好学和不耻下问，构筑了《时事开讲》源源不绝的泉源。而我总是在每次有重要访问前，如采访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前，会询问他对采访有什么建议？”
　　阮次山先生戏称自己进了凤凰后，形象设计师把他塑造成了列宁造型，衬衫上还配个小bow tie（小蝴蝶结）。吴小莉认为感觉上他是个“蛮帅气的列宁。阮先生博学健谈，由于他在香港、台湾与美国都待过，累积了许多人脉和消息来源，听他描述历史大事的内幕，仿佛他就在当事人身旁，目睹一切经过。他在加盟凤凰前的许多评论文章，就曾经让人惊叹，内幕性可见一斑。从中环到红的班船，是我俩常常一起赶上班的交通工具，20分钟船程，阮先生可从中美关系讲到法国拉法叶舰采购案到台湾黑道围标工程带枪谈判的过程，好奇如我，追问不断。我们的话题，就更是时空交错，人事相叠，一路走到办公室，欲罢不能，只好相约再聊。如果上班碰巧和阮先生同行，那会是我的lucky day(幸运日)，因为那一天的开始，就像翻阅一本好书”。
　　何亮亮是“三老”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电视语言能力有超常的表现。至少在几位评论员中，他的语速、节奏有新闻感。加上“长相讨喜，颇有人缘。我主持的凤凰资讯台的《环球播报》已在台湾直播，何亮亮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有次我回台北探望母亲，她突然说：‘你们那个亮亮，是公司的同事吗？’我会心一笑。笑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在公司没大没小，亮亮因为较年轻，加上双名好叫，每次请他上节目评论，我都省略何先生的客套，在正式介绍完全名和职称后，对话过程中只亲切地喊他亮亮，就如同每次请曹先生上节目，总会习惯称他曹老师一样，虽然曾考虑应采取电视的正规称呼，喊某某先生，但想这样可以拉近距离，有亲切感。其二，是亮亮的观众缘，显然已深入70岁妇人阶层。由于亮亮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俄罗斯等问题，我在几次主持如‘两会’等报道时，都会深夜和亮亮通电话，先内部分析‘十五计划纲要’，找出重点和方向，才决定邀请适合的嘉宾。”
　　吴小莉的观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拥有思考与观察世界独特方式的这些“老人们”来说，他们的重要之处，表明他们具有接近事实真相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他们接近世界的武器。同被称为凤凰卫视早期LOGO的吴小莉一样，在凤凰卫视的新闻明星体制中，这些老人正在成为事实上的新闻人物与明星。人们信赖他们的叙事方式与态度，除了倾听他们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论调与一家之言，还在大量地引述。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被指认为某一方面的权威，而像一个明星一样，在各地巡演。与其他明星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舞台不是签名会与少男少女们追赶的热闹场所，而是亚洲与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评论员们也会像其他的明星一样，就自己的薪水进行狡猾的躲闪，或者就一个不重要的个人问题，含糊其辞。但他们绝对不回避那些尖锐的国际问题，或者学生们关注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十分在意制作成本控制的凤凰台，每次现场开讲之后，董嘉耀都会把现场录像剪辑后播出。董说：“观众在现场关于时事与节目制作的提问，很有代表性，平时的观众来信不能一一回复，这个节目可以回应许多观众的疑问。”
　　事实上他们应当感谢电视。正是这个他们在出生四十、甚至五十多年后才正式接触到的电子媒介，正在客观上改变他们的人生。曹景行说：“我们正在努力使用电视来帮助华人认识世界与观察世界。”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背景
　　◎ 曹景行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节目形态的诞生
请回忆1999年5月9日。

　　如果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一天的话，至少你会发现，这一天在多年后重新回顾，也仍然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的日子，是一个曾经改变过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隔开了这样一些东西：对于美国的重新定义，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与悲情后的理智,电视介入生活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的奇迹……
　　这一天在中国人不同的心灵中打着深深的烙印，并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与命运。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几乎开启了一个新电视形态革命的阀门,创造开发了凤凰资讯类节目的一个分支——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成型与诞生。
　　50多岁的曹景行则认为：这天的事件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经历过这个日子发生的事件的凤凰卫视的员工，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当天的气息。
　　这天是星期六。一切如常。尽管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自1999年3月25日发动的空袭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但炸弹的声音仍然显得遥远而又渺茫。在中国，没有人会把死亡、流血与这个闲适的一天联系到一起。
　　1999年的凤凰卫视几乎就是新电视潮流的标志与推动者，在国内发挥着独特影响。伴随着这一战略的是，他们与国内电视台的合作。
　　这个周末，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与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带队来到长沙。这是凤凰卫视首次与地方电视台在节目方面的合作，凤凰的明星们基本上都到了现场，包括在人大会上受朱容基关照提问而“一问成名”的吴小莉，因做《凤凰早班车》创出说新闻概念的陈鲁豫，在《锵锵三人行》中刚刚把“段子过成人生”的窦文涛以及许戈辉等。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欢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9点30分的档期发排直播。由于是通过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亮相，凤凰的明星们显得格外重视这一机会。
　　吴小莉回忆说，她与同仁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城市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上万公里外的南斯拉夫传来的轰炸声给惊扰。
　　欧洲时间周五晚，北京时间周六的清晨5时45分，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摸黑于6点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国内。9时25分，网上开始发布吕在南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但这一消息传播的速度仍然代表了当时中国信息的阻隔。消息传播到长沙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惊呆，直觉这是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在这样的时节再去直播原定的晚会已不适合。而在现场，这台节目录制的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刘长乐与王纪言先生找到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斌商议，决定停止这台晚会的播出。当晚6时，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而因这次事件的突发性，凤凰卫视成为最早更动电视节目的第一家电视台。
　　这样因突发事件而更换节目的事，凤凰至少遇到过两次。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最后都成为了他们转型的契机。最早一次是在邓小平去世时，凤凰卫视还是个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在这种氛围中，再放综艺节目，已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临时决定加大资讯的报道。而这成为凤凰卫视中文台走向时政资讯台的重要开始。而这次临时更换节目，由于事发突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长乐决定当晚飞回香港总部，但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只能等待第二天。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停止播出这台晚会而空出的两个小时时段如何填补。敏感而又举重若轻的刘长乐与热情的王纪言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组合，他们的创意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又在短时间内成就为一个新的形态。尽管事先谁也没有看清过他们所设计的那件产品的样子，但结果总是显出他们超人的预见性与出人意料的成功。
　　那个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显得有些草率和准备不足。
　　老板刘长乐现场召集凤凰的创作人员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长沙的湖南电视台成为凤凰卫视临时的指挥部。这种扁平式的操作几乎就是凤凰卫视创作节目的传统。老板刘长乐敏锐地决定，利用这个时段做关于北约轰炸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特别节目。谙熟中国政治与对局势的洞悉，使他认为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将在随后几天中显露出来，并将影响中国与世界。这
种判断在随后几天内得到了验证，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则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消息只是刚得到确认，中国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的看法尚处在短暂的沉默中，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给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取个什么名字，显得分外重要。因为这个题目将会决定这档节目随后的走向与内涵，还要显出其超前性与覆盖性。
　　一旁苦思的王酉年，提议叫“中国人可以说不”。
　　这是1996年一本热门的政论书的名字。老板沉思片刻，把手一挥：“我看要改两个字，就叫做‘中国人今天说不’吧。”这个名字也成为凤凰卫视随后长达一周的报道此事件的一个基调。基调定下后，王纪言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所有的精锐都在湖南，台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开设在了湖南电视台一个总监的办公室，大家就聚在这里，现场指挥改动并完成了一个节目的直播。
　　这个难题一分钟后从长沙就转到了香港本部。
　　当时在台里留守的现任资讯台副台长潘红星接到电话时，已是晚上7点。这位时任新闻主编的先生听完王纪言的安排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手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够做一档专题直播节目，何况这档节目要长达两个小时。最让他为难的是，还剩两个小时，这个节目就要开始直播。而他手上，还正在操作即将于9点直播的《时事直通车》。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
　　潘红星几乎来不及叫苦，放下电话，就开始找人。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主播曾静漪，加上几个编译，不到五个人。
　　王纪言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告诉潘红星节目制作的想法。最初的确定是，曾静漪做主持人。但主持人不能光对着空镜头去说话呀，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思维快捷的王纪言对潘红星说，就让曹景行上，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考虑到曹景行一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会否单调，王纪言说，可以多找几个人来一起聊。
　　王纪言让曹景行上这个节目，有他的考量。早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几天，凤凰台几乎每天都做电视直播，为填补现场画面，也是请曹景行与主持人一起，用随时插评论的形式，做了下来，效果不错。王纪言坚信，曹景行的随机应变可以把这个节目做下来。
　　一个随机的决定，决定了一个新形式的产生。
　　但这些仍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概念。潘红星有些着急，但凤凰卫视的良好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说，“这也成为了凤凰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大事发生，大家都会自动赶回台里。当时任副台长的关伟和后因空难殉职的赵群力等人，都快速赶了回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关伟负责搞特别节目的串联单，邱伟华则快速进行现场的技术准备和现场布置。”
　　潘红星打电话找到了曹景行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曹景行赶到总部时，已是晚8点左右。曹近两个月一直追踪着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那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不间断地收看BBC、CNN等电视新闻报道，早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说法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早的观点来源，并且直刺中心。
　　9点30分，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没有人会预想到这个节目的形式与样子。老板刘长乐与王台长他们，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看着这个节目。
　　曾静漪，这位来自台湾的主持人，一身素衣，坐在台前，她说：“……凤凰卫视高层对事件进行了谴责，并制作了专题节目《中国人今天说不》，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对相关事宜进行评论。”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

　　节目在沉重的情绪中进行，悲壮与愤怒几乎成为当天的惟一主题。这样的情绪正与人们开始的愤怒相契合。人们已不会去关注节目中那些单调的画面与现场的简陋，观众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关切的资讯。在这样的节目中，评论显得相当重要，甚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点燃作用。
　　最初的时候，三位嘉宾与主持人都有点局促。邱先生与陈婉莹女士略显呆板地僵直坐着
，但他们的论点却不僵硬。邱先生首先质询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
　　事后，邱先生说：“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除了愤慨之外，更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我在仓促间上阵，凭着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的观察，拨开一些偏见的迷雾，指出误炸之说非常可疑，并指出中国的应变之道，必须不卑不亢，并要注意国内的局势稳定。事实上后来美军内部地图局的证据浮现，揭穿了旧地图的谎言，也证实了当时的预测。”
　　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这已是战争行为，因为美国公然轰炸代表中国主权象征的大使馆，不但违犯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要对此事件进行全面的谴责。曹先生的论调明显地成为了当天人们期望看到的说法。因为在压力下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愤怒。而此时，曹景行不经意间做了这样的代言人。
　　似乎为了把这个节目的容量放大到当天可以达到的高度，在新闻和评论的间隙，穿插了许多与情绪相关的片断。潘红星找出了原来给南斯拉夫事件所做的一个专题，这次也派上了用场。经过赵群力重新剪辑的片子，充分展示了他对于飞机的敏感与轰炸现场的把握。在长沙收看直播的王纪言看到那个片子时，拍掌说：“一看就是赵台剪的，你看那飞机航拍多长的镜头。”赵群力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他对于航拍镜头的把握在中国无出其右者。曹景行在这个片断后，认为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个是和谈，一个是回到联合国，需要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进行。北约以为轰炸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在炸出的问题似乎更多了。
　　这种即时式的穿插评论，显示了曹先生的功底与现场掌控力。曹先生预测此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微妙，中国一方面要加入WTO，而美国也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处理，才能体现国家利益就显得相当重要。
　　曹先生当天的评论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大家对于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所说的事件，至少有着本能的信任。事后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联名写信：“大家都聚在一起，观看了你的评论。能在当天就得出这样理智而又中肯的评判，几乎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愿意听到真正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声音。这也是我们的想法，相信也是更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几乎就是一次受难。潘红星说，直播时，我们只有20多分钟的资料与新闻素材。但这个时间段也使我们受益，欧美国家的资料与声音也刚好开始传送过来。许多即时发生的事件就同步直播。实在没有信息了，王纪言打电话说，能否把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用电话的形式来播报。这个创意简单实用，几乎成为所有电视台其后模仿与实际运用的形式。凤凰的大胆与果敢，在此次的连线中，显得比以往更为粗放，但也更为实用。连线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甚至在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操起电话到现场报告情况。当时董嘉耀正在广州休假，接到电话，马上就上街了。他跑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前，采访游行的人群。而香港总部临时找到的几个人，都充当了机动记者，采访了香港与澳门的人群，谈论对此事件的看法。这使全球华人的声音，在较短的时间内，都得到完整体现。王纪言在现场几乎不停地打电话进来进行指挥，同时也表明他对直播的担心。但节目直播到一半时，王纪言的电话就很少了。他说整个节目不错。
　　一个不得已的创意与即时性的人员的配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到当晚11点结束时，这个节目的元素几乎决定了凤凰卫视后来直播节目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评论员在直播中进行即时性的穿插评论。
　　曹景行的电视经验以及他本人的评论，事实上使他成为一个灵魂人物。在三个嘉宾组成的话语中，曹成为串联与主讲的灵魂。这次果断的决定，也为凤凰带来巨大声誉。当时国内
的电子媒体几乎全面失语，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前，媒体的沉默似乎再次给凤凰卫视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之成为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的评论影响了当时事态
◎ 曹景行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


　　你打开了一扇门，问题是，你有能力再把门关上吗？这个话题可以如此解释，你如何使一把火按照你的设想燃烧、保持你想象的火苗，之后再安全地熄灭，而不使自己被灼伤？
　　如果说第一天的直播，只不过是把火苗拨开，让火焰显露出来，那么凤凰卫视随后七天的直播就是在创造着这样异想天开的举动。
　　首日的直播使凤凰的高层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们下定了继续关注的决心。第二天，刘长乐带着大队人马辗转回到香港时，已是下午。他们直接回到了位于红的海滨广场总部。这个当时只有半层办公楼的地盘，被作家余秋雨戏称为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雄心其实隐藏在坚忍的行动下面。为确保每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的顺利完成，王纪言立即部署，进行了分工。主编伍淑娴负责《时事直通车》的日常节目制作，钟大年和潘红星负责专门制作这个特别节目。而在主持人方面，则由曾静漪负责《时事直通车》，吴小莉接手与曹景行先生配搭特别节目。
　　在现场指挥的凤凰管理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认为，凤凰卫视以后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直播，至少要在整体上体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事实和突发的即时性的现场新闻，各地的反响与后续报道。再就是如何传达与控制情绪的传达。在当晚开播的片头上，加了一个香港籍导演制作的情景MTV。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王纪言提出了用《红》《白》《蓝》三部曲中的片头旋律。曹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发挥了作用。他在凤凰卫视属于出名的“碟王”，业余时几乎看尽了天下能找到的影碟。正好他那儿有这几部片子。那首曲子成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人们听到那首曲子时，内心就会被深深的沉郁击中。
　　第二天的直播显得有备而来。吴小莉与曹先生在直播前，就统一了一个基本要素，当天的直播以报道国内外的反应为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全面梳理。凤凰几乎是国内所有媒体报道游行队伍事件最为全面与彻底的。而那位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因每天与凤凰卫视连线报告民众的情况，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许多人主动提供信息给她，成为一个凤凰非专业队伍运用的极好标本。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发酵，内地的民众陷入到了愤怒中。学生们开始在使领馆前游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已开始放假。民间发出了“中国不可侮”的呼声。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第二天仍然作为嘉宾的邱立本尖锐地指出：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上街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曹先生则委婉地预见到，中国民间的强烈反应，对美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是南斯拉夫。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美英要承担责任。许多预见性的评论，为其后政治的走向与结果所印证。如他认为：“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学生是自发的，官方并没有去动员。但一定要运用得当。”同时他也警告，“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国际交涉中，民意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这次的游行至少从形式上，让国际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真实的力量。《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发给本社的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曹景行提醒，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都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撰写这个规则。
　　曹景行的清醒对于许多收看这个台的观众显得格外重要。决策层、包括政府高官和更多的上街游行的学生，都把观看这个节目，当成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不负责任的挑逗都可能会是一次爆发的导火索。当知道这个节目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时，曹先生觉得浑身沉重，有点后怕。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总会在相当的层面上成为潜移默化的导师。凤凰卫视连续两天的直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它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凤凰高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在如潮的收视与来电中，感到压力。几乎每天，老板刘长乐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他们直播，直到结束，然后立即与大家进行讨论，寻找第二天要讲述的要点。下意识中，凤凰卫视的高层选择了理性的论调，当然也是更为理智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第一天只是应急的判断，亦或在不明就里中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那么第二天就是在一把火中扔进了盐，到处都是他们溅起的火花。到了第三天，他们已开始向着事件应当的走向前进，并且在快速地寻找出口。
　　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胡肯定了学生游行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符合法律的学生游行活动，但提出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政府考量的稳定问题的
担忧，悄然隐现。
　　曹景行再次邀请了邱立本先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解读。曹感到这是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表明通过胡锦涛代表国家讲话，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同时也对正在展开的民众游行的热情，开始有所警觉。
　　冷静的邱立本先生提醒，胡锦涛在讲话中，其实已确定了中国政府希望解决此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乱与外部局势均不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但他们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邱立本直斥克林顿仍然没有正式道歉，同时批评布莱尔的“误炸论”，认为其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说话不像话”。最后他还提醒中国政府防止“克林顿们”利用外交手段，用入世做一个筹码，来交换这次误炸的结果。
　　曹先生则再次提醒，这个看似单一的事件，却把所有的人与国家都联系到了一起，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年，可能成为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走向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全球的问题。说到许多学生砸麦当劳并呼吁抵制美货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力量，不能再以简单的抵制商家为目的，而是要把目标对准美国当局。
　　当天中国政府的立场强硬。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则在接受ABC采访时反问美国人：“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你们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ABC的唐纳森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把李大使的访谈片段公开。吴小莉把方向转到了美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不公正的报道中来。她问曹先生：“我们的使馆被炸成这种样子，我们的记者死得那么惨，他们的电视画面上一点都没有，连死者的姓名都不报道，而对我们的学生的游行和那一点点过激行为却大肆渲染，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人权?!”
　　这样的相互“运球”的过程，在吴小莉与曹景行随后的主持中，显得相当默契。吴小莉主持新闻以及提问的能力正合曹先生的胃口。一个好的评论员，需要一个好的提问者。
　　吴小莉回忆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一个星期，每晚和中国各地守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外的中国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许多事，我们当晚谈，第二天网上、传真机上反馈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香港做电视像做广播，可与各地观众即时互动。”他们与节目组开始把题目引向深处，尽可能地集中讲述一个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在开播前，把当天发生的大事，总结出几个题目，进行预先的有目的的评述。
　　为使这些话题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还在直播时，打上一行小标题。曹先生试图引导大家回到理性思考的方向上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事后曹先生反思自己做出这样的决断，在于自己的大陆经历以及在香港多年后对于中国局势思考的选择。
　　第一天与第二天，曹先生都是激愤的，甚至带有一定的鼓动性。但到了第三天，他就开始显得低调、理性。在事件到了最纷乱的时候，曹先生最先提出了“能说不，但我们不乱”的想法。
　　他警觉到失控的爱国热情可能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他疾呼学生用一种成熟的理念来支持政府，把爱国主义的东西变为真正有效的武器。他建议中国学生应回到国家富强的层面，因为国家富强才是这次展示爱国力量的根本目的。当然，在话题的讨论与走向上，老板刘长乐与台长王纪言每天都加入自己的想法，有相当多的点子与话题出自老板刘长乐的创意。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与事件走向的把握保证了话题的完整与引导性。这正是凤凰卫视连续七天的直播，显得与每天的形势丝丝相扣，但又能够指出方向，并把握要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曹景行与嘉宾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至今仍显出超前的预见性与准确性。如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的这种现实主义与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要改变的事情。事后的近五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实了他的判断。
　　一位名叫洁克的观众来信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很固执，是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有时候像个孩子，不过也蛮可爱。”
　　曹先生珍藏着这封邮件，以及其他所有的观众来信。他认为这封信至少接近他所追求的基本的评论员气质。七天的节目下来，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曹先生竟然在电视上有这样好的表达能力。
　　一个良好的表达能力与自我写作是两种层面。曹先生虽然写过专栏文章，做过著名的《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但一开始，他的屏幕能力并不能获得称许，如他的紧张，对于镜头本能的闪避，眼神的躲藏。但这七天，对他是一个真实的磨砺，他的思维与表情，几乎得到了快速的整合，这次特别的直播节目把他的时事评论员形象基本上立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在毫无防备中做出了最佳的表现。
　　七天的直播成就了曹景行评论员的权威
　　◎ 曹景行被媒体评为“中国时评第一人”
　　◎ “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所有的电视节目形式，都是组合拳与集体的表演。一个人的胜利其实总是与整个团队的力量密不可分。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到第四天时，老板刘长乐与节目组的创意者们判断，克林顿政府很可能要在15日前到中国大使馆进行道歉。这次直播已进行了将近四天，效果已远远超出一个电视节目的容量，各地反响巨大，成为收视一景。单一的新闻报道并不能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整体的完成，他们的想象力已超过了这个节目本身。在克林顿道歉前，他们设想在火上放一点油，为这次活动增加点新的气质，完成一次媒体行为。他们决定举办一台晚会声援全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以此来反映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华语媒体的价值观。
　　这个晚会再次体现了凤凰式创意的随机与大家气质。从这个创意到现场演唱会的实施，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老板刘长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团队信心十足。两个小时都可以成就一档两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足以说明他们也有能力在30个小时内创造出这个奇迹。
　　这台晚会委托给了时任深圳影视基地总裁的周军先生制作，那时他刚加盟凤凰。这台晚会的创意实施充分展现了他的运作能力。上万人的观众，即时的华侨城超大舞台。还有上百名来自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华语巨星。一切充满简单与可操作的气息，甚至像是拼凑起来的一个即时作品。但现场的愤怒与悲愤却是真实的。这个音乐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相当多的人的关注。晚会汇聚了包括著名歌星田震、台湾歌手文章及重金属乐队“梦回唐朝”，还有腾格尔和臧天朔等巨星。用摇滚的形式来反战，在西方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是首次。它是现场气氛惟一的发动机。眼泪、沉重的鼓声、对于美国的反讽和歌手们的悲情，仅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就是一切成功与圆满的法则。
　　担任现场主持人的窦文涛忆起当初的情景时，说：“现场几乎乱成一锅粥。因为从来没有彩排过，也来不及彩排。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办。台长这时候出现了，他站在高处，说：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然后发表了他惯常的‘战前演讲’：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惟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把活练好。’这个风格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事实上，那台晚会，老板刘长乐端坐在台前，陪贵宾观看。台长手持对讲机，现场指挥，后台乱成一团，但前台干净有序，几乎看不出痕迹。现场的几个小时，几乎完美地直播出去。
　　这台晚会与凤凰卫视大容量的连续报道，完成了“一个媒体行为”。这一事件本身，几乎就是某种“行为艺术”的翻版。这就是凤凰卫视做时事与新闻的超人之处，果断而又超越所有人的意料，但主题只有一个，寻找到一切最佳的表达方式。
　　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的作为，使凤凰卫视成为当时事件中最重要的声音来源与评判源地。此后，克林顿赴中国大使馆道歉及赔偿事件走向暗淡与结束，都得到了完满的解读。据消息来源证实，美国驻北京与驻港相关方面呈送给美国的简报中，认为凤凰卫视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则夸张地证实“凤凰卫视在‘对美国说不’的情绪中，超过了所有的亚洲媒体。许多学生上街打着的标语上，所写的就是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名字《中国人今天说不》。而他们用新闻、评述与晚会的形式，表达一个主题的做法，几乎是一个媒体所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他们做到了，并且达到了控制舆论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主宰了人们的情绪与思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与不可思议的事件”。
　　随着事件的渐次深入，许多人开始追看这档由吴小莉主持，曹先生做评论的节目。吴小莉的明星气质与机敏亲和同样成就了她。她在直播中，与邵云环的儿子曹磊联线时，眼含热泪、抑住悲情的形象，触动了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小莉的FANS，追看节目，当然也使她与这档节目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相比之下，曹先生则是用自己的评论引起观众的注意。他对事件的新鲜看法与个性化表达，引起大陆民众相当的兴趣。他的观点往往很快就会决定人们的取向。甚至他一丝不乱的白发、凝重的表情、港人背景，包括他的50岁的履历，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一些内地报刊在好奇地寻找关于曹景行的一切新闻，甚至他是前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后代，也被挖掘出来。他的大幅照片刊载在最有影响的国内报章上。谈论时事的人被当成明星，至少在国内，还不太现实。但内地媒体似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榜样。曹先生被观众自发地公认为时事专家，那时候他擅长的部分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这次演练，已让内地公众感到新鲜的力量，以及事实真相的切近是如此不同。
　　一部分观众因此追看他的节目，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当然，这种收看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位他的观众评价他：“每次听你的评论，或与一位本地出身，或来自台湾的评论人相比，我的感觉是你的态度要稍稍偏左一些。但你在校正立场，把握距离方面却很有分寸感，收放有度。但我最喜欢的是你个人角度评判的立场。”
　　曹先生感到电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惊叹上亿观众会在同时接受你的思想。电子媒体的快速与传播威力甚至令他不安。在这次“救场”中的临时表现，似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表现力。因为那些“信件与观众的热情，让我感到了做这个节目的快乐”。
　　这台节目的成功，曹景行的评论至关重要。评论员替代了以往直播中的空档与缺陷，同时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因为之前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从来没有评论员这一称谓，至于时事评论员，则几乎就是一个首创。
　　老板刘长乐在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曹先生。刘长乐乐观地认为：曹先生从业务角度，开始走向成熟。这个成熟表现在，他正在通过这个连续的直播节目，褪去身上惯有的专栏作家的气质。屏幕上的真实表达能力与现场的控制力，思维与表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把自己的评论员的形象基本上树立起来了。
　　先声夺人是最可怕的一种创造，人们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将会成为评判今后事件的一个
标准。台长王纪言在进行这个节目的总结时，隐约感到，这样一个形式的创造，似乎还没有完，但延续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则好像在远方的迷雾中躲藏。他们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创造。他们认为，到了适时为曹景行打造这样一档同类的节目的时候了。
　　这个即时性的想法，造就了一个新节目的诞生，甚至改变了中国电视评论业的形态。
　　重述一个这么遥远的节目，并且不遗巨细地说明当时的每个细节，只想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一个节目的起源与一个人的使用的过程。
　　简单实用，尖锐另类。
　　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风气之先。


第二章：孤本

　　一个三年没有卖出广告的11点50分后的“电视荒地”
　　◎ 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想法，成就了一个中国电视界新的媒体行为
　　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的城市青年台的定位，迈向全新的资讯类的新方向。但大陆的规限仍处于不明朗中。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经历，使刘长乐深谙大陆民众
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极好地利用每次机会，加大凤凰卫视切近新闻的角度与力量。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技巧”。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在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之前于1月份在香港及亚太地区首播了12集有关邓小平一生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再去播放正在进行的台湾方面的娱乐节目显然并不合适。中国人更多地需要了解邓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中文台连续七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并没有使大陆监管方面提出质询。这次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新闻的力量再次使凤凰卫视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考量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事件，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个栏目进行包容，因为你不能再将香港回归这样的时政大事放在《相聚凤凰台》这样的娱乐节目中。但大陆方面仍然对于新闻资讯类的节目没有放开监管。刘长乐决定叫《时事直通车》，这个名字来源于港人说法，当时“京九直通车”刚开，老板刘长乐的想法是，资讯方面更需要有一个“直通车”。
　　其后的6月至7月间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更是为凤凰卫视赢得了机会。刘长乐动员了几乎全台的力量奋战60多个小时，他们只是用“别人的信号”，编排适合自己理念的直播节目内容。北京的中央台据称为这次世纪直播投入了近千人的人力，而凤凰卫视全台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刘长乐用这样一个小台的规模“办大事”。他们进入国际卫星交换网络，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进行“现场文摘”。香港“七一回归”直播的高潮交接仪式的报道，堪称这种模式的一个范例。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画面为主体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分割画面，把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相关联的信息中有了更多的联想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的信号全部借助其他媒体的“公共信号”。
　　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借力”做出的全面直播，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掌声。他们的作用几乎已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力。全力投入此次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直播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到1999年5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使馆事件对凤凰走向资讯传播又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人们从那些天的节目开始发现，凤凰卫视有了中文媒体中比较独家的报道形式：直播加现场即时新闻分析。“这个事情发生后，凤凰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新闻了，就是重点加入时事分析的内容。”刘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视角解读，成就了凤凰卫视的新闻处理方式。因为“凤凰卫视遵循了内地可以认可的新闻处理规则”，这使刘长乐有意识地加快了触及资讯的脚步。但即使如此，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仍需要在政策与商业的利益间寻找平衡。刘长乐智慧地将自己的新闻类节目定位为时事，这种不背“有闻必录”的包袱，突出编辑选择权的做法避免了官方讳言的新闻，开始做属于凤凰卫视方式的新闻资讯。
　　《时事直通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一个延伸。由新闻到时事的区别，也间接带来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角度与立场。这个栏目其后成为了凤凰资讯类新闻节目的试验室。无数的节目样式都是在这个试验室里进行全面的试验后，才会独立出来。至今，许多节目都打着早期《时事直通车》的烙印而处境仍然艰难。商业电视台的属性以及成本因素，正在成为所有节目诞生必须优先考量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创作的许多的节目，因此打上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烙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因为缺憾而成就了一种事业”。
　　这种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成本。
　　成本对于简陋的凤凰卫视来说是惟一重要的尺度。刘长乐要的是结果，但绝对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早期的凤凰卫视因此有了一个传说：“最早的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而到了现在则进化到了花别人钱办自己的事还要赚别人的钱”的阶段。在这个思路下就是当所有的人开口向老板提成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一定要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这使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每次在创作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花钱的念头，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的思维进行。
　　王纪言回忆说：早期的《凤凰早班车》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品。
　　刘长乐在一次美国工作旅行后，发现美国电视网中大多数赚钱的节目都是早晨新闻，NBC的《今日》节目每年收入三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以《东方时空》这个形式开始探触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从不关注的时间段。凤凰卫视此前的早间，不过是在重播前晚的《时事直通车》。刘长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间对于电视台的重要。他指令要办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让台长王纪言与主管节目的钟大年发愁的是，《时事直通车》所有的记者编辑加起来不到10个人，做这档节目已是捉襟见肘。中央台同样的栏目，至少要40多个人，河南电视台做一档早间节目，招了60多个人，仍然觉得紧张。
　　钟大年回忆说，如果制作纯粹的电视节目，最多只能多加一班翻译，国际资讯没有问题，但自采的节目就不可能满足需要。于是大伙儿就围绕着如何可以做好又不花钱的高招进行探讨。最后提议干脆使用报纸。但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报纸最早的也要5点才到，7点就直播，6点45分就要进场，无法写成稿子，甚至没有办法去编辑。没有办法，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调子，干脆去“说新闻”。
　　当时台里只给这个节目两个人：主播陈鲁豫与主编。当时的方式就是报纸来后，主编快速地与陈鲁豫看完报纸，排一个顺序单，就开练了。这样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却成就了一个新式的陈鲁豫，创造了一种电视的表述方式：说新闻。
　　1998年，是凤凰卫视大踏步转向时事资讯的开始。这一年度对凤凰卫视相当重要，推出的几大节目至今几乎成就了凤凰卫视其后的发展，而且成为经典。当年4月1日，借着台庆两周年，中文台进行节目改版，推出了《锵锵三人行》、《小莉看时事》、《凤凰早班车》等栏目，几乎都属于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结果。1999年，则推出了以评论为主体的开创式节目《时事开讲》。
　　到现在，钟大年还认为当初这个成功只能说是相当无奈的一个创造。这位前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谈起这些变化的时候，感慨地说“现在都看不懂电视这一行了”。因为当初他们创意《时事开讲》这个晚间节目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是为了填充一块晚上11点之后的“电视荒地”。这块“荒地”在凤凰卫视当时一直就没有“卖”出去过。在凤凰卫视，一个没有卖出去的时段，几乎不可以想象，而这个时段的节目从开台到当时，竟然一直没有广告客户关注过。
　　这块被称为“电视荒地”的时段处于晚上11点45分。为了卖出去这个时段，他们做过无数的尝试与变化。他们最早在这个时段放过纪录片，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制作的动物节目，甚至购买了更多的经典节目在这个时间播出，但就是不受人关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时间“全中国人正在睡梦中，可以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并观看到这个节目的是一些晚班的工人或者是下夜班的年轻人”。
　　但时间段就是金钱。空着这样一个20多分钟的时间段肯定是商业损失。他们继续想着种种奇怪的办法。他们甚至给在《锵锵三人行》中风头甚健的台湾女子郑沛芳设计过一个栏目《非常档案》，希望能给这个“沉睡的时间”一点生机或者希望。这个充满社会上各种怪事、案件的奇闻杂录式的节目，好看、热闹，但仍然没有办法打动广告商。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来说，一个卖不出去广告的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成功的节目。每年凤凰卫视的主创者们设计第二年节目时，这个时间版块几乎成了大家的心病，也成为节目调整时的重要关注点。凤凰卫视每年改版的时候，基本上以简单的利益为改版的指南。如果这个节目不能受到欢迎，或者不能得到资本的肯定，那这个节目基本上就会被列入需改造的名单。
　　当曹景行因为突如其来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评论而人气急升的时候，其实他身上的另外一面早就被台长王纪言看中。事后的反馈、国内的关注都让他感到曹景行身上有一种尚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同时在大陆观众中，对新闻资讯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这个观众层面以一些他们所没有发现的人群组成：商人、热血学生、知识分子、媒体以及政府官员。这正是电视收视的黄金人群：政商两界。他确信，在晚上11点后“并不是全中国人都已进入睡梦中”。
　　中国的电视台排定节目基本上遵循大陆民众的作息时间。晚上7点至8点左右，是黄金时间。10点左右就开始安排一些无关紧要的节目，甚至重播。没有人看好这个时段，即使在早期开发出晚间与早间新闻时段的美国电视业界，也发出“晚间节目太阳下山了”的质疑。但这个时段真是一块荒地吗？在这里，种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成长？
　　真正提出这一节目创意的时间，是在两个月后。
　　7月份，曹景行主持近一年的《财经论坛》节目因赞助商中国银行退出，当月到期停播，那个晚上11点50分之后的临时节目也到了停播的时候。有25分钟的时间将会在8月间空出。决策层在讨论要不要把《财经论坛》做下去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声音。大家从使馆事件中发现，曹先生最大的擅长不是去主持节目，做一个学者式的专家似乎更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王纪言提出能否给曹景行弄一档类似的节目。
　　他的理由是个人化的新闻时事评论至少在大陆的电视台当时还没有出现过，没有这个形式的节目，也没有评论这个方式。在老板刘长乐的“另类创作思维”的影响下，凤凰的创意者们都迷恋和尊崇这种新锐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判断标准因此甚至有些极端。相类似的或者内地没有的节目，才是他们所要想象的。这是因为决策者们考量一个节目时，初级阶段往往很少研究主题深度，但却会关注这个节目的形式与它可能产生的效果。老板刘长乐不但是另类思维的倡导者，更是一个实践者。他主导凤凰方向，也参与节目制作。许多节目的名字都始于他手，像《锵锵三人行》、《名人面对面》、《完全时尚手册》甚至包括《时事直通车》等。
　　出乎意料的是，老板刘长乐对创办这个新节目起初并不热衷。
　　老板刘长乐顾虑的是，凤凰卫视的政治色彩因做时政新闻而表现得越来越浓，这个节目敏感度太高，牵涉太多的国内与两岸以及国际间的新闻事件，容易触碰到一些“政治底线”。而他更为犹豫的是，当时凤凰卫视正在筹划在台湾落地，他不愿意因凤凰的政治敏感而损及这一计划。事后台湾方面果然以政治倾向为由，而使凤凰的落地一波三折，更印证了这一顾虑。当然在整个全台内容的整合上，老板更在意的是凤凰卫视的谈话类节目已开始有些多了，如《锵锵三人行》在播出时间与节目类型上，都与这个节目靠得很近。已有观众来信警告谈话类节目多了，难免枯燥，不利于收视。有篇评论文章甚至认为凤凰的自创节目基本上是“剪刀加口水”。这个新的节目仍然充满“口水”。
　　尽管更早些时候，创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初衷，老板刘长乐就设想让文涛把这个节目办成一个时事类评述体的栏目。但更“另类”的窦文涛，则把这个节目办成了一个更具有娱乐性质的“脱口秀”节目，得到了极大的成功。
　　如同最后老板刘长乐以他的胸怀与见识容忍了这个节目的“自我发展”，并且认可了窦文涛的这个创造一样，老板也是可以被说服的。
　　钟大年认为，在国内以评论员身份去讲话的电视台几乎没有，如果有这样一个节目，至少会开创一种新形式。最重要的是，这个节目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是在大家最不看好的晚上11点50分之后，反响不好，影响也不会太大。曹景行本人在两个月前的那次直播中的表现也表明，至少在一部分观众中有这样的“需求”。有需求就可能会有“市场”，他们是为了这个市场而设计一个产品。当然，这个创意在同时提出的好几个关于那个时段节目的策划中，成本是最低的一个。
　　老板刘长乐被大家说动了，说：“那就试试吧。”
　　《时事开讲》模型：
　　华航空难成为新节目的首期话题
　　台长王纪言是个充满想象力与煽动性的人。
　　他被凤凰卫视相当多的员工叫成“院长”，是因为他早期来凤凰前在北京广播学院担任副院长落下的后果。这个台里有相当多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延续北京时期的叫法，这个称呼混淆了他的身份。但习惯总是带着亲切的传统难以改变。为了这种叫法还出过笑话，一些新来的主持人还以为他是外面来台里办事的教师。据说，在凤凰卫视直接或间接是他学生的人超过百位。董嘉耀就是他的学生。
　　嘉耀这个面相老成的广州人，长着一副北方汉子的外形。他的勤奋与努力使他赢得了相当多的空间。当“院长”与钟大年开始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了。但这个栏目并不是为董嘉耀度身订造，在起初的设想中，他只是一个轮换过来的与曹先生的对话者。这个节目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曹景行。主持人则由当期值班主播《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吴小莉或董嘉耀担当。
　　“院长”给这个栏目定下调子。他认为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当晚《时事直通车》后的一个延续，是给一部分觉得还有必要继续了解一下当天最重要新闻的深度分析的观众看的节目。至于主持人的身份定位，“院长”形象地解释，其实就是“嘉耀或者小莉走下《时事直通车》的现场，脱下西服，穿着衬衣与嘉宾一起，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再聊聊的感觉”。
　　这个起点很低，但却恰好与凤凰卫视本身的特长吻合。
　　细致的“院长”甚至构思了栏目起初的形式感，这个资深电视人特别强调开头与结尾都要有自己的说法。这个形式肯定就是一个人问，一个人答。但这种问答的技巧不能超越一些规则：如主持人绝对不能参与评论。主持人的功能其实就只是一个“发球员”，要“发好球”让曹景行去评论，以评论员的说法为准，避免使这个节目沦为讨论或者没有尽头的争吵。因为时间只有20分钟，杂乱反而影响观众对信息的接收。节目一定要评论当天的事情，至于一次说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则要视情况而定。
　　董嘉耀注定是这个栏目的一个热情缔造者，他凭着年轻与热情的直觉，选择了最初的大量的原始工作，这些工作使他天然地接近了这个栏目的本质。比如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架构的设计与片头甚至大量琐碎的技术细节。比如他的不耻下问，以及诚恳，都成为了他最好的通行证。早期人们都愿意向这个热情的小伙子分派各种工作，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承接了许多初期的活计。
　　曹景行最早知道要办这个栏目，是钟大年与他谈论关于《财经论坛》停播问题时随口提到的。曹景行已提前将《财经论坛》最后的几期节目录制完成，为自己争取到了三周的休息时间。他曾担心“一个大头像在半夜会不会把人给吓坏”，但最后，他的“业余水准”决定了自己的选择。他认为这个节目挺好玩，5月的直播给了他自信。
　　大家仍然担心有没有这么多的题目可以在半夜说出来。突发事件或者大新闻这样做可以，但没有大新闻的时候怎么办？曹景行觉得这倒不是问题：“话题不缺，5月份那次直播，每天讲，不是都觉得时间不够吗？”
　　当然，曹先生说“自己的业余”导致了他不会像决策层去考虑什么这个节目会不会有观众与广告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效果会如何，只是觉得这可能又像当初自己参与制作《
锵锵三人行》担任嘉宾一样，不过又是一个“新工作”。何况“放在半夜这样一个没有开发出来的时段也没有负担，反正不是黄金时段，做坏了也不要紧，可以去试试”。
　　曹先生这个50岁开始“触电”的老头儿，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成功就在于永远都以业余的心态去做事的方式。“因为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自然我就不会以你的规矩去做”。比如他认为，“对许多主持人来说，电视可能是他们一生都必须坚持做下去的事业，但做电视对我来讲，是50岁才开始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电视是我50岁后要做的几件好玩的事中的一件，以这种心态去做，成功与失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结果。”
　　这次会后，曹景行就休假了，技术上的问题向来与他无关，他觉得也不必多问。一个月后，他休假回来，问钟大年这件事还做不做？
　　钟大年说：“做。”
　　这样的工作方式其实是凤凰卫视基本的形式。一切都在简单的创意后，开始快速地运作。到了8月初快开播时，这个栏目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曹景行提出能否叫做《新闻开讲》。开讲这个词实际上是台湾电视节目常用的词，如《全民开讲》等。名称的距离感使这个节目蒙上了时尚的外衣，使大陆观众感到陌生与新鲜。
　　钟大年建议改为《时事开讲》。凤凰卫视为了规避政策风险，一律将新闻换称时事，这样可以与凤凰卫视的整体风格统一起来。在研究这个栏目的基本形式时，他们还重点研究了许多类似的节目。台湾TVBS制作的《2100全民开讲》成为最初的样本。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各政党与大家关心的本土事务的一个总汇。基本形式是每次请不同党派、不同主义的一个政治人物或学者来宣示某种观点，再找来一位持反对立场的来反驳。现场则有上百民众，气氛火爆，甚至有动手的。此栏目创办八年多时间，一直是台湾收视相对较高的一个节目。每次都会有许多观众从全台湾各地打来电话，一个人每次只能讲20秒，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没有讲完，就被挂断了，他们不在乎讲多少，只是强调一种电视气氛。
　　“院长”认为，这个节目只能在台湾办，是台湾政党政治下的一个产物，我们肯定不能往这个方向走。《时事开讲》应当是一个新闻类型的纯时事分析节目，每天谈论的都是当天发生的事情，给大家提供即时性的新闻评论。这种认识基本上确定了《时事开讲》的定位。
　　“院长”让董嘉耀在开播前设计一套直播程式与开头结尾的用语。董嘉耀思考的结果是拿出了这句至今仍在使用的“紧贴时事，现在开讲”的开头语。节目被确定为分成两节，每一节都有开头结尾，中间加广告。“院长”的细致再次显出经验积蓄地爆发，他认为这个节目很特殊，既是两个人聊，又是聊给观众听的，要与观众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转身的概念，给观众交待今晚与谁聊，聊什么等。为了表现这个转身的动作，老板刘长乐建议说，他在新加坡时，曾看到一种转椅不错。他专门指示人花了500美元从新加坡购置过来，这就成了现在节目中董嘉耀转身时的一个习惯模式。而他们两人用的那种桌子，在录制完这个节目后，仍被“三人行”等其他节目继续使用。从价值上而言，这把椅子成了最能挣钱的道具，四年里几个节目加起来，已挣了至少两个亿的广告费。
　　设想中的节目最后一句则是：“今天《时事开讲》就到这儿，明天仍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这些细节现在都成为了《时事开讲》这个节目的基本程式。
　　前期的设计完成后，他们做了一期样片。“院长”敲定了借鉴美国CBS电视台访谈节目中将人用特写的形式固定一个大头的表现形式。当看到自己在样片上的形象时，曹先生吓了一跳，开玩笑地说在深夜看这样一个老头儿的大头像，小孩子会不会做噩梦？
　　严格地说，那期样片给他们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反倒是“院长”觉得这个形式蛮创新的。台里最后决定《时事开讲》在8月22日开播。
　　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呈现着一种有趣的形态。无法在当天预知到第二天要说什么，所有的题目都是当天发生后当天评点，一切都充满期待与世事难料的新奇。曹景行与董嘉耀倒不觉得紧张，因为谁都不知道22日那天会发生什么， 他们首期的题目会是什么？
　　8月22日，董嘉耀轮值《时事直通车》。
　　他早早来到台里，为即将开播的新节目进行预先的准备，因为他不知道今天会讲什么。虽说一切程式基本上演练了好几遍，但如何去做，却是个“现活”。所以，他得先了解曹先生会讲什么题目，他才能去做准备。酷爱打篮球的董嘉耀自然熟悉“发球者”的角色定位。只有掌握更多的对手的“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将球传到位。
　　曹先生已到了办公室，他正在翻阅大量的报纸，身边堆满了他剪下来的各种报纸碎片，显然他正在进行准备。曹先生在凤凰一年多时间，早就成为同仁眼里可怕的报纸杀手。因为他一天要看相当多的报刊，这种习惯几乎成为他的定式。同时他也喜欢把资料复印下来，分发给有需要的同事。陈鲁豫在她的《心相约》一书中揭幕：“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刊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多份报刊，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难怪同事们私下称曹先生“影帝”，是“影印之帝”。当他把手头的几十份报刊全部读完的时候，他也就梳理出了当天的大事与一些最重要的新闻。董看到他还在听即时性的广播。BBC正在讲着关于中国的一则新闻。
　　曹先生已准备了几个题目，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董主要是想了解曹先生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以掌控自己问话的要点以及可能涉及的情况，同时提醒曹先生在拍摄时，要注意自己的提示等。曹先生对董嘉耀不是太熟，偶尔合作过几次。他认识董，仅只是因为董与他姐姐的孩子曾是广播学院的同学。曹景行直觉董为人热情开朗，像个大男孩。主持人与嘉宾的默契至关重要。两个人初步确立了当天发生的几件事后，才算是基本有底。但两人仍不能确认这就是当晚要讲的题目。之前“院长”确立了要他们在《时事直通车》播出后，仍要等美国方面有什么新发生的新闻。
　　“院长”在解释为什么要等美国的消息时强调，“不是崇拜美国，而是现实的美国状况，决定了美国的新闻很重要。”加上《时事直通车》的新闻时间只能截止到晚上9点，而与西方12个小时的时差，正好是美国方面新闻出现的时候，如果遇上大事，正好直接在这个节目里讲清。客观上也可以弥补晚间突发新闻事件的处理。
　　而在录播前，他们得到技术部门的通知，他们排在晚间10点最后一档。出于成本上的考量，这个节目将会以准直播的状态进行录制。一开始，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制作成本非常小的节目，是两个人的节目，更是一个基本上不涉及到成本的运作方式。他们将是自己的选题策划者与实施者，也将是这个节目的自由创造者。没有编导、没有助手，除了技术人员，就是他们俩。公司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舞台，客观上更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技术人员给他们限定了过于严厉的标准。他们最多只能有25分钟的时间，除去广告，他们只有20分钟。这20分钟时间里，最好能一路顺利说完，因为不可能提供给你更多的修改机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说这段说错了，重新来。他们只能尽可能少地出错。
　　这个技术标准规定他们在摄影棚里开始的时候，现场已经把信号传到了位于香港清水湾的卫星发射基地。他们通过实时信号将摄影棚里传来的画面录好，作为播放带。只是这个节目的播放推迟了几十分钟而已。
　　曹先生听董嘉耀讲完录制程式，不在意地说：“又是直播吗？”直播对他反而成为一种过瘾的事情。因为准直播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可以返工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开播首天的题目因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事件而确定下来。曹景行称这是为他们送了一个新闻，使这个节目一开始就与重大事件联在了一起。他们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评论的时间，前后不过三个小时。
　　对于更多无辜的人来说，意外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灾难。但媒体则是灾难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媒体会因为灾难而显得忽然重要起来，并会引发相当多的关注。
　　8月22日，傍晚，香港赤腊角机场笼罩在浓厚的雨雾之中。气象台早已预告，本年第8号台风已经在香港正面登陆。暴雨、台风毫不留情地考验着运作仅一年多时间的香港新机场。6时45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从曼谷飞抵香港的C1642客机，在风雨交加中降落机场。几乎在降落到地面的同时，飞机机翼侧翻，瞬间起火，机上乘客3人死亡、211人受伤。
　　香港新机场首次空难就这样发生了。
　　几分钟后，董嘉耀知道了这个消息。台里准备派他赶往机场，进行现场报道。曹先生赶来对董嘉耀说：“今晚的题目就谈这个。你多了解一点。”
　　董嘉耀愣了一下，前面准备的东西全作废了。他心里还有点打鼓，意外有什么好讲的，何况还要再讲20多分钟？这起意外会与时事有什么关联？
　　晚上10时，他们准时来到录影棚。他们只有几分钟的前期调试时间。三台摄像机只由一个机师控制，那位机师将他们的头像调好后，告诉他们注意事项。也就是他们只能有三个画面，曹与董及两人一起说话的场景。
　　“院长”与钟大年一起站在现场观看。
　　董嘉耀在片头音乐结束时，开始了他至今已成定式的动作：他转过身向观众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然后讲解今天要谈的事件，再转过身介绍曹先生与大家见面。
　　曹景行手里拿着一沓关于华航的各种出事的记录与数字，包括出事后三个小时内发生的各种人物的反应。这就是他要面对的这样一起三小时前发生的突发事件的评论资料。
　　曹先生关注的并不是灾难这件事本身，他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灾难，以及灾难可能对香港刚启用一年的新机场的影响。
　　在回顾了台湾这家官方色彩浓厚的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界向来有着不良的记录后（根据1997年美国航空旅游协会对全球260家航空公司所做的调查，华航是被列为29家不合格的其中之一，而自1970年以来的重大事故发生率更是名列第四名），曹先生认为，新机场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命脉，应当注意这起事件对于香港新机场的影响，包括这件事善后的处理。
　　董嘉耀与曹先生交谈愉快，但他的精力还放在不但要找出让曹先生有兴趣谈论的话题，还要照顾首次录制节目的一些时间与技术的结合。
　　曹先生在第二节时，将话题转到华航与其他的几家从大陆绕道香港飞往台北的航班，预测了一些可能潜在的危机。将话题直转台湾当局所坚持不进行的“三通问题”，使台湾几家航班要在香港转机，增加了可能的风险。如不增加这方面的预防，华航再次出事在所难免。
　　两年后的5月，一架华航客机转道香港时，再次发生特大事故，应验了曹先生的预测。
　　这次录制用了将近30多分钟，一气呵成。
　　董嘉耀觉得这几十分钟节目做下来，很长见识。意外的灾难事故竟然还可以与政治相连？
　　“院长”与钟大年拍手庆贺，效果不错。当然，细致的“院长”还告诉摄影师应如何调整角度，使他们的画面衔接更流畅，并指出董嘉耀有点紧张，曹先生爱低头等技术细节。
　　当晚11时50分，《时事开讲》准点首播。
　　当时董嘉耀的身份是嘉宾主持，曹景行是时事评论员，监制钟大年。这个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老板刘长乐把董嘉耀叫过去，说你怎么能叫嘉宾主持呢？这个肯定不对，应当就是主持人。当天晚上，字幕就修改了过来。后来，刘长乐又通知嘉耀，曹先生的字幕（角色）还是打成“主讲人”，这就成了现在的主持人加主讲人的形式了。
　　政治评论的内地“底线”
　　◎ 午夜观看节目的竟是应酬归来的政商两界人士
　　◎ 《时事开讲》半年后成为中国电视频道午夜时段最昂贵的节目
　　曹景行与吴小莉、董嘉耀的合作，起始带着相当的随意性甚至不固定性。
　　这个节目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操作简单，匆忙，甚至没有条理。因为人数少，反而免除了那些巨量策划方案带来的精确与繁杂。曹景行很享受这样的无人管束的自由。当晚的题目大多来自他的判断。《时事开讲》题材的空间很大，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他哪些题目应当讲，哪些题目不适合。每次《时事直通车》后，他与当值的吴小莉或者董嘉耀进行商量，都会提出自己要讲的题目的要点，而董、吴则会根据他的谈论，寻找相应的画面与资料。
　　世事难料，局势的变化总是会送给他们相当多的题目。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台湾。1999年的台湾局势仍处在相当微妙中。台湾式民主的未来成为曹先生重点解读的方向。他的评论从错综的人际、政党斗争的内幕以及阴谋式的谋略出发，生动而又直击要害。在《时事开讲》开播的半年时间里，他讲了不下一半的台湾议题。国际方面，曹先生的话题放在关于东帝汶的未来以及美国为何不出兵这个国家，日本官员对华的一些“误读之恶语”的由来，仍然在变化中的朝韩关系。由《财经论坛》延续下来的热情，使他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关注财经热点。
　　这些题目更像是他累积多年的一种爆发。每个题目下面都存有极深的厚度，随手拈来，侃侃而谈。这种角色的转变似乎为他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他的话题总是会随着提问者，拧开水龙头的大小，发出不同的声响。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他已自信地认为：“这个节目站住了，两周挺短的，一般的节目至少要三个月的试播时间。”
　　缩短这一时间的拐点来自于突然出现的观众来信。
　　似乎从第一周的时候，设在北京的凤凰卫视国内分公司开始大量地收到专门寄给曹景行的邮件。凤凰网开设的一个反馈信息系统在收到的本周总共四百多封信中，有一半以上讲到这个栏目。一位热心的曹景行的《财经论坛》节目的观众发现了他的新节目与新身份。
　　他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周，写来一封感伤的信。他抱怨：“我们曾为《财经论坛》的停播而伤感，亦为电视台的商业短视而担忧……好在《时事开讲》和我们见面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兴奋劲儿。但这个子夜时段却成了一个障碍，由于白天有紧张的操盘工作，我不能睡那么晚，只能录下来在第二天早餐时看，一期不落，已成习惯。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譬如你从中央经济工作新闻公报里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是中央‘集体决定’，丝丝入理，脉脉相扣，比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不知高出多少……”但他提出一个几乎所有来信中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这个节目时间太晚，这几乎成为随后《时事开讲》来信中的一个不变话题。
　　不了解这个节目起源的观众开始指责凤凰卫视在编排节目上的“不科学”。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看性很强的节目会放在这样一个时段。至于更多的来信，则开始夸奖这个栏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如陌生的台湾地区，还有我们周边国家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世界还可以这样看。你打开了另外一条我们与世界接轨的路径。”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曹先生最大的功能是看世界的角度。用西方记者的思路来分析大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看，而我们则认为自己的一套思路是对的。我们不一定赞同所有的西方论点，但却不得不想想，世界主流关注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们所想的不一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
　　来信更多的像安慰剂。
　　曹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依据，发现了光顾晚上11点时间段的观众竟是这样一些人。开始时，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时段电视机前的匆匆过客，偶然路经，但却被吸引。他们是这样一些拥有夜生活的人，大中学校的学生，晚间应酬归来的商人，教授，退休的干部以及许多热心时事的人，还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
　　当然，在中国，总是有许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人群，在关注时事与政治，关注国家的未来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他们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世界。
　　曹景行觉得这些来信的人，可能正在构织这样一个栏目的未来。他需要观众，如同需要支持。因为这些人才是这个产品的购买者。至少这些来信，帮助高层下定了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决心。老板刘长乐把这些信批转给了当事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吴小莉的正在上升的知名度部分地使这个节目有了另外的形式。1999年的吴小莉正在因为总理朱容基的点名提问及数次的大型直播而声名日隆。她的形象也成为凤凰卫视早期的LOGO。与曹景行在《中国人今天说不》事件长达一周的合作，使她与曹先生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她的风格也体现在这个节目里。当然，她也在寻找着一种全新的形式。她试图将这个栏目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在初期的《时事开讲》，她的号召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也是她的一个新节目。她的FANS是从追看她时发现这个节目，并且坚持留了下来。
　　吴小莉在其后所写文章中认为，“曹先生也从早期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套句窦文涛的话说，‘曹老师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七八份报纸。像个新闻呕吐机，每天把不同的信息倒给大家。
　　10月份，吴小莉的另外一档节目改版，那会儿她不仅担任《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还有一档专为她打造的《小莉看时事》。《时事开讲》这个每天必有的节目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小莉基本上无暇顾及，并渐渐退出了这个栏目。最后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董嘉耀一个人主持的时候，风格则靠向了现在的样子。他静静倾听的姿态与发球者的形象，使这个节目更多地发挥了曹景行的特色。这个节目只有一个主角：评论员。在初期的《时事开讲》以及后来的其他时事评论员的加盟，内容决定了形式。
　　但最大的奖励则是这个栏目迅速有了赞助商。
　　2000年，中国最大的烟草行业巨头红塔集团出巨资赞助这个栏目。他们原先的赞助计划只针对另外一个黄金时段的栏目。但它的董事长与经理们在晚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节目。广告商的敏感往往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调查的结果是，这个栏目的收看者80%以上的人会是男性，而层次则在政商两界主流人群。他们的产品主打的正是这部分消费对象。他们花了近1500万元，给这个栏目定了价。
　　这笔有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这个时期午夜时段价值最高的一笔广告赞助，几乎宣告了《时事开讲》的成功。


第三章：中间

　　曹景行帮蒋经国之子章孝严脱困老兵围殴
　　◎ 凤凰卫视两岸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特殊的FEELING与经验的累积
　　◎ 台湾新闻的评论模式冲击内地“禁区”
　　台北，曹景行站在台湾民进党中央召开的“中国政策辩论会”场外。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后，他直觉这个以“台独党纲”让两岸都不安的政党即将上台。台湾如果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如何影响两岸，这同样是许多内地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
　　这是凤凰卫视正式介入台湾新闻的开始。通过这家电视台，内地观众首次看到了这个即将取代国民党百年老店的政党的真影。
　　这是1998年，曹景行加入凤凰卫视还不到三个月。
　　两岸政治相当敏感而复杂。人们对于台湾的认识来自于新华社与央视的简短文字。凤凰卫视其时对于台湾的新闻，仍处于试验与观望状态。除了财经新闻，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直是空白。一直关注着台湾政经走向的曹景行有一次与老板刘长乐闲聊时，提出能否试着在这方面进行一点“试验”。刘长乐同意这个想法，但如何做则要进一步探讨。当时谁也不知道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会有多大的空间，能做成什么样子。但刘长乐同意试试看。
　　曹景行回忆说：“做台湾新闻是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我到了台北，交给了我一个租借来的摄制组，给我一只话筒，我就站到了镜头面前，第一次做采访，做分析。凤凰的胆子真大，我的胆子也蛮大的，就这么开始做台湾新闻。”
　　曹景行内地生活的经验使他接近了成功，至少在尺度的把握上，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他在凤凰卫视的首次出镜也显得相当自信。凤凰卫视则找到了开辟台湾新闻的新途径。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只要是真实的台湾场景，就可以吸引他们的关注。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开幕。曹景行与来自台湾的记者曾静漪合作报道此事。他们租来的一组摄像队本来是拍摄戏剧的，不懂如何拍新闻。当时，争取连任的陈水扁跟国民党对手马英九分在两个地方举办竞选活动，加上新党的一位候选人，共有三个场面需要拍摄，他们一个组，只能分时段采访三个地方。开票那晚，他们把宝压在了马英九竞选总部前面。结果他们拍到了最想要的东西。马英九在竞选中胜出，担任台北市长。
　　经历了几次台湾新闻的报道，他们渐渐摸索到了做台湾报道的经验。大陆方面并没有负面反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高层很在意他们的新闻。这是个好消息。曹景行体会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需求”。如同产品需要顾客一样，在中国，这是个未经开发的市场，或者说，市场早在那里，只是人们缺少真正的产品。而他正在接近这个“产品”。
　　1999年的夏天，他在台湾经历了一件事，他听到消息，宋楚瑜将要开一个记者会，并和国民党的章孝严先生见面。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戏。他临时借了一个摄制组过去。现场非常热闹，摄影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其他记者挤来挤去。在饭店入口，章孝严被现场的老兵打了好几下，非常狼狈。曹景行刚好在他身边，用身体挡住后面的人群，让章孝严进去。曹先生说：“要不是我挡住那些老兵，章先生估计还要多挨几拳。”就在这天，宋楚瑜宣布与国民党决裂，自行参选。
　　曹先生觉得观察台湾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去关注它的选举。这是个最奇特的形式。只要事关选举，他都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选举成为了台湾最有趣的事件，甚至成为全民的游戏。台湾的选举也为《时事开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话题与机会。他们展示这个过程其实有着更深的意味，传达真实的信息才可以让大陆的民众了解真正的台湾。最初的几期讲解下来后，王纪言敏感地提出，直接切入选举事件，容易给大陆的民众以距离感。许多人物与事件，大陆观众还是初次接触。现实的陌生使大家并不能确切地认知这些人物的重量与自己的关系。王纪言提示，一切就从常识说起。讲一件事，要从基础上的ABC开始，从头道来，要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许多观点性的东西最好能在常识的基础上讲清。
　　常识是最重要的通行证。选举是一门学问。曹景行觉得像是开了一门课程，董嘉耀则觉得自己正在上一门台湾问题的研究生课，这门课程的教授是曹景行与其他的嘉宾。这样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于台湾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大陆的背景，董嘉耀至今未曾踏足台湾，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对台湾政情民情的深入研究。这当中他们还做了新的尝试，曹景行在台北现场，白天观察选情，晚上则利用卫星联线，与在香港直播室的董嘉耀做两地开讲。
　　节目延续到2000年3月份“大选”开幕的时候，《时事开讲》已播出了至少90期的关于台湾选举的前期新闻。他们的说法得到了大陆官方的认可。相当多的观众觉得“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台湾”。甚至北京的决策层也注意到了这个节目。在关键的几期如曹景行采访台湾相关的媒体人士评介当前的局势与对于两岸关系建言的节目，都被北京对台机构要去录像带研究。这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处理新闻的手法。这种间接的沟通作用，自然也就被台湾方面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局在组织香港方面的媒体人士观摩选举情况时，把凤凰卫视列入其中，向曹先生发来邀请。
　　立场其实就在一次次的关于台湾新闻的处理中体现了。早在开始做节目时，老板刘长乐就在提示他们应当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并拿出原则性意见：“两岸新闻的拿捏的确很难，凤凰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的是一种特殊的FEELING，这种感觉并不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而是从泛中华的文化概念，尽量求取两岸三地的平衡，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感觉的判断也是靠经验的累积，很难说得分明。
　　“两岸三地，不管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彼此总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华人地区的共性。不管是文化源的追寻，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有助于促使两岸和解、中华民族强盛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凤凰的优势就是积极地在‘求同’领域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理念。也就是我们的‘卖点’。
　　“凡是凤凰卫视所做的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定得是主流意见，不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犯错。比如‘一个中国’问题，我们肯定是持整个华人的倾向，坚持‘统一论’，反对‘台独’的。”
　　许多试验性的做法都是在老板刘长乐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长乐认为，作为凤凰卫视来说，对于任何政治新闻，我们是不设限的，但一定切记要立足华人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同时要把握述说时的平衡问题。不论你是引用台湾哪个党派领导人的原话，但最后结论一定要在主流思想上站住脚，恪守在大陆“落地”的法律与规定。
　　刘长乐制定的一些关于台湾新闻的做法，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规定。许多实际的问题都在不断出现的过程中，被细节化了。关于台湾官方人员的称谓，其实就经历了一个过程。如他们对陈水扁、李登辉等人均统一称为“台湾领导人”。但也有许多绕不过去的说法，如“总统府”之类的，他们也就忽略过去了。但这样的称谓却引起了台湾官方的不满，在凤凰卫视落地台湾的问题上，这个细节成为他们拒绝凤凰卫视落地的一个理由。
　　一些尝试有着精巧的构思，比如大陆批评李登辉的某些讲话时，曹景行往往会请董嘉耀直接将东森新闻上李登辉讲话的实况播放出来。这已是相当震撼的事件。大陆相当多的民众与官员，首次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这个被中央政府批评的人的真实面貌。这样的形式其实也是某种空间的拓展。
　　台湾“大选”64天风雨，曹景行预言台湾政党轮替
　　◎ 《时事开讲》向内地观众评判台湾式“民主”的全程
　　2000年3月10日，距台湾“大选”结束还有八天。
　　曹景行在《时事开讲》节目中，提前宣布了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将会上台。这个结论引起了坊间哗然。这是在重大问题上从来不轻易下结论的曹景行做出的分析评判。
　　3月份，正是大陆“两会”召开的时候，代表们看到了这个节目。据称当时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但又觉曹景行先生的分析可信度颇高。台湾问题在这次“两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总理朱容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发出严厉措辞。两岸都在等待结果的出现，对于未来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凤凰卫视此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的一系列的关于台湾方面的新闻得到了全面的重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都会报道台湾“大选”的进展，但深度的分析仍在《时事开讲》。董嘉耀配合曹先生的讲解，剪辑出了许多当天台湾“大选”的片断配
合播放。这些画面的尺度远超过《时事直通车》，几乎就是直接从东森新闻上辑录下来的原音原声。这样的信息配以曹先生的解读，冲击力惊人。
　　凤凰卫视高层发现了台湾新闻在内地观众中的需求。他们决定系统地关注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并且将这种观察与分析分成若干篇专题，总冠名为《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进行主题式的梳理。
　　16日，曹景行与他的老搭档曾静漪、孙文倩再次来到台湾。凤凰卫视定下了在18日开票当天进行现场直播。这次直播的重要性令人感到非同一般。这是大陆官方与民众获知这一消息的惟一通道。凤凰卫视再次试图通过直播，创造新的收视热点。
　　曾静漪形容这次选举“给台湾民众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历经的辛劳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大家觉得自己能参与改变台湾的历史再辛苦也值得，另一方面媒体的疲劳轰炸令每位民众不想看不想听都不行，连记者入住的酒店里，亦是浴室、房间各有一台电视，不同的频道持续播报有关“大选”的不同内容。看得记者脖子都不能转一下，头昏眼痛却又欲罢不能，只好用热毛巾敷眼，不久便与台湾选民一起加入选举综合症大军——嘴破、喉痛、火气旺”。
　　台湾式“民主政治”的模式在轰轰烈烈的直播中开演。大陆民众首次见识这种全民游戏式的“大选”。曹景行在即将开票的时候，越发坚信自己的判断：陈水扁这次会赢。他与摄影队一起站到了民进党总部前，在人头攒动、喊声震天的现场，手持话筒大声地向观众做了现场直播，也亲身见证了这一预测结果的正确。台湾的媒体记者在结果出来前有一个有趣的预测：连战当选，记者会忙半个月；宋楚瑜当选，记者会忙一个月；而陈水扁当选，记者则要忙四年。曹先生发现，他现在刚刚开始到了“忙”的时候。陈水扁的当选，将会彻底改变两岸的政治生态布局，两岸关系的走向处在混乱中。距“5•20”正式政党轮替——陈就职还有两个月，这两个月几乎成为《时事开讲》的台湾新闻的集中展示。
　　但传达台湾民众最真实的心态至关重要。曹景行与曾静漪在台湾时，注意将台湾民众的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台湾“大选”结果出来后，曹先生每次都会针对大陆与台湾的反应进行持平的评论。这时候，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请一些其他方面的专家来《时事开讲》做特邀嘉宾。那时候能够说普通话，并对台湾有研究的学者几乎都开始出现在董嘉耀邀请的名单上。起初那些人大多数仍是曹先生的朋友居多。《亚洲周刊》的邱立本，香港理工大学的朱文晖，早年间认识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都陆续在节目中对台湾问题进行评论。
　　曹先生更在意的当然是台湾方面的专家来到这个节目。他在台北时，请来台湾《商业周刊》的首席顾问、曾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等人来谈时局变迁后的台湾真实的变化，都相当有分量。石齐平的分析更成为了当时媒体对政党轮替后的一个真实的反映。其时，曹先生也邀请时在台北的阮次山先生出任嘉宾。
　　5月20日，台湾新任领导人就任。凤凰卫视《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系列专题的完结篇就安排在当天制作直播。其构思是：伴随着台湾“大选”这一幕戏的落幕，《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也该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凤凰管理层对这次直播定下了基调，“陈水扁就职典礼”不仅要做报道，还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中思考，加大分析评论的分量。
　　陈水扁和民进党把这次就职典礼作为“政治秀”的延续。媒体都在猜测，陈水扁宣称的“让美国满意，让大陆抓不到把柄”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
　　凤凰卫视决定在现场同步直播台湾新任领导人陈水扁的就职典礼。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事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直播这件事本身，尤其是对于在大陆落地的凤凰卫视。
　　5月20日上午，凤凰卫视在10点、11点、12点整三个时段，打断了正常播出，第一时间将来自台北现场的新闻插播出去。在大陆，许多观众守在电视机旁，有的甚至特意租酒店房间收看凤凰卫视的相关新闻。
　　下午3点整，《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完结篇）》开始直播。摄影棚内，主持人董嘉耀和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特邀嘉宾杨锦麟轮流上阵，同时开通卫星联线，与身在台北的曹景行、曾静漪共同报道分析。当日的新闻主编潘红星，通过电讯稿终端以及互联网一直密切关注着大陆方面的反应。直播进行到第二节时，新华社发出大陆国台办正式的声明稿。利用短暂的广告时间，凤凰高层立即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在第三节播出刚刚收到的这则消息。
　　这个直播节目经过了精心策划。全篇分成了四节。第一节回顾了上午陈水扁就职时的有关新闻，全是发自台北现场的记者见闻和曹景行先生的直击评论。第二节直播了陈水扁的就职演讲中有关两岸问题的完整内容，并对照介绍了大陆方面一贯坚持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第三节则讲述了大陆国台办的声明，以及“听其言、观其行”的对策。第四节里，评论员阮次山、杨锦麟分析了美国对两岸新局势的动向，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空间及发展的远景。
　　他们现场请来的香港专栏作家杨锦麟直言：陈水扁采取模糊回避方式来回应一个中国原则，他的表述客观上“达到了台湾人民满意，美国人放心，国际社会肯定，大陆人要发作找不到借口的目的”。但这是一个政治秀的产物，绝不是他真实的政治意图。杨先生提醒大陆仍要警惕陈水扁采取“事实台独”的可能性。杨锦麟那时在《信报》开设的两岸关系专栏一直就以言论大胆、尖锐著称，这样的评述自然给大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台湾官方一直在关注这次凤凰卫视的直播。TVBS报道说，直播时，部分电视讯号曾被覆盖与断讯，但大多数的内地观众都同步收看到台湾的“这场政治盛会。这种民主与文化内涵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凤凰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台湾岛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也十分看重凤凰卫视的舆论作用。曾静漪回忆说，一次在采访时，与吕秀莲不期而遇。吕秀莲摆出姿态，希望透过凤凰卫视向大陆表达某种“善意”。曾静漪立马上门采访，并传回香港播出。这样重大的直播，在当时的凤凰参与的工作班子人数加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仅六人。
　　李敖说：“曹先生的老爷子
　　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
　　◎ 两次接受曹景行专访，吐露“我为什么
　　认为陈水扁是王八蛋的八个理由”
　　曹景行仍然在台湾寻找答案。“5•20”直播结束的当天下午，与曾静漪访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请这位在3月18日以新党候选人的身份角逐选举落选的闻人，点评“5•20”之后的台湾政局。地点在他的书房。
　　李敖在台湾属于特立独行之人。他开了一个电视节目每天去骂他不喜欢的人，引起收视狂潮。没有人敢惹他，但他仍然不断地要“惹人”。陈水扁就职后，他决定告李登辉。他在选举结束后，已宣布不再接受采访。可对于曹景行的访问邀请，却一口答应了。
　　曹先生与李敖之前已是不错的朋友。他们两人曾深谈多次。3月中“大选”期间，他曾去探访过李敖。李说：“曹先生的老爷子——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当时李的身份特殊，同去的曾静漪回忆说：“他身边全天候有一群特工保护他的安全，他们都说他为人很亲切。相信一般人对这种说法觉得怪怪的，有台湾民众就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李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你们还去访问他？’不过他承认李骂人骂得令人想反驳都困难，因为他逻辑十足、证据充分并且引经据典。”
　　台湾人都知道，李敖自己设立许多人物的档案，他状告某人的时候皆派上用场。不过不少他的朋友后来都变成他的敌人，双方过往的谈话记录也成为对质的档案。
　　曹景行去到李的工作室时，刚好遇上“意外状况”——缺水。李对曹先生说，不好意思，你们要自己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矿泉水，但是他可以出钱。李的喉咙似乎不太舒服，因为一早有场演讲，已经连续说了两个小时的话。台湾的一些媒体很怕跟他打交道，不过他跟曹
先生说：“我们相处得不错。”曹认为这可能与凤凰卫视相对超脱的立场有关。
　　李在进入专访时，就告诉他：“明天我就要开记者会，准备告李登辉。”按台湾的法律，李登辉下台后，他就可以起诉这个人。因为“他出卖了台湾”。他拿出手边许多“让台湾人害怕”的简报，“证明陈水扁师承李登辉的做法，企图拖延时间以消灭与大陆的关系”。他的证据是李以前对《华尔街日报》说过，现在没有一个中国问题。陈水扁则是把一个中国说成未来式——
　　李的整个访谈带着典型的李氏“撒野”做派。
　　曹景行：现在他（陈水扁）“内阁”的构成你感觉怎么样？
　　李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当年我带领很多党外人士去跟国民党打拼的时候，去研究自由的时候，阿扁是我的手下，那个时候我出钱给现在阿扁的“交通部长”叶菊南的丈夫郑南榕办杂志，阿扁是我手下的社长。当时我选择他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是龟儿子，打国民党要联合王八蛋来打龟儿子，所以我从来不忘记跟我合伙的人是王八蛋。当然大家对我的这种撒野已经习惯了，可是我先表明我的心迹。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龟儿子终于被我们搞垮了，可是王八蛋却又变成了龟儿子。你要听我的真心话，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所以阿扁用的人就是这批货色，跟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政权”的交换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个“蜜月期”很短，民调会高一点点，很快就会下来的。因为阿扁会做几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他会承认“一个中国”，他会得罪39%的“台独”分子，他是个不讲政治道德的人。
　　曹景行：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出他的意向，只是把“一个中国”原则变成“未来的一个问题”来说。
　　李敖：阿扁现在这种做法类似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他现在玩这个东西。看他用人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用杜正胜做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杜是替李登辉负责修改《认识台湾》教科书的，修改了台湾所有的教科书，修改到什么结果可以告诉你，整个教科书里面我们看不到四个字了，就是“中华民族”。所以我们比较李登辉的就职演说跟阿扁的就职演说，李登辉的演说里面提到了一次“中华民族”，阿扁全部都没有提到。李登辉的就职演说里面只提到了18次的台湾，而阿扁提到了40次的台湾。这个比例很大。陈的目的就是要疏离，慢慢跟你用长远的方法从根部，从青年、幼年、从小孩子开始慢慢跟你疏离，跟大众疏离。
　　曹景行：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李敖：已经出现了，我觉得他现在的方法更严重，争取时间来做成一个脱离大陆的结果。问题是中共也看得很清楚，没有台湾问题，根本是中美问题，而美国摆平了台湾，听话得很。……陈水扁是有弹性的，李登辉有一点日本人的味道。陈水扁完全是一个政客，他以前是我的手下，我太了解他了。什么都不信，只信活生生的政治权力，所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什么事都可以做，为了选票。这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有一点怪异，他大学的时候考取了律师，穷苦出身很用功的。这个人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紧绷绷的脸，讲话的声音也很难听，笑起来比哭还难看，他就是不讨人喜欢。
　　曹景行：你预料他怎么样处理两岸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和现实的做法吗？
　　李敖：我觉得在美国的利益里面，他是最听话的一条“小花”。蒋介石是“老花”，李登辉是“中花”，“老花”和“中花”不太听话。台湾是一个愚民的社会。我在台湾住了51年，一天都没有离开，台湾人有几个优点我都知道。有两个大缺点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对政治的判断力很低，政治看法是很可笑的。尤其现在陈水扁所谓的“副总统”、头脑不清的女人吕秀莲，她的政治看法很幼稚。第二个，他们的特色就是无情。宋楚瑜根扎得很深，他离开了省长位置以后，撑了这么久撑到现在，最后还是得到这么高票落选，所以我说
他很了不起。可是我们想想看，尼克松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发现一个定律，当我不能给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拿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宋楚瑜没有机会给别人东西了，未来四年以内他没有机会了，所以他遭遇到危机原因就在这里。但他在政治上还有机会，如果说四年以内，或者是八年以内有意外事情出现的时候，宋楚瑜就有机会。
　　台湾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台湾在“两蒋时代”，虽然用高压政权累积了一些基础，累积了一些台面，累积了一些老本，累积了一些筹码，现在被李登辉折腾光了。陈水扁糊里糊涂地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烂摊子，这个摊子其烂无比，整个全部被他（陈水扁）接收了，他就感到痛苦无比，会有好戏看的。我们在台湾作为一个思想家、历史家，后面是一个先知者，我在台湾就觉得是看这场戏。我在电视里面做节目时还开了一个玩笑，这句话被查禁了，不许我讲了。我说：“莎士比亚讲，人生就是一个舞台，我们都在舞台上面，只是陈水扁幕后而观，我李敖粉墨登场。”这句话被删掉了，不能说“陈水扁幕后而观”。对我而言，就是王八蛋、龟儿子换了，我所遭遇到言论自由的压力一直没有断，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
　　这个节目用对话的形式，在《时事开讲》中播出。李的这种“在野的评述”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曹景行借一位重量级的台湾本土知名人士的评述回答了相当多大陆民众的疑问。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却是重要的声音。
　　但观众仍然需要得到真正持平的答案。
　　凤凰高层决定再做一期特别节目,请两岸专家发表个人看法。5月20日后，董嘉耀主持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由在台北的曹景行、石齐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的教授黄嘉树、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室主任徐博东先生与他一起，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解析未来台湾命运与两岸关系。
　　石齐平先生揭示出“陈的当选最大的功臣是李登辉”。台北的媒体在宣布这一结果的时候，大都用“李登辉时代告一段落”来喻意此事。他分析这根本就是一个公开的阴谋，因为只有李登辉才具有搞垮国民党的实力。但这未尝不是件好事，起码让国民党开始真正对自己这家“百年老店”进行根本的反思。这个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训。
　　争议的焦点仍是两岸会不会因此爆发军事冲突。黄嘉树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判断：从大陆来讲，我个人的感觉是这10年来对于和平统一能否在台湾落实，好像越来越有些焦虑，或者说是有些受挫的感觉。相应的，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由原来从无人提及到现在热烈的讨论。一方面台湾岛内出现本土意识的爆炸，我们不说他是“台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被台独利用。另外，在大陆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在上扬。这样的两种情绪相撞的结果，可能会使两岸关系渐渐地趋于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离战争边缘就会越来越近，这是真正的威胁。
　　当然，他们也谈到了大陆能否再给陈水扁一个观察期的问题。曹景行提供的意见是，两岸缺乏互信基础。北京与台北新政权起码面临一个重建信任的过程。徐博东先生则诊断，实际上这盘棋可下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真正的棋局变数则交到了陈水扁的手里。陈本人的这种渐渐推行的“事实台独”，早已越过大陆可以信任他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底线还会被大陆容忍多久。这时候，也许一个微小的事件，就会使这个底线化为乌有。
　　四个人的对谈在拟定好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推进。曹相信这样的问题，必须说到要害处，他们因此而不回避任何问题。甚至题涉为什么会有许多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会去投陈水扁一票这样的关节点。
　　石齐平先生告诉大陆的民众个中原委：台湾人有一种天生的选举热情。无论是男女老少都热衷参与。一般来讲，陈在年轻族群里得到高度的肯定，甚至有类似于崇拜明星的心理。
宋楚瑜与连战相对来讲，被这个族群排斥。因为这一代民众在一般的心智成长方面，天生就有一种排斥权威性，不愿意接受传统观念。国民党给年轻人的感觉是一个50年或者是100年的老党，过去大家对它太熟悉了，它不好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陈因为个人的形式风格，加上他的幕僚班底的美式做派，在很多的选战手法上，颇能迎合这批年轻选民的胃口。对年轻族群来说，警觉性较低。这可能和长期以来台湾的传统教育相关。我常听李敖先生说，从蒋介石到台湾以来，就灌输老百姓两种教育观念，一是共产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二是共产党是不可怕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进党，当然对年轻一代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曹先生调查的结果是，除了这些因素外，两岸间延持几十年的分裂，年轻族群认为大陆不会开战，同时对北京的强硬态度有一定的反感，故投下陈水扁一票也是蛮重要的原因。曹最后还认为大陆应当推进对于台湾的真正认识，在识别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对台策略。
　　2000年5月间两岸的跌宕起伏，给了《时事开讲》一个机会。相对于大陆官方对于这个节目的重视，台湾方面很快发现了这个独特的节目。这也是惟一在那个时段可以看到的相对于大陆官方不一样，但也不赞同台湾方面立场的“持平”的评论。《中国时报》认为：这个节目几乎在进行台湾选举普及。评论员曹景行与许多评论家的评论，令人惊异于在大陆方面引起的反响。曹景行先生的评论，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的父亲。曹父聚仁先生曾是蒋经国先生的家庭教师。1950年他赴港担任自由记者，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其后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他更被相关方面认为其是两岸较为认可的“密使”，在两岸间的作用特殊。其子曹景行在台湾方面受到的关注，似乎与其父不相上下，而其言论更有其父遗风。令人质疑其背景。
　　但这家媒体承认，曹先生的言论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传，台湾方面有关机构还将“大选”期间的几期《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辑录存档，供相关人士留存，以便从这个特殊管道，寻找到对大陆决策的要害。
　　台湾方面透过《时事开讲》“放话”，试图消除“一边一国事件”风波
　　《时事开讲》突然开放出来的空间令两岸十分注目。它身上一些独特的作用正在显现出来，台湾方面似乎从这个节目的持平性与影响力上看到了一些真实的大陆信息，大陆对台方面则开始把这作为关注台湾事务的一个信息过滤站。这个节目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功利。2001年7月份的时候，陈水扁在世界台湾人大会上公开讲“一边一国”，两岸情势陡然紧张，中美均给予相当关注。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大陆方面已展开军演。这个僵局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台湾方面似乎察觉出这次大陆的“反应过激”。
　　曹先生很快接到一个特别邀请。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主任陈忠信请他去采访。陈忠信在2000年任立法委员时，曾与当时的民进党中国事务主任颜万进一起到香港上过他们的节目。当时任立委的陈忠信陪颜万进先生一起，受曹先生邀请讲解台湾事务。但在最后一刻，颜万进还是退却下来，由陈忠信去开讲相关事宜。颜万进表达自己无法上节目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份的敏感，同时也认为“这个节目在大陆对台部门影响太大”。据称台湾方面得到消息说大陆台办与海协会，包括一些台研所机构大多会把这个节目关于台湾事务方面的内容录制下来，进行研判。故他们相当重视这个节目。
　　陈忠信那次见识过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而陈与曹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据称他这次主动放话请曹先生来采访，得到了陈水扁的默许，他们急需透过一个可靠的管道，向大陆“放话”，进行解释。
　　陈忠信这次自然不回避自己的身份，相反，他认为只有以自己的身份去讲，才有一定的权威。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成为他们的首选。事后据传出的消息称，这次放话，是扁当
局方面有意为之，他们认为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可以将扁当局的真实心态传达到中共决策层，二是通过国际媒体介绍，将这次讲话的影响消解在最低限度。事实上，这位所谓的中国事务主任对曹先生讲了三条意见，一是陈是脱稿而讲，不是精心策划。再是陈水扁讲话，是出于选票的考量。另外一方面，民进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有许多街头动作，许多决策很草率等。
　　采访片断当晚在《时事开讲》完整播出。第二天，他们又紧急制作了两集长达90多分钟的特别节目，把两陈的讲话与访谈过程全程披露，其间穿插两岸学者的评论，在7月的第二周连播两次。据称，这个节目事后被相关部门调去认真研判，此事方告一段落。
　　四年来，在每次两岸重要事件爆发时，他们均会请来台湾方面的当事人主讲，甚至请一些核心人物来剖析真实的事态过程。这些举动包括他们请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做客，谈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的情况。在陈水扁就职一年之后，他们又请来陈的旧同事，民进党前任宣传部主任、立委陈文茜谈对两岸关系的研判。这个尺度正在越来越高过他们的期望。他们试图用更真实的一面，来解读时下的两岸关系，至少要让人们得到真实的台湾信息。
　　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老板刘长乐披露：“北京高层领导人普遍有收看凤凰新闻与评论的习惯，尤其是特别注意台湾的新闻信息。凤凰希望今后能发挥更多沟通桥梁的作用。凤凰自我定位为亲情、文化、人文的使者，并不代表任何人，期待能获得三方的共同理解。”
　　这个努力也在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新空间”。当这个节目变成可利用的平台的时候，平台就是一个表达立场与想象力的有意味的“工具”。
　　张学良借凤凰卫视“登陆”，《世纪行过》一片再掀张氏怀旧风的背景
　　曹景行在1999年5月间的台湾之行，充满了诸多变数与偶然的奇迹。他见证了台湾政党轮替的历史，但同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面的“台湾历史”。这个偶然的机遇成为他记述台湾政治与历史的新角度。他学会用历史来对照现实，同时将历史赋予新的含义。
　　他在台湾期间充分发挥人脉的优势。曹说他到台湾后，一般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媒体的朋友喝茶聊天。台湾媒体人士大多消息灵通，许多重大的信息，就隐藏在坊间的聊天里。他无意中听到的一件事，使蒋家老臣、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重新浮出水面，张学良在大陆的风靡程度令人重新翻检过去的一页。
　　5月20日，曹先生东走西跑，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听说TVBS将要在6月间播放四集纪录片《世纪行过》。这部片子是在张学良先生缄口逾半世纪后，亲口述说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从白山黑水到国难家仇、从西安事变到真自由的全记录。据传，张学良老先生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曹先生警觉到这件事对两岸的重要。在台湾，张学良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少帅不加辩驳，他决定与红颜相伴，携着所爱的赵四小姐，远离海峡两岸的是非，旅居檀香山，冷对世事风烟。对50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像一个活着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到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其中。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人物，他的长寿百岁又使他的传奇一生陡增悬念，因为他保守着许多的秘密。而最后保护了他的，竟是恨他一辈子的蒋介石，他们之间“关怀之情、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敌”也是传奇。
　　老人在百岁之际终于开口说话，其对于两岸的冲击将不可估量。在这样两岸激荡之际，张学良也许是另外一种“政治时事”。这个片子若能在此际的凤凰卫视播放，似乎有着更特殊的政治含意。
　　曹先生通过媒体的朋友帮忙，联络上了《世纪行过》纪录片制作人郭冠英。郭冠英的身份为台湾新闻局秘书，笔锋甚利，在多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郭在几年前即与制作伙伴王念
慈联手，征得张学良同意，用了将近10年时间，记录老人对于历史的口述。
　　据郭冠英介绍，《世纪行过》于1993年就已拍摄完成，只是因为他的合作伙伴王念慈女士执意要等到张学良百年之后才播出。其间，也与台湾、大陆的一些电视台谈过播映一事，其中有的出价甚巨，但他们要求重新剪辑修改后再播出，因而被郭冠英他们拒绝，一直搁置于今。
　　曹先生看完样片，更觉此片的历史价值。询价及洽谈之后，曹先生打电话给王纪言先生。王纪言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太难得，太宝贵了，是电视人梦寐以求的大作品，即让曹先生带样片回来。老板刘长乐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极有播放价值的节目，立刻叫节目采购部门与台湾大好制作公司及郭冠英联系，先寄来两盘样带。样带在审看时即引起轰动，现场众人噙泪看完，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凤凰高层意识到这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纪录片，并且果断地确定了要把这部片子作为公司成立五周年的一件大礼，回报观众。
　　对方四集纪录片(4×53分钟)出价新台币150万元，要价如此之高，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购片史上最贵的价格。台湾那边价格丝毫不松动，凤凰这一边又对此片情有独钟，想尽快让此片与电视观众见面。在拿定主意不论多贵也要买片之后，凤凰又与台湾制作公司最后接洽，接着迅速在大陆找广告代理商赞助此片播映。原本以为广告商不容易找到，谁知贵州醇的老总们只看了《世纪行过》第一集的样带之后就拍板赞助播映。一件好事办成了，从洽谈、审片到签约，前后不到一个月。
　　这期间虽有数家电视台与郭冠英商议播映权，但最后还是被凤凰卫视的条件打动了。凤凰卫视保证了他们的要求，不删掉一个字。相反，凤凰卫视还增加了自制的一集。
　　签约之后的一个星期，凤凰卫视尊重台湾制作公司的要求，未经任何修剪和改动，原封不动地播出了《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四集纪录片，并增加了自制的第五集：由曹景行访问制作人郭冠英、张学良侄女张允冲、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所学者米先生，四人座谈少帅传奇一生，使片长达到了近七个小时。这一集类似于扩大版的《时事开讲》。尽管讲的都是历史事件，但当历史有了新的解释方式的时候，历史就具有了新闻意义。
　　这部纪录片史料丰富，涉及人物众多，镜头珍贵，再加上到播映之时其中被访问的人物大多已离开人世而愈发显得珍贵，其中去世的有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先生，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还有刘鸣九、沈醉都先后辞世，最让人遗憾的是赵四小姐亦于当年6月22日88岁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未及看上此片的播出。
　　少帅纪录片在这样的时局下推出，似乎暗含深意。纪录片播放的几天，凤凰卫视得到了他们预料的反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摘编这部纪录片的对话。几十家内地的报刊制作了大量的专题报道。
　　曹景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谦虚地认为：一个好的创意诞生了一个好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造就了一部好的电视片，一个好的电视片吸引了众多好的片商，一个好的片商选择了一个好的频道，一个好的频道又再次丰富了题材，充实了片子，吸引了观众，创造了奇迹。这是这部片子所应当获得的东西。
　　已于2000年6月3日迈入百岁之龄的“西安事变”主角“少帅”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老人公寓大楼举行了近200人出席的暖寿宴。大陆方面也为他举行了各种“百岁华诞庆典活动”。已离开东北50多年的少帅始终未重返家园。
　　郭冠英先生说，原本1993年时张学良及赵四小姐是准备取道香港返回东北的，后因赵四小姐的犹豫又只好作罢。就在人们对此猜疑纷纷，更对他的“持节”、“拒绝统战”等问题口诛笔伐之时，《世纪行过》一片中他的口述实录，将人们心中的疑问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谜团一一破解。
　　据称，当制作方告知了这部片子在大陆引发的轰动效应时，老人颔首不语。更有媒体称
大陆方面也给老人送去花篮致意。一年后的2001年，老人以百岁挂一的高寿谢幕。当晚，曹先生与董嘉耀在《时事开讲》中重提旧事，对老人的一生功过进行评论。曹先生预言，张学良先生的离去，似乎为一段历史画上了真正的句号。至此，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并改变中国历史的老人多已谢幕。当时在世的百岁老人仅余下年过104岁的宋美龄。
　　后来香港作家李碧华撰文叹息：“……张学良老了，看到即录即播画面，不解：‘我自己怎么能看我自己呢？’ 中国人怎么看他呢？”


第四章：向前进

　　闻人曹聚仁“谜样的人物”，留给历史更多的谜底
　　◎ 曹景行称自己的一生与父亲没有太多传承， 到香港后，才看到父亲的著作
　　曹聚仁生前最后时节，没有等到正在星夜赶往澳门的女儿曹雷与儿子曹景行。7月23日，这个“谜样的老人”逝去在1972年的两岸特殊的政治气氛里，为一段历史画上了句号，也带
走了许多属于他与这段历史的谜底。
　　曹聚仁的去世在两岸间成为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的事件。两岸、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整个亚洲的华语媒体都发表了不同的纪念文章。曹聚仁身后出现了夸赞，也出现了谤毁甚至敌对。正是因为有着谜样的人生，使得曹聚仁成为一个颇受争议而很难定位的人物，也让他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似乎两头都不讨好。
　　但对于曹景行来说，他只是自己的父亲。
　　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是在7月20日前后。当时去港澳对中国内地人士来说类似于出国。政治审查与绝对的封闭，使这个只隔咫尺的赌徒云集的葡式都市，成为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与姐姐曹雷却迅速在总理周恩来的安排下得以成行。
　　曹聚仁生前最为喜爱的女儿曹雷记述了他们前去澳门的细节。“1972年7月20日前后，我在上海接到母亲电报，说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速召回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的弟弟，与我一起去澳门。一切都尽可能地赶紧。23日，那是一个周日，去广州的机票已满，不得已，我们上了火车……弟弟从农场出来走得匆忙，脚上只穿了一双解放军胶鞋，当24日傍晚我们到达广州时，第一件事就是在商店打烊之前抢着给他买了双皮凉鞋。第二天清晨，澳门方面有朋友来接我们，他带来了噩耗：父亲已于7月23日上午去世了。我已经12年多没有见到他，缘悭一面，12年前的分手竟成永别，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曹景行那年25岁。他已在皖南山区那个农场待了四年。
　　曹聚仁在中国的历史一角，是个谜样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以文名世，但却又处处受到政治的左右。史家评其为“谜样的人物”。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而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
　　“他虽不治国学，但对国学却有极深的造诣和卓异的见解。22岁时就笔录了章太炎的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这本书先后印行过33版。为此，章太炎门旌自悬，收下了这位年轻的弟子。23岁时，他即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鲁迅与他年龄相差19岁，两人的交情却被鲁迅记录在了《鲁迅日记》中。孤芳自赏的鲁迅接受了这个后辈的评语：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只有曹聚仁从不说鲁迅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想戽托知己”。
　　1930年，这位书生主编以乌鸦为标志的《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来自勉。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并称其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1937年，他褪去长衫，持笔从军，以战地记者身份，第一个向世界发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其后他更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又受蒋经国之邀，在江西主办《正气日报》，使该报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
　　1950年，曹聚仁的命运开始走入时局所设的迷局与他自身命运的特殊转机中。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共产党全面胜利之际，曹聚仁却别妻抛子，羁旅异乡，到香港独居了近20年。他以一个自由记者的身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于新中国的见闻。曹的身份在他在世时，即被坊间流传为“两岸密使”。在后世颇多的研究文章中，韩三州认为：“因为国共两党都有他的师磉，如邵力子是他的恩师，吴稚晖为他心折，蒋经国是知遇之交，陈独秀也颇有交往，毛泽东两次接见，周恩来多次晤谈。”
　　近年披露的史料，已将他当年身负的使命解密。北京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就有多处记载。
　　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只是世事如棋，也如梦，他始终没有看到希望变成现实。
　　1958年“8•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接见了曹聚仁。曹随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西的名字，发表了炮战的消息。一天后，炮战开始，更令曹氏声名大震。
　　曹聚仁晚年孤身只影，经济拮据，身处政治漩涡中，给后世留下不同侧面。他留下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传世著作近七十多种，积四千万言。但也因为1950年后期的作品受到质询，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有文章称：“直到今天，曹聚仁这个人的政治角色依旧是云山雾罩，这种谜样的面纱尚未完全廓清。”
　　曹聚仁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位夫人邓珂云，高中时即与曹聚仁相识，遂成为曹的红颜知己，1971年74岁时在上海去世。曹聚仁与邓氏生育子女三人：长女曹雷，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导演和演员；长子曹景仲，“文革”中毕业于清华大学，1970年因公死于河北坝上的沽源县；次子曹景行。
　　政治动荡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当曹聚仁在香港的时候，他的三个子女都很难看到他，更别谈可以受到他的直接指点了。曹聚仁离开上海的时候，曹雷10岁。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过《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等电影。其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过相当多的译制片的执行导演与配音。著名的《大明宫词》武则天的声音，就是由她所配。
　　曹景行曾回忆说：“我依稀记得四岁那年夏天的事情：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的北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岂料，这一去就是20多年……自那年爸爸来到香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四五次回大陆，但和我们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当时我在赴澳门的路上，我的感受与其说是丧父之痛，不如说是去迎接某种冥冥中的必然。”
　　曹景行的一生注定与父亲相关。有朋友说他“继承父业”，但他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看到的。”
　　曹景行认为，尽管这种子承父业，并非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但父亲留下的四千多万字的作品使他受益匪浅。但他更相信，人生的偶然，决定了他的一生。
　　知青时代的数年经历，曹先生称他“患上了资讯饥渴症”
　　◎ 个性中的冒险成分使他选择离开上海，在42岁的时候来到香港重新创业
　　很难清晰地说清曹景行的以前。
　　在他从事电视行业之前，他的身份混杂，经历曲折。你不能单纯地认定他是某个领域的爱好者或者创造者，更不能向人证明他的耐心与雄心。客观上讲，他的经历带着相当多的变数与不确定。
　　而这样的人生基本上一言难尽，如同他这个人，他的家族背景，他的数次变易的生存处境，处世心态。他的人生只能分段去看，而无法完整地放在一起。
　　曹先生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因国家的变化而发生的传奇。他的步子里充满相当多的时代背景。
　　只是他不能确认，是神秘的偶然性改变了他，还是无法选择的命运决定了他。
　　1947年8月30日，农历则是中国人传说中的鬼月鬼日，曹景行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可以想象的不过是他的聪慧。“父亲书架上的书，不管有多厚，我都喜欢读。刚刚认识字，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水浒传》，二年级就看完了《三国演义》。”似乎有一种特质值得向人追诉，就是他的有点类似于癖好的阅读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神奇的事例是他在初中三年读完了据说存有上万册图书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馆藏书籍。这样的代价是他早早地戴上了眼镜。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变化相关。196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曹景行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两年之后，毛泽东巨手一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走向陌生的农村。曹景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被他认为“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我的性格、爱恨与价值观”。
　　1968年8月20日，清晨。21岁的曹景行带了一口旧箱子。箱子里有一些旧衣服，是母亲用
了一星期为他一件件补好的。因为父亲在香港，有“海外关系”，他们遭到抄家以及冻结存款的“国民非典型待遇”。姐姐向上影厂的造反派申请了200元钱。“我走了之后，母亲就病倒了。那时候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来，根本就没打算说还可以回来。”
　　曹景行插队的地方在皖南山区的黄山茶林场。艰苦在回忆的时候往往具有甜蜜的味道。著名的心理学家达•芬奇说：人们往往对于快乐的事情无法记住，但却对受过的苦难刻骨铭心。在那里，他们自己种田，盖草房，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来自上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一场革命。曹景行的身体开始结实起来。那时候他每个月可以吃掉近百斤大米。
　　一个人成长中的经历，往往会留下终身的印记。当年他们没有书报可读，找到什么就看什么，结果使得曹景行患上了“资讯饥渴症”，至今仍然对文字的东西十分“贪婪”。当时极度缺乏文化生活，使曹景行变成了“电影迷”。现在他没时间上影院就不断收集影碟，以至于成为凤凰卫视主持人们的“片库”。他看完就给董嘉耀，再传给其他凤凰同事流转。
　　当时在农场能够看一场电影则成为极奢侈的活动。他来到农场的第二年的一个初夏的夜晚，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曹景行所在农场的知青们忍饥受饿，苦苦等候电影队，从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点，几百名观众没有一人离去。毕竟，这是两年来，他们中多数人看到的第一部电影，黑白片《智取威虎山》。
　　曹景行用颤栗形容当时的兴奋，“片头交响乐的主题旋律刚奏出，立即让我激动起来——离上次听到交响乐，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简直有一种上帝降临的感觉。”
　　在农场期间，他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两次变故。他的哥哥曹景仲在张家口遇意外身故。哥哥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哥哥自小就是他的偶像。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自觉慎言评价他人的曹景行，谈及哥哥，忧伤而激动：“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活着，他至少会是个大厂厂长吧？”
　　两年后，他的父亲在遥远的澳门病故。与此同时，他的私人生活发生变化。他与同样来自上海的知青女友结婚，在农场安了家，很快他做了父亲。这时候，一个重返上海回归城市的机会出现在面前。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工作，恢复大学招生，给老知青们两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他们夫妇赶“末班车”考回了上海。曹景行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妻子考入了化学系，他们成为了全中国许多对共同上大学的夫妻之一。他们两岁的女儿的户籍也迁回到了上海，他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此时曹景行已经31岁。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皖南山区的茶林场。他带回到上海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与已告别青春的人生，包括他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十年给予我的就是极好的承受力。到后来再多的苦看起来都没有当初艰难。这是我坚持下来的一个极好的理由”。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在此际得到充分的爆发。“四年的历史系本科生活，他把历史好好地端详了一番，从类人猿直到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在大学里，他是个狂热的学习者。他似乎要夺回失去的时间。除了历史，他还大量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新闻课程，但最能激发他兴趣的则是世界经济。美国及欧洲经济、科技、文化实力雄厚，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经济兴起，让他深有感触。在乡下待过10年的他知道，中国太穷了。他花了大量时间自修英文，这是接触真正的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他希望能看懂英语世界里真实的原貌，而不是经过翻译过滤后的残渣。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像是一个热情的小学生。这种学习热情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山区十年的资讯饥渴。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在补课。他在复旦，学校要求120分的学分，他拿了180分。曹景行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本科的东西，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向更多和更广的范围做一些了解。”
　　1982年，曹景行大学毕业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在这里，他又待了五年。这五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接近世界的窗口。社科院有一个中外报刊资料室，那里有许多外人无法看到的其他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主要报刊。这是一次更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室几乎成为他的磨刀石。
　　这种学习，其实带着一种相当的下意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吸收进体内的水分，什
么时候会被挤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出口？在那里的五年时间，可以讲述的似乎只有一本他闲暇时与老同学合作翻译出版的一本《谈判的艺术》以及上百篇关于遥远的美国、欧洲政经变化的研究文章。这些就是他的成果。
　　面对这样的生活，曹景行开始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果是每年写两份也许从来没有人关注的研究文章，将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人很多，空间却不大。研究的课题被限制，每年要把许多精力放在评职称、加工资、分配房子等琐事上。”
　　命运的启承转合自有它不可人知的神秘妙道。曹景行的妻子与女儿当时已移民到了香港。曹景行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前一周，42岁的曹景行移民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曹景行自觉自己从农村到上海，再到香港，起码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遍地拾金的香港正在出现变局，不安的香港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八年后的回归。他一脚跨进了另一种制度和世界。生活让他开始体验资本体制下的新式人生。
　　两进两出《亚洲周刊》
　　◎ 他接受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数易其职
　　香港与上海是对奇异的城市。
　　时局与世事变化改变着这两个城市的关系。香港在早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殖民者云居之地。1930年之际的国际化中心在上海，香港不过是陪衬，更多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向往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但很快，两次战争改变了这个城市。日本攻陷上海，香港似乎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上海人开始搬到香港。张爱玲以及更多的电影明星们开始来到这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那些象征着上海的名人们，随着老上海的旗袍，半遮半掩地搬到了这个曾被他们忽略的殖民地。这次文化转移只是一个开始。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一半以上的资本与行业巨富们，“拿着他们的财富与脑袋到了香港”。
　　1950年的《时代》描述这次迁移“改变了那里语言的成分。越来越强势的吴越软语正在分割着这里的势力。那些做派洋化的女士与先生们成为这里新的移民贵族。银行巨头与老板们拿着财富在这个城市里重新打算未来。电影界的明星与导演开始重新拍戏。甚至青红帮的头子也在这里忍气吞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明星与学者占据报刊阵地。据称，仅这一年，就有近20万上海人拥入香港。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拥有这个城市”。
　　对于具有多年国际化洗礼经验的上海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与自己背景相近的城市，寻找到新的命运。香港人的势利可以显示出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的尊严。香港人统一叫大陆人为北佬，20世纪80年代修改的称呼叫阿灿。这个阿灿是香港一部电视剧里的喜剧化的人物，其蔑视心态与瞧不起的感觉较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香港人对上海人则另眼相看。
　　香港百年历史表明，这里只不过是个舞台，演戏的全是外来的人。经济、文化亦如此，这里出头的本土人很少，即使权力也掌在英国人手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没有香港人的概念。曹聚仁来到这个城市时，在周围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北佬外江人。此时，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香港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状态下的外地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上海人则成为了这股势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上海人的文化与香港的广式性格组合成了真正的香港人概念。曹景行来到香港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基本成型的香港主流社会。这个社会，又恰恰处在一个变化的不稳定的时代。他所经历的不过是香港社会的重新组合，变化，包括即将回归的“末世心态”。
　　曹景行到达香港，生活的压力陡然上升，找工作，找房子，给孩子找学校等一大堆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眼前。曹景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亲友与父亲好友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开始放弃这条许多大陆人移民香港的初始生存模式。他想试试自己的实力，能否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位置。他与香港的对接是在寻找工作之始时开始的。再一个就是找房子。找房子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切都重新开始，有时候甚至会怀念大陆公有体制的优越。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学历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香港根本就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他想，至少承认经历吧。只用了一周时间，曹景行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中文《亚洲周刊》招聘国际电讯的翻译与撰述员。他投出应聘简历，参加了面试，改写了两篇稿子，然后回家等消息。一周后，《亚洲周刊》编辑部增加了一名42岁的WRITER（即撰述员）。他到周刊上班时，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下来。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9000港元，三个月后，就升到了13000港元。这份工作对他在香港能够活下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保证。
　　《亚洲周刊》由新西兰人麦克•奥尼尔于1987年创办，与姐妹刊物英文《ASIA WEEK》同属于美国《时代》公司。全盘照搬美国《时代》周刊的所有运作模式，在中文的新闻周刊里还是第一家。采编方面，外面有记者，编辑部里的工作是撰述员初步整理记者的文稿，然后由编辑定稿，另外还有研究员为每篇文章收集资料、核对事实。广告经营方面走的也是跨国跨地区的办法。曹景行体验了这种纯美式模式，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外国人办中文杂志把握不住华人读者的口味，营运成本高，结果是连年亏损。
　　一开始时，曹景行面临语言障碍，周刊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同事听不懂他的普通话，他只能用自己并不流利的英语去与大家沟通。他的适应能力显得非常强，在最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听，再用几个月时间，他已可以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与同事讨论文稿了。改变还在继续。1993年，香港媒体已开始电子化运营。从来没有经过电脑训练的曹景行，自学了几周后，已能用电脑撰写文章。他用了最短时间，试图与香港同事同步，了解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必须尝试用香港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他的学识储备在《亚洲周刊》这份杂志上得到施展。他的分析能力与文笔，得到了认可。一年后他升为编辑。不到一年又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编辑。
　　到香港三年后，母亲在上海去世，他才把女儿接到身边。给女儿寻找学校的过程，让他对香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有了切肤认识。香港多数学校对大陆来的孩子看不起，英文名校干脆不接受。曹景行历尽周折，才在周刊同事帮忙下，让女儿在一所非常有名的中文学校培正中学就学。
　　《亚洲周刊》的经历对曹景行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触到全新的新闻理念，也曾兼任周刊评论的主笔。1993年时，曹景行内心中的不安再次使他做出选择。他希望改变，让自己不再局限于编辑部、办公室里，于是提出辞职，改做特约记者，就是与公司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作为这本杂志的特约记者，采访供稿。四年后的上海正处在重新的开放初始，活力正在涌现。曹景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打量故乡，用半个月时间采访，撰写了《上海陆空巨变——市场经济大潮中动力澎湃》的封面文章，刊载了近30页的篇幅。上海方面更是对此给予关注。
　　曹景行很喜欢自由记者的身份与感觉，辛苦但却自由。1994年3月份，《亚洲周刊》转手给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明报》新老板于品海企图以此打造一个全新的倡导华人声音的平台，请曹景行就任副总编。曹参与了杂志其后几年的转型，精减架构层次，降低成本。《亚洲周刊》为了集中资源，压缩撰述员和研究员，加大编辑和记者力量。在题材方面，《亚洲周刊》的焦点由国际转向了内地、港台，增加了评论的内容，代表华人立场与声音的风格开始成型。
　　曹景行在就任副总后，仍没有放弃采访的机会。他觉得只有实地观察，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可藉机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台湾进行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他和同事开着一部车，跑遍了全台湾，遍交各界媒体人士。在有内地背景去台湾采访的记者中，他可能是较幸运的一位。
　　通过每天大量的阅读，曹景行对香港与台湾的媒体非常熟悉，他知道哪些新闻在哪些版
面，知道不同杂志的不同特色与不同立场，消息来源的可靠与否，不同媒体的内部运作方式，甚至知道哪个记者跑哪条线，哪个主笔水平如何。
　　1996年年底，他50岁。他回顾自己来香港后的这八年时间，感到在《亚洲周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不多。这本杂志由于资源与格局的约束，很难再有巨大的突破。
　　他选择了第二次辞职。他学会了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
　　离开《亚洲周刊》后，他进入于品海创办的电视台CTN（传讯电视）就任中天新闻频道的总编辑。这是曹景行接触电视的开始。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他从来没有做过电视，一个外行做电视的快感可能在于你对这份职业的陌生。他觉得自己惟一的优势，就是拥有平面媒体的经验。
　　在这个电视台，他虽然待了只有四个月，却参与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全球所有媒体中他们最先报道出来，引起世界的震动。于品海与他拍板于凌晨1时在电视新闻中发布这一消息，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先生做现场评论。为表扬自己的这一胜利，他们拍了一个专题，来记述这个过程。他们用了一个略有些傲慢的名字“我们唤醒了世界”来总结这次新闻报道。
　　但紧接着发生的围绕收购与反收购的事件，又使曹景行提前结束了与电视的机缘。台湾辜振甫家族“敌意”收购了这家电视台，这个过程对于一直参与经济研究的曹景行，大开眼界。这个电视台后来又几度易手，现在转到了《中国时报》手里，差不多六年换了四个老板，由最初的梦想成为华语CNN，最后只不过为台湾多加了一个亏损累累的本土频道。
　　其后差不多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曹景行以专栏作家的身份，给《亚洲周刊》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写新闻评论分析。自由状态使他用另外的身份切近大事。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帮助日本的TBS做现场评论。回归前一个月与回归后一个月，他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接连发表了62篇记述香港回归全程的评论。
　　杨澜的电视顾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
　　◎ 51岁的时候成为凤凰卫视年龄最大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50岁之前的曹景行是前电视时代的人。至少在到达香港前，他的电视知识仅止于中央电视台所传达的信息与经验。曹景行人生中的许多地方，都充满相当多的偶然。这一切，在到达香港之后，变得似乎更加顺理成章。许多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事，影响了他，并且成就了他。如同在去香港前，他不懂得使用信用卡，不知道操作电脑，电视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必需品。除了开关与选台，从来没有感觉到电视会与自己的命运人生有什么关联。智慧的默多克曾说过：认识什么人，就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机遇与命运。曹景行重新进入电视行业最早也是从认识一个人开始的。1996年凤凰卫视初创，时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的曹景行，认识了试图与《亚洲周刊》探讨合作可能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他们见面讨论的就是凤凰卫视要开设的时事节目《时事直通车》。王纪言的智慧与激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见面虽然没有成为《亚洲周刊》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开始，但却似乎埋下了他与这家在香港来说“小得不能再小”的电视台结缘的伏笔。1997年《时事直通车》开播，这个节目成了曹景行关注凤凰卫视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时凤凰卫视已向时事新闻方面转型，现场直播重大事件，已成他们的优势。1997年年初的邓小平去世，年中的香港回归，秋天的中共十五大和江泽民访美，都成为凤凰卫视初展身手的机会。江泽民同克林顿在纽约举行记者会，曹景行那天在广州采访，就是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才看到完整的实况。
　　凤凰卫视在转型时事资讯的时候，人才的储备显得非常重要。1998年是凤凰卫视重要的一年，他们新开了许多节目。声名即将显赫的《杨澜工作室》开播，这个节目需要一个涵养深厚的人物来出谋划策。他们要寻找的这个人，至少要具备对内地深刻的了解，又有能够用国际化的华人视角去解读事件的能力。这是个极其微妙的角色。
　　凤凰在最初的人力安排上体现了他们的战略目光。刚开始，他们的节目遭到最多的批评
是“大陆化”严重。节目的“大陆化”根本的问题是人才的“大陆化”所致。凤凰卫视要成就一个华语世界的大台，就要使自己的员工具备全球化时代的素质。来自台湾的主持人成为他们摆脱这一局面的开始。其后有内地背景，但在海外工作的人士也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人群。老板刘长乐甚至认为，凤凰卫视拥有大量的内地观众群，但如果用内地的人来解读香港背景下的新闻，几乎不会成功。
　　王纪言认为，“这部分人了解内地，在处理新闻节目时，自己就有一个尺度，而这个尺度并不可细分，只是一种直觉。如果你拥有这部分人的话，就有了一个重新解读新闻的方法。他们不同于内地人，会用一种新的办法去解读这件事。这就是我们重点关注员工海外经历的一个原因。”
　　人才导致了凤凰卫视的泛中华倾向。两岸三地的主持人，使其华语世界大台的架构成型。
　　曹景行再次进入了王纪言的视野。曹景行与王纪言交谈过后，结束了自己的专栏作家身份，到凤凰卫视担任顾问工作。凤凰卫视的做法使他很迷恋。“他们不讲究专业出身，只谈是否符合我的需要。不会管你之前的职业是什么？也许只有凤凰台才敢找我这个百分之百的外行来做电视。”
　　顾问的工作在凤凰这样的机制中，更像是一个助手、策划或者是记者，反正曹景行觉得这个“分工模糊的职业”，使他开始真正地进入了电视。
　　杨澜其时在凤凰卫视风云初起。同其他主持人一样，她同时要做几个节目。曹景行的工作是帮助杨确认当期采访人选。每次确定人选后，他需要与杨讨论这个人的特点与优势，包括他可以搜集到的一些坊间要闻、资料，以及采访提纲。采访金庸时，曹景行在《明报》系统工作的经历，给他提供了方便。他通过熟人找到十多集相关的金庸的访问带，供杨澜采访前恶补。杨看了一个通宵的资料，第二天与金庸对谈，她对资料的熟悉使金庸大为吃惊。那期采访引发了较大反响。
　　当然，他的人脉仍在发挥作用。他通过台湾的高晋江先生，联络了李敖、星云法师等人。这些人平时极难采访，曹景行则有本事将他们从幕后推出来，由杨澜去与他们对谈。曹景行邀请他们出面的理由很简单，使他们很难拒绝。凤凰台两岸桥梁的作用正在呈现，被采访人对于能够得到在大陆的影响十分看重。曹景行说：“你总不能拒绝，我将可以给你提供大陆观众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你的机会吧。”当然，他偶尔也会动用自己父亲的影响力。李敖很崇敬曹聚仁先生，曹景行数次采访，李本人均很给面子。
　　曹景行很清晰地看到了凤凰卫视的另外一面。但他仍然认为，这个过程其实磨炼了他对于电视的真正认识。电视不过如此的想法，剥掉了附着在电视身上的神秘与距离。
　　世事难料，刚进入凤凰时，曹景行很难设想自己出镜去做某个节目，或者成为一个主持人。机会很快就降临到了他身上。1998年两会召开期间，凤凰卫视第一次尝试用做新闻的方式报道两会。单纯的两会新闻显得单调。刘长乐与王纪言有个想法，试图在两会报道中加入评论，以此来与大陆的两会新闻区别出来。由此开始，新闻加评论逐渐成为凤凰卫视时事新闻的一个特色格式。老板选定了曹景行做这个节目的新闻评论员。长达十多天的两会报道中，他采取与北京连线对话的方式，就“人大”的热点话题进行点评。他的花白头发、紧张与独特的评述，使大家觉出新鲜。但影响稍纵即逝。那一年，出尽风头的是吴小莉。朱容基在“人大”记者会上对吴小莉的赞扬，使凤凰卫视声名大震。现场凤凰同仁们百感交集，凤凰开拓时事资讯节目的方向，得到了最权威的肯定。年初，《杨澜工作室》启动后，凤凰卫视准备制作一个时事性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其实是主持人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1997年香港回归报道长达60小时的直播，窦文涛就创下了独侃六个小时的“滔滔口水”纪录，已使大家感到他有一些可能比主持严肃的《时事直通车》更合适的东西。老板设想这是“三个人用漫谈的方式来谈时事问题的节目”。在讨论的时候，拍板选定了窦文涛做主持人，曹景行是这个节目的顾问与嘉宾。
　　这个节目注定属于窦文涛。开播前，他们做了个样片，有一场讨论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问
题，基本上还能做到“不跑题”。但真正到了正式开播的时候，节目开始了“跑题跑不停”，曹先生推荐了圈子里的许多人如马家辉等人做节目嘉宾。很快，文涛找到了一种真正的“说话”方式。他的秘密是让一个节目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让这个节目到现在演变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连续剧，让三个人的生活成为了大多数人关注的连续剧。
　　通过这个节目，曹景行见识了凤凰卫视创办一个节目的灵活与创意，为才华提供平台的大气度，同时见识了一个主持人如何起步，如何成功的全面经历。这样的体制会让人觉得“原来自己也能做，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方式”。他见识了许多主持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是一个创新的灵活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卫视给你提供了一个你想要的平台，许多人就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窦文涛由新闻类节目重新转型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则由一个音乐类的主持人成就为一个新闻主播，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说新闻”的风格。曹景行处在这股激变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同的激情。中国电视行业中通行的制片人制为主导的方式，在这些节目的兴起后，得到了改写。主持人主导一个节目的风格、话题、走向，成为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范式。
　　主持人决定节目的命运。
　　凤凰卫视甚至修改了许多成例的传统。在这个节目中，曹景行带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得到了完整的播放。电视正在成为普通人的事业。他正在快速感受电视的表达方式，许多新的事件不断将他推向前台。1998年6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凤凰卫视每天直播，曹景行作为评论员参与直播评论。这次即时性的体验，使凤凰卫视的直播格式加入了评论的要素，这个悄然的变革，很快就成为凤凰卫视后来的直播范例。
　　凤凰卫视用人的大胆在曹景行身上得到应验，他再次成为一个试验。电视台在7月的时候，决计开设一个财经类的评论节目。这个节目之前已得到了广告赞助。高层想定的这位主持人年龄比较大一点，又懂一点财经金融，能够让人感到说话的可信度。国外业界已成就多年的老人主持，在大陆还是个较新的事物。高层决定由曹景行出任主持人。
　　这个试验曹景行认为并不成功，至少证明了自己并不太适合做主持人。“我会是一个较好的嘉宾，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刺激我说话的对手。但这个节目给予我的功能则是去与嘉宾对话，并且要尽量让嘉宾说话，不论他们的说法我赞同与否。”
　　7月份，《财经论坛》开播。这个节目的形式是每周日晚播出，由他寻找一位嘉宾，谈论本周最热门的话题。嘉宾的来源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五年前，在香港要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又对他本周的话题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并不容易。每次题目定下后，他发愁的就是寻找嘉宾。嘉宾不能讲广东话与英语，因为这个节目是准直播状态，根本来不及加字幕。但这个过程，也使他积累了相当的人脉，一批可以用普通话来讲述自己观点的学者，被他挖掘了出来。但节目的专业性，使收视群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曹觉得除了偶有亮点外，自己做得很吃力。他对这个节目没有更多的留恋，所以，在1999年7月《财经论坛》一周年时，他愉快地结束了这个节目，开始接受新机会的挑选。曹景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在《时事开讲》之前的这段日子，并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章：慢热

　　20世纪70年代人标本，董嘉耀“偷鸡”表达正义
　　◎ 与梁冬同学北广的青葱岁月
　　董嘉耀正在被许多人关注。
　　低调、狂热的工作状态，老实庄严的脸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卫视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但肯定的是，他的主持风格开始引起相当多的人的关注。起初的观众来信，开始讲出他的特点：他更适合于主持这个起初并不是为他度身订造的节目。仅仅是因为他显得更安静，更加理智，他最初的小心，甚至学生般的姿态使他显然更适合这个节目的气质。
　　挑剔的观众来信发现了他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外貌看上去更像“40多岁的中年人”很沉稳。观众来信的要点集中于他不与曹先生“争抢话题”。短暂的20多分钟的时间，显然根本就不太适合于争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把这当成一个信息来源与观点的收集站。他们有时候需要答案，但更多的时候，大家需要的不过是一种切中要害的说法。董嘉耀的谦虚、倾听的姿态，使持这种愿望的人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夸张的说法是他与曹先生的配合达到了珠联璧合的程度。
　　董的姿态显然来自于他的学识与他的性格。他的热情与谦虚，甚至好学挽救了他。这个进入《时事开讲》之初，仅24岁的小伙子，他的老成的屏幕形象使他天然地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信任。他说：“当‘院长’把我的角色定位于发球者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角色与我最初做主播有什么不同？但我想，最起码我要具备代表大多数观众的好奇提问的能力。我要找到收看这个节目的人的兴趣以及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最大的兴趣点是什么？我惟一的办法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问起。我是个记者，又恰好对时事新闻有兴趣，我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大家感兴趣的吧。当然，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问出高质量的话来。要想引出对方的谈兴与切中要害的话题，我就要刺激他说话的欲望，并找到他擅长的部分，让他得到巨大的发挥。此外，我是学电视专业的，对电视各种表现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比较敏感和自如，可以为节目增加更多的电视色彩。”
　　他在这个后来成就了自己的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处在学习的位置上。这个很低的位置使他具有了一个较小的起点，这使他很容易地处在一个向前进的道路上。
　　与凤凰灿烂星空里的明星相异，他起初来到凤凰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更早的时候，他不过是凤凰起飞之初需要的一个“低成本的螺丝钉”。凤凰卫视在外界看来有些神奇的师承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讲到凤凰卫视几乎就是一个香港版本的“北广体系”。这里充满了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以及学院最初的领导者。老板刘长乐是北广新闻系的毕业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则是北广的副院长。现任的执行副总裁钟大年是北广电视系的系主任，中文台副台长刘春、资讯台副台长程鹤林等则又是王纪言的门生。至于陈鲁豫、梁冬、董嘉耀、陈晓楠则都是他们的学生。直到现在，在台里许多人都不叫这些台领导的头衔，而是直呼“院长”和“老师”。董嘉耀形容“院长”当年对电视系学生演讲时的风度，曾以这样的语言开头：“我是王纪言，你们做我的学生，非常荣幸。做电视系的学生应该很骄傲……”其间之崇敬之意，仍溢于言表。
　　“院长”与钟大年这两位老师，把他们的学生董嘉耀与梁冬带进了凤凰卫视。
　　董嘉耀自述的以往，像一个“好故事”。只有前进的程式但没有起伏的波涛。他的少年时代，没有成为广东人眼中的古惑仔。他的广东省籍并没有限制他具有一个个性更接近北方人的豪气。这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带着更多的那个年代的气质。14岁的初中阶段，在一家酒楼打暑期工最好的回忆除了每月可以拿到将近200元的收入，就是每天可以偷吃一只鸡。他的借口是，自己的正直在这家国营酒楼里受到了挑战。经理显然是个典型的贪占者，这使他找到了报复的理由。14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整天的感觉就是饥饿。最后，他决定每天偷偷藏一只鸡吃掉。以后，他还会写文章揭发这家酒店的偷税行为。后来，他在上高中时，成为《广州青年报》的学生记者。当然，揭发黑幕式的新闻至少使他很快就成为了广州“学通社”的社长。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的梁冬则被他发展成了会员，成了他的手下。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是小有声名的记者。
　　做新闻成为他起初的理想，但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则显得有点阴差阳错。在填报考志愿时，一位副校长知道他想读新闻类学校，就通知他北广在招人。那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第一次以面试特招的方式在广东招生。董嘉耀和梁冬都去参加了考试。
　　明智的董并不认为自己的形象就可以做主持人，他只不过羡慕那些扛着摄像机的“工人们”的牛气。他们俩一起考上了北广，住在了同一间宿舍。做了将近10年同学的梁、董两人
，并不奢望再做同事。但两个性格并不相同的人，则拥有了相同的命运。
　　外表的老成以及在酒楼打工的经历，显然成为董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主持人班做班长的重要理由。但这并不能满足董嘉耀旺盛的精力，他后来又担任了电视系学生会主席和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并连年获得奖学金。他身上的某个特长再次发挥了作用，他的成熟至少也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机会。系主任钟大年给他介绍了去中央电视台四套的《中国新闻》（粤语）配音。电视系不是播音系，不学任何播音方面的课程。董显然并不愿意放弃这个可以接触到电视的机会。他直觉这个机会会为自己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时，北广门前正在修路，每天下午下课后，坐上车要晃荡两三个小时。回头想想，自己都觉得很执著。”他每周要去中央台三到四次。勤奋肯定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通行证，没有人可以拒绝他的热情与谦虚。董嘉耀在中央电视台的两年，得到的最大回报是实现了第一次出镜，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改变。一个主持人能否在中央电视台这样规矩森严的地方出镜，至少要经过相当多的手续与审查。但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并在那里“打工”的时候，认识了电视界的一些人，也“认识了更多的机会”。
　　当然，打击也在最初的接触电视中开始。他的发音得到了专业式的批评。很显然，他的发音使他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播。甚至，连梁冬都会去学着他的讲话，作为嘲笑他的理由。尽管这个从中学就开始一直与自己同学、同宿舍的好友，心地纯净得像个孩子。
　　很快，另外一个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机会还是到来了。中央电视台庞大的节目需求量，使他们大量地把一些节目承包出去。北广的这些学生就成为最廉价但也最适用的“工人”。钟大年又介绍了一个新节目给他们。中央台七套的军事频道刚刚开播，一个叫做《和平树下》的栏目中有一个五分钟的《军邮11号》的小版块，被他们承包了下来。每期五分钟，介绍各种相关的军事知识与观众互动。这个节目他们集编播于一身，做得很累，但也给了他们当时可以想象到的回报：一万元。这笔钱足以使他们成为穷学生们中较受人注目的人物。
　　成本概念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他学会了做一个制作人与主持人的不同。当然，这个世俗的节目不过是他们抛洒自己过多精力与电视实验的一个最初的实验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没有人记住他们。广播学院的经历注定了董嘉耀的一生。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以后的工作以及领导，甚至他的方向都由这些老师为他制定。这个学校留给他的还有，他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董抱怨：“我当时在广播学院至少也算是一个帅哥吧，但几乎没有认识几天，就被搞定了。”能够打动他的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姑娘。其实他们在中学学生通讯社时已认识，到了北广，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她的北方性格给董嘉耀在广播学院的日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经历了争吵，甚至分手的危机，但最后还是难分难舍，故事美好干净得像个喜剧。那个上外语系的女孩现在是他的太太。经典的插曲是，两人偶然吵架，论及分手。广东人董嘉耀一生气，要了一瓶二锅头，仰脖干掉，立即掉到桌子底下。梁冬伙同一帮同学坏笑着把他拖回宿舍，看董在酒精作用下不断地喊着那个让他痛苦的人的名字，便趁火打劫，问其存折密码。董从迷乱中迅速醒来，伸手打了梁冬一拳：“你丫真是一狗屎。”梁冬过后告其女友这一高招，董如再醉，就问其存折密码，必醒。
　　他们的爱情，至今仍成为广院校友的精品。其中就有一则论及她寻找董嘉耀的方式。从14岁“偷鸡时就养下爱吃鸡的毛病”的董嘉耀，爱吃鸡到了女友找他，只要在广播学院三食堂的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一堆咬碎的鸡骨头，就可以知道他在这儿待过没有。传说董嘉耀吃鸡可以达到把骨头碾碎到米粒大小的程度。
　　北京的几年生活并没有磨灭掉他身上的广东人精明气质。他从广播学院毕业时，背着三
万元现金与一个爱他的女孩子，回到了广东。
　　1997年7月，董嘉耀、梁冬和嘉耀的女友分配到了广东电视台做主持人。这是一段悠闲生活。生活沉闷、平静的日子，对他是一剂致命的药剂。但这样的念头肯定是不安全的。他一周只需要工作三天，其他时间就像一个闲人。他讲述自己在台里时，曾想去做点什么，不是受到鼓励，而是质疑。他那段时间，只好陪着女友去逛街，去公园里玩。在那里，他受到强烈震荡。非周末出来在公园中的几乎全是老人与孕妇、儿童，他们两个显得青春的身影几乎形同异类。董嘉耀感到一阵可怕。自己的一生难道已经有了形状？他才24岁，就开始要过这种已知的“老人生活”？
　　北广互联网：董嘉耀与梁冬“奉命辞职”
　　◎ 两个“不合格的主持人”因“关系”加盟凤凰卫视
　　与一件事的结缘，其实是一种“关系”。


　　董嘉耀承认，他有机会接近凤凰卫视，说到底是因为自己不过是几位老师的学生的缘故。凤凰卫视这个在1997年正在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被视为某种时尚的电视台，如果不是因为老师们的存在，他几乎不会想到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而且此时的凤凰卫视，并不比广东电视台的实力强大多少，尽管大多数人已开始以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为荣，并视为一种精英身份的必要选择。
　　事实上，这个台从最初创立时，董嘉耀并没有觉得与自己有多大的关系，他甚至在不经意中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台初始的奇迹的开始。1996年时，钟大年带着他们在广东惠州实习。8月份的时候，钟带着他来到了深圳电视台对面的一幢别墅里，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老板刘长乐。“院长”王纪言也在现场，他们正在与柯受良谈飞越黄河的事情。柯受良与他的助手们与刘老板正在谈论飞越黄河的细节。他与大家不熟，就坐在一角喝茶，倾听大家讨论。“院长”偶尔过来，聊了几句。钟大年把他介绍给了老板，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魁梧，也没有架子，喜欢笑。作为学生的董并不知道这次见面的意义。据说，当时老板与“院长”就看中了他与梁冬，但因为他们刚毕业，不适合去港工作，也就作罢。
　　这次匆匆见面，不过是董嘉耀认识凤凰卫视的开始。他一直关注着这个电视台的每一步。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在内地并没有声望的主持人，到了凤凰卫视，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创造力？
　　1997年至1998年，《时事直通车》、《凤凰早班车》相继开通，时事类主持人出现短缺。早班车只有陈鲁豫一个人在坚持，即使她生病，也得哑着嗓子出现。节目的转型正在带来主持人的转型。当时男主持人只有梁永斌、卜邦贻、窦文涛三个人。梁永斌与柯兰主持《音乐无限》，窦文涛同时在《相聚凤凰台》、《时事直通车》客串，一会儿娱乐，一会儿时事，正在因节目的不同而出现角色的变异，甚至遭到诟病。
　　凤凰卫视高层决定再招几个人。“关系”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台里觉得从国内其他地方找人，太麻烦。广东则显得比较容易。董嘉耀的广东背景、会说粤语，以及大家觉得比较熟悉他，年轻未定型，可以来凤凰塑造，使他出现在名单上。尽管当时有异议认为他的声音不好，有点尖，但这个因素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初他们想先把董一个人弄过来，但后来卜邦贻的离去，给了梁冬一个机会。
　　1998年4月，凤凰卫视国际事务总监，其后轰动一时的《千禧之旅》总领队郭滢，给梁冬打电话，请他与董嘉耀一起来深圳，说有重要事宜商量。郭滢到凤凰卫视前，曾是他们的专业课老师。当时的情景不过是师生情谊的一次彻底的展现。在饭桌上，他们被通知去香港参加试镜。这个意外的惊喜使他们几乎来不及思索，就下了去凤凰的决心。
　　那次会面的结果是喝掉了十多瓶小二锅头，结果两人大醉。5月初，他们背着广东台（当时他们还是正式分配到广东台的国家干部）偷偷地办了旅游签证，在香港住到了他们的系主任钟大年的家里。
　　梁冬试镜《相聚凤凰台》主持人，董嘉耀试镜《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这是他们第一次去香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们待了五天。董的印象里只留下了香港的拥挤与沉重。繁
华像是遥远的故事，距他们相当遥远。尽管他们知道，也许他们很快就会拥有这一切。
　　两个人没事似的回到了广州。
　　1997年6月1日，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的董嘉耀在电视上看到柯受良飞越黄河的经典场面，内心激荡不已。凤凰卫视几乎成为了一种理想的象征，一想到自己将参与其中，他的心里就觉得有种冲动。但麻烦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
　　1998年9月的第三周，“院长”到广州，把去香港的证件交给他们，说：“可以辞职了。”
　　两个首次学习写辞职信的家伙，按他们可以想象到的理由写了一封措辞充足的信：“……我们辞职，去凤凰卫视工作，感谢领导栽培……云云。”
　　时任广东电视台台长的谢望新先生接到信后，大怒。说你们员工接到组织通知辞职，我怎么不知道？同时批示这两个在台里新闻部已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辞职。
　　凤凰卫视最后与他们交涉的结果是只同意放董嘉耀一个人。王纪言有些着急，他找到谢望新先生进行“公关”。王纪言广播学院的经历，使电视界几乎所有的台长都与他相熟，有许多人本身就是他的学生。老板刘长乐也通过关系找人交涉，才使此事有了下文。
　　广东电视台妥协的结果是开了个台长办公会议，同意他们辞职，但要给电视台四万多元钱补偿。这个借口令凤凰卫视无法拒绝。董与梁冬都是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他们的辞职属于违约。
　　得到机会的董嘉耀与梁冬来到了香港。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惊异的地方。1998年间的凤凰卫视的地盘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层楼。上百人挤在一起，到处都是忙碌的人。明星与技术工人们混杂在一起办公。
　　参观完这个比原来广东电视台小得多的地盘后，董嘉耀与梁冬住在合租的房间里，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凤凰卫视。
　　但这种怀疑很快就被新的工作给占据，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选择是对是错。每天都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光鲜照人的明星吴小莉、陈鲁豫们灿烂的笑容。创业的激情是这里最重要的氛围。董嘉耀与好几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甚至要共用一部电话，许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重新的开始。没有人帮你写稿，也没有庞大的后援队伍如撰稿员、编导来帮助你。主持人就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一切都要自己搞定。1998年11月8日，他们正式签订合约。人事部门拿来了厚厚的合同，以及对他们众多的香港式要求，董回答他自己根本就看不懂。就像那封辞职信一样，这个合约对他来说，更是平生首次。他毫不怀疑地就签字同意，仅仅是因为凤凰卫视有这么多的老师，他们请自己来，合约肯定不会有错。董乐观地想，老师会骗自己的学生吗？
　　他们后来发现，改变其实从一踏进香港就开始了。即使从每个细小之处，都会感受到凤凰卫视在成本与员工的使用间的精确计量。公司推荐的一个地产经纪，帮他们在距公司数百米之外的黄埔花园找了一处房子。这个地方几乎住着一半以上的从大陆来到凤凰工作的员工。住处近的理由是董嘉耀与梁冬们到凤凰一年之后才体会到的。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台里。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也是一个最值钱的主意。凤凰卫视至少为他们每个人多付了一笔价格不菲的房屋补贴。
　　董嘉耀来到凤凰卫视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台里熟悉环境。期间，除了观摩吴小莉、窦文涛两位明星的主持外，还因为他懂广东话，也做过新闻，马上就投入了新闻采访。第一次带他出去实地采访的是闾丘露薇，采访回来写稿剪片。第二天，董就独自单干，出去采访了。第二周，一个突然的机会把他逼到了前台，吴小莉要去内地出差。董嘉耀接到通知，主播《时事直通车》。
　　与凤凰卫视签约时，董嘉耀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 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这里也没有记者证
　　◎ 主持人要从“狗仔队”做起
　　香港对于中国不仅是一块前殖民地那样简单，它的一切都呈现着自由资本统治下的西方要素，号称开放的传媒尤其如此。它的电子传媒的传统改变了每个从大陆来此工作的传媒人，并且被其深刻影响。对于一切采用港式管理模式的凤凰卫视来说，更像是一个有趣的训练器。从内地来此工作的大量工作人员，几乎都被其深刻改变，尽管起初仅只是形式上的确认，但这种形式与运作模式，已让许多人从来没有发现的能量显现出来。
　　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内地经验都得到了否定。
　　在内地做新闻主播，不过是一个念稿子的主持人而已。每次只要坐到主播台前，照着稿示器去“背书”即可。在这里，主播的概念显然并不相同。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自己的意见。主编与编辑们与他共同讨论，主播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新闻，也可以认为哪条新闻更重要，需要如何处理。这些意见显得非常重要。让董嘉耀吃惊的是，没有撰稿员再帮助他去写串联词。每次播报时，包括吴小莉在内的主播，都是自己撰稿，他们习惯用自己的语气与行文方式去撰写喜欢的开头与结束语。
　　这个节目当时的主编潘红星，把权力几乎下放给了每个主播。事实上他的“放权”，造就了许多形式的出现。吴小莉成为这个凤凰早期新闻类节目的组成部分。她为展示自己的亲和力，一般会在节目的最后，选一条自己喜欢的社会新闻来说。这与一般新闻节目后极坚硬的“再见”，形成鲜明对比，受到许多电视台的争相模仿。而在总理朱容基当选后首次记者会上点名提问一役后，吴小莉更是成为这个节目的最大招牌。甚至连凤凰高层也把她作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脸孔。这样确认的凤凰卫视显得更加具体、感性。明星成为这个栏目最好的品牌。
　　当然，每个主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创造。窦文涛提出自己弄一条用体育另类的画外音来配的形式，也非常独特。当然，也有过分的地方，窦文涛曾经创意在节目的导语部分，希图把新闻的外延扩大，用类似《锵锵三人行》的形式，跑题跑不停。潘红星让其试了几次，就让他收了回去，因为试验超出了界限。
　　当然，主编是节目的灵魂，主播是用形象的东西重新包装一次。吴小莉就会把所有的语言改成自己习惯的语势，这就成为她自己的一种个性化的新闻。个性化对于董嘉耀显得有些遥远，现实的压力却需要面对。
　　《时事直通车》已成凤凰的王牌强档节目，受到的关注远超过他的想象。吴小莉几乎已成这个节目的灵魂与形象。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对董加耀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他给自己的定位简单准确：重新学习。面对已是明星的吴小莉，董反而没有任何压力，因为自己根本就一无所有。无知者无畏。他只要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对新闻的理解去做即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男性主播的位置。
　　定位只是一个借口，他很难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当一个节目加入新人的时候，他身上的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肯定要受到挑剔与批评。事实上，起初的几天，他更多地暴露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他想象中的优势。痛苦成为他面对的一个难题。
　　他的发音再次成为人们批评他的理由。他的嗓音并不优秀，又不是播音专业，而且广东人说普通话，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现在时兴又叫“港台味”，但在当时，则是毛病。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口播记者的老板刘长乐，对他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甚至纠正他的一些读法。早期的两周，董嘉耀几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非常痛苦。与他同时担任主播的梁冬，与他一起经历了这种“不适”。梁冬的痛苦显得更具体。他在《凤凰早班车》的体育新闻节目内任主持的遭遇让他难堪。闹得最大的“故事”是一次他播报完一条新闻后，按习惯说大家去听广告吧，但导演指示说还有两条新闻，他在节目中严肃地对观众说：导演说还有两条新闻……
　　而这些“缺点”最后在他的新节目《娱乐串串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梁冬得到的教训是自己并不适合于做时事节目。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
　　董嘉耀经过两周的艰难适应后，似乎找到了与这个节目对接的缝隙。他在中央台与广东台的主播经验给了他自信。当他看到自己的弱点后，他得到了一次基本的修正。
　　CNN的掌门人特纳特德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好多人在过去为今天的机会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董嘉耀开始收获这个断语的结果。
　　两周的适应不过是他开始香港式新闻主播经验的一个开始。凤凰卫视其实全盘借用的是默多克集团旗下STTV的传统，不论是严密的合约，还是对于主持人的整体使用。这个与内地不同的差异，使许多主播与主持人被归类为艺员的行列。至少这个不同的传统与机制，使包括窦文涛在内的许多内地主持人都非常不适应。而按香港媒体的传统，凡是新来的主播都要做一阵子出镜的新闻记者。这个良好的传统帮助董嘉耀很快了解了香港。在两种角色的转换中，他前期的记者工作量远远大于做主播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他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念去解读香港的新闻。内地的倾向显然并不适合于他解读香港新闻的方式。董在凤凰经历了一个“脱大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充满了新鲜与挑战。
　　在这里，他发现“在香港大点儿的公司都有公关部或专人负责和新闻界打交道。记者并不是什么带有神圣光环的特殊人物。媒体间因为报道方式和题材选择各异，外界的口碑也不一样。你要采访别人或什么机构，要预约与申请，人家也可拒绝你。香港无冕之王的地位与内地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没有在内地显得光彩夺目的记者证，甚至没有证明。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而与凤凰签约时，他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种不适。内地记者的光环在这里不过是一种商业体制下的产品。来香港前，在广州看到香港的电视新闻时，董嘉耀常纳闷：“突发事件发生后，传媒为何赶到现场的时间如此之快？”在这里，他很快得到了答案。“有许多专门做突发新闻的记者，在办公室、甚至家里，都用高功率的无线电截听警方消防局和急救队的无线通话。一有事，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比警察还要快。大家每晚都会互相通通风，以决定第二天要采访的内容。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会在圈子里流传。一位香港记者说：‘竞争是老板们的事。’在下面干活的记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私底下却是互帮互助，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次重大事件采访完后，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POINT（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回公司后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
　　董嘉耀很快就适应了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显得更加多能。在电视系的专业化训练和个人综合能力使他很快具有了独特优势，比如他可以自己拍东西。有时候摄像不在，他就自己扛着机器上街采访。但这样的结果是他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当然，在香港做记者之艰难，他的体会尤其深。香港记者圈流传一句话：“铁脚马、神仙肚。”意思是，当记者就是要在突发新闻现场跑得快，重要人物一出现能挤得上去，在碰撞的话筒丛中还能抢先发问。然后是能挨饿，因为食无定时。这与在内地记者会后有饭招待、有现场稿本、有人招呼，还有人尊重的风光大相径庭。
　　董嘉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周二的港府行政会议。董与记者们早8点挤到现场，对下车的特首追问几句。然后挨饿等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但却一句话也问不到。后来港府官员告诉他们，人家开会的行政会议人员是备有茶点的，可以一边吃点心一边开会。所以有经验的香港记者，提包内备有一块小点心。这次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香港记者这个职业的认知。
　　竞争对于董嘉耀是第一课，好在他的广东人的本质在香港并没有多大的障碍。他的外形除了与广东细佬形象相异外，他的做事方式还是可以让他们很快承认他的。董加耀很快就见识了这里记者的专业化与程式化作业方式。在内地，一个记者一天发一条新闻，最多两条新闻就了不起了，但他惊异的是，这里的记者一天至少要跑四五条新闻。同事闾丘露薇一天超纪录地可以发到八条新闻。探究底细，专业化成为闾丘露薇可以创下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内地记者发稿编稿几乎一脚踢，而她则是在现场采访时，几乎就把当时的串词与稿子写好
，现场录完音后，交给专业剪辑师就走了。这也是她一天可以做到七八条新闻的原因。在凤凰卫视，虽然一个人会被当做三个人用，但专业分工又很细，香港人的专业水准让他十分佩服。他可能没有你综合技术全面，但他在某个方面，就是专家。他们讲求标准与行规。潘红星做《时事直通车》主编时，感叹港人对内地来的工作人员开始时有一个接纳过程。港人对内地人相当挑剔，专业方面几乎从来都看不上。但对于董的接受却是最快的。他的身份与相同的语言，包括董的专业化都是良好的沟通方式。而这些都是董性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北广时的主持人班里，与那些自认为是未来各界的精英们打交道，董总是可以较好地协调好各种关系，连年高票当选班长一职。梁冬同学曾经“非议”他：“上大学时，我就坚信，嘉耀未来最适合做的就是电视台的办公室主任。”这或许是他能成功地与几位年龄、阅历都与他相差甚远的评论员合作，做好《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事直通车》作为凤凰卫视早期的新闻实验室，几乎对今后的时事新闻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实验与打磨，包括主播的方式、立场以及新闻处理标准。早期，他们处理新闻方式的内地化曾遭到观众批评，甚至认为他们是“中央第九台”。老板因此坚决要求节目以及相关时事类节目要“脱大陆化”，不能用内地的新闻标准处理新闻。港味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早期强调这些作业标准，确保了凤凰台与国内电视台的距离与陌生感。陌生感被“院长”定义在了许多细节上。“院长”下令不准大陆来的工作人员配音，《时事直通车》的配音全部由台湾与香港人包办。他甚至要求“就是要这种怪怪的味道”。从外在形式上把这种大陆带来的东西进行隔断。
　　外在的东西可以用形式来隔断，但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却不仅仅是声音可以隔断的。尤其是关于敏感的两岸间的新闻处理手法。甚至一些习惯上的东西也难以迅速从港籍人员身上得到体现。港人背景很难理解许多事件的处理在大陆会引起的不同反应，无法把握基本界限。香港的记者对大陆及两岸间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一些台湾新闻的处理，港籍记者不是偏向右就是转到极左，很难准确找到既有新闻性又能体现客观立场的角度。
　　董嘉耀的内地经验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他也有一个与港人融合的过程。梁冬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种融合的过程。“在凤凰这样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公司里工作，需要有意识地互相学习。很显然，凤凰主要针对的是大陆市场，内地人对政治的敏感度是香港人不能深刻理解的，而大陆的幽默感通常与香港人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香港导演却不如此认为。反之，香港人已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和体系，我也不能完全习惯。他们按节目的流程表去确定机房，有时开会决定后自己又想做一些改动，可对于按部就班的他们来说，太多的变动等于太多的麻烦。于是，我们也一直不断地沟通和互相学习，本着创新、有趣的低成本的大原则。”
　　潘红星就把这一块全部交给董嘉耀来编辑处理。他处理新闻的手段相当成熟，很快就把握住了基调。如在把握平衡方面，他会在处理一条台湾立法院的某个新闻后，把国台办的表态完整地表达出来，双方讲的都是当天的事实，但达到平衡与完整。
　　这些起初的历练，使董对新闻的理解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找到了方法。
　　国庆50周年阅兵，董嘉耀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四个小时
　　◎ 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1999年8月17日，凤凰卫视首个跨世纪的重大传媒行为“千禧之旅”在香港启程祭天。董嘉耀在现场忙碌。老板刘长乐走了过来，问他：“嘉耀，摄像机会用吗？”
　　董嘉耀觉得有点奇怪。隐约地，他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他对老板说：“会用，我是电视系的。”
　　50周年国庆前夕，凤凰卫视争取到直播国庆游行典礼几个海外名额。这对于正在起步的凤凰显得至关重要。如同在国内的地位，中央电视台拥有了至少60个名额。老板刘长乐正在考虑这能否使凤凰再次得到展示的机会。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董嘉耀。
　　老板告诉他：“有个位置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是整个游行典礼的重要制高点，戒备森严，到时你就扛一台摄像机上去，把卫星天线与机器调试好，按到自动拍照，然后你就自己对着镜头开始解说，现场直播，你敢不敢？”
　　董嘉耀点头应战。“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么重要的直播，就我一人去做，台里胆子也太大了吧？”
　　1999年是董嘉耀的幸运年。这一年的8月间，他得到了两个重要机会。8月末，他正式介入新开的《时事开讲》栏目，虽然并没有确立他作为主持人的惟一地位，但这个节目注定了他今后的“重要前程”。这个8月对他来说，具有多重意味。似乎无意中，他得到了这个对他来说意味深长的任务。
　　9月30日，他随凤凰卫视整个转播组飞赴北京进行准备。当晚，直播小组通宵开会，在最后时刻，老板又通过关系，在制高点上又争取到了两个名额，决定李平与潘力跟他三个人，上人民大会堂楼顶。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吴小莉与窦文涛在观礼台上解说。当晚，为了那个位置，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在午夜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踩点，最后定位在天安门右侧的观礼台上。
　　那次直播，董嘉耀印象深刻。他觉得如果历史不会忽略这一页的话，那么他就在时间的某一处参与了历史。董与记者们经历了严格的检查。他们清早4点即去中央电视台会合，通过四重严厉的审查后，记者们不准离开现场。到达人民大会堂时，他们又接受了一次检查。等到了顶层，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的记者已占好了机位。这两家传媒在这里都有固定的位子，现场的脚架就直接绑在那里，根本就不用再去调整。
　　他们的位子在围墙里面，董嘉耀拖了一个木脚架，离地三米，但现场调试的结果是还不够高。他试着站到大会堂顶的琉璃瓦上，但被现场的士兵制止了。董嘉耀急了，他跑到楼下的国宴大厅里，摸了一把椅子上来，垫在下面，差不多有将近四米高。他站在上面，可以俯看整个长安街。董嘉耀引起了现场士兵的注意。一个士兵，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一边的中央电视台的人说，凤凰的人疯了。
　　他传回去的画面是那天独一无二的：俯看长安街上车队整体的运行过程。他甚至拍到了一些坦克很早就在牵引车的牵引下到达现场的早期镜头，以及坦克车队在过完天安门城楼就加速，烟雾四起，绝尘而去的画面，而这成为凤凰卫视的独家画面。
　　董嘉耀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四米高处，坚持站了四个多小时。到最后，他干脆站在镜头更为开阔的地方，在大会堂楼顶的琉璃瓦边上做现场解说。10月1日下午1点结束的时候，他几乎都累瘫了。但参与历史的兴奋感使他忘记了更多的疲劳。他与吴小莉等人在广场会合，凤凰卫视的明星们与众多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一样，兴奋地在东风洲际导弹车前合影。当时现场戒严，五个人穿着统一的凤凰服装，沿着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去找载他们的车。一路上，这几个油头粉面连妆也来不及卸的人，成了路人关注的一道风景。
　　董嘉耀事后几天才有些后怕，他是当时站得最高的人。如果稍不慎，掉下去，本身就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这件事给来到凤凰卫视仅一年的董嘉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凤凰好大的胆子。它会给予每个人一个舞台，并且会把你逼到前台，直到把你“逼上梁山”。就看你够不够胆子。
　　董嘉耀其时主持《时事开讲》已一个月有余。舞台有了，如何唱戏则看你的个人造化。
他似乎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自己的新机会。


第六章：模型

　　发球者：董嘉耀的主持定位决定了这个节目的形态
　　◎ 这个没有一位助手，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午夜节目，却创造了惊人的高收视率
　　董嘉耀坦承在做《时事开讲》这个节目时，他的起点决定了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位置与主持方式。他认为自己定位一开始就是倾听者。这是一个对话节目，主持人的其中一个角色
是换位为观众的身份，在倾听中思考与发问。面对时事政治、国际方面的分析与讲解，并不是他的特长。他需要倾听，并从中得到提高自己的机会。
　　这使他与曹景行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师生。他的提问包含了面对新的问题时的好奇。只有好奇心才容易引起嘉宾的兴奋与听者的关注。董因此而把自己放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
　　主持这个节目很快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发球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量，你的着力点要与对方的接受点相合。他发现对于事件的理解力往往会使自己偏离方向。这种偏离使他对这个节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起初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小节目，渐渐地发现，自己主持这个节目存在许多问题。技巧与学识，包括对同类问题的理解力，往往会决定嘉宾谈话的走向，即使嘉宾担负着射门的动作，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作用关键。
　　这个节目难度超越想象。它起码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素。一是要快讲，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要在当晚的20分钟时间里，讲出个子丑寅卯。再就是要讲透，让关心此条新闻来龙去脉的观众感到值得一看。但这两点的矛盾却是显然的。他们不可能在20分钟时间里，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更多的时候与大家是共同的受众。有时一件事的发生，他们甚至是正在接受信息的观众。这时候他们能讲述的只是多年积累下的对于这件事背景的讲述与可能的判断。但这样的信息，似乎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在没有更好的解读出台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惟一的。董嘉耀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节目更好看，吸引人，他试图用尽可能多的电视化手段与技巧去丰富言论。董的努力与评论员们形成了恰当的互补。
　　不断发生在每天《时事开讲》中的一些现实的因素，快速改变着他们对这个节目的定位与传布信息的方式。他们察觉到，有时候信息可能会比观点更重要。这使节目在一个月后，很快具有了本质上的特性。向观众传递多元化的深层观点，主要讲述对某一新闻事实的意见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
　　但董嘉耀仍然坚信“最新的评论和各方意见也是新闻信息”。董其后在对后来的嘉宾谈到《时事开讲》的论述方式时，把这作为重点。
　　当然，曹先生和嘉宾对媒体的评论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磨合过程强化了他的角色意识，“我作为串场，只能提供新闻背景事实和外界的反应，但不能发表意见和评论。我的意见和取向，甚至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隐含在我的发问与对于此事件的最后结论。最重要的是，我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新闻和评论必须分开。我提供的是新闻，但绝对不是评论。”
　　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对节目形态的整体操控。
　　他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学习”。在回顾自己的主持经历时，董最感高兴的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对于台湾问题，他认为倾听了一年左右时间，加上收集台湾方面的消息与资料，至少已算是半个“台湾问题专家”。
　　这个磨合的过程显然并不有趣。他修炼的是讲话中的“发球方式”。如何精确地投入谈话的“诱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台湾问题对于他这个在内地的认知模式下获得的许多常识，很快就被香港与台湾的报章论点搅得稀里哗啦。他需要找到经得起考验的论点，至少，这件事的最中间状态的事实是什么，可以为大陆官方与听众接受的尺度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他面对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解析某件台湾事件时，假如不了解背景和相关新闻事件、尤其是对各种传媒的分析评论没有研究，你就无法找到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就是他手中“最好的球”。董的好学与谦虚再次发生作用。除了对当天议定的题目寻找相关报刊与书目进行恶补外，他会与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一起讨论此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他需要从什么方向入手或传球。董坦言，很多时候与评论员讨论问题和线索的时间，往往是节目长度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对一个早晨9点钟就上班、然后钻进资料室猛攻所敲定题目的相关资讯、浏览其他电视台的录像、与曹先生热烈讨论并在开讲前几小时内做“功课”的年轻人熟视无睹。当然，他也会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顺便与同仁分享。同事窦文涛曾抱怨董嘉耀：“他对我有一种误解，老觉得我的节目需要那种有情色内容的新闻，他每天会收集大量的新闻，正经的新闻他都自己拿去用，不正经的新闻他都留起来，一见到我就推荐：‘文涛啊，有俄罗斯女主播报新闻不穿衣服的片断，你要不要啊？’我听了就不高
兴：‘你怎么能以为我喜欢看那种东西呢？拿来研究一下吧。’”
　　当然，技术性的心得也成为他把脉这个节目的基本要素。这个节目在三个多月后大致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运作模式。这个两人的节目带着鲜明的个性，他们基本不开会。起初台里曾询及曹先生是否需要一个助手。他想了想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件工作是不可能需要助手的。形式可以复制，但思考不能替代。
　　两个人结对操作的形式反而使许多问题简明扼要。曹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董嘉耀学生似的心态与曹先生学者型的性格，显得默契而又实际。曹景行觉得与董合作简单而又愉快。通常他们碰面后，会偶然谈论几分钟，确定下开讲题目后，分头准备。两个人分工明确，到6点钟时，曹景行打开电视看其他频道的新闻报道，然后给各地朋友打电话，收集这些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以使观点清晰明确。而董则根据讨论范围，准备相关电视片断及设计一些电视表现手法。到晚上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束时，曹会把三页据说“大概只有自己才可以看得清”的提纲给董嘉耀，以便他了解自己的“开讲重点”，以利于他“发球”。
　　晚上10点30分，正式录像。董嘉耀掌握节奏，并不时做些补充。节目处于准直播状态，一气呵成，不可能修改内容，时间似乎永远不够。董坦承他在节目中，起初并不适应，他不但要掌握时间，在中间的广告时段开始前把前一部分讲完，还要注意倾听，并根椐现场的情况，不时提问，使内容层层推进，直到把最精彩的内容讲述出来。他最担忧的仍然是超时问题。包括到现在，这个节目仍然是凤凰卫视所有节目中超时最多的节目。话题似乎永远都讲不完，现场导演不断地通过戴在董左耳的耳机，提醒他们不能再挤掉广告时间。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与评论员们约好，每次快到时间的时候，由董设法提醒。董的方式是，在距最终几分钟的时候，拿一支笔在胸前画圆圈。这几乎成为董的一个固定手势。每到这时候，评论员都会明白，《时事开讲》又快超时了。
　　至于他们的选题模式，带着先天的即兴与即时性。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挑选晚上9点钟之前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他们可以在录制这个节目时的最后的时限，11点后的新闻事件，除非直播，他们仍然无法去关注到。时间的限制使更多的新闻都遇到了一个深度评论的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就会对晚上开讲的题目有了基本的判断，这时候董嘉耀与曹先生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只是差不多所有的题目到最后，都被最新发生的大事给遮盖。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天内发生多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尝试在晚间的节目中谈两到三个话题。但这种形式并不受观众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的讲述并不解渴，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后来慢慢形成每天只讲一个话题。
　　准直播状态以及成本概念决定了这个午夜节目遭到最多的指责
　　◎ 两岸三地顶尖时评员成常驻嘉宾
　　◎ 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邱立本在节目中亮相引发内地关注
　　节目的推进以及最后的成型总是随着不断发生的事件改变。在节目进行到快三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曹先生有许多大事需要出差。而且他一个人担任嘉宾，遇到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起初的对付办法就是提前做几期时效不强的题目，录好放着，以对付一些紧急情况。但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评论员。
　　起初进入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是当初曹先生在《财经论坛》时找过的经济界的学者。这里面就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他对亚太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甚至，在最初进入他们节目的嘉宾名单里，还有一位女性：赵海英。这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
以及著名的布鲁金斯智囊团，及亚洲发展银行中国经济顾问的经济学者，对金融问题研究独到。最初她有多期节目谈到中国加入WTO的即时性话题及中国教育问题的弊端。
　　但嘉宾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太小。
　　《财经论坛》当初遇到的难题同样困扰着这个新节目。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香港很难找到顶级的某个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至少要有较好的口才，还得有一定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必须会说普通话。这个节目的技术性难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因为准直播的播出方式，他们无法在这个节目上打字幕。一部分英语界人士至少在当初，是无法上这个节目的。
　　最初作为嘉宾上这个栏目“议政”的评论员，多数是曹先生从事媒体时圈内的朋友。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这个栏目而成为他的同事。但最初，大家并没有认为这样一个栏目会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事实上，节目的形态与气质却因他们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这个节目的常客之一是邱立本先生。
　　这位曹先生在《亚洲周刊》的前同事，惯于用优美的文笔去撰写各种尖锐的时评。他的美国经历以及对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亚洲式认识，使他在议及论题时，总是出其不意地直指要害。在那次偶然性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直播中，他的锐利与对问题切中要害的中肯解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其后成为《时事开讲》的嘉宾评论员。他喜欢在这个别具一格的时评电视节目中，对大陆问题讲话。当然，他在这个节目中更多触及的是围绕两岸问题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当年的“大选”，他认为“结局出乎大家意料，未能准确预测陈水扁上台，反映大陆对台湾资讯的了解，仍显不够”。他建言：“加强认识台湾，必须从真实开始，如果两岸之间由于资讯的扭曲而出现误判，形势会非常危险……”
　　邱立本在香港出生、长大，有38年的媒体工作经验，毕业于台北政治大学经济系，获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经济硕士。曾任职台北《中国时报》、纽约《星岛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曾兼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等。他的经历注定了他解读问题的公正性，也使他的评论时时引发特别的关注。
　　每个不同的嘉宾总是会带给这个节目不同的外延。他们也在寻找可以与这个节目相融合的特殊气质的嘉宾。董嘉耀在接触这些嘉宾的过程中，也开始从主持人的角度，重新打造这个节目的程式与相关的要素。曹先生事实上的超脱，使他必须担负起这个栏目的统筹职责。他通常会根据曹先生出差的时间表，拟制嘉宾表。曹先生每周只需拿到这个表，就知道这周自己上几天班了。董嘉耀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人脉。往往嘉宾通过曹先生邀请，来到《时事开讲》后，以后的联系就常常是董嘉耀的工作，甚至他们会通过一次接触，而喜欢上他的热情、开朗，包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少有的谦良。
　　曹先生一个人包打天下的局面，在半年后得到了微弱的批评声。人们认为曹先生每天一个人在那里，“什么都懂，什么都谈，像万金油。”
　　曹先生觉得这个评价很准确。评论员就应当是万金油，因为你至少要达到在新闻层面上，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相关的信息，以及对于此事的及时判断。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结果，但我一定可以给你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信息。当然，曹先生也在有意识地淡化自己在这方面的全知全能角色，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上，如财经问题、台湾问题、周边国际问题等，他们希望得到专家的解读。曹先生有意识地开始“让自己闲下来”，让新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些希望了解的东西。
　　这时候，有三个重要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文汇报》的前主笔何亮亮先生、台湾一家英文报总编辑阮次山先生和某媒体集团杂志执行主编杨锦麟先生。这三个都从职媒体的评论员，在偶然的机会下进入了这个节目，并且因为这个节目改变了自己与凤凰卫视的关系。
　　何亮亮起初的出现，是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了解而作为通行证的。董嘉耀与曹先生商议计划在2000年初的时候，讲解普京的相关情况，在市面上流行的一本何先生撰写的《普京传》，引起了曹先生的注意。他请董嘉耀打电话邀请何先生来做节目。
　　何先生逻辑严密的理解力，以及屏幕形象的大气，注定了他与这个栏目的关系。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嘉宾，每周在他到报社上班前，到《时事开讲》做一次节目，凤凰卫视与他都没有想到其后关系长远的合作。但作为偶然的嘉宾，他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节目。他回忆起初他上这个栏目时，表情有些僵，但他很认可董嘉耀的主持风格，认为这个节目就像跳舞，“董是个带舞者，他带得很好，我的舞也跳得不错”。
　　杨锦麟是香港《信报》专栏作家，与曹景行相识多年，并有过数次合作。杨是《信报》这张报纸惟一一个长达十年没有更换专栏的作者，他以陈子帛为名所撰写的台海关系的专栏，嬉笑怒骂，火力十足，最“过火之处”是不断地进言大陆的对台政策，甚至提出批评意见，不过大多数时候的批评集中于“对台湾发生的事件”针对性不够等。他的许多意见在两岸间多次引起反响。他的专栏也成为两岸研判台海局势的重要参考。曹先生请他与董嘉耀对谈台湾问题。杨锦麟个性十足、率直敢言以及他专为上电视而制作的唐装，都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包括言论“过火”而过瘾的特点，被大陆观众追捧。在节目中嬉笑怒骂式的杨氏风格，成为一部分人追看他的理由。
　　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试验，包括他们对于这个节目个性化打造的随意，注定了相当多独特人物的出现成为必然。他们竟敢请一位讲话“口吃”的老先生来做嘉宾。2000年4月初从台湾移居香港的阮次山先生，是曹先生多年的朋友。
　　曹先生请他某次补缺。这位留着“列宁式胡子的小老头儿”，以他的资历和独特的讲话方式，成为风景。他会在谈到台湾“大选”时的某个问题时，告诉董嘉耀，我当时曾与谁交谈过，他说什么，或者说，我就在现场。当然，他还会说，我某某年采访江泽民主席时，美国的国务卿在接受我的访问时，他告诉我等等。这种亲历式的东西，很有现场感与说服力。
　　阮次山先生这种个人化的准确讲述，使他的评论有着强烈的可信度。你不能不相信一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所表现出的中国情怀，以及字里行间的爱国情绪。这些话通过结结巴巴的方式说出来，并没有影响到大家收看的效果，反而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偶然出现的老头儿。
　　当然，他们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官员。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甚至邀请到一些台商来做这个节目。其中较为有趣的一个人是温世仁。他是台湾某品牌电脑公司的副总，在来香港倾听托夫勒演讲时，被曹先生临时发现，请到了现场，请他讲解台商与两岸间的问题。本身就是台商的温先生，提的问题针对性十足。温先生还是个理想主义式的人，他在西部的甘肃有一个项目，希望从农村培养出软件设计师。当然，他上了几次节目后，发现在内地办事很方便，内地许多机构、台办官员都知道他是那个上过节目的台商。为了这个缘故，温先生很喜欢上这个节目。每次路经香港，都会要求讲点新东西。
　　当然，他们的节目也请一些真正的专家，如台湾《商业周刊》的主笔石齐平先生。石先生原是海基会副秘书长，是台湾批评李登辉较多的人，传说李登辉非常恨他。石先生在陈当选后，被请来做特别节目的嘉宾。
　　最近，他们又多了一个国际问题专家邱震海做嘉宾，这位德国之声电台驻香港特派员，在中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有极深见地。
　　当然，《时事开讲》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嘉宾文字表达能力很强，但做出的节目可视性很差，有时候根本就不可以用。多数嘉宾就在这种交流中区分了出来。有的嘉宾在节目中做了几次，反响不错，就会列入他们的经常性的嘉宾名单中，还有一部分嘉宾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一次性合作。当然，董与曹每次请来新嘉宾做节目，都会根据公司管理层、同事和观众的反应对嘉宾做出评估。
　　嘉宾们与董嘉耀的交流开拓了他的视界。这种交流使董早已超越单纯的主持人，他要面对的除了曹先生外，还有更多的嘉宾。这些人不同的学识，使董的主持风格也更成熟，并且成为这个栏目技术上的主导者。
　　保利集团将在香港收购圆明园国宝事件的独家报道权给了董嘉耀
　　◎ 购买者易先生由独家新闻成为董嘉耀的好朋友
　　2000年4月30日晚间，董嘉耀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独家新闻。
　　他在节目中，告知了一个大家都在猜测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布权成为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的一条非常重大的独家新闻。这样一个只解读事件发布评论的栏目，竟然拥有秘密的公布与观点立场解读的权利。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几周前就引起各方的巨大关注。
　　圆明园一个多世纪前被掠走的四件文物将在4月30日于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拍卖。这个消息触痛了中国人的感情。香港与内地的报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文物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这种一国被占领期间遭掠夺的文物不论过多长时间都属于文物的原属国，都应该归还原属国，不存在什么100年的时间限制。在文物归还之前，原属国始终保持索取该文物的权利”，坚决反对在自己的国土上拍卖这四件文物。爱国的香港人开始上街游行，抗议拍卖行的基本道德与在情感上的对于中国人的挑衅。
　　但两家拍卖行利用了香港法律上的空间，仍以不友好的姿态准备拍卖。当天上午更有十多名香港市民来到苏富比拍卖行位于中环的总部抗议。但在下午，当佳士得公司的春季拍卖会如期拍卖两件中国文物时，香港十多名抗议者因不满佳士得公司的这种做法来到中环万豪酒店会场抗议。现场有人企图冲入会场，酒店需要关门，示威者和在场的警员和警卫发生了肢体冲突。
　　一直关注此事的凤凰卫视例行地派出当天当值的董嘉耀“出街采访”。董嘉耀目击了整个过程。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想知道这两件国宝会流向何方？
　　拍卖的是两件上个世纪被英法联军掳去的圆明园文物：一个御制青铜猴头像和一个牛头青铜像。青铜猴首拍卖师由200万元开始叫价，价格瞬间推高至500多万元，其后剩下一位电话竞投者与一位现场神秘的竞投者争持不下。现场这位着唐装的北方汉子似乎打定主意拿下这两件文物，频频举手应价。当现场竞投者叫价至740万元时，电话竞投者宣告放弃。青铜猴首最后以818.5万元（含佣金）成交。青铜牛首则在叫价21次后，再由这位神秘男子以700万元投得，最后以774.5万元（含佣金）成交。
　　这位神秘男子在拍卖完毕后，就马上离场而去。董早已盯紧了他，拿着话筒追上去：“我是凤凰卫视的，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这件国宝是谁买的？”
　　那位男子似乎认出了董嘉耀，很客气地说：“我从北京来，这些东西属于中国人民。”他把董的名片收好，就从贵宾道走了。
　　董嘉耀觉得此事充满神秘气氛。所有的传媒与他一样，只知道这两件文物被一神秘男子拍走，但此人是谁，背景为何，却谁也不知道。现场的一位客人，告知此人叫易苏昊。这位神秘客，由于最初没有对外公布身份，引得各方议论纷纷。甚至有香港媒体把他说成陈毅元帅的公子陈昊苏。外传纷扰。
　　当晚，董嘉耀把这条新闻在《时事直通车》播发之后，还挺遗憾。但心里总觉得那位先生有可能会再与自己联系。一个多小时后，他正准备与曹先生录制当晚的《时事开讲》节目时，接到了这位先生的电话。“你是董嘉耀吗？我们愿意提供给你们一个独家消息，我们就是买国宝的人。”
　　董嘉耀觉得这是《时事开讲》的一个机会。当晚，他们是惟一可以发布新闻的节目。董与曹先生马上打车去酒店与这位先生见了面。
　　这位神秘的客人果然叫易苏昊。他早在《时事开讲》开播时就是这个节目热情的观看者。他那天一眼就认出了董嘉耀。但当时“很多记者挤在我住的酒店里不散开，有一次我上电梯，记者冲进来把电梯弄停了一下，我说出来出来，这样会有危险。我成了大家追踪的对象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找一家媒体说清楚，要不然这件事情很敏感，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猜测太多。凤凰台是我常看的电视台。《时事开讲》是我每晚必看的一个节目。我想这个事情通过你们来讲述，可能会客观与真实一些”。这些成为易先生考量给董嘉耀打电话的一个原因。
　　曹先生、董嘉耀赶到酒店时，这位着唐装的北京人，毫不避讳自己的所有立场与观点，他的真实身份是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曾是故宫博物院青铜器方面的顶尖专家。他透露了这件事决策前后的惊险内幕。
　　保利艺术博物馆，是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保利集团公司属下的博物馆，1998年12月经国家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是国内首家由国有企业兴办的艺术博物馆。这家公司主要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为主旨。三年多来，保利艺术博物馆已先后从海外抢救保护了一大批中国国宝，仅青铜珍品就达百余件，甚至不乏西周神面卣、王作左守鼎、戎生编钟等一批海内外绝无仅有的精品与孤品。对于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的春拍，以抢救保护流散海外中国国宝为己任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自然不会错过。
　　4月28日，易苏昊等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代表飞抵香港，准备参加两家公司的拍卖会。起初目标并不是四件圆明园国宝，而是早年从清宫流出的几件书画名作。他们没有锁定这几件国宝的原因，是认为国家文物局的声明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会让两家拍卖公司最终撤拍国宝，同时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石刻、书画等方面，故而事先并未做过多的准备。
　　但到了30日下午，当易苏昊等人惊悉国宝依然被拍卖，并目睹了香港市民的抗议场景，为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震动。易先生立即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进行工作访问的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裁贺平先生。贺先生当即与有关专家进行研究，认为国宝已处于失控状况，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将会再次蒙受140年前流失的厄运。后来事件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个危险的可能。最后与保利竞拍猴首铜像的，据说就是一位美国大收藏家。佳士得、苏富比两家公司在港拍卖圆明园国宝，是对国家、对民族利益的一次重大损害。在向有关部门请示后，保利集团高层当即指示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港代表到现场尽力抢救国宝。保利做出抢救国宝这一决策用了半个小时，也就是香港市民抗议所争取到的半个小时！
　　易先生接到指示赶到会场时，马上就要拍卖猴首铜像了。他悄悄对几位国内买家讲，他要代表保利竞投两件国宝，请大家帮他照看一下。在座的所有人都呆住了，随即又激动地涨红了脸颊，一致帮他做现场呼应。
　　但最后，他们发现，香港这么多媒体都很关注此事，有必要把抢救国宝的动机与原因告诉公众，以避免各种不实的新闻和猜测。经与远在欧洲的保利集团的高层联络，征求意见，最后选择了凤凰卫视。因为他们都是凤凰卫视的观众，一直关注凤凰的新闻与评论。
　　董嘉耀是当天最早获知这一过程的记者。这档节目当晚在《时事开讲》播出后，几乎轰动了整个新闻界。观众也通过他们的节目得知了整个事件过程。据称，嗅觉灵敏的香港报纸大部分在即将付印前，紧急换稿，后来他们统计的结果是，全球68家的华文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主要的材料来源于这个晚间节目。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此事时，也引用了他们的画面与资料。而全球多家通讯社在报道时，也引述了他们节目中的采访内容。
　　这次采访后，易先生见识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快速反应与客观。这成为他们其后事实上合作的开始。
　　接下来，在之后的半个月里，董嘉耀一直追踪易先生在香港的活动。他客观地纪录了这之后5月2日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成功竞投虎首铜像的始末。董成为能与易先生朋友式沟通的惟一现场记者。他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易先生还以买家的身份，亲自到拍卖会举行前的
验货场验货，他们戴着白手套细细地审视这几件青铜器，易先生还讲解青铜器中一些划痕的历史与文物意义。这些都成为当晚开讲中董与曹向观众传达的信息。凤凰还动用在北京的记者报道了国宝回到北京的盛况。这些实时性的内容除了在《时事直通车》播出外，他们甚至在《时事开讲》这个节目中，进行了至少三次解读。
　　这个节目几乎就是他们当初设置《时事开讲》的一个初衷：在《时事直通车》后，再告诉大家一些愿意深入了解的事件的背景与评论。
　　当然，易先生甚至因为此事成为凤凰卫视的朋友，在凤凰卫视五周年的时候，易先生讲述了他为什么会把这个独家新闻交给凤凰卫视的原因，并称自己将会永远做凤凰卫视的朋友。直到今天，易先生与董嘉耀、保利与凤凰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01年，当曹景行、阮次山、董嘉耀三人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还专门参观了保利博物馆。
　　一周年总结，老板刘长乐宴请嘉宾评论员
　　◎ 阮次山、何亮亮先生被邀请加盟凤凰卫视
　　一天，“院长”在走廊里叫住董嘉耀，“《时事开讲》快一年了吧。应当总结一下，你做个特别节目。”这样，一个工作任务就算交代完了，至于怎么做，那是你去思考的事了。据称，典型的凤凰卫视式的工作安排通常是在走廊里解决。一个创意或者一个重要的决定，很少在会议室里产生。老板、台长们简单的作风使许多看似复杂、需要更多人开会来解决的事，只是变成了一个几分钟的交流。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办公方式。
　　时间快得总是在某个关节点上让你叹息。这样一个节目竟然已做了将近一年。董嘉耀开始寻找与整理这个节目一年来的素材。回顾总会给人全新的认识。这样一个节目被人重视的证据是什么？是收入将近2000万元的广告赞助额还是一个节目本身的形态与品质？
　　董嘉耀希望能有一个数据给自己最清楚的交待。他觉得肯定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这些也许是一年来节目最佳的形态，也是这个节目构成的一些要点，他希望从中找到理由甚至“套路”。
　　在他的类似于会计分析师式的文章中，他总结出了这样一些数据：播出的252期节目中讨论了将近400个话题。在这当中，经过交叉综合计算发现：73%的话题指涉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这是这一年来的时事重点，这一年中间的台湾仍然被大多数人关注。28%谈到中国大陆的话题，33%关注国际社会，18%与美国相关，11%讲到香港，36%涉及到经济问题，19%和科技有关，还有8%谈到文化、道德与艺术等范畴。这些数字量化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紧贴时事”。
　　这就是他们指涉到的《时事开讲》的范围。这个节目的边界几乎拓展到了他们认为应当论及的所有范围。有媒体评价他们的节目：“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一是报道新闻，二是分析新闻，二者兼具的《时事开讲》是一个全新且具话题性的时事评论节目，其中特点是紧贴时事，当天或隔天的新闻，即在节目中予以多角度的分析与评论，‘WE REPORT，YOU DECIDE’，让观众全面深入了解事件的真相与内幕。这个节目强调‘时间、事件、开明、讲究’，已成为‘时事阶层收视群’中的一个重要资讯来源。人们从这个节目中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秘密与真相，对于时事资讯的渴求超过了这个节目的障碍，时间太晚包括节目太短，大家忍受了这个节目的一切不足，并且被它的节目时间调整了自己的作息。从来没有一个节目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这是个恰到好处的赞美。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令人尊敬的传统是要发扬自我表扬乃至夸奖自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与表扬。老板刘长乐觉得表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他甚至鼓励大家自我表扬。刘老板在接受某次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凤凰人都喜欢表扬，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时手法甚至高超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可我觉得这种快乐的陶醉，并不是孤芳自赏，它还是我们凤凰的优点。”
　　老板总是把表扬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记得自己曾是这个节目最初的“反对者”。但做了一年之后，老板承认早期反对上这个节目是“怕谈话类节目多了容易枯燥，结果证明我错了”。老板给予他们肯定的表示是，他吩咐董嘉耀在一周年时安排请所有的嘉宾吃饭。据说，这是老板惟一一次请一个栏目的所有嘉宾吃饭。董嘉耀与曹先生把这视为老板对这个节目最大的肯定与表扬。他们设计了一个一周年的专题，将《时事开讲》的前因后果与一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梳理。
　　这个节目也是他们表扬自己的一个总结。
　　这年8月底的时候，正是凤凰卫视扩张加骤，凤凰卫视资讯台即将开播之时。在早期设计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时事开讲》模式的低成本、高收视、高效益现象。凤凰高层设计在资讯台里开设类似的栏目。这种新闻加评论的方式，将会成为资讯台的重要特色。老板其实把这次请客看做了一次交流与挖角的“猎头宴”。
　　那天，邱立本、朱文晖、何亮亮、杨锦麟、赵海英等十多个人会聚一堂。老板考虑到大家的内地背景，特别选定了饭局地点在尖沙嘴一间豪华的川菜酒店。刘老板举杯敬酒时，坦诚地说：“差一点咱们今天聚不到一块儿。”《时事开讲》的重要嘉宾阮次山先生，因病没有出席。老板在电话里与他长聊了一阵。那顿饭是老板与评论员们的一次交流，也是他认识大家的一个机会。许多机缘就在那次结下。
　　几个月后，出席那次宴会的何亮亮先生与阮次山先生接到了凤凰卫视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加盟凤凰。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何亮亮与阮次山正式加盟。
　　何亮亮与曹景行共同主持《时事开讲》，而阮次山先生有了一个新节目《新闻今日谈》，周一至周五由他一个人来评，周六、周日由何亮亮主讲。这个日间的《时事开讲》类型节目，开创了凤凰的泛时评化类节目的整体加强。这个评论节目的开播再次体现了凤凰卫视在新闻评论方面的雄心。“院长”王纪言认为，《时事开讲》在晚上12点结束后，时事仍在继续，在西方与其他的不同时区，是一个重要的时事发生区。因为这时候正是其他地区的上午。而《新闻今日谈》节目，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中午资讯带。这个节目仍然在新闻节目之后，为大家解读新闻。
　　《时事开讲》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盘整与改造期，并且开始有了新的形态与理念。



第七章：门风优美


　　深得家传门风感染的知识分子
　　◎ 何亮亮师从萧乾与冯亦代诸前辈，在社科院主修国际政治
◎ 夫人要他去香港养家，他由此带着一套自认为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离开内地

　　当你希图看懂一个人时，其实你想知道的无非是他的历史，包括学识的由来， 本人的秘密，甚至某种力量的来源。对于1951年出生于前电视时代的何亮亮来说，很难在记忆中寻找到电子力量的印迹。他迷恋与擅长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识的重新编织。他在回顾从前时，发现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历史。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机遇，一条是身处时代的个人角色。他称自己在某些方面，如对时事的兴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却是晚熟的。他的角色由这样一些时间与要素组成。
　　出身仍然成为某种意味深长的标志。对于门庭贫贱之人的成功来说，出身是个奋发的理由。但门风优美仍然是制造传统精英的一个最佳的信道。何亮亮自足于自己的出身，双亲是分别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知识分子。他对陈寅恪先生所欣赏的“门风优美”很有感触。陈寅恪是何亮亮最尊敬的学者，陈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和真正贯通中西的学问，都令他深怀敬意。他说自己当然不可能达到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境界，但却认为找到了一个类似宗教理想的精神家园。
　　门风是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从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与学问的高度看到门风优美的传统。而何亮亮身上弥漫的就是这种文化精英门第中的传承与培植。何先生的父亲何为是浙江舟山人，幼年即移居上海，曾经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名作《第二次考试》在1978年全国高考的语文试卷中被作为题目。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柯灵主编《万象》时，何为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同代的袁鹰、董鼎山、董乐山、冯亦代等均是当时倾向进步的青年文人。父亲喜爱文学和艺术，富于生活情趣。何亮亮显然在这方面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何为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取了几个大有深意的名字。他给在天亮时出生的儿子取名亮亮，两年后出生的弟弟则跟着取名堂堂，父母寄望他们亮亮堂堂地做人。四年后出生的妹妹叫卿卿。他的命运使自己的儿子发生了变化。何亮亮在八岁的时候，随父亲从上海南迁福州。从1949年开始，上海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上百万专业人才，何为就是其中之一。何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文学编辑，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并在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何亮亮的母亲徐光琳祖籍广东中山，其父是中山的大地主，在清末变卖了地产移居上海做寓公。她在18岁时，参加中共，曾经担任上海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于抗战时脱党，“文革”时期几经审查，终被证明没有变节。何亮亮认为母亲的正义感和为人的大度对自己影响甚大。母亲知书达礼，从不强迫孩子。但在一件事上，却从不放松，她要求何亮亮背诵古诗文和练习书法，这在革命化的年代，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何亮亮自觉至今仍然受用。母亲受过俄罗斯声乐专家的正规教育，曾经是上海合唱团的成员。童年时，母亲在家中用西洋美声唱法练习各种艺术歌曲和歌剧中的咏叹调，这种氛围是何亮亮酷爱古典音乐的重要原因。
在少年时期，何亮亮就开始面临时代的鼓励与诱惑。“文革”中，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他与读初一的弟弟一起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他就与弟弟一起登上了大串联的火车，到达上海，童年的回忆和作为“文革”策源地的上海，都在发出召唤。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争夺激烈，革命的激情与青春的骚动相互激发。上海人对外地的红卫兵充满敬畏。15岁的革命者何亮亮带着13岁的弟弟，作为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外地红卫兵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占领《解放日报》大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外地红卫兵都作鸟兽散。何亮亮的祖父是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生活养尊处优，为人胆小怕事，“文革”中被抄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两个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孙子穿着军装，使老人乍一见还有些害怕。不过两个孙子并没有和祖父划清界限的意思，反而在祖父的带领下，重温了上海点心和宁波烹饪的美味，成为大革命时代中的温馨插曲。

　　何亮亮在香港长大的女儿就读于中文大学，有一次她的课程项目是采访自己的父亲。何亮亮对女儿回顾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过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抄家，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因为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不过我偷过很多书，偷过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书，不偷书，就没有书看，那些书也难逃被毁弃的命运。”
　　1967年夏，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看两派叫骂、文斗，觉得好玩，但只是旁观的感受。他给女儿讲述他很难理解这段历史的心情时说：“当时就是快乐，不用上学，四处游走。” 一个人的成长只会是两种结果的制造者，一是家庭的影响，再就是时代的影响。时代风暴过后，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残骸。
　　但每个人总是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找到开始以及结束。父亲青年时代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工作，采访过1945年侵华日军的投降仪式和其他一些事件，这刺激了何亮亮对历史和新闻的兴趣。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用彩色铅笔编了一份《小小日报》，其中既有国内外大事的简记，也有家庭的动态。退休后住在上海的父母有一次整理旧物，居然还发现了几份《小小日报》，堪称家中文物。在“文革”期间，何亮亮经历了一个中国新闻最自由的时代。1967年他独自创办了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红卫兵通讯社”，用油印的方式印刷《红卫兵通讯》，搜集和发布各种有关“文革”的消息，再邮寄给订户，一切都是免费的，为时大约两三个月，这是那个荒诞年代的趣事之一。
　　1966年至1968年，在他的记忆里的形态是：这是个火红的年代，是对文化的革命。在国际上，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从东京到洛杉矶，到处都是反战和反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何亮亮认为，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是对那个年代最好的描述和分析，该书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一大缺憾，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8年走向衰亡的。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幸运。少年的激情消解后，他开始在冷静中寻找自己。福州不是“文革“的中心，他的家在那时幸存下来，没有受过冲击。坚强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负责整理古旧书，何亮亮有空就在那里看书，读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接触的旧书刊，使他对官方以外的中国近代史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那些与当时时代气质不一样的文字，成为他成长经历中新的部分。
　　这使他坚信文字是一种可靠的记录，文字可以让人寻找到真实的依据。快乐其实永远都是不同人的体验。1969年春，算是中学毕业了，其实只读了两年初中。命运并没有给他们什么选择：到农村插队。父母都在外地的干校，他与弟弟结伴来到福建北部山区的农村。何的切身感受是这个时代肯定在发生错位。农民并不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欢迎他们。当然他也看到了那个时代残存的历史印记：边远山区孤独破败的教堂以及真实的农村生活，还有孤独以及单调。这些组成了在山村的两年生活，也使何亮亮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本形态。他的弟弟何堂堂负责同一批知青的生活管理，很早就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五个知青的食宿井井有条，有时还接待从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朋友。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当时与何亮亮同在一个县插队落户，多年后他们在北京重逢，孙还记得当年到何亮亮所在村庄做客时的情景。
　　少年不识愁滋味，山区农村艰苦的农活没有把他们压垮。晚上在油灯下，何亮亮读书，他带的上百册各种书籍，其中有些是”文革“中偷来的，如一册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年鉴》，成为他经常翻阅的工具书，他从中学习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战前的世界形势。
　　1969年，何亮亮的双亲都从省会福州下放到闽北浦城县的一个山村。何氏一家春节在小山村团聚，父亲何为后来在一篇题为《飞雪的春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山区的冬天严寒逼人，我们的小土屋里，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火光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当玻璃的木窗，窗外是一角灰蒙蒙的雨雪景色。已经是岁暮年边，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两个在少年时代就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到另一处山区去插队劳动的男孩，不是来信说要回家欢度春节吗？做母亲的不知多少次站在大樟树底下举首翘盼。她心神不宁地刚刚回到灶头旁，忽然小女儿雀跃地大声欢呼起来，向外飞奔。在微雪的幽明中，两个肩挑重担的少年推开了自己的家门，把他们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收获都挑回家来，回到这个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家。”这是一家人永远难忘的山村春节，是何亮亮从少年成为青年的过渡期中难忘的一幕。

　　两年后，在一个好朋友的帮助下，何亮亮来到福建中部的三明市，在三明钢铁厂这个福建最大的国有企业待了10年，五年在车间当管理人员，五年是第一线的工人，做过轧钢工和加热工。重新回到城市的他自豪于自己终于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为了一个产业工人。这个钢铁厂10年间给予何亮亮的除了作为工人的稳定收入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给予他新的机会。每个人身上潜藏的素质最终会决定他的方向，甚至选择。工人这个职业并不能掩盖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本质。《鲁迅全集》要出新版，注解的工作分解到全国各地。福建省分到了鲁迅译文和古籍的部分。何亮亮作为“三结合”的代表，被选中参与注解。从1975年到1976年，他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他继续自学英文。由尼克松访华带动的悄悄的变革，使得在中国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不再成为罪行，这成为他最好的自学工具。那时候可以自费订阅国外的左翼刊物，他订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党报。有空的时候，翻译了几篇文章，寄给上海的一家译刊（当时全国惟一的一家），竟然发表了。署名三明钢铁厂青年工人何亮亮字样的这期样刊给了他巨大的激励。这成为他研究国际问题的开始。某些无意中的成功总会成为一个爱好的开端。时常他会对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东西和外国广播中听到的消息，以日记的形式写成评论。他可以像读小说那样读新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可以长时间地看世界地图。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变了世界，也使何亮亮更加坚信，中国不可能长此以往孤立于外部世界，他在工厂的宿舍里关注着欧洲的缓和、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的政局，关注着切•格瓦拉的遇害。
　　何亮亮在钢铁厂认识了女友，同厂的广播员，后来他们组成了家庭。何的岳父是一个祖籍扬州的老工人，和何的父亲一样是从上海来到福建的，是一个八级工，工人的最高等级。老人退休了，喜欢和女婿谈论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新闻。何仍然希望寻找到自己的理想。时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是更多人的选择发生了变化。何亮亮自学英文以及文字功力，成为他的武器。他在《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当时这个刊物的主编陈佐洱现在是港澳办副主任。因为编辑作为主管单位团省委的机关人员必须是干部，何亮亮无法解决自己的工人身份问题，他又回到工厂的车间，重新当他的工人。1979年，何亮亮面临两次机会。省外办在福建师大办了一期外语干部培训班，这个考试是一个机会，毕业后可以去外办工作。参加了那个考试后，何亮亮又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机会，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外语系的录取通知来得早了些。何在师大听了一学期的课，第一次听美国教授的课几乎就能全部听懂。到了年底的时候，他获悉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国际新闻专业，只有两个考生考试合格，只能取消专业招生，合格者要么改变专业，要么放弃。南京的那位考生上了另外一个学校。何对这个迟到的录取，感到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为能够到北京上学才是最重要的事。
　　1980年8月份，29岁的何亮亮来到北京报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首都，距离第一次已经13年。“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一切都因陋就简。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师资依附于各研究所。新闻系则挂靠在《人民日报》社。这是现在看来奇怪当时却非常合理的办法。
　　他的三年研究生课程是在《人民日报》的大院里读完的。当时的新闻理论还在起步与恢复的阶段，大部分的课程仍然以人文为主。许多国家大牌教授与学者被请来给这个系讲课，包括英语文学专家王佐良、文史专家周振甫、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等，这些专家的课虽然和新闻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使何亮亮得到了师从名师的乐趣。在北京何亮亮交往最多的前辈是萧乾和冯亦代。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萧乾和翻译家冯亦代都很喜欢何亮亮，何经常在星期日到萧乾位于天坛附近的寓所以及冯亦代在新街口的寓所借还书并且向两位前辈请教，为此得到许多关于时事新闻、国际问题和翻译的教益，也听到了很多文坛的轶事。北京的三年使何亮亮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官场和媒体，也和京城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了交往。


　　在他去北京读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开始申请移民香港。他在北京的第二年，太太携刚刚一岁的女儿移居香港。他们依靠书信和偶尔的电话保持联系。1983年夏，他在研究生班毕业，曾有机会留在《人民日报》或北京的其他单位工作。他的海外背景以及对未来的考虑，使他决定返回福建。在选择去向的时候，福建省的一个东亚研究所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研究所虽小，却是中国首个研究东亚问题的机构。何亮亮喜欢学院生活甚于从事新闻工作：不需要坐班，有大量的书刊可以阅读。研究所的所长金洪泛先生是朝鲜族学者，是研究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专家，日语和俄语都很好，何亮亮由此开始对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是以社会经济为主，以他的专业训练并不足够，何亮亮因此读了大量的各类文献。这个过程使他对包括苏联、日本、韩国、朝鲜等中国周边邻国以及台湾、香港的情况有了了解。省社科院的图书馆是他每周必到的，虽然这个图书馆不算很大，不过海外的书刊比较齐全，基本上能够满足研究之需。同事之一的吴能远现在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当时即已开始研究台湾的政治动态。
　　母亲退休后移居上海，何亮亮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在这个研究所待了四年，参与写作了《香港金融市场》一书，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一部反映偷渡到香港的红卫兵成为黑社会大佬的中篇小说《自由港上空的风筝》，翻译了英国作家杰克•希金斯的小说《狐狸之夜》（书名被出版社改成《上校和他的情妇》）。他还曾经在一个大专兼职教授新闻学，在一个夜校教授英语新闻翻译，虽然是初次拿教鞭，但他对当先生很有信心，也颇受学生的欢迎。
　　不过何亮亮觉得自己还需要深造，特别是希望能够到美国学习，他很重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不同于国内的研究方法。学习已成他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冯亦代先生为他写推荐信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帮他在那里得到一个机会。当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来通知书的时候，妻子在香港来信说：“你读书读够了，你得来香港养家了。”何亮亮在1984年曾去香港探望过妻子和女儿，第一次实地体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环境。他不能拒绝太太的要求。他选择了家庭，即以团聚为由，申请移居香港。
　　1988年初，何亮亮带着一纸前往香港的通行证和一套认为对自己相当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来到香港。何那时候还不认识曹景行，但相似的经历却使俩人相识后有些吃惊。同是上海人，都曾是下乡知青，都在“文革”后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在社科院待过，都是太太先移民，他们再以团聚为由相会，都是名门之后，均是在1988年左右抵达香港。更为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了平面媒体来作为自己的首份工作。 只是他们相识，并且共事，则是在香港生活十几年之后。
　　
萧乾举荐进入香港《文汇报》
　　◎ 主笔撰写《江泽民时代》、《汪道涵传》
◎ 以《普京传》一书奠定其俄罗斯问题专家身份并因此与凤凰卫视结缘

　　何亮亮在1984年就到香港和妻女一起生活过三个月，对香港并不陌生，并从书面的资料对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他很清楚，自己的研究生学历在香港是不被承认的，他对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自由港谋生，没有幻想，也不悲观，毕竟曾经在农村和工厂历练多年，即使以体力劳动谋生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对香港这个信息中心有着很大的兴趣和期待。
与曹景行在香港求职的境遇相似的是，在过完1988年的春节后，何亮亮面临两个机会。一是美联社亚太总分社招收编辑，美联社在书面考试和面试后，准备聘用他为夜班编辑；第二个机会是老报人萧乾写信推荐他给香港《文汇报》老总曾敏之。当时《文汇报》正好有空缺。何选择去《文汇报》，理由是在美联社看不到前途，在一家中文媒体，更能发挥自己的潜能。1988年3月，他成为香港《文汇报》编辑。在偏见与公正、自由与正义并存的香港，在中资的《文汇报》工作被认为是“另类”。主义与偏见对于何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是可以养家糊口的饭碗，而这份工作符合自己的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够了。在《文汇报》初期的薪资不高，但是学以致用的工作本身给了他许多机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区域性媒体中心和海内外信息交换传播的中心，在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文汇报》的独特定位与他本人对时事的兴趣，使何亮亮在处理新闻、分析新闻方面积累了经验。他在《文汇报》的工作是编辑、采访、翻译、评论都得做。《文汇报》沿袭香港中文报纸的传统体制，总编辑管业务，总主笔管言论，总经理管经营。到了第二年时，何亮亮已是正式的要闻版编辑，开始参与撰写社论。到了1995年，他已有了主笔的头衔，既做编辑也写社论。一张报纸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脉动者，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世界巨变的时期，冷战的结束、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变化，都可以在这张报纸的处理中，看出当时的轨迹。

　　何亮亮在《文汇报》见证与亲历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并且开始了解与驾驭这种独特新闻的处理手法。1989年春，香港《文汇报》和内地一样经历了重大事件的变化。他在3月赴京采访，回到香港不久，北京的政治局势就激烈动荡。他见证了5月份引起轰动的《文汇报》社论的产生过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为中国的巨变拉开了序幕，《文汇报》是率先报道和评论的香港报纸之一。回味当时的情形，何亮亮至今还觉得来劲。
　　何亮亮在《文汇报》的工作以编辑和撰写社论为主，不过也参加了不少采访，包括从1989年开始每年春季到北京参与采访“两会”达10年，这给了他一个就近观察中国政局和社会发展的机会；1991年采访新疆，行程包括大半个新疆；1992年采访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及采访首次汪辜会谈；1993年开始采访台湾的选举。这些采访除了当时在报纸刊登的新闻和述评之外，也为他后来的评论积累了资源。
　　1989年至1991年是世界局势大动荡的时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都在报社晚间的工作中一一见证。何亮亮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圣诞节深夜，报纸版面已经截稿，大部分同事已经下班，忽然还在值班的一个同事惊呼“齐奥赛斯库被处死”，他们一起赶译外电的电讯并且赶到印刷厂更换版面。那几年常有这样的场面，也是大时代的一个插曲。回想起来，何亮亮还常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慨。
　　何亮亮认识的新闻世界由此发生变化，人脉与世界的组成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价值观以及看世界的角度正在被另外一种思维占据。这种变化对于接近40岁的何亮亮来说，有点兴奋也有点茫然。他在1993年得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赴台湾采访立委选举的机会，这是台湾当局首度开放香港中资媒体记者前往采访。台湾的一切都使他深感兴趣，尽管当时中资媒体对台湾的报道还无法突破规限，但是从那以后多次到台湾的见闻，使他对台湾的变化不再惊奇。1996年3月发生台海危机时，他正在北京采访两会，接到报社的通知赶回香港转赴台湾。10天中，他经历了从北京、香港到台北不同场景的采访。历史的不同侧面在他面前风云变幻。
　　1996年3月份，北京春寒料峭。当时在一次人大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他观察到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面有倦容，一位北京的朋友说可能是因为夜里观察台海大演习的指挥情况。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正驶向台湾海峡南方，将和正在演习的解放军部队正面对峙。他赶到台北，感受到台北方面的紧张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当时他已强烈感受到李登辉推动台独的意志以及他的武士道性格，察觉到台海局势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何亮亮在《文汇报》主要撰写两岸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社论，对大国政治游戏的注解，历练了他对于国际政治的全面理解。他对于政治人物性格的研究使他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机会与资料，并有深入研究的可能。1997年，他被邀请为大陆的出版社撰写了一本关于香港传媒研究的书。这本名为《八面来风——香港传媒面面观》的著作是内地有关香港媒体研究著作的第一本。这之前，何亮亮似乎在对于中国领袖的解读中，得到了更为可靠的经验。1994年和1995年香港、台湾和西方的一些媒体还认为已经担任总书记六年的江泽民“羽翼未丰”，他以何若涵之名出版的《江泽民时代》（有香港和台北两个版本）首次提出了“江泽民时代”的概念，即中国专家治国接替革命家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台北版他还对江泽民和李登辉的身世、文化教育背景和性格特点做了比较。何认为，真正可以体现他的洞察力与研究方向的是在1998年他与一位上海朋友合著的《中国新总理朱容基传》一书。这本由香港出版的关于中国新总理的书，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客观与密集的细节构织成的中共新领导人的真实画像。作者的大陆背景显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他的立场与解读方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他的论述并不是一味地像香港的自由学者的批评式的见解以及资料的堆积，相反的，他设法让人正确地看待朱。朱是一个变化时期的重要的倡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何亮亮觉得时事政治与领袖密切相关，对领袖的经历、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的研究分析都是了解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但是香港媒体不了解这一点。所谓“性格即命运”在领袖人物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他通过研究领袖，甚至通过他们经历的细节来证实历史，包括现在的政治风云的某个历史来源。他认为“海外研究当代领导人的书，资料不足仍是最大的问题。我希图用自己的努力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何撰写的领袖传记除了最基本的书面资料之外，大量的细节来源于与在内地各要职部门任职的朋友闲聊时的故事，此外他通过寻找当事人中朋友的回忆等个人管道。了解领袖就是在了解历史与当代问题的原因。他的解读很快引起了当事人的关注。据称，他的这几本书都曾为传主关切并阅读。但真正有所响应的则是汪道涵先生。汪先生为前上海市长，为江泽民所敬重，他以八旬退休之身，出任大陆的海协会长，是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台湾方面对他的兴趣远超过其他人。但关于这位中共老人，坊间所知甚少。1999年，汪道涵准备去台湾参加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希望有一本全面介绍汪先生的作品。何亮亮成为不二选择。何亮亮与汪老并不相熟，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7月6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查询有关汪先生的资料，从阅览室里出来，进入图书馆外所设书店浏览时，忽然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选购书籍，一个年轻人帮他拿着一摞新书。何定睛一看，正是在台湾和海外声名大震的汪道涵先生”。何亮亮知道提出采访要求将使汪老为难，上前打招呼，又会惊动大家，故默默地注视着老人离去。为撰写这本书，何亮亮结合汪道涵的人生轨迹和历史文化背景，寻访当年的一些曾为汪老属下的朋友讲述汪的旧事，用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的资料，构织了汪老的传记。这本书成为他研究两岸关系的一次全新体验，也是汪老目前惟一的一本传记。此书得到了汪老的首肯。汪老阅毕全书，通过朋友向他指出其中有两个细节的错误。

　　何亮亮正在海内外引起关注。公众、媒体和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研究。一个人的方向有时候可以成为更多人引述的方向，当你开始接近那个方向的时候。何亮亮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同时乐于在他自己营造的学术氛围中开始试图走得更远。当然，限于条件他无法直接采访传主，他认为掌权者通常不会对采访者畅所欲言，很难在对政界名人的采访中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答案。他也不追求所谓内幕。他的利器是自己对历史、对人物观察的心得。他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寻找公众最容易忽略的历史因素，这种判断力已成为他个人的能力与习惯。如同那位认为“致富是一种习惯”的富人理论说法的拥有者一样，何亮亮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他关注的大国领袖以及大国事务的“中国人判断”。2000年5月，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际，他出版了一本普京的传记。
　　1999年最后一天的傍晚，他在香港的出租车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获悉叶利钦突然辞职，由总理普京担任代总统。当天，他试图寻找到更多的资料，但只有少量介绍，且语焉不详。来自德国方面的一个信息中提到普京在克格勃工作多年，这引起了他极大兴趣。
　　他从图书馆、从网络和自己的藏书、笔记剪报，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寻找关于俄罗斯新领导人的所有资料。“看一个人只能看他的过去，看他的青少年时代、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再次使他找到了接近普京的道路。从普京的列宁格勒背景、神秘的克格勃间谍经历，以及他对彼得大帝的推崇、左右逢源的功夫，以及强悍的叶利钦为什么会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前超级大国的领导权交给一个40多岁的中校着手，他找到了切近普京研究的一个入口。
　　每个人接近历史与现实，甚至了解某个问题的方式都有着巨大的不同。不一定亲身经历与采访，也可以写出一个人的灵魂。《菊花与刀》这本影响深远的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出自于一位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美国女学者之手。这位不懂日语、没有去过日本的教授所写的书，是国际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奠基之作。这成为他写作《普京传》的基本动力。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相当的轰动，并且在网上被广泛转载。许多人因此认为他是俄罗斯问题专家。因为面对书中大量的独家细节，你不能无动于衷。
　　普京在被问到为什么退出苏共时说：“我没有退党，是党不存在了。我的苏共党证到现在还保留着。”何亮亮讲到这个细节时，认为“此话如何理解都可以，也就是这些东西制造了一个东方人眼中的普京”。
　　何亮亮在接触普京的过程中，至少思考了这样一些不同的课题：普京身边的人全是当年共青团的一代，这一代人历经了苏联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这种落差中，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认识？普京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成为本书异于他人的一个不同之处。
　　此时何亮亮与电视仍然没有多少关系。到了世纪之交，他被潮流吸引。12年的平面媒体经历使他有些厌倦了。对新事物的热爱使他与一个老同学、软件专家联手办了个“巡天网”，并采用了这个同学自行设计的新颖的网页软件。作为股东的何亮亮，每天为自己的网站写一篇时评。“巡天网”一度成为点击率很高的中文时事网站，但作为投资却是失败的。
　　此后，何亮亮与电视的接触属于纯粹的玩票性质。对于电视他并没有特别的热情。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新闻部担任总监，邀请他担任亚视网络新闻主编。工作很简单，就是把电视上的新闻变成网站上的文字，还兼顾每周为亚视的《亚视评论》写两篇评论，这是由电视主播口播的时事评论。
　　何亮亮当时对凤凰卫视的了解也仍然局限于一个观众的水平。对于这个原先叫做卫视中文台的频道，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和香港本地的电视台风格迥异，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文汇报》的时候，已开始注意凤凰卫视的新闻报道方式，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新闻处理。

　　声名仍然是某个机会的重要通行证。何亮亮最早接到董嘉耀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电话的时候，觉得蛮有意思。请他谈的话题是普京。在香港，他似乎是这个话题的不二人选。普通话好，形象不错，逻辑缜密，语速较快。第一次上镜的何亮亮虽有些僵，但很快就在董的带动下，进入状态。当晚，在现场观看的“院长”，在节目录完后，与何亮亮交流了几分钟。 “院长”承认，他很欣赏何亮亮在电视上的节奏感以及较强的逻辑感。
　　在严格的平面体制内待习惯了的何亮亮，对于凤凰的管理感到很新奇，老板与“院长”从来不干涉你讲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他喜欢这种宽松的状态。而上镜也成为他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那次开讲成为他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开端。其后，《时事开讲》每月都会有三到四次请他开讲国际时局。
　　2000年10月的时候，“院长”打电话找到他，告诉他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要增加时事评论员，请他加盟。何亮亮几乎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2001年元旦，何亮亮来到凤凰卫视上班。这个月他正好50岁。凤凰卫视给他的名片上印着：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不过，他还是喜欢时事评论员这个称呼。
　　在凤凰卫视的工作模式，和在亚洲电视台和《文汇报》时完全不同。何亮亮每周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两次，在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一周两次，在凤凰卫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的新闻点评一周三次。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外，何亮亮还在最初的凤凰资讯台开办的《三剑客》栏目中做主持，这是一个北京、台北、香港三地组成的漫谈式节目，因为在香港制作，每周由香港方面协调主持。北京是陈小川，台北则是在三年后加盟凤凰的石齐平先生，香港就是何亮亮。他自认为做主持并不是他的特长。这个成本较高的节目，在半年后，终被取消。 他有时也在《小莉看世界》中出现，谈的都是他熟悉和关心的问题，何亮亮真正成为了专业的时事评论者。不过杨锦麟如果要放假，他还得替杨锦麟读报，他说读报也挺有意思。
　　
福建生活背景使他最早关注赖昌星案
◎ 独特的何氏“背景分析法” 使他成为国际、军事方面的专家

　　1999年对远华案的查处是悄悄地在福建展开的，内地民众还毫无所知。曾经在福建居住多年的何亮亮从一开始就在关注这个案子，他敏感地察觉到，此案刚刚浮出水面，肯定隐藏着惊人的内幕。关于中国内地的各类消息在香港历来是满天飞的。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海外传媒已在披露关于远华集团的案情，并报道说中央调查组已进驻厦门和福州等地。何通过打电话向朋友了解情况，同时注意搜集有关远华案和赖昌星的情况。他判断赖昌星出事了。 2000年10月，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远华走私案的一些情况。他在讲到远华集团的情况时，注意分析背景，包括对当地走私传统的解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内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
　　何先生此后利用相当多的时间关注此案的进展。各方披露的信息，包括海外媒体的各种不同的报道，都成为佐证他的分析的利器。有观众来信认为：“他可能了解相当多的内幕，但这些内幕来自何处呢？” 观众是好奇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和后果，甚至你讲的这些观点的来源与依据。
　　何先生的惟一依据说来其实简单。他在福建生活过20多年的经历，使他对这个沿海省份的文化、传统和民风的了解，有着切身的感受。他认为这件事与福建的走私传统相关。他判断远华集团有可能出事在“走私”，即来源于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以及福建移民南洋、台湾的传统以及1949年之后由于两岸对峙造成的福建的封闭和官场腐败这一大背景。这使他相信，《时事开讲》中他可以表达的方式就是由背景分析与判断力组成的观点。
　　事实上，他的许多分析大都是对背景的剖析以及对于时事的认识。他需要“不但可以说出此事的前因，而且还要具备预见后果的能力”。

　　至少，在赖昌星问题的解读上，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如的程度，甚至引起了赖昌星案当事者的关注。2002年下半年，他跟踪解读了原陕西省国家安全局局长张某给赖昌星以及他的家人异地办理赴港单程证并因此受到查处被判刑的情况，此事似乎触动了这位局长的儿子。当晚，一个自称张某儿子的人，从香港给何亮亮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大意是讲自己父亲是被冤屈的，何先生这样讲有点不公道，希望见面澄清一些情况等等。 何先生回了一封信，希望找一个机会一起聊聊，但却再没有接到回信。此中缘由，何亮亮觉得也不必道破了。
　　在开讲时，何亮亮仍然保持着自己对于细节的注意。有时候他认为细节可能会加深大家认识某件事的标志。而这些细节可能就会是某件事爆发前的前奏。200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军队总参谋长傅全有先后去古巴访问。何先生观察到普京与傅全有先后去参观了苏联设在古巴的一个大型监听站，该站可以监听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方通讯。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当时俄中均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出现了合作利用这个监听站的可能性。这个判断与分析，事后有关人士认为“分析很到位”。
　　当然，他对于俄罗斯问题的关注，也会引起一些观众的反感。一位署名“老夫子”的先生，在他N遍讲述俄中关系表达了相应的乐观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给何先生寄来了一本列强瓜分中国图册，提醒俄国在历史上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何亮亮很感谢这位观众，尽管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何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寻找真正的话语权利。这个平台的独特作用他后来在国内外多次各种不同的场合得以体会。他在莫斯科访问时，遇到一位退休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在莫斯科机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认出了何。他通过何向凤凰卫视表示感谢，认为“你说了许多我们想说但无法说的话。许多驻外使馆每天必看凤凰特别是你们的时事评论节目”。
　　何先生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就如他喜欢饮茶和咖啡一样。在《时事开讲》中，他尽可能多地讲一些自己关心、关注和熟悉的问题。如俄罗斯问题，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朝鲜问题以及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问题，在福建的生活使他对这个向外移民的大省及其在台湾和海外的后裔有着更深的理解；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问题，也是他专注的目标。他相信术业专攻，而他也在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行进。
　　实时性的讲述，如同一张日报的新闻，它的实时性与现实性显得相当的明确。但到了第二天，人们可能很快就会被新的论点与立场吸引。这种生产实时性观点的方式，客观上不能使他们将这种研究引向深入。当然，电视需要的肯定不是纯粹的学者，需要的是可以当时发挥作用的快餐式的新闻，以及快餐式的解读。
　　香港的一本著名杂志《壹周刊》在创办时，曾立言“只求传真，不扮高深”。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时事开讲》。何亮亮的自信与他对于事件的整体解读，使他的风格很快随着他本人的认识成型。已有媒体认为，这位《时事开讲》的主讲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磨合，开始呈现着与他的早期所形成的模式不一样的感觉。“密集的信息、冷峻的脸庞、干脆有力的语言、自信的讲述”都让人印象深刻。他开始领略这个节目所具有的明星气质的待遇与荣耀，收到大量的评价节目以及给他本人的信。北京方面一位研究媒体的人士认为他“稳重深切的观点、友好与交流性的台风、广泛的专业方面的知识、表达清晰、观点明确，但有时结论或观点模棱两可。不过，近两年来事关最后结论与观点方面的进步巨大。评论员的观点往往是最重要的。第三方观点把握得最好、最有分寸”。
　　电视对于人的改造其实非常简单。事实上，是人在改造电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电视形态。何先生与阮先生的加盟，使这个节目起初确立的一个基本形式发生了悄然改变。董嘉耀原先设定的角色是发球者，现在他们两人在谈到某个兴奋点时，甚至会剥夺董的权利。他们两个都擅长于自问自答。通常他们会在谈到某个问题时，忽然想到某个事件以及原因，然后就会说“为什么某某会这样呢？……其实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等。

　　何先生与阮先生都是逻辑性较强的人，他们的自问自答显得很有趣。当然，董也会有意识地转化自己的角色，每当此时，他也会成为一个时评员，参与到讨论中。这些讨论使得节目开始呈现出新的形式，开讲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多元以及充满张力。但这些仅仅是开始。
　　事实上，与阮先生、曹先生风格不同的何亮亮，有时候在电视上显得更像是个专注的有力的评论员。他以快速、简明扼要的话与逻辑鲜明、自问自答的方式，征服了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老中青男女都有，不过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和官员。观众关心各种国际和国内的时事和新闻事件。何亮亮被观众与自己的爱好共同打造，他成为了军事外交方面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中国式学者。私下的何亮亮温文尔雅，并不咄咄逼人，他喜欢读书、听音乐、看电影、旅行，也喜欢上网，都和普通人无异。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令人神往的目标。”他常去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或歌剧，每天下午喝一杯咖啡，或在家中的客厅沏一壶铁观音茶，看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上的飞鸥掠过。如此两极对立的气质完美地集中在他的身上，显然与在节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有多少人就这样以两种面目生活在这个人间，只是你很难有机会发现而已。
　　在一份资料中，何先生的自述大抵如此：“读书和欣赏音乐，这是大而化之的，具体地说，读书很杂，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看，从小如此。喜欢看侦探小说，主要是英美的作品，因为英语民族的作家在这个领域特别擅长，日本的推理小说数量虽多，佳作却凤毛麟角。内地翻译介绍的英美侦探小说还停留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代。英国女性侦探小说家人才辈出，像约瑟芬•铁伊、P.D.詹姆斯和米涅•沃尔特斯等，读了她们的作品，始知克里斯蒂其实只是二流作家。”何亮亮曾经在香港《文汇报》有一个专栏《海角清言》，写过多篇谈读侦探小说的文章，其中《福尔摩斯趣谈》一文，是他自己比较得意的，还被内地的《读者》杂志转载了。美国的华裔教授裘小龙当年在中国翻译T.S.艾略特的《荒原》，如今用英文写侦探小说《红英之死》，何亮亮颇欣赏裘小龙和哈金用英文写作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的转变。他以前也写过小说，不过终觉自己逻辑思维的形态，无法在文学方面立足。
　　“喜欢音乐，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和马勒以及俄罗斯和东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肖邦、德沃夏克等），也特别喜欢意大利歌剧，兴之所至，收藏了不少古典音乐的激光唱片和DVD，贝多芬的交响乐全集大概有十多个版本，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和《费加罗的婚礼》也有多个版本。不可一日无音乐。平时多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古典音乐台）的节目，也从网上听异国的音乐台。外国乐团在香港的演出，多不会错过。音乐是最好的终身精神伴侣。有时也听爵士乐和摇滚。”
　　当然，这些资料并不能表明他的评论员方式就是从音乐中得来的。但相对来说，他的这些气质你又如何判定不能在某些时候影响到他对一些话题的取舍？何亮亮少年时，母亲对他说过，贵族不好，精神贵族没有什么不好（“文革”前期中国的媒体猛烈批评“精神贵族”），此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注解。在哲学方面，他认为在福州的研究所工作时，他首次接触并且认真研读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的哲学为他提供了思想转变的理论资源。
　　对新闻和时事的敏感、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似乎是何亮亮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对时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十几岁开始读《参考消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常走几里山路到大队部看报。他读研究生和研究所工作时系统地读港台报纸和英文报刊，现在获得信息更是全方位的：传统的报刊，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报刊，还依然读《参考消息》，因为其中有一些非英语媒体的文章和信息很有意思，每到一地必买数份当地报纸；网络上的各大新闻媒体和军事类的网站（如以色列和加拿大一些鲜为人知的军事专业网站）；电视（家中接收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和广播（无线电广播和网络广播）。在香港一般看不到大陆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何亮亮在自己家中安装了卫星电视天线，央视的节目从新闻到法制到电视剧他都浏览并从中捕捉内地观众的兴奋点。《走向共和》刚刚开始播出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且在《时事开讲》中加以评论（不过有观众来信批评他对李鸿章的看法）。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时，那天凌晨两点他照例在入睡前再听一次广播电台的新闻，获悉莫斯科数百人质被车臣恐怖分子劫持，情知不妙，当天下午他就在主播台分析这个事件。

　　不过，何亮亮不同意“信息就是力量”的说法。他认为在网络时代，搜集信息不难，问题不在于能获得多少信息，而在于如何判断信息。大国的最高领袖能够获得很多信息包括秘密情报，但是如果领袖只喜欢听好话，不能接受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再多的真实信息也没有用。斯大林获得了几个方面来的有关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但是他不信，这些情报就毫无价值了。
　　能够从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当中发掘出事态的走向、从并不显著的迹象判断形势的转变，这才是本事。信息本身并不能带来智能，正如知识也不必然带来财富。何亮亮收到过一位国防工业方面的专家来信，认为何是个“出色的情报搜集员”，专家作为一个参与者，许多事情竟然是从何这里知道的，且何的这些资料十分专业。专家因此质疑何披露这些资料的背景。何亮亮对此一笑，他已经习惯了因为所谈问题的敏感而被外界误会的事。何亮亮是最早在电视上评估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问题的。《时事开讲》播出后，有中国石油战略专家专门来电，称赞何先生披露的信息权威而且准确。何亮亮说，他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公开的报刊上得来的。他研究这些资料时，往往会把多家媒体刊发的同类稿件加以整合梳理，从中勾画出整个事件的全貌。
　　这些细节在他的节目里自然就成为了独家评论的重要素材。当然，细节也可以成为他判断未来新闻的依据。2001年凤凰卫视的当红记者闾丘露薇跟随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非洲。江主席有一站要去摩洛哥，详细行程还没有公布，闾丘就问何亮亮，江主席为什么会选择摩洛哥？何亮亮说江泽民肯定是要去摩洛哥最大的城市卡萨布兰卡。他在撰写江泽民传记时，发现江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看过《北非谍影》这部名片，该片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其英文的原名卡萨布兰卡。事后闾丘根据这个角度去做采访准备，果然江泽民去了卡萨布兰卡。
　　何先生在讲解普京的情况时，大量的细节也使人们对这个新帝国元首的认识显得自然。他说，其实研究当代人物有时也要从各种资料考证、综合和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为了考证普京在德累斯顿当特工时是否和当时东德情报机关负责人、西方情报机关极为敬畏的间谍大师沃尔夫有过接触，为了确定被香港公司购买的乌克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何时被拖到中国海域，都需要努力寻找相关信息。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

“4•15”空难爆发后，有关方面采纳了他提出的建议
◎ “政府介入会造成国家出事的印象”。由国航独立负责，政府只是幕后协助者

　　2001年1月间，凤凰卫视中文台推出了一个广告片。
　　被剃去前额头发、蓄着一撮小胡须的老头儿说：“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我是阮次山……”这句家喻户晓的节目宣传词，现在甚至成了凤凰主持人间的一句笑话：“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人，其实都是相互有关系的。”
　　这个小老头儿亮亮的脑门很快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这个陌生的老头儿，留蓄着八字胡，脑门闪亮，很像列宁同志。这个“列宁”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讲话方式。没有人敢想象凤凰卫视隆重推出的这个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说话竟然 “结结巴巴”。这在靠长相与嘴皮子打天下的电视圈至少是个犯忌的事。即使已习惯了以个性化主持人与另类主持人充斥的凤凰卫视传统，大家对电视台这次隆重推出的“结结巴巴”的评论员，仍有些看不懂。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主持专为他打造的类似《时事开讲》的新节目，叫作《新闻今日谈》。“院长”王纪言在对媒体介绍这个新栏目时，只是表明这是为了补足在《时事开讲》之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对西方发生事件的评论的空白。“因为时事仍在发生，这个节目需要对新的事件进行评论。”
　　阮次山在这个新节目里，“舌头总是绕来绕去，有几个音节总是听不清楚，听得人心里起急。”话语的缺陷，并不能掩盖说话者的智慧。许多观众就在这种“倾听的焦虑中”被吸引。因为他“拥有能说出观众最想知道的大事的底蕴”。
　　早在1999年间，凤凰卫视进行台湾领导人就职典礼直播时，这位陌生的老头儿，就以其对于台湾问题亲历式的经验使他的评论独树一帜。他讲解众多问题时，总是会说，我某某年认识某某人时，他告诉我什么……的形式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观点的来源。对于一个亲历者与对新闻当事人了如指掌的评论员，你除了会被他的说法说服，就是信任。而他的语言表达，则成为某种风格。
　　许多观众觉得他的讲话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众多关心时事的人，都在中午睡觉时，开大电视，听着他的讲解入睡，如同晚间的11点40分听着《时事开讲》的声音入睡一样。这个午间的评论节目很快获得了成功。
　　阮次山对自己的新形象表示与观众一样，是第一次接受。第一次上镜时，他以为只是简单的修饰，等到半小时后起身时，发现自己前额的一缕仅存的头发，已被“收割干净”。那点自己留了多年的胡子，则成为鲜明的标志。据说这个形象是“院长”与化装师一起包装的结果。
　　被包装的还有他的说话方式。
　　阮次山起初曾怕自己的说话方式影响到讲话的质量。专栏作家的经历，使阮在开讲初期，每次都会写好讲稿。但他念稿的形象并没有得到“院长”的认可。制作人员商量的结果是：“你念稿就不是自己了，你的特色就是结结巴巴的。”阮先生承认，“我的舌头是打结的，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说英文，更是讲不好。如果R和S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不连续的音。”
　　此后在节目中阮次山先生是完全不念稿的。通常，他只准备大纲，然后在现场自由发挥，“写好完整的稿，反而限制了我的思路。”这位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说话不太利落的主持人，却由此幻化出一种别人找不到、学不会的独特风格：老神在在，妙语迭出。
　　口齿伶俐之人的优点有时也是弱点，往往口无遮拦，许多话未经大脑便吐出来，想收都收不回去。阮次山自认脑子转得比嘴巴快。
　　阮次山做节目讲究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直击要害。“有时候，观众看电视时，可能正和朋友聊天、打麻将，所以在电视上发表评论时，一定要有一两句话，或者概念，可以马上打动他。”毕竟，电视注重即时性效果，只有用即时性的语言方式，才可以吸引大家的关注。
　　阮先生由此在自己的这个节目中形成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风格。他在与最初的搭档郑浩先生共同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抛出了相当多的惊人语言：比如他形容台湾阿扁当局的“姨太太心态”，美国现在实行的“布什单边主义”等语，已成了京港台普遍认同的概念。他的许多论语，甚至可以在决策层的讲话中找到引用。
　　2002年“4•15”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先生从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他的美国经验以及近年来观察到的各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模式，使他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当天的节目中，他认为在最初的处理方式上至少出现了这样几个失误：“一是不太透明化，二是应举办记者会，公布事件处理的每一步。”他并认为，“事故发生三天后，在韩国出事地点打交道的主要人员成了中国驻韩大使馆人员，国航的两批紧急事故处理小组在抵达现场后，着重于处理事故，未能妥善处理公关事务。国航固然属于民航辖下的航空公司，但国航航班应由国航负责，不能让国家的外交人员应付记者，否则会造成国家出事的形象，此时的中国外交官只适合在幕后帮助国航处理善后等”。
　　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由国航公司出面负责。现在的危机处理仍然按照这一行为原则在推进。
　　观众们似乎已接受了这个在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的评论方式。
　　这样的成功方式，使许多人忘却了当初凤凰卫视启用阮次山时所遇到的压力，并且已习惯了阮氏风格。在谈到为什么会请这位结结巴巴的主持人来凤凰的因缘时，老板刘长乐认为：“阮次山先生有游走于两岸三地间的经历，小时迁居台湾，度过了求学阶段，后来在美国住了20多年，念硕士，从事新闻工作，乃至参政，替政客进行筹款活动充当参谋。他的国际视野、洞察力和熟知欧美、大陆、台湾、香港情况的独特经历，以及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的阅历与经历，都是我们选择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设想其实包含了老板刘长乐的想象力。他希望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评论能延伸凤凰卫视的力量，并集合成批的精英。
　　2001年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设计这个以新闻资讯为主的频道时，他们认为，评论代表了一个台的整体立场与声音，甚至是一种超越新闻的第二种力量。最后他们决定创办的类似《时事开讲》的节目在这次启动新频道时得到了应用。这个叫做《新闻今日谈》的节目主要负责《时事开讲》后这段时间的新闻事件的评论，他们试图通过打造这个栏目，将完整自己的新闻评论在全天中的位置。
　　当然，这样的努力使他们开始研究时事评论在整个新闻中的位置与作用。在资讯台开播后不久，资讯台每晚8点的《凤凰环球播报》与中文台的老牌节目《时事直通车》合并，在晚上9点并机直播。新的《时事直通车》既利用了品牌的优势，又吸收了《环球播报》的优点，利用卫星电视联机或电话联机，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把世界大事一网打尽。当然，在这个节目重新设计时，“院长”王纪言则开始将评论员的观点硬性地揪到这个直播的新闻节目里。这位《时事开讲》的始作俑者，认为每天“用权威的时事评论员的观点，用三言两语把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天机点破，将会起到观众看到发生什么而又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即时新闻效果”。
　　这个叫做《时事点评》的小环节，原先安排在节目的开头，因为评论员点评的就是当天的头条，但王纪言试验了几次后认为会拖慢整个节目的节奏，就指示将其移到中段，这样不仅没有造成事件与评论的脱节，反而强化了事件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在落实王纪言的意见时，特意叫人做了个片头，并定名《时事点评》，使这个环节有个名分，“名正则言顺”。
　　当然，这个《时事点评》环节其实仍然是这几位评论员的功课，理论上讲每次谁当晚值班《时事开讲》，谁兼做《时事点评》。曹景行、何亮亮，包括临时请来的嘉宾，都几乎承担了这个“活儿”。
　　是时，阮次山刚在台湾办了英文报纸“CHINA NEWS”，并就任总编辑。老板是蒋家时代担任过新闻局长的魏景蒙，后来又是老魏的女儿主管。台湾只有两家英文报纸，除了先天市场不够、财务不良外，都有画地自限的缺点。因此阮次山只身离开了台湾，到香港做起了自由撰稿人，还兼任一家薪水不菲的网站的顾问。
　　刘长乐就在此时数次诚邀这位此前在《时事开讲》做过数次节目的嘉宾，加盟凤凰卫视做时事评论节目。
　　曾在媒体就职多年，具备商务经历以及远大的传媒理想，使老板刘长乐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几乎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阮次山先生的结巴甚至都被他包装成为风格。这样的方式，几乎难找出第二例。

　　1992年，以独立作家身份采访江泽民主席谈中美关系
　　◎ 与邓朴方谈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
◎ 采访各国政要成为其个人评论的独特管道

　　每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经历来向对方说话。他的判断的来源不过是多年经验的积蓄，不论是他的童年或者人脉，细心的人总可以找出他令你吃惊的依据。
　　阮次山的经历至少证明了他在华语电视圈中的“异类”。在两种制度与不同的国度居住过的人的见识是深刻的，这些都蕴藏在他的经历中。作为一个评论家，阮次山的经历就是他的立场。
　　阮先生1946年出生于广西，父亲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吏。四岁时他随父亲离开海南到达越南，之后转赴台湾。这可能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越南人的一个原因。越南至少在他四岁时，留给他强烈的印象。阮家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中国的多子女家庭，一般老二受到的优待较少。他与大家住在至今仍存在的眷村里，过着只能算是勉强糊口的生活。阮次山至少在那时就下决心自己养活自己。他最感得意的是在高雄中学读书时，校长定了一个制度：如果你在校外写稿得到了稿费，学校就给予相等的稿费做奖金。重赏之下，阮次山找到了养活自己的门路。他写稿的收入很快就使自己挣到了足够的学费。他成为一个优秀分子，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绝无仅有。多年以后，阮次山每每提及这种一篇稿件得双份稿费的制度仍赞不绝口。而且他也以此来自定个人身价。他的理由是，我是学者，许多名主持人，随便出席一次会议，讲一个多小时话，就可以挣几万块钱。我一篇稿子千字三千元稿费，算高吗？
　　他甚至发誓以此来改变这种局面。但事实上，专栏作家的身价仍然与他的期望值不一致，稿费被拖欠与打折的时候让老头儿叹息不已。
　　在学校的自我训练，使阮次山认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只能有一个：记者。他的哥哥嫂子都是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阮次山也就以他们为目标。进入政大新闻系后，他在班里的专业成绩名列榜首，而他在中学就训练出来的“赚钱能力”仍然在延续。政大新闻系有两个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一个叫陈布雷奖学金，一个是陈博生奖学金，阮次山是这两个奖学金的得主。不过，由于长相特别，就有同学问：“你长得像日本人，名字也像日本人，是不是与日本有点关系。”阮次山生平最讨厌日本人，说他是日本人几乎就是侮辱。他怒道：“哪里，次山者，古已有之，金元之际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元好问，就名次山。”
　　在那里，阮次山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新闻教育。之前他信守新闻是新闻的西方式信条，不能加入评论。即使现在做评论，他也会受到新闻专业的习惯影响：“太要求客观了。”
　　至于现在这种信守评论甚至超过信息的做法，源于一位哲学教授的“理论”。上哲学课时，教授曾告知：“任何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就像开枪一样，两只眼瞄不准，一定要闭一只眼才行。”同样的道理：有“偏”才有“见”。
　　这个概念对他触动很大，此后他说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了解和专业观点去进行判断。他这时候开始迷上了评论。他觉得评论最迷人的地方是能够提出一两个概念，或者分析一件事情，让读者了解。事实上，这就是在做一种舆论引导者（OPINION LEADER）的工作。
　　1974年，28岁的阮次山大学毕业。台湾媒体竞争非常残酷。同类的新闻方面的毕业生如果没有经验，一般很难找到工作。高才生阮次山一下有三个工作在等待。他选择了两个，一个是台湾的《中央日报》，一个是台湾的广播公司。两年后，阮次山又是走了许多大学者不约而同走过的路，赴美国深造。他先拿了东亚硕士，然后又到纽约大学去念国际政治。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纽约的《世界日报》试了试锋芒，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1981年，35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任总编辑。后来他又到《中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但做一个李普曼那样的专栏作家仍是他的梦想。1987年起，他决定专任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九个，用稿最多的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一周两篇，这样一写就是20多年。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现在的一位叫做保罗•克鲁格的专栏作家则是小布什的忠实批评者。”深受美国式的专栏作家强烈影响的阮次山则希望用自己的笔触去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在国际中的格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些都得到了足够多的回应。他总是在一些关键处以自己的力量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
　　他的专栏作风一如他本人，直截了当，总是直指核心。文章朴素，不卖弄，一针见血，看完后就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应当如何办。有时他为了强调某种东西与方案的重要，甚至会使出如第一应如何，第二应如何的老式笔法。但读者是各取所需的势利人物，大家只关注你给予我什么，如果你不给予我文采，那你得给我主题吧，至少你要给我能看得清楚的建议与立场。阮次山的专栏拥有了相当一批素质较高的读者，并且影响到相当多的决策者或领导人的思维。
　　他的文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名片。从小就靠着自己打拼的阮次山最得意的手笔是靠着平民身份，以文章为通行证，与世界名人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访谈，并以此建立了相当的人脉与政经资源。
　　1992年时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个人访谈对他影响重大。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访谈还是1992年与江泽民主席的那次访谈。那次访谈时我没有任何头衔，就是一个专栏作家。因为江主席常看我的文章，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据我所知，这是江主席惟一一次接受海外专栏作家的访问。那次我和江主席谈了四个小时，谈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与台湾关系的底线在哪里，这对我日后掌握分析这方面的发展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作为专栏作家的经历，让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沉静的生活与思考的进行式总是可以使你从旁观者的立场上，看得比别人更清楚。但他的评论却仍然基于在新闻系的科班训练，他需要真实的事实。同样在1992年，他接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向他披露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以及真实的过程。
　　在讲话发表后，海内外解读的声音出现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传出诸多流言。阮次山对此相当关注。此后他闻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先生来美国访问。他找到机会，与邓朴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在谈话中，邓朴方向他透露了邓小平这番讲话的前因后果，也说出了他对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虽然邓朴方说那些纯属个人看法，但是长时间受到邓小平的熏陶，没有人会怀疑邓朴方的个人看法的重要性。
　　这个访谈在10多年前于《联合早报》发表后，在大陆引发相当震撼。
　　这些采访经历使阮次山找到了进入国家政要世界的方法。一介书生阮次山不去把那些“国家领导人当成至高的领袖，而是把他们当做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来观察和访问，力图从中找到维护世界平衡的方法，也从中维护自己内心世界的平衡”。
　　这种历练从某种程度上使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他内心所追求的客观得到了基本的调和。从早期在《时事开讲》的个人解读，到后来《新闻今日谈》这个类似《时事开讲》节目的开播，阮次山觉得在凤凰卫视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他一方面希图做一个采访者，同时又试图用评论家的目光去审视世界。而他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人脉、价值观、甚至“眼线”说话。
　　当然，他的这种接近政要的能力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延续。忽然扑面而来的巨大的平台，使阮先生顿觉自己多年来一直试图施展的想象力，得到了放大。他自己撰写采访邀请书，给他认为重要的政要发信，要求采访。他当年的经历以及人脉为他打开了诸多方便之门。台湾方面至少有相当多的政要都成为他的座上客。凤凰甚至为他与陈鲁豫新增设了一个专门的栏目《VIP会客室》。每周邀请一位政要对话当下即时形势。这个栏目成为阮先生接触政要的一个重要管道。
　　这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很快就发挥了他身上蕴积的许多热情的想象力。而且，凤凰随之展开的舞台给予了他足够的空间。


　　中国电视第一个“结巴的老头儿评论员”
　　◎ 在博鳌论坛上让五国领袖枯坐40分钟的主持人
◎ 前总统拉莫斯约阮氏到菲律宾时打一场高尔夫球

　　凤凰的舞台有多大？
　　阮次山初加盟凤凰卫视的几个月，最大的感受是太累，这个电视台“用人太狠”。董嘉耀形容他常“感到自己太累，精力不足”。每个人似乎都有许多空间，这个不可预知的空间给予他相当多的力量与满足。人总是自己某项喜欢的事业理想的牺牲品。阮次山同样经受不住诱惑。
　　起初对凤凰卫视的印象不过是两层楼的一个小电视台，这对于有过各类国际媒体经验的阮次山，甚至有点失望。但这个小台的空间却让他充满想象力，甚至觉得自己似乎就在一个巨大舞台上表演，只是他还没看清楚这个舞台的前景有多大？
　　真正让阮次山见识到凤凰做事方式的是刚加盟凤凰才两个多月的博鳌亚洲论坛的采访报道活动。那次是他认识凤凰卫视，也是凤凰卫视认识他的一个机会。
　　2月25日，阮次山随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台长王纪言和曹景行，同乘一架凤凰公务机从深圳飞往海南，准备在琼海市博鳌镇召开的“亚洲论坛”中“干活”。凤凰卫视对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投入了强大的阵容。他们的雄心与理想是这家电视台会成为惟一现场直播的电视媒体。刘长乐说：“凤凰之所以参与这次会议，除了这次论坛本身的价值之外，也是想广泛开拓这次历史性盛会的影响力。”深谙商业与政治平衡之术的刘长乐在现场指挥工作时，一再强调：“如果没有我们用电视镜头去深入广泛地报道这次论坛会议，会开完之后，所有的一切也就没了。”这是个有媒体责任感的人。
　　在这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老板的心中，他试图在直播这次盛会的过程中，找到凤凰卫视新的位置与空间。凤凰正在前进，并且要抓住每个机会。他带来大量的工作人员，试图尽可能多地采访到参加会议的现任与前任国家领袖。他更大的企图是完成一次五国领袖高峰会谈。
　　阮次山与陈鲁豫成为这次采访的主角。
　　阮首次见识了凤凰卫视区别于主流媒体的工作方式。老板刘长乐除了督促《VIP会客室》工作人员加紧联系在会场的重量级亚洲政坛人士接受陈鲁豫与阮次山先生的访谈之外，他还下令所有工作人员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安排好这场电视高峰会谈。这期间，他运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游走“亚洲论坛”秘书处促成此事。27日下午，就在高峰论坛即将进行的前一天，刘长乐与王纪言因急事紧急赶回深圳，但仍然用电话指挥现场工作。
　　阮次山深刻体悟到凤凰的工作程式，这种连老板也一起上的敬业精神令他大为感动。在“亚洲论坛”的三天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使足全力保障这次访谈的工作。工作人员四处“抓人”，陈鲁豫与阮次山则随时待命，“抓”到一位，他们就轮流进行访谈。两天共专访了七位亚洲政坛元首级人物，幕后工作辛苦且刺激，连曹景行也参与到“抓人”的行列，并通过马来西亚媒体朋友的介绍，说动大马总理马哈蒂尔接受专访。
　　“亚洲论坛”秘书处这次需要应付的媒体众多。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都属重量级人物，要拉这些人参加讨论，并不容易，凤凰卫视的目标是凑足四五位元首级人物参加电视峰会。阮次山在事后写就的采访手记中，形容这次采访是他认识凤凰卫视的一个极好的机会，重要的是他在这次机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篇文章中，他记述了那次访谈中一些有趣的片断。
　　那年72岁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是澳洲政坛传奇性人物，他一生嗜酒，年轻时曾以喝啤酒创过世界纪录。他的个性急躁又不愿受拘束。2月26日，凤凰卫视负责公关工作的王多多女士好不容易约了他进行访谈，到了预定时间下午一点半时，他还在酒吧喝酒并与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聊天，等到公关部的张小蕾去催促，他才满面红光地赶到直播间。当时离预约的时间已过了20分钟，阮次山只好加紧时间进行访问。由于这位老兄必须赶场，只容许做20分钟访谈，尤其最后几个问题，霍克几乎“快马加鞭得大缩水”。令阮次山大叹电视峰会时几位首脑会谈会以何种结果收场？
　　凤凰的这次电视峰会就在这种看似不可能进行的情况下开始筹划。这次峰会时间有限，他们最后确定的人选包括了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雷加理、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和大会秘书长、前东盟协会秘书长辛格。而需要翻译说话速度较慢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只好割爱。
　　这个名单单方面敲定后，他们还不能确认这批人能否到来参加。到了27日上午，答应参加的只有辛格、雷加理和比斯塔，拉莫斯和霍克都原则同意，但要在当天下午电视峰会开始前半小时才能最后确认。但麻烦并不在此，等到这两位老兄答应并赶到现场时，现场的灯光和通讯系统出了问题，必须等待。
　　作为主持人的阮次山首次遇到这种问题。这些在场的首脑人物，一向都是别人等待他们，很少会自己枯坐在台上等待，尤其是性格急躁的霍克，更不会甘于苦等。最糟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要等多久。阮次山必须“收拾”这个局面，并且让他们能够等下去，并保证这次直播的安全播出。
　　为了“安抚”这些贵宾能够忍耐，“我只好不断地和拉莫斯及霍克聊他们喜爱的高尔夫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且眼观四方地随时督促工作人员加快解决问题，但又不能露出紧张状，以免贵宾们心情烦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场贵宾竟枯坐了35分钟。霍克几度想站起来离场，其余贵宾势必会‘鸟兽散’，因此逼得我不得不使出绝招与鄙招，我告诉霍克，这次峰会卫星现场转播使用的是澳大利亚的卫星，他若有所造次，可能会出丑。他只好一面嘀咕，一面又坐在原位。
　　“好不容易听到转播室传来一声‘可以了’时，我的心脏才重又启动逻辑，这时已到下午5时10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用，只好急急地介绍五位贵宾，立即展开峰会。
　　“据我主持会议的经验，开场后每位贵宾发言时的这段时间最沉闷。因为此时各说各话，尚无法进入交战状态。我主持辩论会一向喜欢逗与会者交战、辩论，以期会场气氛热烈……但我刚把交战气氛烧热，讨论会已过45分钟，会场工作人士，尤其是贵宾们的秘书、随从已不断示意我结束峰会。我结束这次峰会时，在场五位贵宾起立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是对于这次讨论会议终于结束而鼓掌，还是为我的表现鼓掌，但我只感到，我大概是惟一让五位国际政要一起枯坐等待了40分钟的主持人吧？”
　　这次峰会，阮次山试图与这些前首脑谈论的话题是“亚洲前途何处去”。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又宽泛的话题下，这些前领袖们因大都不在台上，故讲话相当直接坦诚。同时由于他们都曾经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曾接触到国家机密，所历经的决策过程非常人能比。他们所讲的一些信息以及想法的由来，大多基于他们任内思考的结果。他们的见解对于未来亚洲的方向仍具有重大的影响。
　　45分钟的峰会上，阮次山至少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的要点，并成为西方通讯社以及国外媒体引述的依据。参加会议的雷加理坚定地澄清了“中国保持协助巴基斯坦研发飞弹科技以及核武科技”的传言。而直截了当的霍克则告诉他：“美国有意让澳大利亚分担其在亚洲地区的防务，并签署过具有上述构思的军事协议，对于这种军事合作，我认为是一种极愚蠢又危险的概念。”
　　但在亚洲何处去这个问题上，这几位领袖几乎有一致的主流思维：亚洲是个具有自己独特情况的地区，不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方面去主导、去指使。这也是霍克、拉莫斯等地区领袖出席“亚洲论坛”的主因。
　　阮次山对这次峰会相当满意。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甚至赢得了这些国家政要的关注。拉莫斯离开会场时，这位雪茄烟不离手的前总统邀请他有机会到菲律宾，共打一场高尔夫球。巴基斯坦的雷加理也把阮先生拉到一边，叮嘱把专访录像带寄给他。
　　阮先生利用本身的力量得到了他想拿到的东西。那些重要人物的理论正在通过他的访谈表现出来。这是真实的评论。
　　这次博鳌之行，阮先生认识了独特的凤凰卫视风格与力量。他在那里认识了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赵群力，这位酷爱航空飞行的传奇人物，自驾小型飞机拍摄的博鳌优美的画面与他们的访谈，共同构成了这次完美的媒体行为。采访结束回程的飞机上，阮次山对陈鲁豫说：“我觉得赵群力真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比他早几年进入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告诉他说：“其实凤凰卫视还有很多赤子之心的人。”
　　一年后，赵群力先生在浙江航拍时失事。阮次山闻后大放悲声，在《新闻今日谈》节目中，他打破常例，将这件事进行了一次解读与怀念。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赤子之心”。

　　每天看20多份报刊，评论时，均要得到事件发生地“线人”的证实
　　◎ 坦承做评论员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
　　◎ 亲历式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 以台湾人的出身批评台湾毫不手软，身为美国公民却万分爱祖国

　　阮次山的消息来源令人感到他的“情报”准确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力。
　　阮先生在做专栏作家时，从不认为自己是“万金油”。他不是全知全能者，但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即便如此，他也得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是他进入评论的方式。
　　阮次山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坦承“做评论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尤其是国际课题，范围很广泛，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等，不容易评论”。阮次山觉得较其他人幸运的是曾在两岸三地、西方寓居，使他在评论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广泛的人脉。这种亲历式的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台湾度过，所以，对于台湾问题我是亲历了它的每个层面。台湾社会深层的一面，不是一般人看报纸就能够了解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台湾课题时，单凭媒体报道反映的‘现实’及客观环境是不准的。其实就台湾问题来说，我们看到的台湾永远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真实的台湾生活，再一个就是媒体所制造的台湾。我身历其中，并且深谙他们所想要什么。起码我可以区分这个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为什么。”
　　当然，阮次山漫游四海累积的履历与经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搭通了“天地线”。任何风吹草动，只需一个电话，他便可以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朋友中，得到言之有据的信息，所以写起评论来，他可以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遍布眼线”不过是他的另外一种说法。阮次山擅长的做法仍然是利用采访得到的消息与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立场以及说法。客观仍然是他的标准，尽管他说的仍然是“偏见”。
　　阮次山很快历经了由平面媒体向电视媒体的转型。这种转型使他发现了评论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当他面临更巨量的收视群体，这种鼓舞与压力使他显得更加小心待之。他认为观众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偏见”。
　　他打造“偏见”的手法有别于他人。他的评论的来源有点像采访记者，这种多年的新闻专业训练即使在他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仍然坚持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他在对媒体谈到为什么会很少对非洲问题发表意见时，理由十分简单：“我惟一缺憾的是在非洲没有‘线’，所以了解得较少，写评论也较谨慎。”
　　阮次山的秘密武器似乎来自于“广阔的人际关系”。
　　当然，阮次山认为，一个理想的评论者，“最好评论什么课题，就是某方面的专家。当然，这对媒体来说，有点苛求，这种规格和标准，不容易做到，你看，很多人评论中国课题时，都是望文生义，不够深入，很外行。”
　　阮次山因此希望自己独特的做法，会使真正的评论精神得以实现。当然，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评论。
　　从2001年开始，阮次山除以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的身份在屏幕上讲评时事外，仍继续专栏写作。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对做一个专栏作家心怀梦想。“写专栏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学者，可以就某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读者拿着一份报纸，可以反复阅读，影响更为深远。”他至今仍保持着每周两篇专栏的稿量。
　　同其他评论员一样，他每天都花七个小时看资料、看书和报纸，早上9点上班，与自己的主持人每天碰面讨论一次，中午12点便上现场节目。如果不是突发事件，通常在前一天下午，他便开始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则查阅是否有新的资料和进展，碰上特别事件，他就必须马上转换话题。早期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吕宁思与郑浩先生，现在则是美女主持谢亚芳。这种色彩上的搭配，使他的节目有了新的感觉，显得有了生气。
　　这个节目的不同是，当曹景行在下午开始准备的时候，阮先生则开始在《时事开讲》节目结束后，关注新的题目与事件。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时事开讲》中讲过的题材，自己又有话想说，他仍会重复去讲。因为许多大事连续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声音。
　　评论员很像是资讯的搅拌器，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资讯的不同理解度。阮先生觉得自己提供的是阮氏思考的模式。
　　当然，他在评论中，对于两岸间事务的批评占据多数。尤其是对于台独问题，他以亲历的经验向台独“开火”。他的手法之严厉甚至准确，让台湾当局相当重视他的评论。因为这些批评由一个曾是台湾人的美国人之口讲出的第三方立场，更具客观性。阮先生并不因此对于大陆事务就置之不理。时常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他关于大陆问题的一些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总让人觉得有点提建议与建设性的成分。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国内官员和企业思路与国际法规及惯例违背的问题上。他觉得一个想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的国家，必须与国际接轨，就如踢球，自己越位却不自知，球已出界还照踢不误，就会让对方不知所措，就会无意中伤害对方，无论内政外交莫不如是。
　　观众来信认为，他的许多话题听多了，你会听到一个模式，一个思路，甚至一个方向。
　　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优势。
　　如同网上时常有观众挑剔他太过于“爱国”，对许多问题时常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阮先生大方地表示，这个观众很有眼力，因为他自己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的人。作为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无法脱离自己的祖国。
　　先有祖国，才有立场。
　　这是每个人存在的依据。
　　一家媒体甚至为他打出了这样的评语：较简单的口头表述（也好，他口齿不太流利），潇洒自如的观点伸展，深厚的专业方面知识，优秀的综合归纳能力，简单明显的论点和结论，勇敢和大气的观点与动议，时时免不了的偏向中国大陆或一统中国而又较具备第三方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心结。
　　这些就是阮氏价值。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

　　在香港《信报》开设长达10年的两岸关系专栏
　　◎ 杨锦麟的专栏成为备受两岸关注的意见
◎ 书生言责气度与五套唐装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杨锦麟的独特风格

　　凤凰卫视2003年间的改版，改变了许多栏目的命运，也改变了新闻人杨锦麟的命运。他在凤凰卫视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实现了自己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的转型，成功地寻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定位，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这位年过半百的新闻人在凤凰卫视里的“摸石头过河”，乃至“掠水而过”的尝试和实践，也使一向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整日板着严肃面孔的时事评论员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情感表达的外衣。
　　2003年开始的这个节目似乎就是完全为杨锦麟量身订造的。自称在“媒体本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与热情”的老板刘长乐，显然从《时事开讲》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这位沿用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改变了电视格局的老板，的确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想象力。他总是会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普通一面，化成令人惊叹的媒体行为，并创造出至少在中国电视史上独一无二的开创式的作品。早年间的《锵锵三人行》刚刚创立时，这个节目的名字与形式的创意就出自他手。这个节目为凤凰卫视贡献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收入。而《凤凰早班车》则是老板在美国期间发现早间新闻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在早间新闻方面还存在空白。于是他让陈鲁豫走上前台，用“剪刀加口水”的方法，成就了陈氏“说新闻”风格。陈鲁豫在所著的书里说：“老板在这个新节目第一次开播结束后开会总结时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这个节目的资料源自报纸。
　　在那个只有三个人的早间节目里，他们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记者，有的只是陈鲁豫超强的记忆与香港巨量的报纸新闻。这是凤凰卫视的第一个读报节目。当然，曾经从事过平面、广播、电视的刘长乐，似乎总能从自己的爱好中，寻找到观众新的需求。刘的习惯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报刊。当然，许多信息他还是希望从香港、台湾等地报刊上看到。他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的办公室里，订了相当多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文与国外多家重要英文报章。在内地要看到海外报刊需要相当的资历与级别。但即使有权享受，有些厚得如同一本书的越来越多的报刊，要读完仍是一件费力的事。
　　老板因此设想如果有一个专门可帮助类似自己的观众读报的节目，每天从巨量的报刊中，帮助观众挑选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一方面可以满足类似自己这样的观众的需求，也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一个海外的窗口。
每个节目都应当有自己的气质，当他将这个设想与台长王纪言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锦麟。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际遇奇特。
　　每个人的交际注定了周边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机会分享到他可以散发的边际效益。杨锦麟与曹景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识注定了他与电视的结缘。曹先生任职《亚洲周刊》和中天传讯电视的时候，就对以谈论台湾问题而在两岸三地名传一时的杨锦麟十分欣赏。专栏作家们的圈子里当然也有互相欣赏的诤友。曹先生由此养成了从专栏作家中选择嘉宾的方式。杨首次参加的中天传讯的政治清谈节目《理所当言》成为他接触电视评论员节目的开始。其后他陆续参加了香港、台湾的多个电视政治评论节目。他的重要电视作品是邓小平逝世当晚和次日清晨。“我刚刚看完当日撰写的《快报》社论清样（当日的社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篇后来被《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曾引发相当反响），即赶到中天传讯电视，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邓小平去世以及对大陆政局的影响进行了实时和现场的评论。”其后，《时事开讲》的开播，使杨锦麟成为了这个节目的常客。那会儿他是凤凰卫视的客人：特邀评论员。
　　这位原来并不觉得电视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专栏作家，起初仍然不认为电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客串者的身份使他显得潇洒自如。他在2000年间台湾选举前一天晚上在台北接受董嘉耀的越海联线采访以及直播陈水扁“5•20”就职演说专题节目时做现场评论。这位前福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以对大陆与台湾政情的真实研判，预测陈水扁的得票面是33%，和实际结果只相差零点几。这个预测杨锦麟认为对自己而言，只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但对于一位时事评论员来说，他的预测的准确度就是他评论的水准。
　　当然，在评论节目中七情上面、性情中人的杨先生，似乎注定与凤凰卫视结缘的过程曲折跌宕。电视给他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力。他在某次去韶关的火车上，被许多人认出，一车厢的人都在讲，有一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在车上。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直到他2000年间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刚上船，就有一个小青年直冲着他奔过来，说：你就是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吧。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使他开始感叹，自己写了一辈子专栏，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但只上过几次电视，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连在东南亚，甚至中东国家的迪拜都有人认出他来。视觉的冲击力让他开始思考，对于电视的见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种痛快与影响力使他喜欢上电视，并珍惜每次在电视中侃侃而谈、抒发书生情感的时机，但他却数次与凤凰卫视擦肩而过。个中原因杨先生至今不明，或许是缘分未到的缘故吧。杨锦麟在很久之后的一次私下场合中，淡淡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早在曹先生参与策划构思《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曾设想过杨、窦、曹三人行的方案，但试镜之后，他自觉三个人要“斗”起来不太容易。从此之后也就没有了下文。杨先生说他不好去问，只是觉得凤凰卫视做事应该有自己的规矩吧。杨先生后来投奔《香港商报》做主笔，写社论。这些命运近似的专栏作家们，总在不断地与电视的偶尔相遇中，像个被不断挑选的人。当然，董嘉耀仍不断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杨笑称当初参与节目，每次只能拿到500元车马费，扣除真正的“车马费”之后，所剩无几，但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无所谓。另外一位客串嘉宾、《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也觉得“车马费”少了些。董嘉耀和曹景行经过无数次力争，台长王纪言先生发话，最后终于让自己嘉宾们的“车马费”涨到了每次千元，这个价钱至今未曾改动。
　　机会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创造。杨锦麟似乎天生就适合电视。他每次应邀参与《时事开讲》，总有一种表情会在电视屏幕上获得最完美的表达。在《时事开讲》这个20分钟的节目里，激昂的杨锦麟是几位评论员中比较“有表情”的人。他经常是七情上面，充分表现新闻人的真性情，他会拍着桌子骂娘，会严肃、会激昂，会一针见血，会大骂贪官，甚至批评当局……语言生动，俚语、幽默、形象化的词，脱口而出，且喜怒于色。曾经喜欢在高兴时喝上两杯的杨锦麟更认为在《时事开讲》时，如果可以“抿上一小口”可能效果会更好。
　　只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他惟一秉持的仍是“客观、持平”的评论态度。
　　这位与曹景行、何亮亮生平相似，甚至在许多方面生活雷同的先生，带着那代人特有的质朴与豪气。出生在福建厦门的杨锦麟，在同一个年代里，和曹先生们在不同的地方上山下乡。他的命运是当过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插秧、犁田、烧瓦挑砖、放牛养羊……他由此认为也许人一生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其实你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你经历的一个总结。短暂的乡村代课教师经历锻炼了他的口若悬河、声若洪钟。
　　其实许多事情可能都会有出处，多年后，回头再看，读报对杨锦麟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下乡的年代，杨锦麟就曾经读过报。1969年，不到16岁的杨锦麟下乡务农，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读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读完之后可以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休息一下。那时候每天出工要干十几个小时，杨锦麟一天的收入是四角钱。一年出工最高是320天，扣掉口粮，还能分红分到36块钱。
　　当然，这位命运起伏的书生，最熟悉的却还是厦门这个美丽滨海城市老城区的下水道。他从乡下回到厦门后，曾经在老城的下水道，清过整整半年的污泥。那之后，他依靠自学，终于走进了厦门大学。如果不是当年的历史得了全市第一名，选择的专业可能是他一向钟爱的中文系。杨锦麟至今并不遗憾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选择了历史，也就为他研究台湾问题奠定了必需的入门基础。
　　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杨锦麟留校任职，其后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逐渐成为一名专研台湾事务的学者。在这个研究所，他试图以言报国。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老师的鼓励之下，首先提出设立《台湾学》的构想，但毕竟人微言轻，响应者寥寥；书生报国，往往还需要足够的份量。直到今天，他仍为自己当年的设想没有得到完成而抱憾。在这里，他以研究者的心态研究了台湾与大陆关系互动的历史沿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就是写了一本关于台湾反对运动的领军人士李万居的《李万居评传》。
　　评论员们的人生阅历，总令人觉得似乎或者笃定有某种命运的整体安排。曹先生、何先生是因为家人的缘故进入香港，杨锦麟则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1998年，年近不惑的他来到了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几位后来成为同事的评论员先后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们的命运也十分相似，到香港媒体谋职，最后以写专栏谋生。杨锦麟曾有过一个小时写九篇稿件出手成章的纪录。这种“爬格子”谋生的命运对他来说，既充满刺激也充满艰难。
　　他在香港先后历经记者、编辑、投资顾问、报社主笔、杂志主编等工作，跳槽时间居多，这正是香港人必备的命运挑战选项。最持久的一个则是10年在香港较重要的政经报刊《信报》主笔专栏《台湾透视》，笔名陈子帛。他认为这个专栏改变了自己的评论态度。这家报纸评论版编辑文灼非先生很热心，《信报》老板林行止夫妇的宽容使他感恩，这个专栏使得他对两岸三地政治时事评论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和认识。他认为：“《信报》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时候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意你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也在这时候形成风格，他喜欢选择重大的敏感的题目，这些新闻评论的观点和切入，一般也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去取悦当局，即使尖锐的批评意见，也从来不是无的放矢，那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这个专栏至少使他的评论寻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书生言责。客观、公允、持平，也是两岸三地多数政论界人士对杨锦麟所撰写政论文章的评价。
　　当然，没有人在香港可以用10年的时间，一直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撰写台湾问题。《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认为：“杨锦麟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跳出北京与台北的官方立场，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冲破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又兼顾历史的影响与权力竞逐的现实，提供给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这个专栏提供给他系统观察研究和梳理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互动的机会。台湾中正大学政治与行政学教授李南雄先生称，这个专栏从“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着眼于这段和平统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与凸显的问题，将焦点放在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着墨最多的无非是中美关系调整期间两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自1993年‘汪辜会谈’到1995年、1996年‘四评六弹’的紧张对峙，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两岸关系走向缓和的脉络，锦麟君期待及预期两岸关系的改善，多少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味”。
　　杨锦麟的政治评论文章，绝大部分是以香港可以接触到的资料、传媒与观点为范围，亦是在香港发表，因此，较大反映了香港的视角，可谓是“香港制造”。“这些言论与分析通常是在某一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写成，自然是最接近具体情境，往往新鲜热辣，不在话下。他的中国政治的体验，对于台湾问题的了解，两岸的实地调查访谈，加之他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更使这些言论直截了当和敏锐，文如其人。”
　　杨锦麟作为专栏作家的影响可以由以下坊间传说来表明。他的文章在两岸关系最紧张时期，两岸方面都很重视。台湾方面每逢周五报纸出版后，会有专人立即从香港复印传真至台北。而大陆的有关方面也将杨锦麟的专栏文章作为一个了解外界对台湾情势反应的重要参考。其后，杨锦麟以《迈向两岸谈判》为名，将10年间的专栏，从上百万字中选出30多万字结集出版。该书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历史细节与现时观点的完整资料集。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机缘似乎再现。新开张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筹划创办一个京港台《三剑客》的栏目。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出面邀请他，打算由他与北京的陈小川、台北的石齐平先生共同主持。当时台里给了他800元置装费。由于节目要求主持人必须身着唐装，而唐装似乎还比较适合杨锦麟的气质和本色。老杨当下就兴冲冲地请人一口气订做了五套。
　　唐装做好后，《三剑客》节目持续做了不到四集，在杨锦麟前往台北返回香港之后，却再没有接到让他继续主持节目的通知。杨锦麟心里纳闷，却不知道其中缘由。好在《时事开讲》仍不时请他“客串”，五套唐装却再也无用武之地。而这种忙得顾不上打招呼的做法，让他感觉有些窝火，着唐装在香港街上行走，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很合时宜；挂在家里，还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老杨决定采取“废物再利用”的方式，干脆每次到凤凰卫视”客串“节目，都着唐装上镜。没想到，这样一穿，竟阴差阳错地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杨先生很热爱凤凰卫视这个来之不易的言论平台。他认为《时事开讲》利用境外与内地的信息差、观念差，传布观点与信息，对大陆观众有启蒙开眼界的作用。刚开始他觉得挺容易，但时间长了，他发现这样开讲有点“散”。遂采取了每次都写出一个完整的提纲，写满重要的论点与信息细节才放心。他自称每次与董嘉耀定下题目后，会用近五个小时精心准备资料。
　　杨先生惟一不用准备的就是自己的情绪与表情。
　　他的言论尖锐，比较出位，有一种“爱之深而恨之切”的急迫。对于一个认为要说出真相与个人见解力的人来说，杨先生讲自己非常希望每次能平和下来，但话题一开，就收不住了。某次他谈陈水扁讲“一边一国”的东西时，拍起了桌子，厉声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
　　在谈到大陆学者王铭铭抄袭事件、大陆已是骂声一片时，杨先生竟然提出“要允许别人有犯错误的机会”，要求大家放王先生一马。
　　评论员被认为是“公器”，表达个人情感往往是“越界与极端行为”而被排斥。可杨锦麟掺杂个人情感的“越轨”行为，却受到多数观众的欢迎。一位观众来信说：“中国的足球队输给了韩国，转播的评论员却平静地报告结局，然后迅速地说再见。这样一场令人生气的球赛，更多的球迷希望听到痛快解恨的说法，甚至骂声。虽然这个足球评论员的方式很公正，但总让人郁闷，不爽。而杨先生的评论让人看了觉得就是一个字——‘爽’。”
　　许多观众就是为了“爽”而追看杨锦麟的节目。他的代表作是在2002年9月24日，在节目中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中国驻菲大使事件的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的评论。在当晚收到的近千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说明这件事在观众心中的反馈。观众来信称他是一条汉子，慷慨陈词，令人大感畅快淋漓。第二天，新浪等网站的BBS上贴满了观众对此事的看法。
　　也有人不喜欢杨先生的个性张扬与直截了当。一位观众认为他“个人情绪过于激烈，简直像在吵架，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发表演说……”这批评的也许是杨先生的优势，至少与另几位评论员相比，杨先生的风格已经呼之欲出，甚至让人找到了喜欢他的依据。
　　董嘉耀曾透露，有一次他与杨先生定下讲内地官员腐败的题目，之前讨论时已准备列举一些事例与民间调侃。但正式开始录制时，转身看见兴致勃勃急欲挥洒的杨先生时，忍不住失笑，被迫重来了几次，那也是开讲极少有的NG。董面对近在咫尺表现激动的杨锦麟，都要尽量保持情绪平稳，因为毕竟是在准直播状态下录制。
　　有一阵子，凤凰卫视严控节目经费，杨锦麟做评论员的机会少了些，董嘉耀与曹景行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竟被现场“质问”，杨先生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露面，是否遭到封杀？董嘉耀返港后第一时间找到杨先生，转达了观众的意见，同时请他有空就常来这个节目做嘉宾，以免观众一再责备凤凰刻意“封杀”杨锦麟。
　　杨先生与凤凰卫视的缘分总是欲断还连。其实凤凰卫视一直在寻找杨先生在评论员队伍中的位置，前两次的试验不过是觉得他并不适合。后来，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在香港回归五周年时候，请他撰写了一部纪录片《心路》。杨氏把自己对香港问题的观察心得在节目中做了铺排和介绍，片子出来后，反响良好。但这在当时仍然还只是“客串”。这种“客串”对杨锦麟来说，反倒觉得心安理得。
　　2002年11月，老板刘长乐的一个创意使杨先生找到了与凤凰结缘的机遇。这位总是可以将一些看似随意的点子，引用到电视上，并最终创造出全新的电视节目形式的老板，是第二次打“读报”的主意了。老板觉得报纸的新闻评论功能并没有挖掘干净，如果将报刊的评论与观点，介绍给华人观众，同时加入可以评论的东西，是否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收视需求？第一次读报捧红了女主持人陈鲁豫，这次他们则把目光放到了杨先生身上。老板和王“院长”请他加盟。这个节目似乎天生就有他的气质，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想象中的节目了。
杨锦麟的唐装在等待了整整两年之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有报天天读》源于老板刘长乐的一个创意
　　◎ 三个月内收视排行凤凰前10位，杨锦麟成为观众午间追看的老明星与“新闻DJ”
◎ 老杨自称是个“性感的糟老头子”

　　王纪言在谈到凤凰卫视管理层对节目的管理上时说，一个主要任务是只负责讲述节目样式，具体实施则是主持人与主创人员的事。他们往往在把创意交给主持人的时候，其实就交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舞台”。如何表演则是你自己的事了。
　　老板与“院长”找杨锦麟“碰头”，只给了他五个字：有报天天读。其他的自己发挥。杨锦麟表示：“这简直有点冒险。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去主持一个节目。现在凤凰卫视竟然会把这个机会给我，这对我来说是个天上掉下的好事，就是做坏了，我也得使劲试试。”这个舞台就这样交给他，跳什么舞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杨锦麟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幸运的团队”。主编陈保聪与策划叶杨、导演何子杰以及电视台的主管们，找到了与杨锦麟气质相符的包装，古色古香而又现代感十足的音乐与画面，与屏幕中老杨的一身唐装相衬得十分契合。
　　准备不足一个月，这个节目于2003年1月6日正式开播。杨妙语连珠的特质很快就使人们忘记了这个节目的简陋。这个节目很现实地成为一个读报纸、讲新闻、点评时事的节目。杨的评论员特质使他的解读带有强烈的评论意味。至少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认为，每个人的选择其实就带着他的倾向性，而倾向性的阅读自然也是评论。老杨仍然被观众当成评论员。这个节目取代了《新闻今日谈》的时段，在中午1点、下午5点和凌晨1点半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凤凰卫视资讯台则在下午2点15分和晚上8点半播出。杨锦麟操着他福建厦门口音的普通话，把每天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文报纸以及世界各地主要报刊的重要新闻，有选择地阅读一遍。而在2003年9月，这个节目改在资讯台播出，结果引来大批只能看到中文台、看不到资讯台的观众的连番声讨。他们太喜爱这个节目了，许多观众早已把这个节目作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杨锦麟的大陆生活经验和阅历，至少使他明白观众希望从这个节目里看到什么。对于题目的选择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强烈的冲击力。他用一支红笔圈定那些未在大陆出版与发行的台湾报刊的标题，甚至许多带有争议性的话题也在他的范围和点评的视野中。
　　观众最先可能会是被这样一些东西吸引。一个有趣的老人，用“杨锦麟天天为您读报”的方式，为观众挑选经过筛选的新闻和进行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点题。而他极端个人化的不标准的普通话以及唐装形象，也是这个节目的卖点和组成细节。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试验性的节目，竟然会在开播两个月后，成为凤凰卫视一个新的收视热点时段。这个节目一开始只是一个试验品，没有人敢对它抱有希望，即使当初的创意者，也只给了他12分钟的时段。从时间上来看，这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节目。
　　3月份，观众用遥控器投票，这个节目的收视率竟然排在前10位。管理层先后将这个节目两次增加时间，第一次增加到24分钟，再到现在的30分钟左右。这个节目已由刚开始播出的第22位，急升到现在的前三位。并且很快地成为大陆媒体与观众议论的一个话题。
　　同《时事开讲》的尺度一样，杨锦麟深深感到解读时事类报刊，面临着相当的难度。《亚洲周刊》评价说：“高亢的语调，有时略带幽默的言词，是杨氏的标志。他在读报的同时，对于两岸三地敏感的政治话题，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智。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连珠妙语，给观众留下会意的一笑。”
　　杨锦麟的“狡猾”也是他主持风格的特色，他讲到敏感问题，不好太直接批评的时候，他就说：“真是……哈哈，哈哈……”就再无下文了。简直与鲁迅文章中的：“这孩子……哈哈，哈哈……” 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些敏感时事，杨报道后，不加任何评论，而是让观众“姑妄听之”，其寓意不言自明。
　　杨氏明白，这些手法只是一种委婉的回避。因为在两岸三地复杂的政治环境里“风险系数较高”，他形容自己“如履薄冰，戴着脚镣跳舞，还要跳得十分优美”。既要考虑各种政治因系，尊重公司的立场，也要为国家尽一份职责。但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人审查你，所以责任较重，要自己把握自己”。《时事开讲》的评论员经验显然在这个节目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以前讲“过头”的话，有主持人董嘉耀帮他圆场，现在却得自己把握尺度以及讲究立场。不过，他掌握的尺度非常简单：“国内的《参考消息》能登的，我们就能讲。”
　　加盟凤凰卫视前，常看到凤凰的明星们累得“不像人样”，他还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得了便宜卖乖”。杨锦麟进入这个商业机器后，首次领教了凤凰卫视 “榨汁机”的滋味。他的节目只有他与主编两个人。从早晨5点钟开始，一般要忙到晚上。他创造过一天做三个节目的纪录，包括《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和晚间的《时事开讲》。杨认为虽然很累，但这个言论平台带给他新鲜的激情。他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借助这个媒体平台，略尽书生言责的本分。
　　杨锦麟为这个节目所付出的代价还包括要改变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晚睡晚起的习惯。他的工作“累并快乐着。早上5点起床，6点赶上第一班巴士，30分钟赶到公司。到公司后要在8点半之前把全世界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中英文报刊以及其他文种的报刊译文看完，并构思出当天读报的内容。接着与编辑和整个制作团队开会，确定读什么、怎么编、怎么读。准备工作要持续到上午10点半”。杨锦麟说，这个节目是“一扇信息的窗口”，他是这个窗口的主持人，需要比别人看得更多。因此他每天要看40多份报刊，还要上网搜寻最新的资料，然后把它们浓缩在24分钟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向全球华人提供最完整、最权威的信息”。
　　当然，杨锦麟的方式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调侃与喜欢，一位观众寄来一首打油诗，说“老杨读报，英文走调……”但他的走调的英文却受到一群“另类”年轻人的喜欢。
　　一位观众来信告诉杨先生：“‘非典’肆虐，北京成了重灾区，上中学的儿子停课在家。在单调寂寞的生活里，‘天天读’成了儿子惟一的乐趣。每逢周末，‘天天读’暂停，儿子就会垂头丧气地叹道：‘没有杨锦麟的日子该怎么过！’儿子的话给我极大震动：这个杨锦麟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竟能如此吸引一个桀骜不驯的中学生？我问儿子，杨锦麟怎么如此让你喜欢？儿子说：‘他的口才好，长相中正仁和，而且还在《天天有话》栏目中教英语。’说来奇怪，虽然杨锦麟的英语发音不怎么准确，可我儿子对他教的每一个单词都能过目不忘。
　　“后来，我就和儿子一起看‘天天读’，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杨锦麟的节目真的是好看极了，知识丰富，老少咸宜。杨锦麟本人也极具个人魅力，好玩、有趣。”
　　这位姓陈的读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总结杨氏：“凤凰卫视出了个杨锦麟，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比起那些帅哥靓妹，杨锦麟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另类。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的那身行头——五颜六色的唐装。你看他的长相：腮帮子部位特别发达，满脸放着衣食无忧、酒足饭饱的光芒。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黑又亮的大背头发型与花团锦簇的唐装交相辉映，更显富贵气。令人困惑的是他的年龄，不论怎么估计都在40岁以上，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居然成了凤凰卫视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在当今华语电视媒体充斥着年轻粉嫩面孔的大趋势下，30岁进入主持人行当已属凤毛麟角，而杨锦麟居然在年近半百之时，过关斩将，杀入凤凰，我真的佩服他的勇气，更佩服凤凰大胆启用另类人才的魄力。”
　　这位同样尖锐幽默的观众认为杨氏“读到大快人心的消息，他会大声叫好；读到揭露社会腐败现象，他猛烈抨击，有时恨不能拍案而起。在报道生灵遭涂炭时，他更是激动难抑，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溢于言表。此时，你就会坚信他绝对不是什么香港阔佬，阔佬怎么会如此的悲天悯人、如此的爱恨分明？！他的叫好、他的拍案、他的抨击，都是一个媒体人正直善良之心的真情流露，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杨锦麟的幽默，或让人捧腹大笑，或让人哑然失笑。总之，每天都有幽默的包袱抖给观众，让我们在享受丰富的信息大餐的同时，也品味了幽默的作料，让人乐不可支。一次，他说：“自从非典发生以来，农村中有两种人特别活跃，一种是巫婆，一种是神棍。”而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是“神汉”二字。究竟是杨锦麟无意读错了，还是有意读成“神棍”，大家不得而知，反正觉得错得挺好玩的，“神棍”比“神汉”更传神。讲到台湾有人把胸罩当口罩卖时，他把两只手在胸前比画了一下，让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说到陈水扁的儿子在抗击非典战役中表现不佳，杨锦麟说：“这个阿扁的儿子真该贬一贬了！”在“天天读”周末版的一期节目中，杨锦麟借着读报内容发表了一番赞扬母亲和母爱的话，很让人动容。他的搭档周瑛琦说：“杨老师这番感人的话，一定有许多人要认您当干儿子了！”杨答道：“我期待着这么一天。”这句话又让大家大笑不已。杨先生的幽默在节目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他的幽默在一段时间之后仍让人念念不忘，回味无穷。杨锦麟的幽默来自他的智能，一个学富五车的智者才能有如此丰富的幽默。
　　杨锦麟不仅仅给大家读报，如果那样，就与报道新闻没什么两样了。关键是他对新闻加以分析和评论，能给观众许多启发和思考。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既是主持人，又是时事评论员，他的双重身份使“天天读”节目锦上添花。
　　在凤凰的主持人中，杨锦麟的平民主持风格别具一格。如果他发现讲错了，会马上说“对不起”，然后进行纠正。他还善于倾听意见，针对观众提出的读错音的问题，在一次节目开始时公开道歉，拱手对观众说“对不住了”。其实绝大多数观众根本没注意到他读错了字，即使有个别时候把“笔耕不辍”念成“笔耕不缀”，又有什么呢？比起他鞭辟入里、妙语连珠的精彩主持，这点瑕疵实在算不上什么。最逗的是，他讲到精彩处，自己也忍不住十分得意地笑起来，这时的他，颇像个顽童。看到他的得意劲儿，观众也忍不住笑起来。
　　喜欢上一个好节目，自然就对主持人的长相不再吹毛求疵，相反还常常为他“涂脂抹粉”。比如胖，看惯了屏幕上的俊俏小生，自然觉得发胖的杨锦麟不甚顺眼，现在就觉得他胖得可爱，更显憨厚；比如眼睛小，与人们传统意识中的以大眼睛为美的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可现在觉得正是这双不大的眼睛，聚光准确，炯炯有神，充满洞察力；原来觉得他像出土文物，干吗非要穿一千年前的服装呢！现在觉得他一点也不老气横秋，穿唐装更显学究气，学问高深。每天读报前，他都端着一只精制的紫砂陶茶杯，过去觉得这纯粹是附庸风雅，现在看出他真的是在喝水，一讲半小时，能不润润喉咙吗？就连他的名字，过去觉得像个老头儿的名字，现在却觉得别有新意——像一只前程似锦的祥瑞动物。
　　众多来信专业细致，对杨氏的风格似乎直刺要害，但却只是出于对杨氏风格的喜爱。
　　这个节目很快给杨锦麟带来新的鼓舞。开播四个月的时候，《有报天天读》终于有了赞助广告。近千万元的赞助费竟然使这位对凤凰卫视的商业属性了解得相当透彻的主持人，有了感恩之心。他在节目一开头，就说《有报天天读》从今天起有广告了。真实直爽，毫不造作。
　　很快，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周末可以继续看到这个节目，凤凰卫视又给杨锦麟与主持人周瑛琦订制了一个新的节目《周刊点点评》。杨氏与美女周瑛琦在节目中争相抢话读杂志的情境，新鲜、有趣。

　　余秋雨：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 年度电视节目：《有报天天读》
◎ 一个卖了5000万广告天价的“独角戏”

　　杨先生的出现，显然改变了凤凰卫视业已成形的新闻评论给人的普遍印象，媒体评论他甚至改变了评论员们已经造成的“审美疲劳”，让评论有了个性。更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已经形成格局的凤凰新闻评论员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与角度，甚至立场。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他承认“只能用个性来区别节目的重叠和相似性。我想提供一个另类的，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规规矩矩的传递方式，讲到不高兴，就拍桌子啊，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拍吧。我那种率真装不出来，有点江湖味，有点匪气，有时候真的替大陆着急，有时候看到某件事就特烦特愤怒。没办法，你不能让我客观，让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我做不到！”
　　当然，杨仍然把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媒体经验，这家报纸描述杨“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是著名的快手。《快报》有一个广东话的专栏，一天500字，杨锦麟曾经一口气一小时写了九篇。一家报纸临时要一个社论，出价很高，他20分钟2500字一挥而就。
　　现在，杨锦麟以同样快捷的行事风格做电视，像年轻人一样玩命，每天的工作就像一场战斗。有时候临时有什么事，抽到杨锦麟上去做直播，他从没有二话。美伊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每天赶到办公室之后，杨锦麟和他惟一的助手就开始紧张地读报。杨锦麟负责快速扫描当天港台地区、东南亚、韩国、日本的主要报刊，助手则更多关注西方媒体。看完之后，确定一个当天的热点，围绕这个热点再作一些挑选。
　　杨锦麟读的报纸不是专为《有报天天读》订的，都是凤凰卫视资料室的报纸。他们随后还要再把《凤凰早班车》读剩的报纸拿来过一过，最后上电脑补充。外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是为管理层订的，杨锦麟趁他们还没上班，赶紧把这些报纸拿来，从中筛选，看完之后再还回去。
　　凤凰卫视内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把骨头嚼碎了做节目。意思是指凤凰卫视由于资源稀缺，经常对资源进行多次开发和利用。《有报天天读》就属此类“零资源”开办起来的节目。
　　从早晨6点开始，到完成节目准备大约要花两个小时，杨锦麟有时候紧张得连喝杯水的工夫都没有。两个小时的电脑制作影像输入电脑后，杨锦麟进棚，直接录制节目。坐在演播室里的杨锦麟手中并没有现成的稿件，有的只是即兴的评述和发挥。
　　杨锦麟说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情绪宣泄的快感，是对自己的一个增值：“我没想到我还能这么值钱，但是这个值钱是作为凤凰的一分子才能展现出来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我们也不是什么华佗、扁鹊，我们充其量是拔火罐的，告诉你哪儿疼、哪里有淤血，告诉你要注意而已。”当然，这个节目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担负着“审看”节目的监制，神经也会高度紧张，有时候也不得不提醒他稍微收一下。但意气所至，杨先生仍然会有大量的新鲜补白，将他认为精彩的内容，有选择地补白几句，而这无意无奈之举，竟成新的形式。有时候补白式的话，甚至更耐人寻味。
　　只把自己的影响力当成“拔火罐”的杨先生，仍然遵循着职业的知识分子原则。“我们当然会尊重公司的立场，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商业电视台，她有自己设定的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但是我想还是要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良心，本着对国家民族进步的渴望和善意这么一个出发点。我想我们整个编排的考虑基本上是依照我这样的原则，而同时又兼顾公司本身的准则。我们不会像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做一些谩骂，而且我们是读别人的报纸，不管别人是怎么来评论和攻击，我们只做一些客观的评述。因为我在外面写东西，不管是两岸三地的朋友，还是有关政府和当局给我的评价是客观持平，敢讲敢提意见，我想这就足矣。三餐有温饱，有一个地方说话，现在有一个电视台让我发挥，我非常感激。”
　　在电视上至性至情的杨先生，在生活中更是一个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的人。他敢爱敢恨，三杯下肚，经纶文章，信口开河，滔滔不绝。此时下笔著文，更是倚马可待。在有次与凤凰卫视另一当家花旦佳佳聊天时，杨先生坦言自己“我是这样的一种人，是性子很急的人，宁死不屈的人。看不惯我就会说，就会得罪人，所以就伤了很多人。不要紧，这是一种善意。我写东西写惯了，有一些人不高兴，这不要紧，因为他不了解你，一个真性情的人要耐得住一些误解，但是只要大家了解了，他就会觉得你可爱。”事实上，“杀伤力”很大的杨先生，被公司里多数的同事觉得其属于“可爱”型的男人。
　　这位可爱的男人，有时很“诧异阮先生和他太太不吵架。我搞得很痛苦。我和太太平时常拌嘴，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20多年，但现在是不离不散。太太很辛苦，我5点起床她也被吵醒，她要送我出门，她才能再稍稍睡一点时间。所以这个节目好像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整个凤凰的团队，包括家里人。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感恩的心。”
　　刚烈如火的杨先生，一谈起女儿来，却是满腔柔情。他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杨先生曾亲自送去陪读数天。女儿是父亲的“老师”，时常批评他“这个单词怎么念得那么烂。我说没有办法，在中学时候英文老师是有口音的，我大学的英文老师又是从德文转行的，我相信口音不准可能也有先天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不好。我自己蹩脚的英文在东南亚畅通无阻，东南亚各族同胞对我非常喜爱，因为我听得懂。”
　　杨先生有时与曹景行开玩笑：“咱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杨认为，阮次山、曹景行、何亮亮，包括现在的马立诚、石齐平诸位，都是报界出身，都当过主笔，都是写政治评论的，对某些领域都有自己的观察心得。“凤凰用人一个很绝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有长期积淀的人才。一般电视台都是用一些靓女辣妹，我们却是一些老头子，都是别人培训过的，都自成一格。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来发挥余热余光，我们也喜欢这种新鲜的挑战，能把我们的感受、看法跟观众分享。”
　　一直戏称自己是凤凰“再就业”工程的受益者的杨先生，信奉“做人做事要尽本分，在凤凰他只是在尽自己书生言责的本分。” 开播近一年的《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在凤凰卫视固定在前三位。这个曾经移到凤凰资讯台数月的节目，在观众的强烈呼吁下，又回到了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老时间段。恢复在中文台播出后的这个读报节目，显然并不止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另外一个可以证明这个节目含金量的是，精明的广告商们为这个节目开出的一个天价。2004年，广告商们为这个开播仅一年的节目，标价5000多万元，开创了凤凰卫视新节目开播一年即创下高额广告的首个第一。
　　而《有报天天读》这个新栏目，也被国内以评选电视新锐榜著称的《新周刊》评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电视节目”。这家刊物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浓缩报道，探知社会当天的最新动向。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度掌握全球信息及社会的脉搏，实在谈何容易！栏目重点解读全球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的头条新闻及主要社论，介绍和评论其中的观点、角度，世界舆论及思维潮流尽在你的掌中。”
　　这个节目的掌门人杨先生则被提名为“知道分子”。给杨氏颁奖的嘉宾余秋雨先生笑称自己是“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第十章：传媒特区
　　◎ 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法国人布尔迪厄在他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中所谈及的“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
　　似乎为印证这个判断，《时事开讲》由于所讲话题事涉敏感的政治，甚至一度被媒体作为凤凰卫视的社论来加以说明。当然，这样的高调定位，使《时事开讲》的立场成为大众关注的要点。他们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重要的消息与立场的来源。在多年来习惯了一种旧有的解读方式后，这个节目所持的个性化分析与源源不绝的海外媒体的观点，正在被许多观众从心理上给予相当多的期待。
　　一部分比较偏激的观众正在以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方式，要求这个节目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代言人。披露更多的事实，满足弱势群体批评政府以及内地缺陷的某种“质疑与不满”，把部分人期待的不满发泄出来。这种收视期待使他们的收看带着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只要你倾向政府，就会成为被他们“批评的理由”。
　　凤凰网的一个专门为《时事开讲》开设的信箱里的来信，主要分三类：赞扬这个节目并就某一事件、话题发表意见；再有就是提出问题或提供评论线索;但质询甚至批评评论员的观点占了多数。一位观众来信批责阮次山先生的评论有三个特点：美国事B、台湾SB、大陆NB的三段式主义。一部分来信则批评曹先生紧跟大陆舆论，不能真实地披露事实。至于何亮亮先生被指责最多的就是“太爱国，左的主义”等等。这样的指责正在越来越多。他们似乎需要痛快淋漓的批评而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内地观众对于评论的需求独特，但更具杀伤性。他们似乎认为一味地否定、批评政府就代表着一家媒体的公正。《时事开讲》正在这样的思维里接受评判。
　　《时事开讲》因此显得处境微妙。
　　海外媒体认为凤凰卫视传言中的背景注定了这个节目的政治取向与立场。内地的来信则批评评论员们太正统。来自台湾方面的批评则认为他们代表大陆的立场来解读两岸问题，在国际新闻的评价上，华人的立场更是显得分外瞩目。
　　评论员们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华东师大等学校进行的演讲中，屡被问及《时事开讲》是否什么都敢讲、什么都可以讲以及新闻自由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在回答武汉同学的提问时，解释：“高层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题，自己安排内容，形式也很自由，一开始我们只有个提纲：第一，要讲什么；第二，观众需要什么，这个话题对观众有什么重要性。节目制作很简单，就是嘉宾、主持人的镜头切来换去。节目录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后期修改，半小时后就播出，算是准直播，但是我们很注重播出后各方面的反馈。”
　　至于新闻自由，评论员们则认为他们倾向“最符合实际的、自己想说的话，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某件事，不误导观众。但是新闻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要考虑各地的游戏规则。但最基本的是不能讲谎话，不能扭曲事实”。
　　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社会公器所持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时事开讲》的原因。这个节目甚至会被擅长联想的观众当成某些政治动向的风球，也会被他们看做某种政治以及国际间事务的“参考消息”。《时事开讲》不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价值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发表意见时，没有立场与坐标。何况在备受传言纷扰的凤凰卫视，这个节目更是被当成一种重要的评价指标。因为“任何评论都有其立场”，而凤凰卫视解读时事新闻的立场则一次次被“曲解”，更多的是对于其身份认识的不同。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发出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则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香港电视台。它的组建与上市、甚至包括信息高度自由化的香港传媒环境，决定了它的出身。

　　细心的观众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凤凰的言论节目的片尾看到“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的标注。很多内地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事实上这却符合香港传媒的法规。这些嘉宾的谈论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些一家之言注定与这家媒体相关。
　　作为商业机构的凤凰卫视既不是“一党所有的宣传机器，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社会公器”，但其定位如何，自然决定了这家媒体的政取向、利益诉求和价值观。
　　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机构，是老板刘长乐的雄心与理想决定了这家电视台的走向。他起初的理想似乎试图“与英语世界对抗”，在强势的英语媒体中，寻找到华语媒体的位置，发出华人的声音。经过五年的进化，现在的目标成为了“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事实上，这家电视台希图代表的不过是发出华人的声音。这是凤凰卫视基本的价值观。他们的梦想是全球华人利益与价值观的寻求与表达者。
　　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前总理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点名吴小莉后，老板刘长乐冷静地要求将这个新闻只作为一个新任大国总理更加开明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示了他们并不将此作为一个炒作热点进行宣传的处理方式。至少，在其后多次甚至包括著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被胡锦涛慰问与关切的镜头的处理，刘都表现出“慎用公器”的胸怀与气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至少已赢得人们的尊重。
　　《时事开讲》其实不过是这样一个声音中的真实载体。在这样的立场下，他们的任何处理方式都是“主流意见而不是偏见”。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曹景行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时事开讲》方式的权利。其实收看与监督的权利就在每个手握遥控器的观众手里。你觉得我讲的你不爱听，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评论，你可以转台，因为这是你的自由。如何讲，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价值观与判断标准。这么多年下来，一部分观众离开了，另外一部分观众又加入了进来。这证明《时事开讲》的立场与价值观是经得住考验的。就以这个午夜的时间段来说，看这个节目至少是一种很累的事情，但仍然不断有观众加入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这位也在平时主持另一档更平民化的《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认为，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这个“吓人之语”的底线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凤凰卫视的生存。曹景行在解读这个说法的时候说：“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相反，却从来不是政府。”但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观众收视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个真实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像科学，也不是某个可以看清楚的规则，它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凤凰卫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东西不可以讲。底线成为每个人心中掌握所讲话题的一个基本尺度。他们在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与技巧是如何在保证生存的底线以上寻找最大的空间。董嘉耀在接受凤凰网站访问时，披露：“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只有生存才有发展。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敏感问题是不回避的，我们最近频繁地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及整个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问题。台湾“大选”的时候，可能内地出于立场与各方面的考量，会要求内地媒体保持一个声音，但我们是全程报道的，甚至会把台湾民进党的人请到节目里开讲。”
　　政治空间其实是开拓与实验出来的。许多不可能在别的节目里呈现的东西，最后通过《时事开讲》都变成了至少内地可以接受的一个形式，并且习惯了他们的表达。董嘉耀把这归结为评论员们所掌握的“技巧”。
　　他在接受某媒体的访问时，坦承：“有政治方面的空间与操作方面的技巧。这个技巧主要是靠你不停地在操作当中自己慢慢地总结出来的。像凤凰卫视新闻做了六年、《时事开讲》的新闻评论操作了四年，我们不断地尝试与突破。这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和艺术，成为每个凤凰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是评论员们自己的基本功。
　　“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精确的评价标准，说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这都不是白纸黑字可以表达的，是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掌握的一个度。我们清楚在‘自我设限’与当地法规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清楚这个最大的限度可以发挥到多大程度，让内地的观众觉得凤凰仍然是一个独立客观、同时可以发表民间声音的一个独立电视台。”
　　当然，老板刘长乐也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的专访时，谈及处理大陆新闻的难度，认为：“受制于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而能否突破困境，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新闻尺度的判断，要靠经验累积。”
　　当然，除了敏感的两岸问题外，如何评论大陆问题，也成了考验这把尺子的一个重要衡器。其后内地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他们习惯的解读方式。他们的海外方式至少使大陆观众大开眼界。出彩与让大家难忘的几次重要的人大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现场采访时的解读，代表了海外对于国内事件的独立角度。他们使用海外媒体从中共发表的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寻找新闻的方式，告诉内地观众新的理解。著名的“富人入党”等问题的提出，就是曹景行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注意到的。他提醒当晚担任《时事直通车》主播的董嘉耀，把有关内容作为当晚新闻的要点播出，第二天，他们又在《时事开讲》中，专门讲述这件事的深层含义。
　　何亮亮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手。对大陆背景的了解以及对于内地事件的深入研究，使他们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更能指出其内在的不同。有关内地的话题，敏感甚至引起反响的包括：孙志刚案与司法监督，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何严重，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三农问题”的严峻等。
　　对于时事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被观众诟病的某一部分解读立场，正在组成《时事开讲》独特的风格。它的商业化考量以及对于生存最大限度的关注，使这个节目正在成为某种商业化利益下的最有力的一个案例。至少他们在努力进行着一个用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实验。
　　《时事开讲》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审稿
　　◎ 凤凰卫视是其落地区域法律严格监控的重点目标
　　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方式固然是《时事开讲》必须要恪守的一个重要砝码，那些关于政治方面问题的声音仍然遮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时事开讲》并没有想象的宽松，他们仍然受到相当多的“管控”，严格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陆电子媒体的行规。
　　《时事开讲》作为凤凰卫视的组成部分，“享受”着监管环境对于凤凰卫视的一切管控与监督。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传媒，它的观众正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覆盖着几乎所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它的大多数观众集中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和北美地区。事实上资讯台的成立，更把市场推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与内地电视台只接受中国政府法规的管控不同，凤凰卫视的国际化形态使它必须面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要求和游戏规则。凤凰卫视的商业化原则决定了它必须无条件接受落地区域的严格监管，而且要以不触犯当地的法规作为原则。这是他们能够进入当地的基本条件。
　　曹景行在接受上海华东师大同学的现场提问时说：“大陆有大陆的情况，香港有香港的规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香港本地的法规，也就是说，我们开讲时的度，首先不能越过香港电检方面的管控范围。香港有些新闻限制比大陆还要严格。比如大陆某些杂志上照片的暴露程度，在香港是不可以的，是要罚钱的，所以，《时事开讲》首要恪守的是《香港本地新闻守则》，一切以这本守则中所讲的标准进行分析与讲话。”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回忆他最早加盟凤凰卫视时，当时的分工就是进行节目主审。他的依据就是香港的广播电视条例与这本《香港本地新闻守则》。相当多的香港职工与内地去香港工作的人员，都处于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中。他们双方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传达两地不同的法规。潘红星讲述了当时内地员工面对许多过于严苛的标准束手无策。除了政治方面的规范外，更多的涉及一些比如不能将青少年的脸部暴露出来，不能挑起宗教冲突，不能在电视节目中标注商家具体的名字，不能通过不正当竞争来打击别人等。
　　当然，关于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他们反而好处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面对大陆的收视习惯。据称广电总局有专人审看获准进入中国的海外电视媒体。
　　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在凤凰卫视开始涉足时事新闻之后。《时事直通车》的开通，关于新闻方面的政治敏感度的东西正在凸现出来，因为没有标准，如何面对两岸的称谓，朝鲜与韩国，意识形态完全抵触的东西如何处理，每次都让潘红星非常头疼。尤其是香港本地的记者，对于大陆与两岸间的问题处理方式单一。香港常提到“中港台”，一开口就说“国内”，似乎自己身处“国外”。许多新闻要素又不能不从头讲起，解释起来相当麻烦，往往解释完了，大家仍然不清楚，反而更糊涂。有时候港人又表现得相当“左倾”，把新闻改得索然无味。
　　董嘉耀加盟后，潘红星就把两岸新闻部分交给董嘉耀把握与制作。也是在这个时期，董学习到新的处理方式，因为他懂得“平衡”。例如台湾方面表态一件事后，他们会同时顾及国台办的意见。北京国台办常常只有书面声明，没有画面，他们就用电视字幕等电视化手段补充。观众反映不好看，但至少在政治的处理方式上显得更加成熟。
　　港式新闻训练给了董极好的历练，《时事开讲》开播后最初的一些称谓以及方式，都使这个节目显得更容易为各方接受。在香港，STAR TV专门有人审看节目。曹景行庆幸地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段“占了便宜，因为播出时间在半夜，负责审片的已下班了”。曹先生开玩笑地说：“文涛的节目他看得很严，有时要剪裁。因为他那会儿会说一些段子、放一些少儿不宜的片子。”凤凰卫视的节目至少要经得起落地区域内法规的考验。曹先生在向一家媒体解释时说：“凤凰卫视凡落地的地方的法规，我们都得遵守，决不能违规。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日本、包括大陆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落地，我们这个节目至少要接受所有落地区域内的法规的监管。因为这牵涉到凤凰卫视能否在当地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基本标准。”
　　《时事开讲》的一些基本的禁区与这些国家较敏感的方面相关。在有数百万观众的马来西亚，宗教与种族问题比较敏感，在“9•11”之后，更是如此。在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时，他们会小心求证，以免因某些方面的不准确，被马来西亚方面投诉为你在煽动种族或宗教不和。至于新加坡则不希望外人对其 内政指手画脚，这成为他们恪守的一个要则。当然，曹先生认为，《时事开讲》必须遵守香港和各地所有市场的规则，把对这些问题的限制都考虑进去。“新闻自由只是一个原则，要落实到现实的运作中去。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时事开讲》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时事开讲》节目的准直播状态，使主持人董嘉耀显得分外重要。许多时候，这个节目仍然会出现“不合时宜的说法”。特别是请一些特邀嘉宾来做时。董嘉耀认为自己做主持人的心得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正”。他时常会面对嘉宾们情绪激动时所爆发出的过激言论。这些言论有时候董觉得无关紧要，也就放过去了，但遇到某些过分言论时，他会想办法中和或者把这句话的杀伤力稀释。这些就是董嘉耀所说的“技巧”，也是为了凤凰卫视的生存。
　　赵启正在《时事开讲》做节目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个准直播节目
　　◎ 这个简单的节目开创了中国言论可以达到的自由空间与底限
　　《时事开讲》的时间段以及它本身的力量，使这个节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诸人对于时事的“度数”的精确把握，使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这种空间显然来自于评论员的经验与凤凰卫视高层的“放任”，他们几乎成为凤凰卫视的“免检产品”。这个“免检”的过程显得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除了那些存在于纸上的法规约束，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实际操作。评论员们在这个节目里享受到“极大的权力”。
　　主管这个节目多年的节目总监钟大年承认，凤凰卫视高层其实从一开始就“基本上不管”。《时事开讲》的话题都是在一种极其自由的状态下自己运作。
　　最初开始研讨这个节目的基本走向时，高层顾虑在涉及国内的话题时要慎重，因为许多东西没有成例可引，“简单说不讨好，说多了不好说”。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保持节目的客观中性的立场。对事件的说法，要尽可能地援引某某人的说法或者其他报刊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曹先生在节目中常说某某报如何说，某某人如何表态的由来。
　　高层似乎只为他们画了一个圈，其他的则一切均靠他们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开拓。高层对于“节目空间”的开放，给他们极大的压力。何亮亮自述自己首次上节目确定题目时，不过是他与嘉耀两人碰了下头，就确定了当天所讲的内容，甚至没有将要讲的题目通告一下言论部总监曹景行以及其他高层。这个节目录完后，何亮亮发现竟没有任何人去审查，就在当晚原汁原味地直播了。这种准直播状态令人过瘾而又刺激，但责任与风险共存，主持人和嘉宾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阮次山首次做嘉宾时，也很佩服高层的胆识，对这样的机制感到吃惊。主持《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先生，则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管这个节目。一切都要靠自我审查”。
　　窦文涛对老板与“院长”的胸怀抱着尊崇。他认为这样两位曾在大陆体制内工作过的人，竟然可以对他的节目从来不审，并且出了事还会告诉你，责任与你无关。这样的胸怀可能注定了《锵锵三人行》的成功吧。
　　凤凰高层对于《时事开讲》的监控则是事后“转告”。他们会在节目播出后，告诉你哪儿做得不错，哪儿有些过分，什么地方的处理不当等技术性问题。偶尔在走廊里遇到评论员时，会无意似的告诉你，听说那个节目在内地决策层得到了一些好评，某个话题讲得真好，某个话题的立意有些出界等。
　　这种“事后评价”，像是一把尺子，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哪些地方你得注意一下，但并没有正式的说法，这些话也只是一种参考，一切还是要由你自己去体验。这种信任保证了评论员们心态的自由。当然，最吸引评论员的仍是凤凰所能给予的“空间与舞台”。
　　很多人曾问及董嘉耀，凤凰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董认为，“它给你很大的空间。特别是我们做新闻、做节目的人，空间是相当重要的，凤凰是你要做这个节目，给你这个空间，你能想到的你就去做。你所有想要展示的好的创意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做《时事开讲》，每天讲什么题目，讲到什么底线，这中间要穿插什么片子，用什么电视画面运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只有我与大家进行沟通。沟通完后就以准直播状态进行录制，录完不做任何删节，包括请来的嘉宾，比如台湾地区的官员、民进党的议员等，他讲什么是他的事，我不做任何删节。这样一个巨大的当时无人管、无人审的空间。这个节目可以大量地让我进行创意，甚至进行突破。而我相信，许多禁区大都是人为设限，对于资讯的了解与渴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问题是你如何解读。”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编辑专业主持人班的背景，使得一直担任编导、主播的董嘉耀的专业特长在这里得到了施展。他在与老板的某次聊天中得到一个感受，“许多大陆观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画面，有时候也是新闻。”董兼职主持《时事直通车》，每天可以看到大量的台湾以及海外新闻片断，这些片断大多成为他的资料库。许多资料他会剪下来，放到当晚的《时事开讲》中进行注解。
　　2002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时，他与曹先生商量当晚主讲这个题目时，想到当晚看到的三个台湾政党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进行“大选”时的广告片。这些广告片拍得相当有趣味，同时隐喻出台湾政党选举的戏剧化与表演化倾向。选举的广告片对于大陆观众来说很新鲜，同时也是对台湾选举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有趣的补充。
　　当晚，他们在节目里放了五个有关选举的广告片，许多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当然，增加这个有点单调的节目的丰富性，因于一封显得夸张的表扬信。一位观众来信告诉他：“很喜欢边睡边听。讲完了，我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睡觉了。”
　　这封来信让董有些紧张，他认为这些观众正在使电视的意义消失。他们的选择有把这个节目变成一个有图的广播电台节目的可能。董试图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评论员们的评论有机地重新整合“电视”功能。当然，这样会使自己本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又成倍增加。每天确认题目后，拒绝助手的董每天都会翻录大量的片断，一个小时的素材有时只能剪一分多钟。
　　在与何亮亮先生探讨韩国与朝鲜的黄海海战时，他想办法做了一张海域交战图，从这张图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交战的全过程。因为对于这片海域，一般的观众没有概念。董试图以这些简明的手段，重新恢复电视好看的功能。
　　大多数时候，董嘉耀会选择大陆观众陌生的画面作为自己的“绝招”。2001年春，中美撞机事件的那段时间，美联社公布了一个由美国政府提供的他们的飞机拍摄的画面。当晚，董嘉耀就在与曹先生的节目里把这个片断完整地播出。观众来信认为，这个片断很重要，使华语观众多方面地了解了事件的始末。
　　《时事开讲》的另外一个功能呈现了出来，许多独家的首次披露的画面甚至都成为开讲的观点。而这种利用“地区差”打出的擦边球，正在成为他们新的空间。许多空间与尺度就在这样一次次的越界中，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慎重”与《时事直通车》的界线。而他们超强的“纠错能力”，化解了许多规则上的限制。一些在凤凰新闻中不能谈及的问题，都会成为这个节目的重要题目。他们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将台湾领导人以及很多在凤凰卫视新闻节目中也绝少涉及的画面和题材，大量地在这个节目里播出。
　　陈水扁曾数次挑战大陆，每次都在两岸引发激烈反应。观众来信说，你们时常批评这个人，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长得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何亮亮某次在与董嘉耀讨论的时候，决定把陈水扁的讲话原话放出来，然后进行评论。因为何先生坚信“如不把原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的评论就是无力的”。这个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问题发生。因为何先生的评论字字到位，放那个讲话似乎增加了更多的可信度。
　　这个节目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改变着相当多的规则，甚至吸引了相当多人的关注与参与。
　　《时事开讲》的制作方式曾经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有些出乎意料。这位主掌大陆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高级官员，以开明、健谈著称。他在2002年6月的时候，来到香港公干。老板刘长乐请他到公司参观，同时邀请他到《时事开讲》做嘉宾。赵先生是这个节目的观众。那天他选择的题目是针对海外盛传的《中国崩溃论》的意见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在他的感觉里，以为这个节目至少会与他曾经接受采访的国内外的许多电视节目制作部门一样，阵容庞大。当董嘉耀告诉他现场只有一个拍摄人员，节目将会是准直播状态下的录制形式时，赵先生觉得极富挑战性。
　　董嘉耀与他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个大致的交流，提醒他自己可能会就哪些问题向他提问及基本的注意事项后，就开始录制了。
　　这次录制时间只用了20分钟就完毕了。赵先生录完节目后，对老板刘长乐连说想不到，这样重要的一个节目，竟然用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称为过于简朴的形式。董嘉耀告诉他，“你体验到的全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基本样式。”
　　当晚赵先生就看到了自己的节目。第二天，海外的媒体已开始引用他的说法。他们的这种准直播状态的录制，得到了相当多内地官员的认可。
　　在这个节目中露面的还有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他还是副部长，在港公干，被邀请到现场做嘉宾。这位部长同样在简短的不适后，就对这种准直播的方式产生了兴趣。秘书被挡在了录制现场的外面。徐部长坐在嘉宾椅上，神态自若。这是他首次脱稿讲述中国的科技政策。当然，当晚他看到的节目，没有经过任何剪辑，他“觉得讲得还不错”。
　　窗口就在这种不断的拉开后，扩大了他们的声音。这个窗口看出去的世界可能更远。他们开始想尽办法，试图使更多的重量级人物成为他们的嘉宾。至少这些官员的存在，使他们这个节目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大。当然，题材方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宽广。
　　2000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紧要时刻，他们找到了一直参与申办的何振梁先生。体育在那时候显得具有独特的政治意味。何先生通过这个节目首次披露了北京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何也夸赞对他进行采访的董嘉耀与曹先生，说时常看他们的节目，尤其是曹先生的一头花白头发，非常有风度。
　　曹先生对这位奥运老人说：“其实我的岁数很小……”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计委主任任上时，也曾是他们的座上宾。这些高级官员在做过这个节目后，都对他们的录制方式感触颇深，并喜欢上了这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的简陋也使节目组把机会放在在香港“守株待宾”上。许多名重一时的官员，就在香港转机或者过境时，被他们请来做嘉宾。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就是这样被他们请到现场的。这位前外交部发言人一直对《时事开讲》很关注。他一次转机过境香港时，被董嘉耀托与他相熟的闾丘露薇请来做客，开讲阿富汗的现状。孙大使告诉曹先生，在北京的外交部大院，大部分人都喜欢这个节目。一些退休领导，包括他的母亲，每晚坚持不到那么晚看这个节目，就看第二天的重播。孙说，他看这个节目是因为工作关系，每天看完后，就知道当天发生了些什么。
　　那天孙大使在《时事开讲》中，提醒中国人到阿富汗去寻找商机做生意。他的呼吁至少成为一个新的商机。据称相当数量的人赶到阿富汗，试图在这块战后的土地上收获财富。他们的理由大多是，孙大使在凤凰卫视上说“阿富汗欢迎中国商人，那里的中国货短缺，中国商人很受欢迎，而且中国人在那里很安全”。
　　适当地引用官员的说法并使他们的权威性得到传扬，这种做法很快成为这个节目的优势。老板刘长乐与“院长”很赞赏他们的做法，甚至动用自己的人脉，去帮助他们“拉客”。
　　至少有十几位内地、香港以及台湾方面的官员，在老板刘长乐的邀请下，来到《时事开讲》做客。许多省份的省长到香港招商，甚至主动要求上这个节目，以便在这个节目里谈论他们省的发展规划。《时事开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官员信任。因为在这个节目里，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话语会遭到误读。
　　在阿富汗战争以及对伊战争爆发前后，《时事开讲》均播放了由赵一力女士在美国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专访节目。鲍威尔认为凤凰卫视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使他客观地表达真实的美国式想法，以及他所想要披露给中国民众的真实信息。
　　《时事开讲》的努力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各方的首肯与承认。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
　　刘长乐打造凤凰明星的“三名”战略
　　◎ 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为内容的“三名”战略正在使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成为凤凰卫视评论的活商标
　　20世纪50年代初，当CBS的新闻主管向著名的战地记者克朗凯特提出让他为自己找个经纪人时，一直当自己是新闻记者的老克还有点莫名其妙。但20年后，却已经有政客向他郑重提出，要他竞选美国总统。因为这位CBS的老牌新闻主持人连续数年被评为“对美国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之首。他影响了越战的进程，也改写了美国其后的某一部分历史。
　　与他一起在美国的历史上仍然产生影响的还有三位著名的老人。60多岁的布罗考、70多岁的丹拉瑟和彼特•詹宁斯。他们都是美国电视史上最重要的人，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主流新闻的成熟与美国人寻找正确新闻的依据。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了20多年，并且有可能还将待下去。
　　这三位老人都是美国式商业路线的“产品”。美国化的电视体制从一开始就在商业化的路线上把其他国家那种只把主持人作为传声筒的做法，抛开了很远。它的明星制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媒体的版图，新闻节目也不能例外。美国电视人发现，要想让新闻节目长久地抓住观众，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播包装成明星。美国人甚至把主播称为anchor （团队的核心和引导者），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直接叫做announcer（播音员）。用主播的名字为节目命名（如汤姆•布罗考的NBC晚间新闻），用近景甚至特写镜头让主播与观众接近，表现主播的个性化语言甚至个性化观点，特别是让主播在节目现场，表现得如同是他一个人在现场机智沉着地控制着全局。这些招数正在成为经典的美国式制造新闻明星的传播器中的一环。
　　曾在美国游历多年的刘长乐在凤凰卫视创办之初，就开始引进了美国式的明星制造机制。对于主持人包括整个电视台的包装，都是这个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华语电视媒体中首家可以感受到的明星制带来巨大轰动的样板。凤凰卫视起初的宣传包装部门属于默多克集团的STTV。其非常出色的台前幕后人员，功不可没。这些拥有西方电视包装经验的人物，熟练地用他们认为适用的方式，包装着每个踏进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
　　老板刘长乐认为，这对于一开始就大手笔投资大型节目来吸引观众的策略，利用明星争取信任的手法显然高明得多。早期，观众一看到吴小莉，马上就会想到凤凰卫视，很多观众因为认识吴小莉，进而认识凤凰。在早期所写的一本名为《足音》的书里，吴小莉证实凤凰的这种明星策略，使她的声名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大陆铺排，并进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经过三年的运作，凤凰卫视已拥有了全新的、成熟的推广明星的做法，几乎所有的主持人到了凤凰，都会在这个机制里得到全面的包装与推广。当然，最初得到包装的大多是娱乐方面的主持人。许戈辉、陈鲁豫和窦文涛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有趣的转变，并得以成功。当然，还有更多的主持人，如董嘉耀、梁冬等人。他们的这个转变往往是以一些记者略显做作的问题来体现：“为什么你在大陆默默无名，到了香港，却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功了？”
　　这很像是个秘密。
　　掌握这个秘密的人是老板刘长乐。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现了这些人的潜质，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们相应的阵地，以及完美的个性化的推介。凤凰卫视专门设有公关部，负责在平面媒体上大量推介他们的形象，而在电视上，个性化的宣传也在滚动播出，这种铺天盖地没有缝隙的宣传，在国内显得新鲜，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在收看不到凤凰的时候，却在平面媒体上看到了大量的这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以及凤凰卫视本身的推介。距离感以及对于香港电视的神秘，使凤凰卫视以及它的主持们成为了一群值得崇拜的明星。
　　至今，老板刘长乐仍然认为，凤凰最核心的竞争力仍在于人才。人才的价值在他的眼里，不亚于上亿元的投资。
　　明星制的战略至少使老板刘长乐坚定了这个方法的必要性。而他更于《时事开讲》开播之前，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一个“三名战略”。“六年来，我们努力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名记者。”刘长乐认为，电视媒体讲求的是视觉效果，如何令观众过目不忘，惟有一张大家都喜欢的脸孔，要塑造活商标。
　　当然，在凤凰卫视整体受到拷贝的时候，刘长乐五年前提出的这个战略，也在被某些电视台全盘照抄。但老板刘长乐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名词可以拷贝，但细节与思想，甚至传奇，肯定无法复制。
　　这个战略至少在多数的时候被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个频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主持人就是收视的保证。在这个台，有时候提到一个节目就会与一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早期的《小莉看时事》就是以吴小莉为品牌的一个节目，而《鲁豫有约》干脆就是陈鲁豫的节目。至于提到《锵锵三人行》，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窦文涛，提及《时事开讲》，大家必然想到董嘉耀、曹景行。
　　这样的方式很快就使每个节目打上了个性的色彩。《时事开讲》的主持人几乎都有被重新“制造”的过程。他们上节目前会有专门的形象顾问帮他们化妆。至于形象，则大多数会被专门的机构，当然包括“院长”与节目监制在内从形式到内容上进行全面包装。阮次山先生就被包装成了一个“蛮帅的列宁”，何亮亮则以持重示众，曹景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头华发，至于杨锦麟最著名的就是他那几套唐装和书生言责的风格。
　　当然，公关宣传部门的人帮助他们进行的推广包括记者会、观众见面会、演示会、报告会、平面媒体宣传、设计主持人卡、拍宣传片、建立专门网页等等。评论员们出外会有专门的公关方面的人领队。这些老头儿也会被定期领去与那些主持娱乐方面的年轻的主持人拍形象照片，制作公关使用的形象卡片，在电视上用不同的形象推介自己，或者自己的节目。他们非常习惯这种形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老头儿们已习惯了自若地“作秀”，比如参加公司组织的公关活动，要面对大量的记者提问。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及自己的节目推介会上，他们已能非常熟练地操着各种熟练的公关语言与新闻记者打交道并期望自己的节目得到更多的媒体推介与争议。
　　对于评论员的包装在凤凰卫视显得相当独特，他们的形象似乎被推向了学者的一面，并被不断地扩大。公关方面帮助他们联系的是在大学的授课以及在东南亚一带的演讲。
　　这是他们擅长的工作。
　　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因此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等几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以这样的身份在大学生中推广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大学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受到的欢迎出乎意料。这种间接的推广正使他们成为时事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每次活动结束后，客座教授们已会用非常亲民的形式向大家派发自己的明信片，在拥挤的人群中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凤凰庞大有力的明星制造机制中，成就着自己的声名和更多的故事，并因此而吸引到更多的人观看这个晚间的非黄金时段节目。
　　时事阶层：中国人为什么会关心时事
　　◎ 清华、复旦等10多所院校，以及东南亚数国请评论员们演讲，盛况空前。曹、阮、何、杨受到学生追捧，数所高校聘他们为客座教授
　　从来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关心新闻的了。
　　在美国待了至少半辈子的阮次山先生，看到中国人对于时事新闻的关心，感到很吃惊。即使在美国，“9•11”之前，关注新闻与世界局势的阶层，也只限在一些政客与部分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更多的民众关注的只是超级杯的橄榄球大赛与NBA的战斗，甚至连足球也不在他们眼里。他们每个人的眼光只有几百公里，大部分美国人终生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据调查，国际新闻成为中国人关注度很高的一项资讯。
　　无数的中国人似乎都是胸怀世界，对国际局势的了解，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阮次山是在《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中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热爱的。在凤凰仅一年左右，他的名字已在国内的媒体上得到多次出现，雪片般的信件与数不清的电邮让他有种错觉。他个人的声名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媒体业界里，他著名的结结巴巴的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对他如明星般地拥戴。写信的人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大学生或者一些平民百姓，甚至在北京街头开车的的士司机，他们讨论他说过的话题，或者谈论解放台湾的一些个人设想，甚至谈及在国际局势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话题专业而且精到，有的相当有水准。
　　更多的政要、商界总裁们，则努力表达对他的赞赏。阮先生认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关心时事的阶层，这个阶层至少包括了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是当下中国的中坚阶层。
　　凤凰卫视以播报气象预报闻名的陈玉佳，有位在大陆的台商朋友，在与佳佳聊天时告诉她：“一位先期在大陆发展的台商，告诉我如何尽快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你要想融入一个阶层，必须先懂得这个阶层关心什么，这个阶层是什么。”那位仁兄传授给他的识别方式简单有效，是否关注《时事开讲》，是一个特征。
　　大陆相当层面的政商两界的人士都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真实动向。那位台商发现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人关注这个节目。这些人大多数掌握着权力、金钱、知识三个层面的资源。他与这些层面的朋友接近的一个方式大多数的时候是谈论当下的时事政治或者一些海外信息。他说的饭桌心得很有趣，大多数的商人或者官员，喜欢在饭桌上交谈时下的段子或者一些国家大事方面的消息。段子似乎很快过时了，这时候能否在饭桌上披露出独家信息或者某些事件的独特见解，就成为一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而他的相当数量的信息和见解，来自于《时事开讲》。
　　曹先生觉得这个信息很有趣。早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他们就在寻找着节目的定位与自己的收视人群。他认为，任何节目都有一个供求关系。只有市场有需要，这个节目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起初许多人说半夜11点多爬起来观看这个节目，他觉得有些不可信，谁会是这个时间段的观众？好几次休假的时候，他有意识地等待这个时间观看，但还是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这使他对这个时间段的观众产生了兴趣。他觉得只有把需求面搞清楚了，才好去做一个节目。当他发现这个独特的时事阶层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他的一个坐标，他会下意识地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他个人的心得是这部分人不喜欢你在严肃的节目中讲笑话和流行层面的东西。他们大多有许多的资讯来源，只有提供最独特的资讯和观点才会吸引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曾一起讨论过如何为这个阶层的观众定制一些独特的产品。曹先生对这个阶层的观众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为什么会喜欢时事新闻？
　　他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集中的回答只有一点：人们普遍有较重的资讯饥渴症。过去许多年，中国的现实境况使大多数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文革”十年造成的一个资讯断层，虽然在20多年后有所改变，但完整的消息来源仍然有限。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决定某种生意的成败。国人普遍的忧国忧民心态依然存在，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越多，功利色彩的忧虑也就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支持。
　　凤凰卫视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这个“断层”，《时事开讲》则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选择。评论员因此而感受到作为一个评论员的幸福。当然，有时候还有种道德的满足，大学生们正在认定他们的学者身份与传道者的象征，这个象征至少在早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阶段就开始了。其后，像是一个定式，一旦有大事发生，大学生们就自发地去附近的宾馆包房观看凤凰卫视的直播和评论员们的评论。而这些在“9•11”事件爆发后，更成为一个高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讲，据他所知，至少有400多人到附近的宾馆包房收看过凤凰卫视。评论员们的评论也会毁誉参半地在大学生中间流传。学生们可以模仿董嘉耀特殊的语调，也会操着阮次山先生的腔调来调侃周围的某些事件。
　　《时事开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造就了评论员们的神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评论员们的评论。2001年间，清华大学决定邀请评论员们来学校演讲。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于《时事开讲》来说，更像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从这次事务由主管公关事务的王多多小姐出面，就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本质。董嘉耀与曹先生商量，将这次活动现场录制成节目，在《时事开讲》中播放。评论员们也希望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并真正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2001年5月27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吸引了近千名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学生们以各种各样的话题向曹先生、阮先生、董嘉耀提问。中美问题以及更现实的台湾问题仍是事实上的热点。曹先生惊讶于学生们的尖锐以及关注问题的广博。这次演讲被凤凰卫视方面做成了一次《时事开讲》节目的“路演”。
　　之前一天，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已先期举办了一场演讲，与那场显得较为专业化的现场《时事开讲》节目相同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时事开讲》500期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次对话更像是一次发布会。曹先生在被问到关于对资讯的理解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得了资讯饥渴症的人。有人对阮次山的长相和名字像日本人产生疑问，阮次山幽默地解释说：“我的名字取自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号，我比元好问多一个‘耳朵’，至于长相，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当有同学问道：“如果凤凰卫视面对的不是中国的观众，你们还会那样爱国吗？”阮次山则坚决地称：“哪怕面对的是美国观众，我依然爱国！”
　　董嘉耀则保持了他的冷静，作为这个节目事实上的制作者，他把这次对话制作成了一个现场版的《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这种形式的好处，就是台下观众可以在听完评论员的讲述后，马上站出来或通过递字条的方式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对于一切尖锐的问题，我们都不回避！”这个形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至少这个节目成为他们开展大学之旅的一个开端。
　　很快，许多大学邀请评论员们进行演讲。阮次山承认，通过这些在大学的演讲，他发现了中国大学生与外国大学生的不同之处。中国大学生似乎都充满激情，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又能以务实的心态去脚踏实地。当然，让他吃惊的却是这个关注时事新闻阶层的性别。
　　2002年3月间，他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进行中美关系的主题演讲，到会的学生近三分之二是女生，向阮先生提问的也几乎都是女生。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似乎更关心国家政治和国际形势。至少阮次山对这次参加讲座的学生有这种印象，女生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政治”？人大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级硕士生韩晓文告诉阮先生：“大部分同学都对中美关系感兴趣，我每周都要从报纸上了解国际新闻。学生最终要融入社会，应对国际动态、国家前途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一位社会学家认为，现在的女生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关注自我与社会的联系。
　　大学生们对于资讯的渴求至少鼓舞了评论员们。学生们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评论使他们本人更像是某个方面的学者。其后，他们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开讲，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曹景行、何亮亮被这两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阮次山先生则被上海一所高校聘为教授。学生们甚至在对话中，从国际局势、国内动向，询问到他们的隐私、薪酬，甚至这个节目的运作都成为一个话题。
　　当然，曹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大学演讲后，得出了一个对他的听众们的基本印象。在回答上海媒体的提问时，他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学生称：“上海的大学生提问比较含蓄，北京的大学生更具挑战性。”他承认，“清华学生的提问极有针对性和挑战性，语气往往不饶人；上海学生相对安静，静静地聆听，相比来说，则含蓄多了。”据统计，目前他们已去过北京师大、成都师大等20多所大学，而越来越多的大学邀请仍在排队等候。
他们的观众还在增加。围绕着这个节目产生的一个阶层正在扩展到海外。凤凰卫视试图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目标，至少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观众群中找到部分依据。评论员们从收到的来信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多集中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泛亚太地区华人群体中。这部分人正在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国内以及华人群体中时事的一个消息管道。他们甚至也会收到来自韩国或者更远些地域的来信。
2002年，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潮州八邑会馆联办，请评论员们现场“开讲”。
　　《联合早报》的消息称，主持人事务经理沈蓓蓓说这个节目将在其后的《时事开讲》和另一个介绍东南亚见闻的节目《凤凰东南飞》中播出。
　　非常多的人进入现场观看了这个节目，当然他们都是在交了30元新币门票后进入现场的。董嘉耀曾担心观众会否坐满。事实上，最后他发现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曹景行与阮次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时事开讲》正在东南亚成为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在会场里提问的人群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华人。
　　这部分人关注这个节目的动机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中国的关注。2003年间，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曹景行、何亮亮、董嘉耀三人到现场报道评论。著名的《南洋商报》联合拉曼大学在吉隆坡、新山、槟城等三地举办现场《时事开讲》演讲。他们在三地就伊拉克战争与“非典”冲击后的世界格局、一国两制与台湾“大选”等题目进行回答与演讲，成为三地盛事。评论员们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
　　主持人董嘉耀则在这次华商大会上出尽风头。四年的“发球”经历，磨炼了董，他对在现场的直播提问也更加娴熟老练。在三地的现场演讲完毕后，曹、何、董三位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吉隆坡举行的开幕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当天的重头戏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发言和回答现场两千多名华商的提问。时间宝贵，但不少华商却借提问的机会，趁机推销自己的产品，现场经常嘘声一片。董嘉耀赶在直播讯号结束前，抢先问了马哈蒂尔几个问题，包括中草药经济的发展对华商是机会，但马来西亚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势，在马哈蒂尔退休之后，马中关系如何发展等。现场一片掌声回应。马哈蒂尔的回答，后来也被众多国际媒体引用。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会后当面赞赏董的问题提得最到位。而出席同一会议的老板刘长乐也说：“嘉耀的提问是整个直播的亮点，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评论员的影响力正在使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某种权威。当然，这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要受到质疑与讨论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权力。
　　新闻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还有解释权；公众除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了解为什么。
　　《时事开讲》的竞争对手是BBC、美国之音对于国际和中国事务的“第一解释权”
　　一个人的思考有时候会成为大多数人依赖的信条。
　　布尔迪厄在他的谈论电视的那本书中认为，电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时事新闻，这类新闻可以吸引公众，娱乐公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电视成为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有些人“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常识，也就是说其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先生的批评其实正在指向一种媒体权利。
　　越来越多的观众来信以及其他信息反馈表明，《时事开讲》的观点以及评论员们的声音正在成为大多数个体声音的代表。作为新闻明星制的副产品，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化意见会被作为“社论”甚至某一方面权利的代言。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公众人物，尤其是电视英雄正在成为他们思想的替代品，有时候介于明星与事实传递者的争论越来越多。
　　中国人对于电视有着天然的信赖。很难想象，内地电视台新闻中表达的会是某个个体的观念和倾向。内地电视媒体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弱化新闻播报者的个人色彩，他们使用轮换播报、甚至用较深的景别拉开播音员与观众的距离等等办法，不过是想让观众强烈地感觉到，新闻播音员仅仅起到传声的作用。
　　“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一直以商业路线为主的凤凰卫视却行不通。”凤凰卫视正在
借助着“新闻明星与节目浑然一体的品牌，吸引观众”。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的电视方面的学者苗棣先生以及更多的人所说的不过只有一点，“新闻是一种巨大的公共权利，可通过明星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演化成某几个人的个人权利，隐约中总有些不妥。”
　　陈鲁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特别小心你的话语权。做新闻工作，你会发现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它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别人赋予你的，要小心使用，特别的重要。包括要对受众负责。还要对你写的事情与人负责。有时一句话可能会断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生。”
　　面对指责与讨论，曹景行却主张，评论员的权利就是自己的观点。只有个性化的观点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时事开讲》试图提供的“是一种你应当知道的权利”。也许主播应当具有公信力，剔除个人的色彩，但要把这样的要求放置到评论员的身上，起码是误解了评论员的作用。
　　曹先生认为，这个节目在当前国外的传媒进入中国的格局中，其实只是在努力争取一个“解释权”的问题。
　　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解释了《时事开讲》之类评论节目的最主要的功能。“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时事开讲》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不回避重要的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竞争对手的话，不是内地电视台的什么栏目，我们只是在与’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解释权的海外媒体竞争，争夺对于一个事件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解读权利。”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询问曹景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时事开讲》这样一个深夜的枯燥节目。曹先生笑笑说，他们想听听我们的解释。
　　曹景行认为，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曹先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与更多的媒体的解释权之争中胜出。他所认为的竞争包括与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海外媒体以及流言与传言的竞争。曹先生在那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被提问到说有许多海外媒体认为，《时事开讲》更多的是以表扬与赞美大陆为主时，曹先生认为，为什么在遭到这样的质疑时，这个节目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关注，因为如果失去了客观，他坚信这个节目至少不会存在到今天。
　　这种独特的竞争在许多时候他们显然占了上风。
　　曹先生认为，如在关于“三个代表”及许多政治事件的解读上，我们显然要比其他的海外媒体更多一份能够为大陆观众接受的观点。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然比他们更接近大陆的真实。相反，大多数时候，相当多的海外媒体只是用“两分法”的简单思维去分析中国政治，非黑即白，有更多的局限性。
　　当然，评论员们仍然体会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受到的注意就越多，甚至会被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受到质询。批评家们关注的问题似乎走在他们的前面，但这也有利于评论员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徐友渔先生曾在评论电视的两面性中，认为受收视的影响，许多评论员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并指出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的，真正的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思考需要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受；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问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当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于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评论员们的“快思手”形象正在被观众抛弃。这部分遥控器正在迫使他们开始专业化的选择。《时事开讲》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起初，观众们会被评论员们广博的学识以及多方位的关注而迷恋，但对于题目的过多关注显出了他们专业准备的不足，越来越多的观众反对他们这种”万金油式“的讲解。但这样的讲解至少包括了他们对于事实的深层介入与表面化接触。电视制造了明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损害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请更多的专家来这个栏目做客。评论员们也正在电视媒体的功利性与个人的成就间寻找位置。曹景行、阮次山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何亮亮则在大国政治与军事方面独树一帜。杨锦麟以鲜明的个性化评论台湾问题、内地问题正在成为特殊现象。嘉宾朱文晖显然只在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才出现，至于邱震海则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但曹景行认为，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实际上，电视中的新闻评论就是“资讯快餐”，及时满足观众的需求。他们如果想听专家更深入的分析，自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电视不是全能的，凤凰卫视更不是“满汉全席”，不想享用“资讯快餐”的观众，可以把这只当成一道新闻宵夜好了。
　　评论员权利正在成为某个符号。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利用这个观点去作为自己的身份延伸。《时事开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但内容极其严肃的节目，仍然无法逃脱人们对其电视商业化附性的质疑。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
　　“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讨论事件
　　◎ 有关方面认为：你们的讲话很有分量
　　外界注意到，对大陆事务的探讨，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得小心而有节制，但也会出乎意料地爆出火花，显露锋芒。他们先从单纯的会议入手，连续几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已可以看到吴小莉们身边站着评论员们。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曹景行。至今他仍然在著名的两会上充当现场的评论，给当天的采访寻找最新的材料，提供新的观点。
　　他擅长的手段仍然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解读北京的重大政策变化。会议是决定中国未来或者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也是对外开放的可以观察中国政治生活的极好时机。这些对于中国甚至世界而言相当重要的会议，人们可以从公报或者官方媒体上找到相应的解读方式，也可以从《时事开讲》寻找评论员们的独特看法。
　　曹景行的说法仍然引起大家的兴趣。曹景行会从会议的公报中，努力寻找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淹没在公报中的真实的意图，从而探寻政府下一步的重大政经动向。他的这种方式，其实与相当多的海外媒体驻京记者类似，大家都可以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寻找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以及各取所需的新闻解读。问题是他们关心的是否与中国百姓关注的一致。曹景行的本事就是从中找到中国及其他华人世界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从1998年开始，他数次评论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中共十六大时，他更是来到会议现场作评论采访。他在现场的解说往往成为内地媒体引述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把他当成一位明星式的老人，让他的身影出现在内地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中的花絮部分。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中国决定未来与政府人事变动的窗口。研究中国这种决定性的会议正在成为评论员们的功课。当然，这种努力包括了他们的责任。向当局提供海外真实的信息，向更多的观众传达海外对于这些会议的多极看法，也向海外传达内地真实的意图。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先的披露到最后的定型，曹景行与董嘉耀一直都给予空前的关注。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天是周末，曹景行在家收看“七一讲话”直播。曹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中共执政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他马上打电话给值班主播董嘉耀，建议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中，把有关“新的社会阶层，都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入党”的内容，作为当晚的报道要点突出出来。事实上，这样的解读对于曹景行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字里行间寻找到当局的最新的政策，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此后，他在周一的《时事开讲》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解读。
　　事件仍在以超出他想象力的速度发展，关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新思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的反响。持续的讨论，以及国内不同人的看法正在成为新的热点。海外媒体对于国内的这种讨论的解读，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偏见、流言正在混淆媒体的公器身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通讯社持续的讨论，似乎不断地在为此事加温。
　　老板刘长乐在观看了他们的几次讨论后，认为篇幅太小，不便于展开，提醒他们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集中的讨论。刘长乐敏锐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希图传达海外不同的看法，至少给自己的有效收视阶层以有益的提示。
　　曹景行与董嘉耀商量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的形式。他们设置了四节，每节就一个话题放一段江泽民演讲的电视画面。在嘉宾的选择上，他们邀请了《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建华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博士。曹景行则是这次特别节目的主导者，主持人自然是董嘉耀。他们确立的主题似乎中性但却深有寓意：“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曹先生称江泽民讲话选择的时机相当重要。他的解释是，江泽民在此前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全面阐述“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等问题，这一次就全部讲清楚了。这有点像1979年的“三中全会”，时机选择得很合适。
　　曹景行说：“这个时机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2002年要开十六大，如果现在
再不做一个明确的阐述的话，十六大就会错过。假若十六大的机会错过，那么一个党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更新的机会就失去了，如果这个不解决，可能要等到十七大的时候，又是五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北戴河会议’刚开完，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高层的统一，接着就应该有一个‘中央全会’，然后是明年的十六大，甚至可以再预料到下面的人大，人大会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时机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中共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回顾，这个背景很好，这个时机点很重要。” 事实上，曹先生所认为的“三个代表”入党章、入宪，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陆建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以后，到现在八九年的时间，现实的变化和理论的需要对中共构成了双重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进程，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停顿过，变革引发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单纯依靠过去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解释它，更没有办法从理论的角度来指导一些具体的改进的东西。”
　　邱立本说：“旧理论没有办法来描绘新的事实，就像过去讲，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样的提法能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吗？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新的。江泽民讲话中的理论含金量值得重视，它等于是说要承认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整个社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私有企业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个现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整个中共理论怎么样来配合现实？怎么样来解释新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破，又要有立。”
　　评论员们相信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相当于“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朱文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是另外一次，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次比过去两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经济方面，就是生产力方面。这一次在“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实际上不光是生产力方面的，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中共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发展，现在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理论的意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
　　尖锐的邱立本提出，这些年以来中共本身基本上是回归到爱国主义。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申奥，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强的民气，但这一切全部依靠的是爱国主义。怎么样面对新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现在要面对全球化，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基本上是中共重新焕发作为执政党主观能动性，来凝聚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掌握最有爆发力的创意，使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
　　交锋的热点问题是：“资本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深谙内地对此理论看法的陆建华提示，关于资本家入党在大陆有许多争论，而且有些人还是以写意见书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看法，理论界也有争论，就连普通公众也有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怎么样看待社会中拥有财富、拥有资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必定和共产党的宗旨或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向相矛盾冲突。陆建华认为对这段话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有钱的人，只要有资本的，就涉及到资源的原罪问题，再就是他们的利益肯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陆批语说：“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和理论前提究竟是过去的教条，还是脑子里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
　　曹景行说：“海外有一些人将此问题过于简单化，把这个问题叫老板入党，中国变成老板党，或者是镰刀、斧头要换成金钱。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实际上和大陆反对派的想法也很接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就是老板入党。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除了谈到这些私人企业家，还谈到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当中起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很大的，所以这是社会在新的变化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给予一个新的解答。”
　　朱文晖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做的“不是去强化或者激化利益摩擦的部分，而是寻找共同点，用一个共同的利益去凝聚社会的建设力量，即便你要去协调，或者去磨合各个群体的摩擦和冲突，也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才能做”。
　　邱立本认为这需要寻找一个全国的共识，来超越不同阶层的共识。 但朱文晖则提醒说：“从我的理论来看，这一次对民营企业家的入党问题，包括其他人士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来说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怎么样把这批最有活力的企业和这批人纳入到执政党的框架里面来，因为这个问题比较迫切。如果你不吸纳进来，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和你的未来出现不合拍的现象。第二个就是对这批企业家来讲，他现在有了钱了，要往下发展，他自己也有顾虑，一个是他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如果他自己搞一个和共产党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话，又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的财富慢慢靠这个领域集中，怎么样把这一批财富引导到为整个国家全面国力提升的这个轨道上去，我想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陆建华说：“国内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现在已经富裕的人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很多文章暗含的前提就是这些人不该有，要是有了肯定和共产党是对立的。去年就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去年的5月1日前后，按照大陆的传统要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很多地方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面有私营企业主，这件事在大陆内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到底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当劳动模范？其实这个争论暗含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要求到底应该容纳在哪里，或者怎么去容纳他们。”
　　在提及到“三个代表”如何与现实结合时，评论员们的意见则集中在要改善人民的根本利益。朱文晖提出在未来还有一个东西是要尝试的，就是党内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怎么体现。他说：“把民营的资本放进来之后，把一些中产阶级白领放进来之后，未来党内怎么样容纳这些人的声音，怎么样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架构，这些都是未来要尝试的。”
　　最后的话题集中在“中共如何成为新世纪成熟、现代化的执政党”的问题上，曹景行说：“中共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的话，我想通过前20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来看，中共应当实现党内的民主监督，使自己受到制约。这是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曹景行分析了中共近年来开始自身变革的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使然，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的失败，至少提供了许多相应的教训，作为执政党自然会考虑如何适应与发展的问题”。
　　在节目最后，邱立本说，我相信整个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往法制这方面来切入，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全球化，外企抱怨在中国官司难打赢，就是司法的保护主义，使你的司法没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公权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节目于2001年8月26日连续两天播出后，在海外引发相当的反响。法国国际电台则专题采访了他们，转述了评论员们的观点。内地对这个节目的反响更出乎他们的意料。有关方面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你们的意见很有分量。而更多的是雪片般的来信。这个单纯的谈话节目，在观众要求下，又在半个月后安排重播了一次。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评介此事是“对于谣言与这次‘三个代表’理论学习的一次非官方解释，但他们的说法很有趣。来自北京的陆先生在信中谈到应当怎样对待‘三个代表’理论的看法时说，没有必要激化这种争论，否则不利于整个社会思想健康和多元并存的格局的再现。而不同的公众人群对某种思想表述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说是社会健康的一种表现”。
　　曹锦清做客“开讲”：提出“三农”问题其实是中西部的农民问题
　　◎ 秦晖教授重新解读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定律”问题批示后的“费改税”症结
　　《时事开讲》似乎对一位叫曹锦清的学者情有独钟。这位曾以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名世的教授，对中国乡村社会尖锐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以独立的田野调查的方式披露当下农村生活的状态，对基层官员和农民社会心理的真实展示，让读者面对一个为主流话语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现实图景，在学界激起重浪。
　　曹景行最初关注这位喜欢“蹲在田野里，与农民聊天中发现问题，从炕头上而不是从新闻中接近农民的教授”，却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那时候曹锦清的农村调查已在上海学界引发争议。传统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深入农村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说的可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真正的问题。
　　第一次专访是在1999年,曹景行仍在主持《财经论坛》，他就“三农”问题找到了曹锦清。当时《黄河边的中国》还没有出版，曹锦清刚从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农村回来。在20多分钟时间里他谈了农民问题如何与专家的研究接轨的问题，谈了中原文化中农民如何在体制中生存的问题，农民个人的收入以及许多问题的由来。
　　2000年底，《黄河边的中国》面市，曹景行在赴上海采访市长徐匡迪时，买了一本带回香港。之后在《时事开讲》里，曹景行在讲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多次提到这本书，以至于观众以为他和曹锦清有什么关系。2001年11月，曹锦清到香港讲学，曹景行决定再次把他请来做节目，但是如果再用当初20分钟的时间，肯定讲不清楚。所以就有了后来连续两集的由曹锦清主讲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与农民。
　　曹锦清似乎对学术界非议自己的研究方法深为不满。这位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教授，相信自己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因为对“不少国内学者十分推崇的西方学派的不满。但关键的是中国的现状用那些东西根本解释不了，那些书我也看，但真理不可能就在那些书里。社会的变化使得书中的东西不能再规范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深远巨大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究竟如何表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开放，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这些表述都来源于西方，它们必须在中国的语境里重新解释，要弄清楚它们在中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我要着力提出：真理是在变动的社会现实当中”。当然他也不回避这本书的调查方式使他真正了解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乡村现状。
　　中国农村的现实，使这位曾在皖南农村待过近十年的评论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转型中的中国所要处理的问题绝对是农村问题。2002年的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到“三农”这个问题上时，《时事开讲》同样把“三农”问题作为他们关切的一个目标。曹锦清不像一个在上海待过多年的教授，他谈话尖锐并有张力，喜欢举例，并用观点来证实他的说法。
　　他提出一个特独的发现：“‘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198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承包经营，这一承包制推行的过程是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工业化过程同步的。由于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工商业基础，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地方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或者说是完成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地方财政从农业转移，农户的收入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这样地方财政和农业的矛盾就极大地缓解了，农业可以只供农民吃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两级农不养政，农不养工，反过来还以工补农，以农养农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但这种进展留给中西部的空间比较小，在1996年以后国内工业品市场比较饱和的情况下这种空间就更小了。在有限的国内市场中，东部占据了大部分，在国外市场中同样如此。
　　“但中西部要工业化就需要更广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这就很困难了，这就决定了地方财政无法转移。中西部农民自给力目前大为降低，被迫为买进而卖出，如果收支不能相抵，就只能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民工潮。”
　　曹教授认为：“国家如何来调节，使得下层民众能够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好处，我觉得这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抉择。应该要求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因为关注民众就是关注他自己。”曹锦清因此笑称：“我已经被一些年轻人认为是站在体制内的改良派，我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带贬义的称号。《黄河边的中国》创作的重点就是给沿海的精英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一大块是他们抛弃不了的，因此不能被忘却。你不能把城市和沿海看成一个‘现代飞地’。”
　　当然，他的观点的新意之处仍在于，他提出了两个有趣的建议，一是保证这批低收入的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底线，再就是把这个底线扩及到可以保障完成这个底线的制度。
　　敏感的国外媒体驻京记者听到了这个声音。BBC断章取义地将这理解为“对中国现行的‘三农’问题一次集中火力的攻击。至少曹先生提及的让富裕起来的东部救助仍在贫困中的西部这样的建议，令人有种新鲜感。中国的‘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头疼的事……”
　　曹景行在后来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解释说：“之所以请曹锦清先生做了多次专题，是因为关于农民问题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谈，但是很少有人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反映实际情况。凤凰卫视看中的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调查，这种调查是他通过个人的朋友关系网络打开缺口，得到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不是谁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数据。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言论。这其实更说明了这些调查确实是站得住脚的。”
　　“三农”问题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据统计，至少有将近30个话题与中国“三农”问题相关。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述而为总理所知。温总理认为，本届政府将努力克服之。
　　9月中，《时事开讲》请来秦晖教授，就他发现的这条定律以及正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访谈。对于中国农村正在实行的并税制有个人研究的秦先生，发现了这个早为明代思想家发现的“积累莫返之害”，有着在这次并税式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他早在2001年就撰写了一篇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秦晖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他认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秦晖认为要克服上述之弊，首要的是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其次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三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的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税负率才会下降。
　　对于内地事务的宏观评述并不影响他们从局部寻找观察内地政务民生的角度。2003年开年之初，中国接连爆发数起起于局部、影响全局的大事。非典传染、美国攻打伊拉克、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变局、刘涌改判案引发司法讨论等。《时事开讲》总是第一时间拨雾清尘，试图探究真相。非典爆发之初，胡锦涛出访前，曹景行、何亮亮数次讲到非典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老板刘长乐认为，讲得很有分量。
　　孙志刚案的数次评述，在国内引发思考。人民网“强国论坛”将他们的谈话要点转贴后，至少有上千人留言。《华盛顿时报》评述这次事件时，专门引述他们的评论，认为“孙的去世正在成为一个新政策的诞生。他被记住的原因是因为他改变了政府的看法。当然，媒体正在体现真正的作用”。
　　内地的“天才热”和“人才与资源”的浪费
　　◎ 曹先生提议能否不把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
　　这场奇怪的争论始自一本名字有点怪异的书《我平庸 我快乐》。这本书与那些正在流行的倡导天才的书《哈佛女孩》以及《我在剑桥读大学》等一起，跻身于书店的排行榜，并被好奇的媒体与市井间争相交谈。
　　这本书炒作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提倡“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充满反潮流的东西，反对逼孩子成才的传统，矛头直指当下的应试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庸并快乐。
　　2002年初夏，曹景行在从德国返回香港的飞机上，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专门介绍这本书与作者的文章。台湾的报纸也选载了部分内容。曹景行感到海外正以此书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教育背后的问题。
　　那本书的作者据说用的是笔名，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如果用真名字写作的话，我女儿在学校里可能会有点压力，甚至麻烦。”他的许多言论与中国当前的主流教育模式唱反调。大陆的许多学生家长看完这本书后都有些后怕，怕自己多年对孩子输入的观念会被这本书颠覆。
　　曹景行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本书的说法，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他在6月下旬的一个时间里，讲了这件事。
　　他认为市场与教育界正在制造一个假象。整个中国大陆出现所谓的天才热，反映在书籍上，到处都是上百万册发行量的《哈佛女孩》及类似的作品。家长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杰出青年”，大家似乎一窝蜂地向这个方向行进。这类书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好，这就形成一种很畸形的想法。这本书的出现，是要向这种风潮泼点冷水。
　　临时替班的吕宁思在节目中问曹先生，这本书背后有可能带来的冲击是什么？曹景行直指“中国的教育制度叫应试教育，就是为考试。前几年北京也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模式转向素质教育，但是改变仍然不大。应试教育与天才教育正在把学生们夹在中间，很痛苦。这种双重枷锁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没有时间想象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
　　“当所有的人都渴望成为天才的时候，你忽然说平庸并快乐地做一个学生，当然会得到许多孩子的拥护。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少孩子可以成为天才，作者按照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写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清醒的作用。
　　“当然，实际上这个快乐的平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平庸，而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针对目前这种过分逼使学生去考试，去成为天才的教育模式的一个反叛。
　　“而他所倡导的平庸与快乐的学生教育本身所针对的是一种畸形的情况。这种畸形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担心。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家长，他就说，他恨死这个世界杯了，孩子每天都要看。他就说不行，他对孩子说，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工人，工资很低，老婆都讨不到。许多家长都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对孩子进行教育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曹景行认为有两个原因：大陆现在都很重视文凭，文凭似乎可以决定一切，家长也就很盲目地追求这个。当年因为“文革”耽误了自己的家长，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并且以为只有这样一个方向才可达至愿望。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又利用了家长的这个心态去赚钱，并且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曹先生质疑，这种惟一的让孩子成才方式的思维对不对？而这样的思维显然正在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他认为浪费体现在所谓的补习问题上，很多学校到最后一年根本就不上课，就是在复习。这是资源大量的浪费，浪费时间，也浪费学校的资源。他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小时候不补习，也没有这个班那个班，不是照样能读好书？”
　　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所有的家长都把钱放在孩子的应试教育上，这是很严重的浪费。”家长现在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占他们工资收入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且还引发中国的小留学生问题。
　　曹景行更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访问时，看到那些地方都在大量地招收大陆的中学生，打的招牌是与西方某国的大学合在一起，承诺在这里读几年后可以拿到那个国家大学的文凭为例，批评这实际上就是把大陆的学生搬到这个地方，同学也差不多是同样地方出来的。这样学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学费却是国内的数倍。
　　这种资源浪费正在影响着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
　　有关中国教育的话题，总是会得到大量的观众响应。《南方周末》在关于孩子家教问题所做的一期专题上，原文照录了《时事开讲》这期节目。网站上正在把那期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四处转贴。众多的事件正在引发奇妙的联想，同时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也在来信中引发回应。
　　一封信表达了许多人的担忧：“这本书在被搬上《时事开讲》以后更加成为了一种话题，人们进入新一轮的探讨和反思教育的目的何在。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先且不论天才和庸才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有人也质疑这本书到底是‘人性教育的范例还是哗众取宠的标本’，总之这本书是在这场家教盛筵中反精英教育的情商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或许因为出于‘矫枉过正’而有点过激的理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效果。”
　　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只是一场媒体的胜利，因为书中所宣扬的内容和个性让媒体觉得很新鲜，但是在中国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庸，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因为它的不符合主流心理而走不了太远。“
　　第三天，《时事开讲》再次触及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同时还因为他们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来信。那封信讲述的故事，触动了曹景行先生。
　　这位观众的孩子在武汉一个重点中学读书。他讲述说自己让孩子去这个重点中学读书，只是因为这个重点中学考重点高中录取率非常高，能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跨进了大学校门。他的孩子是在三四千个报考学生当中考取的，学校只录取200名，他的孩子考取了，但是还要交一万元钱。在那里，他看到母女俩，拿着钱来报到，那个女孩子只差2.5分，学校硬是不收，结果母女两个就哭着离开了，那个孩子还拉着妈妈的衣服说，都是我不好，我们回去，我不到这里来上学了。这个情况给现场的多数人印象深刻。但还是这所中学，后来他孩子班里的学生从50个扩大到70个，多出来的学生很多也不用考试，都是通过某种特殊关系进来的，所以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也就是那个缺了2.5分的女孩子，就是辛辛苦苦筹集了钱仍然进不了。这种现象不止是武汉存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曹景行在节目中，将那位观众的话念了出来：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位母亲的背影令我终身难忘。你说，那位母亲当着众多人抑制不住的眼泪包含了什么，能责怪小孩吗？孩子这时候还只有十多岁，按道理她正处于人生最幸福、最天真的黄金时段，可现在的小孩面对的却是被人们搅乱的不公平的几近黑暗的世界，小孩子生活在幸福的苦难之中。我们小的时候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我感到最幸福、最难忘的还是童年时代。你看现在的小孩，一年四季，早上6点半钟起床，7点半钟上课，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5点半放学，回家吃完晚饭以后做作业，一般不会早于晚上10点钟做完，星期六、星期天还要补课、培优（培养优秀学生）。最可气的是，现在有些老师为了钱人格尽失，学校上课的时候该讲的不讲，要放到培优课上去讲。还有恐怖的是，临考试的时候在培优班上将要考的题目统统讲一遍，这样一来，在学校领导那里得到重用，在家长那里得到好评，还大言不惭地对那些没上培优班的学生说，不上培优班就不会有好成绩。我想这个培优班应该是收费的。作为家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要给孩子施加压力，要好好学习，要保证在班上得前几名，另一方面，又确确实实心疼孩子，看到孩子的书本比我读大学的书本还要厚，我都替孩子后怕，中国的教育像这样下去，如何兴国。”
　　曹景行为中国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感到震惊，甚至有点无奈。他能够提供的仍是信息以及对此婉约的批评，他希望能够给家长、学生，包括有关部门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因为他感到评论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可能真正改变这个现象。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现在世界上都在探讨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华人世界。实际上香港、台湾，包括新加坡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新加坡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孩子不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电影是针砭新加坡当前四年级就好坏分流这样一种做法对孩子的影响。可见新加坡也在反思教育制度问题。
　　他引用前不久读到的一本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教授艾尼逊•沃尔夫在《教育重要吗》一文中的观点，讲述说：“发达国家大量地增加高等教育，然后人人都去读大学，大家都在教育方面拼命投资，以为这样的话你才有出息。这位教授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越来越多地增加大学生的话，实际上使量增加了，质反而下降了，不能集中资源于那些真正应该培养的人身上，而且许许多多人根本没有必要取得越来越高的学位，这个社会并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提出，应该经济地而且合理去使用教育资源。这个英国人认为，我们的前人生活比我们差得多、苦难得多，但是他们有艺术、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教育，现在我们只知道读大学，而把整个全面的教育、人的修养这方面的教育反而忽略了。”
　　《时事开讲》不断把教育作为重要话题。此后何亮亮先生提及的大陆学术界作假抄袭等现象，以及院士改革等话题，都在内地引发相当范围的反响。

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

LIVE的第二主角
　　◎ 评论员正在成为直播报道即时性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陈鲁豫披露2000年美国大选直播的“遗憾”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直播重大事件成为这个24小时新闻频道的优势。
　　中国媒体资讯网上的一篇文章评价说：“凤凰卫视因为经常做重大突发事件的强势报道,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英文好、口才好、配合默契的前线记者和新闻主播,所以这次到了上战场拼刺刀的‘关键时刻’,他们既有迅速反应和从容应对的作战经验,又有各个部门配合默契地做直播的过硬素质。”
　　在这个群体性的即时组织里，我们总可以看到评论员们坐在那里，与观众一起观看即时发生的事件，并且发表即时性的观看心得和总结性评论。这样的能力让观众看得过瘾而且明白事情的基本起因。在官方解释出来之前，评论员们已经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可能的未来。
　　“院长”王纪言发挥自己做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时的风格，把这些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评论员已成为现场直播中重要的一环，并且在凤凰卫视的新闻直播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角。他定义的第一主角的功能只是穿针引线，但如何织成衣服，则要依附于评论员。这种直播式的点评，在相当层面上考验评论员的见识与平时的积累。评论员则要更多地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这种即时性评论的真实意义。
　　英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雨果•杨认为：“电视评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短暂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但是，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保存更长时间。我想，也许值得，但只能以某种形式的报道存在，与其说这是一系列各自独立的说理文章，还不如说是某种编年史或者某段时间相关问题的生动描述。”
　　某些时候，评论的生命只有几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时间决定了这些评论的准确甚至长度，试图因此而要影响历史的可能性有时只是一种奢望。他们正在成为新闻直播下的某种直播状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结论部分。
　　曹景行有时候叹息新闻直播式的评论，使评论的生命正在变得敏感、易碎，经不起时间的打磨。而这样的直播状态，正在磨损他们，也在使他们成为即时性的、带有消费性质的评论员。
　　这样的状态使他们只是即时性画面消息的一个图解，不可能展开深入的研讨，就被正在发生的事件给冲散，而进入到下一个发生的历史。陈鲁豫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在“我的电视生涯中有一次相当精彩而又遗憾的直播——2000年美国大选。
　　小布什与戈尔的竞争成为全球媒体竞相报道的大事。凤凰卫视仍然是华语媒体中惟一全面直播的电视台。这次直播使用的是美国FOX电视台发来的信号。“历届大选，每个电视传媒都会在各个州与城市的投票点设立计票点，现场统计，由专家做出评估，得出他们的评论。例如，他们的主持人会说，‘根据刚刚我们在现场调查的结果，认为这个州的普选人票，由小布什赢得了。’这样的定论方式，在以前的每次大选中都没有出过差错。尤其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美国电视传媒之间激烈的竞争，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能够感到他们的紧张，谁都难评判输赢。也都怕自己的竞争对手先做出一个预测。”
　　这次至关重要的大选直播，就出现了这种现场评判的一个“重大的失误”，他们提前宣布了小布什的就任。虽然之后很快证明小布什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他们仍然在最后的决断前，提前判定了戈尔的出局。
　　那天与陈鲁豫搭档的曹先生回忆说：“那天的最后关头，CNN等传媒全部都说：‘OK，我们的专家已经做出裁决，佛州的普选人票最后是小布什赢了。’”曹景行与陈鲁豫都很审慎，他们小心地发布消息说：“刚刚美国方面传来讯号告诉我们，他们做出的预测说，这25张选举人票，看来需要给小布什了。他们认为小布什已经赢得了大选。”
　　按照常规，在大选结果出来后，输的一方应该拿起电话，向赢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向公众表示认输，退出这次竞选。打完这个电话之后，无论赢家或者输者都要在自己的竞选总部与支持者见面，并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感谢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选民和各派代表。但那天在CNN发表结论后，却一直没有传来戈尔打电话的消息，并且没有与自己的选民见面。
　　曹先生与陈鲁豫预感到有问题。当时的卫星电视信号只预订到下午5点钟，按照常规，应当可以从路透社或者法新社拿到最新的消息，包括各国领袖对于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的反应、祝贺。当时他们面临选择，要不要继续直播下去。因为他们已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结束了直播。结论仍坚持小布什的当选。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刚好从电视上看到美国各个传媒都在向自己的观众道歉：“对不起，我们下结论太快。这次大选两方的实力过于接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做出结论。”
　　陈鲁豫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追悔莫及。她想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去保持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将是全世界惟一能说大选还没有结束的电视台了”。
　　曹景行自然再次感受到现场结论的难度与不可靠性。因为这样单纯的结论甚至评价肯定经不住考验。但这只是偶然的事故，更多的时候，评论员们的处理办法显得简单而实用。电视英雄的独立评论并不是天才的故事，他们随时要接受考验。
　　至于补缺式的东西很可能是这种及时性评论需要随时面临的问题。很早之前，曹景行就在实践这样的补缺。并且寻找更好的方式，来使许多方面的意见得到完整的表达。
　　当然，与有真实的依据仍然可能出错的概率一样，做直播节目仍然面对的是有时候评论员们还得有算命先生的本事——预测。这种功能更多的就是拓展了评论员的结论的准确性。如果你的预测准确，观众会不假思索地把你的说法作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个最有风险的事情。2000年11月，曹景行就在节目中预测中美将就WTO达成协议。杨锦麟认为自己最早在节目中发表了陈水扁将上台的预言。何亮亮的得意之笔则是关于中国航母建造的许多步骤。他关于俄罗斯及相关方面问题的见解，则使他的俄罗斯专家的身份得到了最好的注解。阮次山则干脆拿出众多的建设性意见，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意见，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去。著名的国航空难事件的处理就是他的意见产生作用的结果。
　　评论员作为算命先生也罢，提出即时性的评论也罢，有一个功能却无法忽略，评论员仍只是电视这种商业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一篇描述上海申请世界博览会直播的文章中，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曾有过这样的记录：“自从1997年进行了连续60个小时的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以来，凤凰卫视几乎没有放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件大事。直播大事和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凤凰节目的特色和凤凰人的拿手好戏。凤凰卫视做直播，从来没有脚本，只有一个可以随时修改的大致流程，没有预先写好的台词，只有一摞背景资料的剪报。在凤凰卫视看来，直播的要件是大事、卫星信号（实在没有，卫星电话联线也行）、优秀的主持人和评论员（评论员在直播中属于‘松紧带’，让节目可长可短），再加上一些背景介绍，比如片断（香港同事称为罐头）。”
　　评论员有时候更像是一个填补画面空白点的内容填加器。
　　2002年12月3日世博会投票日，凤凰卫视的直播安排是这样的：北京时间22点直播开始，介绍上海申博的背景，与摩纳哥联机等待投票结果。如果上海胜出，立即转到上海欢庆场面；如果上海未能如愿，则报告结果收工。此前曹景行已就上海申博专程去上海采访了市长陈良宇先生，接着凤凰卫视摄影队又拍摄了纪录片《上海走向世博会》。
　　程鹤麟介绍：“晚上8点多，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地已经内定为韩国的丽水，还据说结果要到北京时间23点以后才公布。资讯台工作间里有人开始骂娘，说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诚意就不要涮咱们中国人。我心里也开始犯嘀咕，23点以后才公布结果，22点开始直播到公布结果的一个多小时里让观众看什么？当晚直播的‘松紧带’是曹景行，他也着急得不行。23点公布结果意味着他必须说到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才能把时间填满。我很同情曹先生，便去查看我们的罐头存货还有多少。还好，采编部准备了16个罐头，可以填上20多分钟，加上主持人和评论员的交谈等，撑上个把小时问题不大。曹景行顶多只需要说上30分钟，不会当场昏倒。”
　　幽默的程先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谢天谢地，22点开始的直播只进行了一节,罐头才用了一个，投票结果就出来了。上海最终胜出。”
　　程先生完整地记录了评论员在凤凰卫视直播节目中的技术性位置。
　　而充当新闻直播中的“松紧带”或者“救急”，则成为评论员的技术性任务。这样的情景至少曹景行又经历了申奥特别节目的莫斯科直播，并在那次带有临时性任务的过程中，显出相当的自信。这个全长12小时的直播节目，由陈晓楠与曹景行主持进行。第二晚又做了6个小时的特别节目的直播，这是一次性直播中最长的加评论的节目。
　　曹景行认为，政治无法预测。有本事，你去预测“9•11”的发生
　　◎ 《时事开讲》被越来越多的人称做“政治天气预报”，从中寻找时事政治的晴雨表
　　《时事开讲》被越来越多的人称做“政治天气预报”节目。同天气一样，人们同样需要对纷杂的时事、政治甚至经济运动给出基本面上的一个预测，哪怕是分析。
　　评论员们当然愿意做一个全知全能的政治天气预报师。但这样的结果是在客观性以及新闻性之间往往存在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曹景行选择了主要提供信息和分析而不是预报，尽管他也相当有把握预测到美国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间。他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明了原因：政治无法预测，有本事，你去预测“9•11”的发生！
　　何亮亮认为评论员这个职业最多像个分析师。对发生的事件给出一些基本面的判断或者前因，后果则需要得到最后的证实。他认为下结论是件很难的事，给予一定的分析则会显得相对合适。
　　这样的经验使他们仍在寻找出口。越来越多的事件证明了他们这个节目的新闻性，甚至即时性。而他们的选择不过是做快餐式评论，尽管他们不可能像麦当劳一样，用标准化的系统售卖统一的产品。
　　连续性评论正在成为报纸连载的样式，受到追捧。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降落凌水机场。
　　曾有过连续五天在直播中作为主角的曹景行，当然把这个事件作为《时事开讲》的一个机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却也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当晚的题目是“中美撞机第一天”。
　　何亮亮称自己在南海撞机的那几天里，就扮演过预测的角色。政治不可预测，但却有一定的规律。曹景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使自己超脱出来。他第二次经历这样连续的突发事件的评论，对于连续直播性的新闻点评已不再陌生，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当时我说，美军轰炸我驻南使馆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王伟事件’是一起偶发事故。”他一直想强调的是，这样的事件应当不断地缩小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范围。不能自乱了阵脚，既要表达力量，又要做到不损及国家根本利益，务实的态度以及现实的处理，应当成为中国人适应的一个手段。
　　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决定，要连续不断地跟踪评论这次事件。“王伟事件”的起始与那次轰炸我驻南使馆一样，同样处于过多的猜测与不冷静的情绪中，不理性的思维与事件不断地出现，海外的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如果一味地迎合或者激发这种情绪肯定是危险的。已有消息传来，在他们播出的第二天，许多大学生已自发地租酒店收看这个节目。激动的学生们对于曹景行这样的论语显然并不以为然。一位成都的大学生在发给他们的信中，讲述这次事件不过是美国人轰炸我驻南使馆的另一次重演。从不同方向传来消息，有人预料中国甚至会把即将完成的加入WTO的步伐也停掉。
　　《时事开讲》的连续报道，也提供大量的证据揭示了美方的“过分之举”。董嘉耀甚至将美联社播发的美军提供的中美战机历次相遇的电视纪录和撞机现场图、卫星照片，在节目中直接放了出来。当时国内的电视台并没有放这个片子，美国的媒体指责“没有完全地披露信息，或者正在掩盖事实”。董嘉耀把美国军方提供的这个片子不但全部放出来，还请何亮亮完整地评论这个片子。内地的民众来信认为这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董嘉耀承认：这也是最好的评论。
　　在第三天的评论中，曹景行继续坚持自己的“冷静”。他继续坚持在美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直播中的看法：“我们不能乱了自己，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WTO的进程，把开放的步子也停掉。中国人的心态应当更加成熟”。事件的解决至少证明了曹景行判断的准确与冷静。
　　曹景行认为，评论员在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一定要清醒，不能受公众的影响，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这时候评论员至少要扮演一个先知者，或者站在这个事件的上空来俯瞰这个问题。
　　那次节目他们一直坚持做到“撞机事件爆发第12天”。每天大家看完新闻后，都会等待这个节目再对当天的局势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与评价，传达海外媒体的不同信息。何亮亮认为，这个评论节目只有把这12天联结起来看，才是完整的。事件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结论。据坊间流传，驻香港的美方办事机构全程跟踪了这个节目。他们每天向华盛顿提供两个方面的媒体意见与民众反应，官方的是中央电视台，民间的则是凤凰卫视。
　　那份后来解密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说法：“凤凰卫视电视台披露的民意显示了中国民众的真实心态。中国人显然仍然希望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更远。评论员们警告民众要把反美情绪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尺度内。他们的说法以其更具民间性的洞察力而受到中国民众的喜欢。并且他们的言论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的意见与结论应当看做是可靠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代的基本心态。”
　　《时事开讲》关于撞机事件的连续性关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后的中美黑客大战，甚至撞机事件后的赔偿情况，包括美国方面在几个月后再度恢复侦察飞行，以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访问香港，他们都给予了一致的关注。杨锦麟、阮次山等人的出色的评述至少在当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9•11”“政治不正确”之争
　　◎ 曹景行遭遇“人道主义与事件评论的真实性”间的批评声
　　◎ 评论正确与道德间的同情的平衡，正在成为评论员面临的新难题
　　美国似乎永远是世界新闻的起源。至少有五个历史瞬间改变了全球媒体的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电视时代的标志，1940年8月8日，这里是伦敦现场直播——爱德华•默罗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以他惯常的语调开场：“你好，这里是伦敦”成为那次标志事件的经典画面。其后的越南战争成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凯旋门。1972年的”水门事件“造就了《华盛顿邮报》和CBS，尼克松的下台成就了那位中国半数胸怀梦想的记者的偶像克朗凯特。而在随后的马拉松式的关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报道中，丹•拉瑟开始著名，CBS也更加著名。美国仍在自己发动的事件中，深刻改变着电视的生态。海湾战争使特纳的CNN成为战争的重要受益者，这家电视台甚至决定了战争以及外交的方向与作用。而随后发生的“9•11”事件，却成就了阿拉伯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默多克的FOX在全球的成就。但无意中，“9•11”事件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凤凰卫视，并且影响了中国以及华语世界的观众。
　　现在回头去描述这个事件，很多细节已成为历史。当时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的潘红星的详细回忆令人觉出戏剧的意味。
　　普通的星期二，北京时间晚8点45分，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总部的一天工作已近尾声；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位于美国西岸洛杉矶的凰凰卫视美洲台以及东部驻首都华盛顿、纽约的记者们，以一颗平常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美国纽约下曼哈顿区的纽约华尔街股票证券交易所离世贸大厦只隔几个街区，凤凰卫视美洲台驻纽约记者庞哲，像每个工作日一样准时赶到那里，准备与香港《股市直播室》开始电视联机的工作，8点45分，轰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撞到110层高的世贸大厦北楼，浓烟烈火喷出，一片混乱狼藉，纽约交易所也随即关闭并清场。庞哲本着记者的敏感，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了香港总部；与此同时，在香港总部的新闻编辑们，也从FOX新闻屏幕上发现了纽约世贸大厦发生大爆炸的现场镜头，一时还难以置信。
　　《时事直通车》当晚值班主编刘荔，接到庞哲从纽约打来的紧急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迅速拿起话筒向凤凰控股公司执行副总裁、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打电话汇报。王纪言接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是晚8点50分左右，离纽约的第一声爆炸只过了五分钟。
　　老板刘长乐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说，“王纪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吃饭。当时我的直觉是飞机失事，因为当时没有画面，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快到9点时，我先让《时事直通车》直播。在晚9点10分，《时事直通车》第二节时，主持人吴小莉第一次插播了有关‘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的消息及现场画面，并且在晚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尾时，吴小莉再次插播最新消息及现场画面。这就是凤凰卫视发出的有关‘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最早的新闻，这一插播使凤凰卫视成为香港电视媒体中最早播出的第一家，同时也是中国众多电视台中最快发出有关新闻的电视台。
　　“等到节目正在直播时，第二架飞机撞上了，我认定这肯定是恐怖主义事件。天大的事。随即拍板两台并机全线直播。”刘长乐坚定地说。
　　从凤凰卫视美洲台记者第一时间发回通报，才不过短短几十分钟，凤凰高层在高速运转，已经神速完成了从获知消息、分析判断、决策筹谋、分工落实的全过程。当晚9点33分《时事直通车》节目一结束，正在班上以及已经下班又闻风而来的各级主管、编辑、记者、导播、制播、剪接、技术等已经进入状态，临时召集的主持人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演播厅还没有坐稳，纽约现场画面就已经推出，凤凰卫视的“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中文台、资讯台、美洲台并机大联播的特别节目正式开播了。吴小莉结束主持，一身便装的陈晓楠上场主持和英文解说。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抱歉式的开场白：对不起，我没有化妆。此话已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一句经典。
　　这是凤凰卫视“美国遭到攻击”现场直播的第一句话。
　　这个特别节目开播得太及时了！观众刚好从凤凰卫视屏幕上看到了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后的惊人一幕。当时，第二架被劫持状态下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低空飞来撞向世贸中心第二座楼才刚刚发生，还没有等观众从震惊的画面中缓过气来，观众又从凤凰屏幕上亲眼目睹了更为惊人的一幕：纽约世贸大厦这座110多层的“双子座”摩天大楼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中倒塌了……接着凤凰卫视在第一时间又报道了：位于华盛顿的国防部也被一架飞机撞击，五角大楼发生两次爆炸；另一架被劫持的波音大型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华盛顿国务院门前也遭汽车炸弹袭击……
　　凤凰的直播机制显得充满生机而有战斗力。老板刘长乐认为这件事“体现了凤凰从业人员良好的新闻素质，也体现了全方位24小时直播机制的优势，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什么指令，都是跑到台里工作，我也是停了饭局立即往台里赶，现场指挥跟踪报道。值得一提的是，那天的情况可以用两个三分之二来总结：当晚事发，公司有三分之二的同事赶到了办公室，而这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没有接到公司通知主动前来助阵的”。
　　在现场，刘长乐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下令不惜代价拿到所有可以拿到的素材。同时他也庆幸那条每年虽然要交近50万美元的FOX线路。后来美联社、路透社等都成为他们的消息管道。
　　当然，老板刘长乐还干了一件“赶鸭子上架”的事。“有一个摄像，他原本就在录音室里盯着所有的转接画面，可我们没有更多的人在现场。我说，就他上。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播音。还有一个公司的法律顾问，原本是局外人，成为了现场翻译。我们另外一个职员则穿着短裤来到了现场，我让他套上西服也上了镜。”
　　飞机直撞世贸大楼的事件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反应。
　　《时事开讲》那天因为准备放一个已经录好的“罐头”，董嘉耀与曹景行都下班了。曹景行正在洗澡，他的太太在看《时事直通车》，突然告诉他吴小莉播报“刚刚一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大楼”。曹忙问太太是小型飞机还是客机，她说是大型客机。曹景行回忆：“我在浴室里的第一句话就断定这是恐怖分子。”他后来开玩笑说：“我比小布什判断还快。他是第二架撞的时候才认定的。我的判断的依据是没有一架民航客机会飞到这个地区。”
　　曹先生按惯例在没有接到电话通知的情况下，打车赶到了台里。
　　事件发生时，人们最需要看到的是事件的全过程。人们总希望得到那些他们渴望了解到的细节。当庞哲在烟尘中打出那个电话的时候，她更像那位在现场“这里是伦敦”的先生的那一幕。人们甚至开始为她揪心，当现场电话联系中断的时候，人们对她的关心达到顶点。
　　35小时的特别直播累倒了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程鹤麟。但在这个大规模的直播期间，大中华地区电视频道的占用率凤凰达到60%。凤凰的人文关怀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要了解美国最新的情况快看凤凰”成了观众的口头语。那晚，与主持人们精彩的现场传译相比，则是评论员们的评论达至自凤凰卫视开设评论员机制以来最强大的影响力。
　　当晚，曹景行、何亮亮与主持人配对轮流上场。这件事的发生使他们真正与观众一起成为第一受众。所不同的是，他们得提供真实有力的观点。那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成为考验世界各国基本民族道德与人类同情心的试金石。但其引发的思考却并不能完整地用这样的理念去平衡他们的想象力。那晚是主持人的世界，以及他们展现个人才华的一个基本平台。你可以在陈晓楠与陈鲁豫、郑浩准确的即时翻译中，找到对这起事件的完整盘点。评论员们的话至多成为一个看图解说以及填补画面空白的“松紧带”。如同凤凰卫视将这次直播作为一个全方位展示力量的过程，评论仍然是他们的杀手锏。
　　但真正的考验显然刚刚开始。所有的观众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发现他们所想要听到的评论，则带着奇妙的情感。曹景行走上前台的第一句话，据一位批评者的来信证实，“鲁豫和几位评论员一起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曹先生上来一句‘美国的气数尽了’。当时听得很刺耳……”他认为表达相反的情绪是否对无辜者更为重要？
　　曹、何两位只是按照他们习惯的语势与价值观，如果有一个立场的话，至少是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在看待这场灾难。这是他们的角度，但观众似乎在期待另外的角度。曹先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改变自己的立场。评论员在遇到这样的大事时，往往处在一种职业的兴奋与现场的感官所带来的冲击中。但这些都不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判断，如果有一个判断的话，至少，那晚两位评论员都处在复杂的情感中，直接地导向了美国应当反思以及这是对美国多年来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应的角度上。
　　显然，他们更习惯于在“惯性的爱国热情中，选择批评的立场”。当晚，人们在听到曹、何两位的分析时，惟独没有发现阮次山。
　　“9•11”发生的时候，阮次山在哪里？他在北京。
　　北京时间晚上8时许，向来习惯上网浏览新闻的阮次山，回到酒店便上网，结果从网络上得悉这个惊天新闻。两分钟后，远在美国的儿子也打来电话告知他此事。
　　阮先生随即与台里联络。他无法赶回到香港。现场指挥的老板刘长乐与王纪言商议，第二天应当制作两集评论特别节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次事件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阮先生在北京的两个访问取消，安排两位专家在北京进行现场直播的评论。
　　9月12日，阮次山先生在北京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阎学通教授、国防大学张召忠教授共同评论事件的发展与原因。北京的评论员们与他们一样，在这样的时刻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气氛 。他们担忧的是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当日晚上11点，《时事开讲》特别节目由陈鲁豫主持。曹景行、在北京做完特别节目飞回香港的阮次山、从台北赶到香港的石齐平先生联手制作长达一个小时的现场评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对话。在事件发生后的第25个小时里，评论员们找到了自己的评论要点。当然情绪化的收视者仍然在他们的评论中寻找符合自己的立场。媒体直播的气氛下，许多人都被一种巨大的悲伤给遮盖。评论员们仍然面临一边倒的情绪，他们需要在指责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气氛里对美国人受到的伤害表达人类的善意。他们讨论了美国出兵阿富汗的可能性，以及美国面对的冲突。曹景行似乎站在冷静的立场上谈及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他提出“中国能否从这起事件中争取到至少10年的建设时间，减少美国对中国的麻烦”。
　　《时事开讲》刚开始出现时，它的惟一性曾使它获得一种“神谕般的权威性”。人们仍然怀念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轰炸直播时的评论的导向性。它几乎影响了当时学生的热情与他们的行动。评论员享受到真正的权威以及影响力。仅仅两年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这次直播中的特别评论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讨论甚至批评。被他们视为“意见领袖”的曹景行感到巨大的压力。
　　当时曹景行并没有意识到网络上关于“9•11”事件的说法，已分成两极。所谓的“亲美派”站在人道主义的情感上正在为美国人受到袭击表达自己的愤怒，甚至泪水。而另外一个场景则可以在网上的聊天室中感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在直播过程中上网搜集资料，看到“有的网上一派节日气氛。许多网民正在为美国的灾难而欣喜若狂”。
　　这些正在欢呼的网民又受到了批评，知识分子们将此上升到辱没国格的高度，说这令祖国颜面无存。评论多从中国人仇美这样的角度分析诊断国人对美国成见太深，才有如此怪异的快乐。
　　评论员们没有想到这次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除了改变着美国外，同样也在改变着中国人接受外部世界的新概念。他们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同样也在区分自己的价值观。民族情感、国家利益、中国倾向，甚至根深蒂固的个人政治见解，都在这次的灾难中得到过滤。
　　在一边倒的震惊与悲愤中，一个冷静甚至反思的声音同样会被当成异类。曹景行已第三次坐在台前直播评论与美国相关的事件，他经历了1999年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到2001年春的南海撞机事件，再到现在的“9•11”事件。曹景行出奇地平静，他自信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他在坐到陈晓楠的直播台前时说：“出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从根子上讲，应当在美国。
　　“美国应当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袭击，找到自己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可以寻找的出路……
　　“‘9•11’事件是美国多年对外政策正在收到的‘因果’。”等等。
　　曹景行的言论当天就在许多网站的BBS上流传，但反对的声音居多，激烈的言词充斥着“没有人性，竟然没有对美国人民表示悲伤”。“缺失基本的同情心，是长期仇美心态的一个集中表现。”反对的声音在国内知名网站上如天涯、西祠胡同等成为一个热点。甚至有更多的知名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战团，“批评”曹先生的言论。到了9月12日，曹先生与阮先生等长达1小时的节目播出后，对曹先生的“不满”更达到了一个“极点”。甚至有人打电话找到曹先生与他理论。
　　网民们指责他太多地利用传媒追究美国方面的责任。他应当具有中国风度，起码要对美国人民的不幸表达出应当的态度。但同时曹景行的言论在另一部分网民中得到回应。中国众多的人群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意见的新去处，他们通过这个新媒体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网上的牛仔精神与流氓语言正在成为新式武器。大多数的网民忽然在这次危机中，找不到了自己对于危机评论应持有的客观。他们公开要求评论员们在评论中表明自己的情感。
　　随后，持不同的对美国态度的网民们的论争甚至扩及到了媒体。美国的《华盛顿时报》首先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在“9•11”之后的第七天，这家报纸刊载了关于中国网民对于美国人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以及所谓网络上的反美与亲美方的斗争。接着大量的美国人开始由此失去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受到袭击的美国人希望全世界都给予他们想要的同情。这样的结果是后来爆发了著名的黑客大战。网络上的民族立场演变成最多的意见的表达。有人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签名。
　　网络延烧着一种不良的情绪。一位北大教授投诉在网上写几篇关于网民奇怪的幸灾乐祸心态的文章，往往都会遭到大规模的批判并被骂得狗血喷头。阮次山与吕宁思在随后的《新闻今日谈》中，论及了此事，同时表达了对这些网民的担忧并论及国民心态的问题。
　　曹景行在随后的节目中，也谈及了类似的网民行动。但他坚持不为自己的说法道歉或者表示任何妥协。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是事实的一部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表他对于美国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绝对不会因为这次袭击就改变自己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不会因为你对它表示同情甚至支持它，它就放弃对你的立场。这次‘9•11’事件，中国网络上的亲美派与反美派都很激动，但美国人根本就不理你。它只把你当成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
　　曹先生仍然在随后主持的评论中，坚持自己的分析方法以及认识的角度。事过一年后，曹先生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了。他认为一切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这个观点就显得更加清晰了。事实上，即使在美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已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的敌人而不是世界警察”的由来。
　　评论员们仍在接受复杂的观众心态的考量。何亮亮随后的一些言论也受到“批评”。一位署名于是的先生写信质询：“我对这次美国劫难，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没有亲属在美国。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在做评论时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批外国记者正在美国考察，看到撞机，队里有人拍手鼓掌，结果给驱逐出境。何亮亮说，这是美国人歇斯底里。听到这里我非常气愤，请问中国受到打击，你还会这样说吗？这次灾难死亡几千人，美国的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先生这样说话，说明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其实何先生在那天的《时事开讲》中希图解释的是，即使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下，更要警惕美国在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下做出的一些更加过激的举动”。
　　“9•11”事件的直播，对于危机到来时的评论员们的认识是一次完整的打造。除了公正、客观，除了国家利益、个人见识，你还得具有必要的同情甚至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当你的收视群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评论的立场是否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关注。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讲解了近140条关于“9•11”后的美国与世界的话题。随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的每次状况，都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但正如资深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所说：“不要指望这些常态的评论仍会在一年后有用。评论只属于当时，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一个月后，也许你的评论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时事开讲》仍然形成了某些基本的定式。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他们借鉴撞机事件的直播，仍然以阿富汗战争第一天、第二天等作为标题，每天评述，直到战局稳定。
　　“9•11”事件对曹景行影响深远。至少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评论的坐标。“世界没有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曹景行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时说：“这个世界是很不确定的，从做新闻开始，我就这样认为，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我一直跟他们说，评论员要过几年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说过的话、下过的结论，是否还能经得起考验。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可能超出你的预料之外，所以，你不要听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也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我从来就不讲一定这个词，不说明天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9•11’只是加深了、非常加深了我的这一点感觉。所以我说‘9•11’之后世界没有变，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

　　凤凰卫视明星们的百万薪酬真相
　　◎ 陈鲁豫被窦文涛尊称为“凤凰最懂股票的人”
　　◎ 评论员们承认凤凰卫视的工资是香港媒体中总体较高的
　　在一个外资氛围浓厚的公司谈论薪酬是一件冒险的事。人们像回避自己的隐私一样渴望了解它，但又都保持着默契的沉默。外资公司的薪金水准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相较于这个秘密的存在，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薪酬则一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端于凤凰卫视2000年上市时的一个公报。
　　这家电视台似乎正在把自己的明星推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境界。老板刘长乐试图创造中国的奥普拉或者大卫•莱特曼。这些名字在美国电视界的价值分别为：奥普拉令人瞠目的近10亿美元个人资产，大卫•莱特曼的2000万美元年收入。试图用巨大的充满创意的平台制造具有超强影响力的名牌主持人与主播的刘长乐，在这些主持人具备相应的名声后，开始给他们标定了新的身价。
　　在这份上市年报上，敏感的传媒很快猜测到了这家电视台当时最有价值的几位主持人的身价大多超过百万年薪。依据那份公开发布的招股书附录之六的几条细则，记者们测算出了吴小莉、陈鲁豫、窦文涛、许戈辉等当红明星们的配股数量仅次于公司的五名副总裁，成为身价超过百万的主持人。
　　6月30日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的凤凰卫视，在发行的新股中，将其中的10%由公众认购，剩下的90%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员工。凤凰卫视行政副总裁崔强确认了四人的配售额仅次于凤凰卫视五位副总裁级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份招股书上注明，凤凰卫视向包括两位公司董事、四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146名其他雇员以发行价授出总共59742000股股份，占已扩大发行股本的1.45%，位列承授人第10名的就是窦文涛，总共获得1064000股，陈鲁豫和许戈辉获得的数量与他相同，吴小莉更高达1596000股。他们只要不离开凤凰卫视，承授人可以在一年后十年内随时兑现这项权利，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为发行价的几倍甚至更高，以100万股计，四人获利都将在几百万元。
　　吴小莉、窦文涛们正在成为某种新价值观的重现，不是吗？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声名，并且获得了与他们的声名成正比的回报。凤凰卫视的这种努力正在中国内地主持人中引起连锁反应。凤凰为主持人开创了一个身价的模式。
　　在美国，一个主持人有时候就是一家企业。他们用自己的品牌来为自己定价，并因此有自己的经纪人公司，以及更多的以这个品牌为业的生意。在中国，正在尝试明星制以及留住优秀的主持人的初衷则正在试水。大多数主持人就是自己的经纪人，并且尝试着与财务、人事部门繁杂的合约打交道。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只凭着自己的年薪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显然，这一切都从凤凰卫视给主持人的优厚待遇上开始受到冲击。
　　当然，这些都是媒体外围的采访。真正可以感受到这种价值并且学会使用这种价值的窦文涛们，仍然成为内地主持人们心中比对的目标。但一个公司真正的薪酬，以及那些仍没有公开可以在股市上得到价值体现的主持人的身价，仍然是公众关心的一个世俗话题与媒体卖点。
　　在凤凰卫视内部流传着两个故事。老板某次生日时，创意无限的员工们送给老板刘长乐一个十分另类的礼物：一台榨汁机。因为老板说要把每个人的能量榨干净。
　　这台榨汁机暗示凤凰卫视用人太狠。相当多的员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段子的历练过程：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这个段子形容了员工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几乎最大限度的使用。传说老板刘长乐笑吟吟地收下这个礼物，现场的人形容他大笑后大声回应：我觉得榨得还不够，有的主持人我看还只榨出了一点才华，还有更多的东西没有榨出来呢。
　　这个故事被媒体以及凤凰卫视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地点引用成不同的意思。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说明了，凤凰卫视至少在给你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的时候，也希望自己所付出的高额薪酬能得到有效的回报。
　　刘长乐在接受某家杂志专访时，曾经回答过如何使这些主持人能够长久地留在凤凰卫视的问题。刘长乐胸有成竹地说：“目前从凤凰流动的人员是最少的。虽然也有人会走，但更多的人会选择留下来。我认为凤凰卫视能留住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高于内地的薪酬外，就是巨大的舞台。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许多主持人在来到凤凰卫视前，默默无闻，但到了凤凰后，却声名巨大。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发挥他们才气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如果主持人离开凤凰，我想不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理想的平台吧。”
　　而在业界流传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曾被传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财经记者。一家媒体公布的说法是，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请她出任财经顾问时开出的价码是年薪15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是一条并没有得到凤凰卫视认可的传闻，但足以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人才的重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凤凰卫视的股票中得到回报与利益。至少窦文涛就不止一次在他的节目中，抱怨股票下跌太快，他根本来不及抛出，所以他现在是“负资产人士”。他在自己的《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抱怨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当时似乎是一位嘉宾开玩笑说他身价很高了，窦文涛半真半假地说：“……我当时配给的股份不是传说中的100万股，我买了30多万股。配给的股份是按当天上市1.8元购买的，现在的平均市面价是0.9元，你说我赚了多少？”幽默的文涛一本正经地告诉那些有可能将他“当成打劫目标的人”，他只是个穷人。
　　另一个凤凰卫视流传很久的版本是有关于陈鲁豫的。传说在凤凰最会理财的人要数陈鲁豫。鲁豫会理财的声名也是从股票上得来。据传，陈在凤凰的股票涨到快两元钱的时候，将手中持有的股票抛出，成为少数受益人之一。文涛因此对鲁豫佩服有加，鲁豫也调侃他们不常请教自己。但手里握着一把股票等待凤凰卫视股价（HK8002）回升的文涛则戏称自己是最支持凤凰卫视，也是最有信心的人，到现在他还没有将这些股票沽出。
　　当然，传言表明的只是凤凰卫视正在以独特的薪酬制度让自己的员工得到最大的利益，至少是比大陆更灵活与更高的报酬体系。这些比评论员们更早涉足凤凰卫视的“先进者”，享受到的仍是香港电视业界通用的惯例。在传统的西方道德里，询问对方的薪酬是不礼貌的行为，并且会被视为侵犯隐私。尽管中国人已开始引用这一惯例，但却仍然会对对方的酬金感到好奇。与这些明星们一样，评论员们在每个地方演讲时，被问到的仍会有他们的报酬、甚至爱情。
　　外交辞令式的说法一般是这样的：关于薪酬在香港是属于公司的机密，不可以对外透露，一般在签订合约时，已经标明。这种保密合约已被许多公司作为降低成本的一个形式。在香港，每年可以公布工资的人只有公务员。传统的香港新闻界的薪资水平基本相同。曹景行曾身历几家传媒，对此感受颇深。他认为当年《明报》老板于品海曾要他以月薪五万港元找一个副总编辑层级的人才，他估计现在也大致如此。但许多薪资仍是因人而异去设定。刚大学毕业的记者刚开始时，甚至只是近万元的水准；三五年后可以独当一面时，大概也只有两万到三万多元的薪金。他认为凤凰卫视的薪酬须符合香港的市场水平，估计基本上相差不会太远。当然，按香港的生活水准，万元左右的月薪是很低的水准，所以香港业界的薪资很低。许多香港主持人的身价并不太高，除了明星与艺员会有不同的特殊价格，在香港的新闻电视主持人的工资和一般的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不同。
　　据香港《东方日报》披露，凤凰卫视的薪酬水平略高于香港同业，至于评论员们则会因人而异。在凤凰卫视内部，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主持人的身价不同，大家获得的报酬也略有出入。何亮亮则披露，凤凰的工资分为两部分。香港公司大多没有退休福利制度，但凤凰卫视有较高的公积金，并且公积金基本上由公司代交，不需要自己出钱。在香港历经过不同媒体薪酬待遇的何亮亮认为，凤凰卫视的工资福利仍算是较高的水准。当然，评估曹先生、阮先生、何先生以及新加盟的杨锦麟等人的年薪至少在50万到100万元之间，这个数字虽然未得到证实，但也并没有遭到这几位先生的否认。
　　当然，评论员们也许仍有额外收入。比如年终时可能会收到意外的一份奖金。甚至在外地的演讲，有时候也会有不菲的收入。
　　董嘉耀可以披露的“情报”仍然相当有限。许多禁忌从一开始就形成某种公司的文化。但他可以告知的是，《时事开讲》付给那些嘉宾评论员们的酬劳是每期1000港元。这个数字对于名声显赫的嘉宾们，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不错的额外收入。
　　《时事开讲》作为价值一亿的夜间节目，凤凰卫视直接投入为零
　　◎ 主持人与评论员们往往要兼顾两个以上的节目
　　《时事开讲》作为一个独特的媒体产品正在商业方面得到肯定。
　　从开播的第三周，一家公司就以近5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当年度剩下的时间，为这个节目标价。当然，节目的成功仍然缘自于曹景行在此前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的出色表演，吴小莉的人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至少，他们很快发现了这个节目的潜在价值。当然，第二年，另外一家国内著名的烟草公司就以更高的价格为这个节目定价。虽然某个时段的广告价目包括最后的价格，仍然是一家电视台值得保护的秘密，但《时事开讲》可以公布的价目仍然高达15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标志着这个非黄金时段的真实价值。曹景行与董嘉耀正是这个栏目的奋力开拓者。曹至今仍然不敢相信最初这家公司会以这样的价格去赞助这个深夜的时事类谈话节目的理由。
　　传统的概念中，这个时间段属于沉睡的代名词。这也是目前这个最晚的华语节目在华语地区可以看到的最高价值。当然，这只是起初的价格，附加值仍在快速递进。这个晚间节目吸引着更多的政商两界人士。此后，另外一家著名企业则以1800万元的价格争取到了《时事开讲》的冠名权。而董嘉耀在到长沙参加活动时，当地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板从身上拿出支票本，要拿下《时事开讲》的冠名权。2004年，《时事开讲》的广告价格升到了6000多万元。
　　当然，许多争取不到冠名权的广告商们，则喜欢上了这个时段中间的插播权。《时事开讲》每年都有近1500多万元的插播广告收入。可以公开的数字是，这个仅有数人的深夜节目在它播出1000期的时候，就已为凤凰卫视贡献了至少一个亿的价值。
　　曹景行因此认为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开拓出了一个午夜的黄金节目。《时事开讲》也成为许多电视台仿效的一个样板，至少更多的谈话类节目开始集中在内地一些电视台的晚间时段。更多的同类节目在这个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掘金”。
　　凤凰卫视许多看似偏门的独门武功正在改变电视界的陈旧观点。他们总在别人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开垦的土地上播种，并且收获到出乎意料的成功。此前凤凰卫视的《新闻早班车》，在一个大多数人正在吃早餐或者睡懒觉的时间段里，创造出了说新闻的模式，同时创造出了价值不菲的广告收益。其后放在中午1点之后，公众们正在休息时刻的《新闻今日谈》，很快就有了冠名赞助，价格同样不菲。似乎他们总在寻找那些电视时间的荒地，并似有神助地取得巨大成功。然后让这个电视台所拥有的时间段，开辟成全黄金频道。至少可以知道的还有，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甚至放到了12点以后，但他每年3000多万元的赞助费用，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凤凰卫视的每个新开栏目能够拥有显赫的地位，凤凰卫视管理层与观众的赞叹最多只是一个点缀，真正的掌声与地位的提高则要靠广告商。广告商给这个栏目开出的身价，往往成为对这个节目的最有力的掌声。在凤凰卫视，三个月还没有广告赞助的节目，一般都面临着改版、关张或者更换新节目的危险。
　　2003年初，《新闻今日谈》移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中文台腾出的时段上，杨锦麟主持的更加简单的读报节目《有报天天读》开张，这位老兄在忍受了两个多月观众的好评与管理层的鼓励后，仍然神情忧郁地说：“叫好不叫座呀，到现在还没有广告！”
　　但很快，2003年4月的一天，他在节目开始，有些夸张地报告给观众们一个他认为大家会开心的喜讯：这个节目从现在开始有广告了。
　　这种一切以收益与成本为概念的核算，几乎成为所有凤凰卫视主持人都熟知的一个规范，每个节目都在成本与收益间做着真正的挣扎。尽管面对如此巨大的收益，但这些节目的成本几乎为零。
　　“院长”王纪言肯定地承认，凤凰近一半以上的谈话类节目，直接成本投入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运作，但收益却是几千万倍。
　　《时事开讲》节目开始运作时，几乎没有花过一分钱。董嘉耀与曹景行两人甚至回绝了公司准备给他们派一位助理的想法。在这个节目播到第1000期的时候，董嘉耀透露了一点幕后消息。大家平常看到《时事开讲》节目中出现的那套可以转动的桌椅，是三年前在新加坡购买的。据说花了500美元，但三年没换。董说某次刘老板在收看他们节目时，似乎听到这椅子发出些微的摩擦声。老板竟专门打电话给嘉耀，要管理部门给这椅子上点油，免得声响影响节目。稍为留意一下你会发现，这套桌椅除了《时事开讲》在用，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也在用，更早些，陈鲁豫做《一点两岸三地行》时也在用，而现在曾子墨主持的《财经点对点》似乎也在用。不同的是，他们每个节目都是依靠全新数码化的技术制作，一个摄影棚里把所有的节目都做了。何亮亮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演讲时，开玩笑地透露了这个秘密：这套桌椅至少已产生了两个亿的效益。
　　关于桌椅的话题还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曹、阮、何三个人共用一个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此之前，曹、董还曾共用过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脑。
　　这样的成本理念使许多节目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低成本的运作。《时事开讲》收到最多投诉的两件事，则把这个电视台一切以成本作为惟一考量的本质说得十分通透。观众抱怨播出时间太晚，为看这个节目至少已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休息与家庭生活。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这个节目能打上字幕，因为有些嘉宾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董嘉耀曾试图解释这件有点棘手的事。他在《凤凰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及此事。“有观众甚至批评‘已说过你们多少次了，还是那么晚播。看了节目就影响休息，翌日上班哈欠连连，只好忍痛割爱了’。”
　　董嘉耀解释：“节目晚播的原因，一是凤凰卫视中文台只有一个大摄影棚，各个节目轮流使用；最主要的既然是谈论时事，就得汇总各方的新闻，特别是由于时差的关系，要等到美国与欧洲的最新消息，所以录像时间就比较晚，还有就是广告商赞助了这个节目的广告时段，我们得靠他们撑着。
　　“不过，曹景行认为，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把这个节目调前并不见得收益会增加，而最重要的是，黄金时间的观众群与在午夜收看《时事开讲》节目的观众群不一样。
　　“《时事开讲》通常以准直播状态录制，每天20分钟的节目，一气呵成，不会预演，没有剪辑，无需审片，做完就播。这中间，已没有时间再去上字幕了。”
　　但有一个原因他没有透露，凤凰卫视开拓出了这块黄金时段，自然会继续保持这个时间段的竞争力。即使在许多细节上，你都会发现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企业对于员工的使用似乎已到了“精准而又完美”的程度。
　　几乎每位主持人与评论员至少都会有三到四个节目兼顾。董嘉耀除了主持《时事开讲》外，又加了一个新差，主持《风云对话》，兼任制片人，负责选题策划、节目统筹等工作。在这个节目里与阮先生等人就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一些记录进行对话式的评论。但他平时仍需要主理的却是《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而在2003年3月间的美国对伊战争直播中，他还抽空与著名的军事评论家马鼎盛主持了一个《军情观察室》。这就是董嘉耀一周要做的工作。当然，这位仍处于上升阶段的主持人，于2003年被任命为凤凰卫视资讯台台长助理，评论员们的联络归他处理。
　　曹景行先生则除了主做《时事开讲》与各时段的时事点评节目外，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则是开拓出了台湾新闻这一块。在华语电视媒介，这是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至于阮先生，除了主持《新闻今日谈》外，还另外主持一个《风云对话》的栏目。何先生也身兼两到三个节目。至于杨锦麟，更不例外。他除了客串做《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之外，主做《有报天天读》，以及其后每周一次的《周刊点点评》节目。对于评论员的使用一切都在凤凰卫视的商业因素中得以全面的体现。2003年9月后，评论员则又必须兼一节资讯台《正点播报》的点评。但有一点却让人出乎意料，你不会看到这些在超负荷工作的评论员们有任何抱怨，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投之以罕见的热情。这是机制与理想间妥协的结果。
　　坐标：观众来信组成的历史
　　◎ 大量的观众来信已组成一个自发的民间言论平台
　　相当多的观众希望交流，并渴望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收信者。事实上，是众多的观众来信构成了四年来这个节目在观众心中的形象。观众的反馈对于任何节目包括主持人都是一面奇妙的镜子。你总是可以从镜子里发现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一面。研究这些信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历史线路。这些线路多年后回顾，总是可以看清楚最初起源的只字片言。
　　董嘉耀的热情天性使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保存这些详尽的来信。信在第1000期的时候至少已将近万封，也就是说有上万人给他们写过信。传播学理论专门有论及说一封观众来信大约等于500位想与节目组联系的观众的说法。这个数字当然不能表明有500万人渴望与他们交流，但至少说明了这个节目正在到来的影响力。现在，通过凤凰网转来的观众来信越来越多，正成为来信的主体。这些也间接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观众群体的特性。董嘉耀将这些信装订成册，厚厚的几大本记录着观众的情感。
　　这个节目至少由两方面组成，评论员的发言以及受众的反应。写信的人千奇百怪，但却是他们了解自己的一个窗口。
　　当然，他们更多的时候收到的信中表达的是喜欢与尊重。对于每个人来说，赞扬与肯定是最好的动力。对于习惯了凤凰卫视系统内“自我表扬与表扬他人”的传统的评论员们，最初的肯定大多数源自观众的来信与高层偶尔的夸奖或者鼓励。客观上说，这个节目最初的形式就得益于热情的观众的来信。英国《卫报》的资深专栏作家雨果•杨认为，“评论员们就算你不为某个阶层写作，你也无法避免被这个阶层阅读或者收看，有时甚至受益于他们对于报纸或者电视强大影响力的迷信。部长们或者决策者需要关注某位专栏作家或者电视评论员在讲什么的机会极其罕见，但是，大多数时候评论员们也高兴偶尔出现相反的情况。”
　　但问题是，这些人绝对不会写信去表扬他们，部长们或者商界的精英，甚至更有影响力的人群，只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受众。他们隐在遥控器的后面，来选择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或者与自己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可信任的“管道”告诉他们的反应，基本上会是反对或者赞美两种，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会与他们交换意见。
　　他们收到的大多数的信来自于民间，这些人身居底层，似乎远离他们所要议及的话题。因为他们的身份大多数是农民、遥远的小县城的隐士式的老人、学生，甚至家庭主妇，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退休教授，他们往往是长篇大论的制造者。给他们写信的人往往有种错觉，“试图把自己想象中的权利以及想法变为这个节目的一部分”。
　　董嘉耀在一篇专门谈及《时事开讲》的观众来信的文章中，谈及：“我个人不时会收到观众寄来的厚厚一沓信封贴满邮票的信。拆开一看，有的开头还讲几句客套话，说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期望再接再厉云云，有的干脆什么都不提，直截了当切入主题，发表对两岸局势或者中美关系的看法，洋洋几万言，犹如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数指点江山，论衡国是，有的文笔还不错，气吞山河。内容诸如《发展中美关系之策略》、《台海难免一战的十个理由》、《本•拉登的新目标》等。有的观众还特别注明：‘请务必将此文直接转给美国方面或台北的民进党执政当局’。文章通常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评论员们也会传阅这些文章，看看它的观点。但说实话，我们也很难按他的要求直接转给陈水扁啊什么人——这些信，在评论员之间传阅之后（曹先生总复印一份自己留着），原件全都会装订成册保存着，现在已经有几大本子了。”
　　这真是个悖论，你热情洋溢试图订制的某个收视阶层，却在另外一群人中无意间得到巨大回应，并对谈论这样的事情或者对给他们写信感到光荣。这是个奇特的社会学议题。
　　在广西一个遥远的小镇水电站，有一位失业多年的30多岁的女性，有一年时间，坚持给曹景行先生写信成为她的一个生活动力与每天必干的事。她似乎已对工作或者更多的其他的生活乐趣失去兴趣，每天除了收看《时事开讲》，就是研究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她会每天写一封信谈及当晚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的话题或者一些她个人的新发现。她已把这个节目当成了她遥远生活的一个寄存处。她正在用这样一种不断的虚无的东西，使自己忘记正在面临的生活。
　　曹先生在谈及观众来信时认为：“研究观众来信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你并不知道每个人真正的动机，甚至他们喜欢你的理由。但你会发现，这些信件后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甚至关注着你不可想象的世界。”
　　凤凰网开通的BBS以及信箱中，随时可以收到大量的对于这个节目的反馈意见。凤凰网一度把这些邮件的重要内容每周都编印成册，发送到凤凰卫视的管理层。老板刘长乐就从这些反馈中看到了这个节目的一些动向，甚至关于他们解释某个题目当天的反应。尽管真正的观众可能是那些从来不会写信的人，但许多热情的来信仍然成为他们了解收视以及底层关注的指南。这些来信包括了对于董嘉耀的主持风格的定位，都是因为得到了观众的肯定，而保存了下来。
　　当然，他们收到最多的仍然是批评意见。这些来信更像是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想象力的一个完整的体现。他们常会批评曹先生不尖锐，批评阮先生讲到台湾问题时像一个大陆人，批评杨先生太壮怀激烈，批评董嘉耀太严肃。总之每个人都希望制造一个自己想象中的主持人，并用自己的标准试图影响评论员。
　　他们常要求评论员们与内地电视台拉开距离。某些观点稍一接近或类似，观众就会来信批评。
　　当然，观众的情感总在变化中。大家渴望评论员们至少要有爱国的立场，但显然，当他们爱国的情绪多一些的时候，又会受到不客观的责难。这样的来信占据了多数。评论员们显然很难被这些来信改变。有许多信批评曹先生的评论不太深入，信息量大。曹先生笑笑说，你不能让我改变自己的优势吧。我个人以为的评论风格是在大信息量中提供多方面的观点。我是个相信信息可能比观点还要重要的人，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是如此。阮次山先生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他的说话方式。但他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让这种说话方式成为一个优势，并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凤凰网在一次网上评选时，阮先生竟被大多数的女士选为最性感的主持人。他的风度吸引了相当多的知识女性，这也是一个意外发现。
　　许多意外发现仍然来自批评，而不是出于感激或者某种目的的赞美。何亮亮受到的攻击包括了“我对于你较为低沉的声音不太适应。你的讲话快速”，“何先生太过忧国忧民，热血沸腾，做中国人的人品当是没得说的，只是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显得浅显了一些”。当然，这些批评还有对他个人情感因素的打击。“9•11”事件时，在开讲中何先生认为的“美国方面歇斯底里”被认为包含了很多个人的情感，没有中立的客观的评论。这其实牵涉到了评论员们即使在这个已标明“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的标签，却仍然面临着被要求以公器的立场发言的难题。观众不允许你以个人化的立场与情感来讲述你的个性化观点。但以个性化的观点去解释世界，正是何亮亮先生的特长，他觉得有时候自己面临两难，但仍然得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能过分地与观众的观点相切近，也许观众正是因为你的这种优缺点而喜欢你。给何先生的来信大多数是关心国际政治事务及军事的爱好者。何先生因此正在把自己的方向转移向自己喜欢的方面。
　　当然，对于杨锦麟的批评就来得单纯了。许多人都喜欢这种性情中人的评论方式。没有人能不被杨先生的嬉笑怒骂式的评论方式感染。他提供情感激烈的表情，火力很猛的攻击性论点。这些优点同样被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观众当成靶子。他们的批评直截了当，认为老杨这样做太单纯，而且有点不中立。老杨大笑，回信称，你总不能把我的优点给改掉吧。
　　《时事开讲》的出现至少使某部分人把收看这个节目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把这当成自己的一种观点的来源。而这个节目事实上正在成为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时局者的精神家园。
　　当然，他们也会从众多的、平庸的讲述事件千篇一律的来信中，发现那些持高论的隐士或者事件的真实经历者，这往往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2002年的佛指舍利赴台直播事件，轰动两岸。曹先生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在评论时涉及这个问题，他掌握的资料是这次舍利赴台是第二次离开法门寺。就这个细节，当年的一位亲历第二次舍利离开法门寺的观众专门来信，认为这是第三次，并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舍利新出土时，曾专门复制了两枚舍利。后来舍利曾被偷走，中国佛协即调那两枚舍利进京，复查真伪。这样的故事，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其中细节。当然，期待更高质量的观众是一件幸福的事。
　　雪片般的观众来信仍在制造着对于这个节目来说相当重要的光环。
　　曹景行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凤凰卫视最用功的人”
　　◎ 评论员方法解密：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在读报，四个人都有管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取秘密的渠道。
　　众多的媒体试图得到他们讲解方式的来源。因此而形成的猜测增加了这种能力的神秘。有位先生曾在某次见到曹先生的时候，询问他如何可以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并且能够坚持一周五天不重复地从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的层面上扮演信息大师以及观点提供商的角色，军事、包括灾难的降临都在他的表达范围内。当然，媒体也常批评曹先生以及众多的评论员们全知全能的角色，甚至戏称他们为“万金油”。
　　曹先生身历这个转变，他理想中的评论员其实与专栏作家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是在平面媒体上字字珠玑，而在电视上则只需要用嘴说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系统。这个系统由经历、学养、见识组成。更多的阅读以及对于某些事的简短关心，都可以使自己对某些事物有一种基本的评判标准。有的正好在自己的关注范围里，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但他和他的同行们知道怎么样寻找准确的信息、资料、背景，知道怎样用最快的途径找到知情人，知道如何从纷乱的信息中找到最重要的一点，理出头绪，向观众阐明。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在写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个时代当下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话题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也许是某次会议，但都是他的“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他认为，许多人常以为自己在电视上讲话多了，就把自己当成某方面的专家，甚至学者。其实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已。他惟一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的从业媒体多年来养成的思维系统。因为一个记者，有时并不要求你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人才，相反，记者只需要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观点，然后找到相关的人，了解到那些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或者自己的观点。而他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力，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基本判定而已。
　　真正的记者有时候就是“万金油”。
　　需要什么都懂一些，并且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找到答案，或者告诉大家目前这件事发生后的各方反应就可以了。这才是记者的天职。评论员更多的时候也是记者，只不过是把各方的信息，以及重要的观点梳理出来，找出自己认可的答案，告诉观众。这些都是曹氏做评论员的基本心得。他的方式普通实用，更像是评论记者，他因此而喜欢用密集的信息量来告知某件事的背景与走向。他认为：“评论员永远不是预测家，能预测，为什么不去预测‘9•11’！有时候信息可能比结论或立场、观点更重要。”
　　曹先生的密集信息来自于他独特的收集信息的方式。关注时事，大量阅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或者是性格中的一部分。他每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阅读报刊。曹认为他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阅读、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不睡觉的时候就在工作。正因为如此，出差或休假倒成了曹先生的一件麻烦事，一回来就会发现有堆积如山的报刊急需消化。
　　香港台湾方面的报刊，大多数有上百版，他出差一周回来后，至少得在一天内读完将近千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除了经常外出采访，曹先生的信息来源大都来自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他戏称自己是一个二手新闻处理中心。
　　阅读报刊寻找题目仅是曹氏评论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曹先生形成的一个基本形态最后有了一个程式。董嘉耀揭秘说：“曹先生每天在早晨读过大量的资料后，会与他商定一起谈论的题目。然后他会大量地搜集当天关于此事的所有报刊方面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后都会成为他论述这起事件的一个基本的依据。当然，所有的事件只是一些基本素材，曹先生经过消化后，讲出来的则都会成为他梳理完毕的观点。”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采访、评论以及与各地朋友频密地交换看法，是验证自己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重要途径，不可能只是报刊、互联网。曹先生认为：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能够比别人更快地进入一个本来不熟悉的领域，知道怎样去寻找相关的人和资料。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化的一个程式。这样的程式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重要的是，思想与见解仍然是曹氏的一个重要的消化器。
　　对于报刊的依赖几乎成为评论员的重要利器。阮次山的方式除了阅读外，就是广布”线人“。他会在确定下当天的题目后，打电话到自己遍布全球的当地的“线人”那里。这些线人大多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媒体的记者，也许是某个方面的专家。阮先生的办法代表了他的理念。他希望自己在评论时，得到事件发生地的人的确认及当地的主流意见。采访是惟一可靠的手段。一家媒体在请阮先生撰写一个即时评论时，阮先生的回答是“我得给当地人打几个电话后，再确认”。
　　因此，阮先生的评论充满大量的细节。在谈到台湾某几个党派的内讧时，他会讲出十几年前某某与某某曾是情敌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他作为台湾人及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经验，更是成就了他评论中“精准的判断，密集的细节，独家采访式的首次公布”的新闻范式。
　　曹景行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凤凰卫视，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最用功的。”这里面就包括阮次山。阮次山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做到这一步，名利已不是考量的因素，我常常问自己的是，每天你做这个节目，从专业的角度和职业道德来说，这样做是否能够对得起真正的观众。”
　　当然，阮先生仍然承认：“现在网络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收益者，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必须要半夜两点钟去买一份美国将要出版的第二天的报纸，因为你要得到信息。
　　“电视有了，可是我要看文字，电视不够，现在不用了。现在网络太好了，所以对我来讲网络太宝贵了。
　　“我每天看至少十份中文报纸，两三份台湾的报纸，香港的报纸也看，不可能全看英文的，我一直强调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不看中文，怎么能让我思考全面呢？”
　　但曾运用电脑，并享用网络的快速与神奇的阮次山，则一直无法“换笔”，到现在仍用繁体字写作。他用笔写文章，一千多字一个小时即可搞定，但用电脑则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写稿问题仍然实现不了现代化。他笑自己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阮先生与政要的熟悉使他的评论充满权威与自信。他采访过至少十个国家的政要，以及全球所有国家的驻华大使。他相信与政要成为朋友，会使自己的评论有建设性与可操作性。这使他的评论有时候更像是某个政策的解读或者是某个事件的对于国家的建议。比如他曾经在节目中建议中国收留萨达姆来中国避难。也曾写信规劝香港某教会的教主不要参与政治等轰动一时的“左派行动”。能够引起当局重视的案例当然是那次处理民航飞机遇难事件。阮先生的方式越来越具有政治家的理念。他总是果断地判别某一件事的最终的后果，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可能正是复杂的阮氏风格引起高层关注的首因。
　　评论员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数时候都“异曲同工”。何亮亮拿手的仍是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
　　何先生也会关注报刊，但他的信息来源则显得相对简单。他确定题目的依据大多数都是最近以来周边国家的大事，除非遇到相当大的事，他一般不做当天事件的评论。许多东西他都会沉积两天，或者做连续的评论，他总是试图给这个事件一个完整的深度解读。
　　杨锦麟则在老板刘长乐的灵感下，成为一位职业读报人。他的这种职业显得干净而单纯。如同那则广告，“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当然，他只提供那些观众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报刊与电子媒介的报道。这种补缺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展览。观众可以从中选取到自己喜欢的说法，也可以对那些不喜欢的说法表示拒绝。当然，很难想象，老杨正在依靠自己喜形于色的性情为评论增添新的魅力。他正在使冰冷的观点有了情绪与色彩。而那些随处可见的感叹词与意到话到的论语，仍然引起观众的兴趣。
　　老杨的方式除了网罗了几位评论员共同的优势外，他最大的武器就是让这些评论有了情绪。你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痛快淋漓地拍着桌子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以及他在评论中，相当有情绪地慷慨陈词，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我驻菲大使的言论。有观众被他的豪气吸引，追求痛快与到位的观众正在成为他忠实的观众。大家觉得他的方式很解渴、很痛快、很过瘾。听听那些不断地为老杨叫好的来信怎么表达吧：“虽然时事评论要求理性、客观、冷静，但有时直抒胸臆，秉性直言也不为过。”
　　“我们认为你是条真汉子。”
　　老杨的秘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那几套永远都穿不旧的唐装。这使他的形象与气质、包括选择评论的说话方式，都显得更加协调、可敬。

第十五章：同类项

　　凤凰卫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有时候你会发现，凤凰卫视的众多品牌节目，都源自偶然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的试验，到最后成为凤凰卫视的常设栏目。2003年间，如同每次直播，凤凰卫视都会在形态与节目上出“新”，突发的伊拉克战争直播，使凤凰卫视开始应对这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评论会战。
　　许多精巧与别致的节目，都在这次直播中开始成线形出击。他们设计了用“发烧友”的方式做了一个《军情观察室》。董嘉耀一身迷彩服与粤剧名伶红线女的儿子、香港《文汇报》的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一起，每天就一些发烧友们关注的话题，进行纯业余式的评论。这个节目让人感兴趣的是兵器以及战术等的作用，有一种民间军事趣味。这种评论体与阮次山、曹景行们宏观而完整的军事战略分析形成一个互补，吸引了大量的军事爱好者。他们每天还接听观众电话，讨论每天战争的进展。这个大胆的电视行为，也使马先生一战成名。2003年10月，他正式签约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已然成型的言论部有了军事评论员。《军情观察室》节目也再次在资讯台启动，形成一个常态节目。
　　而在本次直播中因为这种民间趣味而成名的另一个早期的节目，也成为这次直播的受益者。
　　这个节目更像是一个座谈会或者小圈子的沙龙。老板认为两人对谈的评论式的东西形式上已没有什么突破，而在“电视上开会”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情。老板是一个善于把自己所想象的场景变成电视作品的“高手”。而他发现人才的本事也令人咋舌。
　　他们选定了一个开会的形式，名字叫做“时事辩论会”。“院长”与老板在选主持人时，选来选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后来，老板想起了一个人，对“院长”说，程鹤麟不是说他很多年前在福建电视台“过过电视主持人的瘾”吗，让他试试怎么样？程兄前额微秃，数月前因要见老爹老娘，才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掉。此公与杨锦麟是福建同乡，两人均好酒、豪爽。杨认为程具备作为优秀主持人的特质，资讯台直播事务令他整天忙于这个“毁人的事业”。钟大年找到程，通知他准备上节目。程先生有些“晕”，数年前的经验早就成为一个记忆。他找到“院长”推辞，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国际时事的人，研究的只是电视，而且自己还担任着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工作，万一自己发言时的说法，被媒体引述为“某台长说，他不赞同香港政府如何”，后果不堪设想。
　　“院长”静静听完，告诉他说，现在不是你说上不上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做好的问题。最后还是“院长”出招给他，要他扮演董嘉耀的角色，只发球，不参与争吵。
　　程只好光着发亮的脑门走上了前台。2003年3月3日，这个节目开播。程兄为自己的这个开会招集人的角色设计了开场白：各位好，我是会议主持人程鹤麟。现在开会。
　　他首天请的是香港的评论员马家辉博士，由梁文道走场。两位均是《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对于这种形式很熟悉，自然比较老练。那天他们谈的是开战前美国是否会绕开联合国的问题。
　　程兄紧张地主持完这个30分钟的节目，在结束的时候，像读博士论文似的庄重地宣读了他的结束语：时事辩论会，现在散会。
　　“院长”像对待任何一个新生的节目一样，帮助他完善这个节目的每一步骤。“院长”要他第二天在结束的时候，在散会的后面加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
　　老板在第三天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鹤麟，没有想到，你的屏幕形象这么好，就这样进行。”
　　这个节目成就于漫长的伊拉克战争。程公是个性情中人，语言幽默尖锐。他的本性在随后的节目中开始洋溢，甚至忍不住与嘉宾就一个问题进行争执，有时还利用一下自己的权力。某次他与梁文道讨论后，梁指责他不公平。因为程在被他严词批驳的时候，打断他说：现在散会，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这令梁文道大为恼火。观众看到这里，竟发现一种争执的乐趣。看习惯了《时事开讲》式的“单边”评论的观众，被这个节目中的“交火”吸引。这个节目在局促的现场以及激烈的争论中，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海湾最前线》节目时，往往可以看到陈鲁豫与曹景行坐镇主棚，一会儿把焦点甩给董嘉耀、马鼎盛主持的《军情观察室》，从军事角度探讨；一会儿又甩给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使直播变得丰富有趣。时评的形式正在改变评论的状态。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讲伊拉克战争。而让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兴趣的是程鹤麟开发出来的一个新嘉宾，此人就是纯正的美国人马一龙先生。这位曾在美国《新闻周刊》做过记者的美国人，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希望能在凤凰卫视得到一个主持人的职位。程认为他的中文虽然好，但在新闻主播的速度上却达不到标准，于是就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辩论会，结果马一龙就以凤凰卫视高级编审的身份来到了凤凰。
　　程鹤麟很快就发现马一龙这个人不得了。他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又到台湾去学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他在节目里或者是在平日里，就经常讲一些中国的典故，说一点孔夫子什么的。
　　他原来在台湾做过广播类的节目，做过杂志类记者，来香港做《新闻周刊》的记者。“9•11”之后《新闻周刊》压缩编制，把香港的分部撤了，所以他就改行当老师，教外国人讲中国话。
　　他的思维很美国化，完全和中国人不一样，而且他知道电视节目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一直很明白电视就是表演，一定要表演好，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不在乎他站在哪个立场上。
　　“有时候一个辩题出来，我们都是先问他，‘你愿意说哪一边的话呢？’他就一愣说，‘你们指定吧，你要是不给我指定呢，我就不知道说哪一边好。’他也很认真，他有时为了一个辩题打电话到全世界的朋友那里去，就是他过去采访中认识的朋友，问他们的意见，是很认真的，准备得也很充足。
　　“有时候他看到气氛不够活跃，会突然间跳出来指着一个人攻击人家。最明显的就是有一次来了一个法国人，辩论的题目是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系的，到了中间休会的时候，我说刚才的气氛不太活跃。到了下半场，他一上来就指着法国人说，‘法国人就是不好。’
　　“但马一龙引发观众兴趣的并不是表演，而是他异于中国人的观念。他在谈到联合国的功能时，认为联合国已经落伍。在谈到美国为什么打击伊拉克时，他会说美国需要挽救这个国家。这些与中国人几乎不能等同的观念，从一个美国人的嘴中讲出来，至少会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他几乎总会成为每次辩论会的被批判者。但如果一个人屡辩屡败、屡败屡辩，人们一定对他的争辩动机产生好奇；如果一个人面带忠厚地‘强词夺理’，人们一定会怀疑他的真诚；如果一个人面对三个强大对手不屈不挠，人们一定想赞叹他的勇气了。面对着屏幕上《时事辩论会》中侃侃而谈的马一龙，观众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同情他的人说他无辜，反对他的人说他欠扁，有人认为他勇气可嘉，不服气的干脆直呼他是美国鬼子。”
　　观众从马一龙的出现找到一种美国式思维的参照。这样的立场显得更为重要。有媒体评价说：“美国人士马一龙为其政府的辩护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因此产生出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美国人经常是要求别人遵守联合国决议，自己却不遵守联合国决议”。马一龙因为不折不扣地反映美国的声音，而成为“一个拼命为丑陋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人”。“只要是美国政府的立场，马先生都不遗余力狂捧；只要是反战的立场，马先生都嗤之以鼻！马先生的立场是：尽管理屈词穷，也痴心不改！”
　　马一龙很敬业，没有因为反对声一浪高似一浪而迎合华语观众。真是“虽千万人，我往矣！”
　　喜欢看《时事辩论会》的人，也喜欢看众辩手反驳马一龙，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言行，更能让观众清楚地看到美国式的思维。但有两天马一龙没有准时出现，观众的心里也空落落了：“马先生不能走！他走了，我们就没有了开火的目标！他走了，我们就会失去批判的兴趣！他走了，我们到哪里找练拳的靶子！他走了，我们还骂谁去？”想来马先生做不做“特务”，自己说了也不算。
　　马一龙在《时事辩论会》中为了美国而辩，用他的话来说，“是解释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式。就像律师，可能知道嫌疑人确实有罪，但他有义务尽职尽责地为他辩护。”有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把观点抛出来，是要触动观众或自己展开思考，并不一定要得到答案。
　　马一龙先生已在这个节目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成为这个节目里一个主要的亮点。
　　《时事辩论会》的另类评论员们给了大家一个好玩的选择。程兄很快找到了主持这个节目的乐趣。他认为：“我做《时事辩论会》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除我之外是三个人辩论，对少数派的意见，我一般是见死不救的。如果我是赞成多数人的意见，我会和那两个合起来攻击最少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辩论会因为上了电视，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是一个辩论作秀。”但他也坦承，许多形式仍然在寻找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辩论中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许多话题，就像辩论伊拉克战争，我们都辩论了不止一个月，其实就算辩一年，也辩不清楚。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口号叫做‘真理越辩越明’，这是一开始的口号，其实是越辩越糊涂。”
　　当然，程鹤麟在尺度上有着超强的把握力。许多他请来的专家不论是什么政治立场，程都会告诉他们，“电视台不是你个人的政治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去讲，不能有过多的个人的东西出来。当然，你要发挥个性，但是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要有所收敛的，因为在香港规定所有的嘉宾的言论要自己负责任，同时也要平衡。”
　　这个纯粹的口水节目自然收获到了它的荣誉。激烈的反对声与强势的赞美，都在这个落地区域仍然很小的频道上，显得像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节目。而巨大的争议部分地说，就是巨大的赞美。
　　凤凰卫视显然在评论上正在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与资讯相匹配的评论带，并且正在显示出独特的成功。老板刘长乐认为，凤凰卫视2003年间，两大战略性的内容改革就是打造完成了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新闻资讯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解释性的评论带的形成。
　　在老板刘长乐所叙述的新闻类节目编排中，凤凰卫视中文台相继开通了以《早班车》、《午间特快》、《时事直通车》、《子夜快车》为主的四趟车，同时在全天增加九档90秒的《凤凰快报》。资讯台更是24小时都有“整点播报”。这使凤凰卫视的新闻资讯能在不同的时段内，将全球最新发生的大事不间断地传播给观众。
　　与之相配套的几大时事类的评论节目，也在这些新闻时段之后开播了六档不同的节目。元老性质的《时事开讲》是对全球发生的事件，包括正处于半夜以及欧美白天正在发生的大事，进行即时性的评论。《新闻今日谈》主要负责《时事开讲》之后正在发生的资讯类的评论。因为《时事开讲》之后的12个小时里，时事仍在欧美发生。这个节目从时间段上看，需要提供的是可以覆盖中东、北美新闻之后的评论。后来，这个节目调整到资讯台，同时由美女主播谢亚芳、曾静漪与阮次山、何亮亮先生共同主持，打造一种全新的时事主持风格。美女与老人的评论方式，似乎正在枯燥中生发春色。2003年开设的《有报天天读》，仍然是对报刊的重点的评论与新闻的重新解读。此外还有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石齐平先生主讲的《财经今日谈》、王菁瑛与马鼎盛先生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凤凰卫视目前已全面打造完成时事、政经、军事方面的权威评论带。
　　对于评论的重视，正使评论员们成为主角。凤凰卫视高层还专门在香港总部为评论员们装修了一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正式定名“凤凰卫视言论部”，他们的办公室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奢侈的。曹景行正式出任言论部总监，以资讯台副台长的身份协调言论部的日常运作。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直播后，正在大量引进各阶层的评论员，以完成各个不同层面的评论专家的囤积。原《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这位曾呼吁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而引发争论的评论员，已成为凤凰卫视新的签约评论员。与他同期签约的还有台湾方面资深的经济专家石齐平教授，负责经济方面的评论。许多方面的专家都在凤凰卫视的关注中。目前，凤凰卫视已拥有了近十位不同方面的评论员，基本完成了由一个节目到一个部门的过渡。
　　而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言论部成立后，又于2003年9月，在全天24小时每逢整点都有新闻直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增加了“新闻点评”环节。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10次，在《正点播报》节目中，都有不同的评论员轮番上阵，点评最新时事，使凤凰常态新闻评论进入直播状态。
　　凤凰卫视经过三年时间的打造，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
　　去年，凤凰卫视每个主持人都要为自己的节目写一些话，我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最短。今年还是那八个字，还是最短、最简单。简单，正是《时事开讲》的特点，我相信，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电视节目（即使是C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了，邀请嘉宾或外出采访或许能宽松一些。
　　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的老板刘长乐从来不干预你们讲什么吗？”如果说他或其他管理层完全不管我们节目，那也不符合事实。偶尔，他们会提议讲一下某件新闻，也会告诉我们某次开讲引来怎样的反应。但那大多是在办公楼里不期而遇或者饭桌边聊天时讲到，而且那样的机会本来就较少。我知道刘老板一直盯着《时事开讲》，有时也会紧张，有时甚至承受压力，好在他并不把压力转移到我们头上，不改对节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四年多来，难免有时我们只顾自己讲得痛快，忘了可能带来的麻烦，但却从来没有为这种事情“写检讨”，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承担责任。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凤凰和老板刘长乐。
　　最后再重复书中提到的一个看法。对于《时事开讲》应该探讨的是，华人世界的媒体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新闻解释权”，特别是“第一时间解释权”。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

　　1999年8月中旬，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到台湾去挽救一家有50多年历史但濒临停刊危机的英文日报。这年年底，这家被我救活的报纸有了身价，转售给一个具台独色彩的食品商，我乃决意掷笔罢编，但是，为了实地观察台湾的“大选”，我决定留下一段日子。2000年3月下旬，陈水扁当选，国民党败北，我立即拂袖离开这家报纸，到香港，应一位朋友之邀，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
　　到了香港不到一个月，曹景行先生邀我到《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客串“，有时候一周之内达三次，平均一周两次，就这样我和凤凰卫视就结了缘。
　　到了2000年底，《凤凰卫视》筹设资讯台，应刘长乐先生邀请，我在2001年1月1日开始担任资讯台的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主持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但是，我在报界已经当过20多年的总编辑，已经不愿意再负责行政工作。因此，经刘老板的同意，我其实是个全职的时事评论员，总编辑只属兼职，是一顶帽子，功能属顾问性质，有“问”则顾，平常既不顾也不问。不过，从2001年开始，我还负责中文台的政要访谈节目，起初，和陈鲁豫一起负责“VIP会客室”，后来这个节目改为《时事大参考》，主要是贴近时事访谈中外政要。从2003年起，这个节目改为《风云对话》，升级为专访世界风云人物，由董嘉耀主持，我则担任采访各国风云人物的任务。
　　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播，到现在已经“谈”了1000多期，回顾往昔感触良多，相信刘老板、王“院长”和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吕宁思、郑浩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资讯台开播时，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情况不理想，我们在落地地点上的“蚕食”速度极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新闻今日谈》每天等于是对墙壁谈，没有什么观众，我之所以有这样感叹的心情是因为在这段对着墙壁谈的日子里，我只有拼命每天上阵自己谈，很难邀请到嘉宾，因为别人知道当时的《新闻今日谈》实际上是“对着墙壁谈”，都不愿上这个节目“自言自语”。现在，许多人往往主动要求上《新闻今日谈》,人间冷暖，由此探知。
　　早期的《新闻今日谈》虽然是“新闻面壁谈”，但是从第一集开始，我一直告诉我的搭档吕宁思，我们必须认真选题，认真准备，卖力“演出”，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位偶来一集的过客，这种努力“卖艺”的心情和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一直叮咛我现在的搭档谢亚芳：我们做的每一集《新闻今日谈》都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对得起凤凰卫视的期待。因此，每天就会忙于准备工作，午餐都以盒饭或三文治解决，充饥而已，因为我无法去吃一顿午餐，奢侈地浪费个把小时。
　　就这样，我和资讯台以及《新闻今日谈》一块儿成长，如今的“资讯台”落地开花的情况虽然还在铺设阶段，但是，《新闻今日谈》至少已不必面对墙壁谈，相反的，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我们想影响的观众，这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对我们的回馈成了我们在回首往事时，能够灿烂一笑的理由。
　　回顾我和凤凰卫视这一段缘分，我必须感怀刘长乐先生的知遇之恩。在未到“凤凰”工作前，我虽然因为长年为许多中文报刊撰写时事专栏而小有名气，但是，对于电视工作，我毕竟不是本行，而且，我在外形上秃头无发，口齿不太伶俐，照说，并不适合当个“电视人”。可刘老板居然独排众议，不但要我理去头顶上原本还有的一小撮头发，干脆秃个痛快，还不让我用读稿机，叫我显露本来的结巴；这还不算，我报到第二周，适逢布什要宣誓就职，刘老板也独排众议，让我去华府采访，并且就布什的就职演讲做现场第一时间的评论。
　　谈起在“凤凰”的经历，可以说一箩筐一箩筐，讲都讲不完，“凤凰”的高层都是性情中人，对于电视专业有着浪漫与执著的看法与做法，他们的行业作风，表溢于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中。譬如：老板刘长乐，他长于讲笑话，尤其在吃饭的场合，他讲起笑话，往往会令在座者喷饭，他自己却一本正经。王纪言“院长”刚好相反，每次讲笑话，只见他眉展逐颜，笑话一讲完自己先哈哈大笑。
　　“凤凰”最叫我难忘的是刘海若遇意外时，那种上下一心的感情。记得她出事的消息传到公司后的那天早上，大伙儿难过得几乎人人都哭肿了眼睛，许多女主播都自动穿着素色衣服出镜，大家还在主持人休息室摆设为海若祈福的花坛，轮流在墙上贴黄丝带，这时，一向严肃的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突然走进来告诉几位穿了素色衣服的女主播：“赶紧去换上正常颜色的衣服，只要没有证实她已经死了，哪怕有一点机会，我们还是当她活着。”
　　就这么一种信念，海若不但活过来，而且日渐恢复正常。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头，是因为“凤凰”上下对海若的这份情，在其他地方，恐怕再难找到。尤其刘老板对海若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更使我深深觉得，身为“凤凰人”和“凤凰”结缘，是一宗值得惜福的经历。
　　我一生奉行“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学生们，我也一向据此以教，对“凤凰”，我是感恩的，我也珍惜与“凤凰”结缘的这些岁月，过去，今后都将如此。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的舞台

　　在阅读本书初稿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有时仿佛在审视另一个人，一个被称为“时事评论员”的人，一个常常在电视荧屏上出现因而有时被观众认出来的人。我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我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电视人，一个面对无数观众侃侃而谈的所谓评论员，结果却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份工作，幸运的是，这份工作契合我的兴趣和学习的专业。香港是全世界中文地区最适合新闻媒体发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新闻人的城市，我从1988年初移居这个城市开始就在媒体工作，可以说一直是很幸运的。中国内地从1979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国际局势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的巨变，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掀起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变革，1997年香港的回归及回归以来六年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新趋势，我都作为新闻人直接见证。即使我不是在媒体工作，按照我的性格和气质，我也一样会全力追踪和了解时局的动向并且试图加以解读，我的工作使我直接面对观众，并且接受观众的评议。电视和网络为评论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呈现媒体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向和即时的特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中国古人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今天才真正成为可能，而出门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方便、更快捷；许多现代化工具和用品的问世和市场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便利。知识和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对于有心者，获得知识和信息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前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过：“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如此。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即使现在有这么多的记载（信息），也仍然有这么多的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获得了消息（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消息所蕴含的意义（为什么），评论员这一角色也就应运而生。但这可能是一个喜剧角色，也可能是一个悲剧角色，全看评论员自己如何扮演这一角色。
　　就我自己而言，一旦坐在摄像机前，在聚光灯下，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粉墨登场，因为这出戏的编、导、演都是自己，而观众则看不见，结果就变成自说自话，凤凰卫视就给我这样一个自说自话的舞台。自说自话很容易变成胡说八道（有些观众就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也很容易变成自大狂的独角戏，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就是被观众抛弃。要避免出现这幕剧情，就必须在官人的剪子和观众的票子之间平衡取舍。在家里怎么自说自话都可以，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是社会公器，评论员的自说自话既要有观点，否则谁听你胡说八道，但也有界限，要面向观众和市场，就必须遵守这样无形的界限，但是基本的尊重事实以及做人的良心则是起码的要求，至少不能说假话。
　　所谓世事如戏，看世事不认真不行，太认真也不行。对自己也是如此，没有一点自信心不行，自信心太足了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中庸之道，我不喜欢中庸之道，不过中国人似乎以中庸之道取胜。
　　想起丘吉尔的一个故事。丘吉尔的演说才能和他的写作才能是一样出名的，二战期间他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定期演说，在当时英国人民中间脍炙人口。有一次他要去电台演说，没有坐专车，自己在街头截了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请送我到英国广播公司。”司机并不认识他，却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回家听丘吉尔的广播演说。丘吉尔很高兴，给了司机一英镑。司机马上说：“上车！让丘吉尔和他的演说见鬼去吧！”这是丘吉尔自己说的。我常常回味丘吉尔这个故事。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链接的缘分
　　和凤凰有缘，或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和命运的安排。
　　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我开始应邀前往刚刚诞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客串若干新闻评论节目，记得一次是接受董嘉耀的专访，一次是上了陈鲁豫的新闻评论节目，一次则是和曹景行兄一起，参加窦文涛筹备的《锵锵三人行》的试镜，还有一次在自家楼下接受过闾丘露薇的访问，这种偶然的新闻链接，构成了记忆中的凤凰片断，再以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正式开张了，好朋友的场子一定是要捧的，于是乎也就有了断断续续应邀参与《时事开讲》节目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和凤凰卫视有缘的开始。
　　《时事开讲》一周年，凤凰老板刘长乐和中文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几位客串《时事开讲》的嘉宾，那一晚，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辛辣的川菜，宾主尽欢，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老板的一句话，《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因为投入少、成本低；还记得当时借助酒力“海侃”了一句，有需要且可以尽力的话一定尽力而为。此后不久，深圳的朋友带来有关方面的管道消息，称由于杨某人言论过于激烈，需要限制他在凤凰卫视露面，至少要封杀半年云云。虽然只是传闻，但也是担心让曹景行兄在凤凰的谋生因此有诸多不便，于是自己做出主动封杀自己的决定。半年的时间，真的婉谢了多次客串的邀请。估计也就是半年之后，曹景行、董嘉耀在北京高校演讲时，有学生询问，那个姓杨的胖老头儿哪去了，是不是他的言论违背了贵台的立场和尺度呢。据说凤凰网站BBS论坛上，还有许多网友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解释。
　　曹景行和董嘉耀返港后多次邀请我重归客串行列。于是乎，和凤凰卫视又有了新的链接，乃至参与2000年台湾“大选”现场评论、陈水扁“5•20”就职演说现场评论。《时事开讲》之后，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继而客串《新闻今日谈》、客串《三剑客》、客串参与撰写《新路——香港回归五周年》五集电视政论剧，在不断的客串中，终于在水到渠成之后，出现了与凤凰结缘的机遇。再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的应运而生，凤凰老板刘长乐和王纪言先生不拘一格的创意，使得年过半百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论平台。
　　大陆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主持人阿忆曾撰文指出，在遴选主持人的工作上，香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出色。当它发现某某大致是块好料，立即毫不犹豫地推上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最后再下定论是否适合，是否继续。窃以为，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就此而论，刘长乐、王纪言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再一次“伯乐相逢”，这的确是我的幸运，也正是因为这种幸运，使得我对凤凰卫视以及它的充满创意、锐意进取充满感激和感恩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大致合适”之辈，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在电视荧屏上寻找我人生的新奶酪，但我实在是太愿意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在尽献言责的同时，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和远景，继续尽献绵薄之力。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待的容貌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和贵重的脑袋（阿忆语），摸石头过河也罢，掠水而过也罢，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所幸遇上了齐心协力、同样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团队伙伴，也就这样蹒跚学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迈上了另一段人生的旅程。为此失去了许多朋友（含酒肉朋友、知己同道），失去了许多微醺的夜晚，失去了许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充分体会和感受到凤凰卫视所有员工的拼搏投入，以及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一位朋友在和我聊天时，曾询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平时有什么爱好？这个问题让我在那一天感到特别的失落，细想从前和现在，仰天长叹。除了整日繁忙，爬格子谋生之外，还真的一点爱好都没有；工作之余还是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早些年在内地谋职，还有充足的时间和邻居学打太极拳、练气功，来到香港的十多年，为了养家糊口，连当初练的太极拳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如今，只剩下谋生计的乐趣，幸好这种乐趣在凤凰卫视找到了新的契合。每天大清早起床，跌跌撞撞地奔向公司，读报纸，挑新闻，和大家一起分享，虽苦犹乐，不亦乐乎，其乐无穷！
　　不亦乐乎之余，更觉得对老板、监制、编导们有许多亏欠：锦麟读报，总有如履薄冰之感，深知自己挥洒点评之余，每每会给老板、监制有意无意惹一些麻烦，让他们承受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关切，这些关切偶然之间也会变成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压力”；共事的编辑亦是如此，总有些时候是要为忘乎所以的我“挡一挡子弹，戴一戴钢盔”，难为他们了！所幸读报的节目还能够继续维持，维持在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荧屏上，倘佯在凤凰的宽频里……因为广告商安排时段的关系，读报节目悉数调整到资讯台后，至今仍然收到不少观众质疑、责难、关切、抗议的来信，使我更加感到惶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观众再一次对节目的肯定，虽然《有报天天读》暂时离开中文台，但山不转水转，只要和观众们的缘分还在，就有见面言欢的那一天。我期待着，由衷地期待。
　　《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只是我和凤凰结缘的起步，不少观众给我一些让我忍俊不禁的“雅号”——新闻DJ、性感的糟老头儿……尚留有一诗句，似乎是对我这次转进凤凰心境的刻画和写照：锦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凤凰便化龙。
　　和凤凰结缘，看来不再是人生旅途的邂逅，仍然是冥冥中的天意，亦或走过迂回曲折之后命运的安排。和凤凰有缘，我知足；和凤凰结缘，我知恩；我愿意继续努力地走下去……



董嘉耀：三个有利于

　　在凤凰五年,我一直在做新闻类节目,特别是参与创办《时事开讲》至今,酸甜苦辣,的确有千言万语。不过,像我这样的嘴部劳动者,平常话不少,但真到了现在“开讲”讲了1000期师永刚先生嘱我为这本书讲两句的时候,我却不知从何讲起好。关于节目运作、时事话题、同事、观众，都在脑子里飞速地回转,该如何细说？可能是每天紧贴时事的缘故吧,对政治术语会比较敏感些,而中国政治通常讲究归类总结,好吧，那就说说《时事开讲》对我的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思考
　　脑子得转,人才算活。喜欢看《时事开讲》的朋友,最一致的反应都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太棒了。面对突发的新闻事件,纷繁复杂的资讯,散乱的细节,他们总能梳理出一个头绪,点出若干要害,然后娓娓道来。 其实,我是“开讲”的第一听众,我对他们是观察、交流、熟悉、学习到佩服。每每确定了一个“开讲”的题目,或是突发事件需要即时评论,我就会思考到底这样一个事件或话题,我们可以找到哪些切入关注和评论的角度呢？然后再比照评论员的思路,有益有趣。
　　就拿2003年10月份，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航成功为例，除了媒体谈到的显示国力提升、科技进步、振奋民心等意义之外,我们的评论员在连续五天的《时事开讲》中,敏锐地指出了其他一系列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让人思路洞开,不妨简单地罗列一下:
　　……中国国力事实提升,在外仍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如何向国际社会解释、协调;拓展太空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失去了海洋,现在应抓住太空发展的机会;军事科技的突破,但“新中国威胁论”也随之再来,如何应对;商业化市场化的意义,中国航天工业应可拓展更广阔的商业用途与国际合作;科研的意义,对中国科研人员士气的提升；希望改善他们的各种待遇,避免高技术人才流失,要后继有人;海外华人普遍激动振奋以外,台湾部分人的复杂心态和言行;如何分析大陆民众的不同反应,譬如有人质疑航天花钱太多,中国有很多地方更需要这些投入;事前报道拘谨保守,没有现场直播,开放与自信的心态还不够,应开拓与国际接轨的思考和报道方式;虽说已成美俄之后的第三位,但与前两者仍然有多方面的大差距,需清醒认识不足;航天群体这次显示出的沉稳,与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些浮躁心态的比较;海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猜测,关注领导人在这一重大事件的出场和言行;但最高领导层分工明确,有序出现,显示集体领导的规范与有序,谣言自破。
　　以上只是一个事件的不同角度,而《时事开讲》已讲超过1000期了,想想我是受益匪浅。我的同学兼好友梁冬经常羡慕地说:“嘉耀天天守着曹景行、何亮亮、阮次山、杨锦麟,那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嘉耀简直是读了四年的在职研究生。”我和梁冬在一起吃饭时,经常是他讲娱乐哲学,我讲时事政治。有时我发呆想事,还拿支小笔出来记下要点,他就马上大呼: 嘉耀一思考, 梁冬就发笑。
　　有利于成长
　　这本整理《时事开讲》的书出版的时候,我刚好是30岁。俗话说:三十而立。我最近时常自问:何为立?我立了吗?
　　不久前看一篇报道说,中国大陆目前已经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亿万富豪阶层,他们事业发达,腰缠万贯。同辈中当然不缺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是时世造英雄,我也认识几位。但我不会特别羡慕,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深信自己是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从25岁开始做《时事开讲》,在这样一种既要对变幻时局及时反应,又要理性分析问题的工作状态中,我在成长中的经历应是我最为宝贵的财富。如果说“三十而立”, 那么我已因凤凰而立, 因《开讲》而立……
　　我老师的老师,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王纪言曾经说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最毁人的职业,在屏幕中的任何缺点过失都会被放大,再放大。”选择这样的职业,别人看着觉得风光,其实在抛头露面的背后,甘苦自知。 《开讲》一路走来,观众的反馈有赞有弹,需宠辱不惊:在别人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时候,要冷静想想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么美的一朵花;在别人把你骂得狗血喷头时,要冷静想想这当中有没有道理,自己是否真的一钱不值。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开讲》节目定位的平实理性,对血气方刚的我也是种历练。
　　《开讲》更能练人处变不惊，从事媒体业的人往往在有突发新闻事件发生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并充满血液的兴奋和激动,但这时也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细心的分析。凤凰这几年见证了许多大事件的起伏过程,而直播状态的评论节目要的是真沉着、大智慧。这几年下来,虽然还是觉得自己容易冲动,或者说仍有激情,但《开讲》的经历，却使我开始成熟，让我思考,这就是成长。
　　有利于健康
　　不少观众来信都抱怨《时事开讲》播出的时间太晚了:有观众写公开信向老婆致歉,因看《开讲》晚睡,长年影响夫妻生活;即使被夫人催促上床,但听完《开讲》忧国忧民的话题,心潮澎湃,别的什么兴致都被淹没了;有观众说,难以忍痛割爱,只能深夜守候, 第二天上班无精打采,于健康无益……《开讲》晚播的原因,这本书已经提到,对支持我们但损害了健康的观众朋友,我只能在此既表谢意,又表歉意了……不过,《开讲》对我绝对是有利于健康的。
　　据说一个人一天喝八杯水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我绝对不止八杯。 想想看,本身做的就是说话的工作,特别是录影《开讲》前,要先和评论员探讨一段很长的时间,两人口沫横飞;到了录节目时,又慷慨激昂;节目做好了,意犹未尽还得聊上一会儿,天天如此,唇干舌燥,只能拼命灌水。 香港的同事都把我们这帮做《开讲》的人称为“口水佬”。的确,占用公司茶水间资源最严重的就是我和评论员们(透露一个细节:曹先生一天起码消耗八到十个茶叶包),当然,在公司厕所里也经常能碰见我们这帮人——新陈代谢良好,当然有利健康。
　　说到喝水多,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爱出汗。坐着做《开讲》,也能冒汗。倒不是因为紧张,只是摄影棚里30多盏灯烤着;加上在棚里这30分钟的准直播状态中,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兴奋投入的境地,兴致勃勃地坐着说话也是会出汗的。所以,细心的观众可以在每天节目结束前,看我转身的镜头,分明嘴角和额头在啪啪冒汗，每次做完《开讲》走出棚去,我都有一种运动之后的淋漓快感。
　　说做《开讲》有利于健康,还因为它不光是脑力劳动和刚才说过的嘴力劳动,它也是体力劳动。 《时事开讲》节目,就只有我和评论员两人,没有助手,无人帮忙。 一旦确定讲题,评论员准备提纲,而所有与之有关的电视元素都是我去设计、准备和完成。看素材、听专访、做图表、玩特技——它毕竟是个电视节目,要做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就得花心思,而且通常的准备时间也就是每天下午的三四个小时，忙乱中的消耗和运动量,就如中等程度的篮球比赛。如果碰到哪天还要做《风云对话》的备稿和录影,加上《时事直通车》的直播,那就是连轴转,团团转了,但人是兴奋的。我是性子急的人,肯定是全公司在楼道里走路最快最匆忙的主持人,有时候经常是小跑的状态,几乎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被我在楼道里碰撞过——我那么壮,又在快速的运动状态中,犹如蹿出丛林一野猪,被我撞着的人一定会很疼。也借此一角,向所有在公司里被我撞过和将要被我撞着的亲爱的同事们表示诚挚的歉意。顺便说一句,其实公司里的人都挺忙的。凤凰不是有一句台训嘛:女生当男生使,男生当畜生使。 只不过,我这“畜生”心急,喜欢快走,容易乱撞。
　　我的身体也因此一直很好，真的要感谢各位喜欢看《时事开讲》的朋友! 其实,我也要谢谢《时事开讲》节目!


邱立本：开启信息与评论的另一扇窗
　　凤凰卫视是中国全球化的另一只眼睛。它使中国在全球化的迷雾中看得更清楚，也让全球华人观众的目光，穿透政治经济与文化偏见所筑起的围墙，看到一些本来看不到的影像，听到一些本来听不到的声音。
　　凤凰卫视也是全球华人的一道桥梁，连结起不同地区的亲情、商情与政情，让亲情不再生疏、商情不再隔绝、政情不再扭曲。这道桥梁是用很多细腻的、动人的形象搭建起来的，它使一些背景完全不同的观众，在这全新的平台上，交换生命的碎片，也交换对未来的企盼。
　　凤凰卫视评论栏目的眼睛，也同时张望境内与境外不同的风景，让两种风景交织其间，引发观众更多的反思。在境外它要看清楚全球化过程独特的时代趋势，准确了解各国成功及失败的经验，掌握现代化的规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9•11”的惊栗到巴格达的风云突变，从台湾选举现场到莫斯科政局的变幻，都带给全球华人观众全新的视觉经验，开拓一些全新的思考空间。
　　新的思考空间在于信息更自由和更多元化。《时事开讲》的评论以及《有报天天读》等节目，开启了信息与评论的另一扇窗，吹来清新的气息。
　　凤凰卫视向内张望的眼睛，也清楚看到中国本身巨大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 、民营企业创造GDP逾半的价值，中国汽车的销售额2003年已超过400万辆……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性观念、男女关系、弱势群体问题，一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话题，现在都可以公开和积极地讨论。
　　这种开放的态度，也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胡锦涛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成为中国所有新兴媒体的主旋律。凤凰卫视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发现一个进步和改革的中国。


后记：思想传染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或者起于偶然，或者起于必然，或者只是一个无从寻找痕迹的故事。如同人。
　　2000年6月1日我来到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而好奇的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杂志社。那时候凤凰卫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时尚神话，因为传说与距离变得先锋、新锐，如同隐藏起来的大名鼎鼎的巨人。我来到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或者给自己的未来寻找一个新的理由。
　　对于一个害怕了已知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选择带着巨大的反叛。如同我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但我却可以主宰自己选择新的可能。之前，我带着好奇来到这个地方，是想看看世界会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新的不同，对这个神话表示尊敬。我想看清楚，距兰州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那里的时间界限、世界观，包括生活的距离，究竟在哪一时刻发生了断裂。
　　我隐去了自己的身份，我希望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那里学习到新的常识和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然还有被淘汰或者被遗弃的恐惧。但强大的好奇让我放弃了自己用15年时间取得的人生经验与命运。我想看看，重新的开始之后，我会得到什么？
　　内心的弱点让我永远都保持着基本的好奇。好奇使我对所有的“无知组成的世界”以及成功都会抱以基本的信心。2000年是我开始进入传媒以及了解传媒的开始。世界上肯定有某种说不清的必然或者偶然。在这之前，我正在写作那本对我很重要的关于《读者》杂志20年的传略。在拖延了一个半月之后，我终于结束了对于这本被许多人喜欢又被许多人憎恨的传奇式杂志的采访，来到了深圳。
　　这是个陌生的地方。
　　暑热、广东话以及对于人生价值的重新计算方式，个人命运的无常与动荡，生存的压力，尊严屈从于人民币或者港元……一点一滴的改变立即开始。
　　这是我接触凤凰卫视的一个切入点。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始于外围。先是与众多的明星——吴小莉、窦文涛、许戈辉们成为了同事，许多过于遥远的事件褪去了当初的神秘。当我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凤凰卫视时，一切都显得热烈、充满期待，或者有更多的不自觉的接近。神秘的东西越来越神秘，许多遥远的细节因为忽然的拉近而变得亲切，甚至失去了新鲜。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蜕变与身份的混同。
　　直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凤凰卫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孵化器。它以无言的姿态，改变或传染着每个接近它的人，并且在你不自觉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这种变化。而每个人又像一个思想传染者一样，再去传染着这个电视台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凤凰文化。这种思想的传承带着巨大的谜团，令我震撼与好奇，甚至迷失。
　　我就在这种不自觉中，完成了那本关于《读者》杂志的书。这本书在我来到《凤凰周刊》的第二年完成。许多思考其实是我在办刊的过程中想到的，那本名叫《读者时代》的书，其实是我在参与创办《凤凰周刊》过程中思考问题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那些疑问在《读者时代》中得到了具体的回答，我想那本书能够印行七万册，并在不久前得以再版，其实就说明了这种思考的深度。
　　那本书的出版使我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希望能为这个充满“神秘精神”的电视台写一本书，回答我的疑问以及所有人对它的关注。
　　许多事情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2002年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我做了重大选择，离开服务15年的军方，来到凤凰，同时开始了这本书的筹备。
　　对于凤凰卫视的了解越多，我越发现，许多成功的背面以及那些声名日隆的明星们，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只是一个猜谜者。它的过于庞大，也使我有种无从下手之感。这才是一个只有八年历史的电视台，但并不因为它的历史短暂就令人有种清晰感与对它成功的迅速触及。对于许多人来说，吴小莉、许戈辉、陈鲁豫们就是凤凰卫视。对于另外一部分观众来说，曹景行、阮次山们才是真正的凤凰卫视。而以老板刘长乐、崔强、王纪言为代表的管理层则在投资人与传媒报道中，才是真实的英雄。不同的人的解读都带着自己的立场与学识，甚至势力，而我只是一个体验式的采访者。因为工作之便，我在聊天中与每个主持人、记者寻找当年工作中的蛛丝马迹，或者在高层的某些讲话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但仍然了无头绪。这时候曹先生的出现解救了我。
　　曹先生打来电话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在办公室里加班。他告诉我《时事开讲》已三周年了，1000期，是否可以总结一下？那件事的缘由是，几家出版社希望将这个午夜节目中论说的东西全部辑录成册。曹先生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变化成文字的时候，就失去了当初的意义，反而会损坏这些只为即时性负责的话语。而且这些文字基本上属于“时评”。曹先生看过我的那本书，认为能否将这个节目本身的意义写成文字，告诉更多的观众，也许这比那些文字更有意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认为《时事开讲》节目也许会成为我了解凤凰卫视的一个通道。凤凰卫视立台，除了影响力巨大的专题节目和直播新闻，就是评论。而这个开华语世界电视评论先河的媒体行为，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成为关于中国近年来多次重大事件的幕后解密以及民主进程的记录。
　　这本书讲述了几个人与一个节目的关系。
　　他们相互依存于一个电子媒介而创造的传奇式的经历，令人沉迷。仔细想想，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作为，他们只是寻找到了一个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随口说出的话，则发挥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并影响到了更多的观众。一切在他们说出来时，都已成为历史。他们的说法许多都无法存留下来，更多的人已记不清他们说的每个论点的要点，或者许多重要的事。但这些论点，都化为了收看者的常识与积累，这就是影响力，他们强大到了只留下一个个令人尊敬的名字，而不是思想。
　　这使他们更像是某种思想的普及者。
　　曹先生第一次到达我居住的小屋时，是走路来的。他说他想体会一下这样徒步的感受。事实上，从深圳罗湖车站到我暂住的中心区，也就两公里左右，他把这当成一种历练的方式。一路上，到处有人向他打招呼。他的白发在风中，耀眼动人。
　　曹先生在采访中，忽略了许多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得已，只好从其他人的采访中寻找答案。许多重要的经历与事件，他只说，我不敢确定，而在谈到他到达香港的原因时，他说这事是个人事件。他更不愿意提及他的父亲曹聚仁先生，甚至认为，这与本书无关。本书最后的样子，是我自己的坚持，我将曹先生许多要求删节的部分，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采访显得被动而无力。好在我搜索资料的能力与从其他人口中寻找资料的方式帮了我。那些剪接起来的故事，其实显得更加生动。他的行为使他显得独立、自信，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儒雅而不鲁莽，让我不断地想到何亮亮强调的门风优美的问题。
　　陈鲁豫曾在自己的《心相约》一书中披露曹先生是凤凰卫视的“影帝”，意为曹先生是凤凰卫视影印资料最多的一个人。但其实曹先生还是凤凰卫视的“碟王”。据传，曹先生每周都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影碟，每看完后，都会品评说音乐好或者故事好之类的影评，曹先生对看过之碟，从不留存，将之散向各位同仁，董嘉耀就成为曹先生各种影碟的事实上的发行员。凤凰卫视的同仁则把曹先生当成了影碟提供商。担负分发任务的董嘉耀觉得很好玩，他说，从每个人喜欢看的碟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与喜好。他披露自己的同学梁冬喜欢刺激，必须标注“三级”的片子才看。当然，董加注说，成龙的许多片子也加注三级，并不是色情片。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好风花雪月，追看凡注某某电影节的文艺片。程鹤麟则喜看打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用思考的片子。文涛则喜看各种风月大片以及某某喜欢恐怖等等。董嘉耀说他家里积存了上千张碟片，已找不到地方存放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我很奇怪，董嘉耀在严苛的评论员眼中，竟然是个小孩子式的好人，他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还有人直接叫他“好人”。
　　每个接触到他的人其实最先感受到的则是他的热情。当然，私下里，这个在电视上显得老成，但现在刚满30岁的年轻人，在酒吧或者OK厅里，则是个玩得很“high”的人。他模仿赵传的歌声达到乱真，令人震绝。他身上有着上世纪70年代人少见的老成、狂热，包括对于老板刘长乐溢于言表的崇拜，以及对老婆的热爱。
　　阮先生是个溢于言表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这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事实上却对中国有着超乎常人的狂热。当然，我最感动的仍是他的专业精神与敬业。这么忙的一个人，竟然可以同时写那么多的专栏，还要担负数个采访与主持工作。
　　何亮亮先生极具知识分子样式，处事风格敦厚，讲求门风优美。董嘉耀说何先生身上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东西，讲求小资，情调十足，每天下午两点作完节目的间隔，他都会到楼下的咖啡馆去饮一杯咖啡，叫一点小茶点，买一堆报纸。有时看完报，看着外面的大海发一阵呆。几乎每天如此。何先生把此看做调整思路的一个过程。冷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些习惯已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相信细节，就像他相信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动之处。
　　最初认识何先生时，他显得很平静，对于许多事总是能冷以待之。他的低调会使他在一群人中隐藏起来。他对于许多事物泰然处之，并不就此逼近。他是评论员中较低调并守成的一个人。因此而让人对他肃然。
　　杨锦麟先生生性放达。首次见面就大笑着说，你是谁呀，采访我，还要我来深圳，架子太大了吧？但很快就相见甚欢，采访他时他还没有到凤凰，正在惋惜他被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骗”去做节目而量身订做的五套唐装没有用武之地，这些唐装很快在一个月后派上了用场。他成为了一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的主持人。
　　初次见面,记忆最深的是他说自己在大陆还算是风流倜傥，但在凤凰卫视做了几次嘉宾后,现在连做“坏事”也不敢了。一个流传在几个人间的段子调侃杨先生：说有次他与几位朋友去“洗脚”，捏脚的小姑娘问他，说你怎么像电视上的那个人啊？老杨感叹，出名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会失去人生中的许多乐趣。而在之前，老杨的声名巨大，他在香港影响较大的《信报》上，以笔名陈子帛，连开了多年的专栏，成为两岸问题的重要观察家。他的影响原来只限在庙堂，而现在电视上的杨先生的影响力则走向了坊间。
　　杨先生的成功，其实是其个人风格的成功，他用自己的智慧发表两岸评论，同时用自己的语言与说话风格，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读报式评论，并且成为媒体的一个全新的行为。
　　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几位被称为“老头儿”的人，都被电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并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与民众对话的机会。但背后影响到这一切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认为这只是一本关于电视节目的书，没有想到，前后竟用去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采访，到最后完稿时，竟到了2004年。这是我写作跨度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一度曾差点因绝望而放弃，我找不到撰写这个栏目的依据与结构，甚至在写到这个栏目时，我不得不沮丧地发现，这个栏目只是凤凰卫视体系中的一脉，而这一脉，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写到这个，当然就会发现它会牵涉到另一条线。很不幸，我开始用做减法的办法，去写这本书，让这本书尽量成为一个可供操作与模仿的故事框架。我只负责向里面填加各种作料，而不是味精。
　　文涛认为，我应当在采访完后，沉淀一下，也许会写出新的感受。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有了长达一年时间的等待。我认为这个时间，足够我开始认识这个栏目的力量了。其实我对于这个栏目的认识，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肤浅的行动的开始。因为我的解读只是个人行为，绝对不是当初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就像《锵锵三人行》最后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脱口秀，而脱离了早期的时事味精。
　　这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刘长乐先生、常务副行政总裁崔强先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凤凰周刊》社长孙谦先生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感谢接受采访的诸位评论员、主持人以及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人。
　　本书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与引用了诸多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004年3月1日


书以外的故事——2004年3月28日新浪嘉宾聊天室


五位嘉宾逐个介绍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星期天下午三点钟，新浪嘉宾聊天室五位嘉宾已经就位，从网上直播的画面已经可以看到，我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首先是凤凰卫视的著名评论员曹景行先生。
　　曹景行：第一次来新浪，很熟悉新浪，因为我天天看。
　　主持人 ：接下来是著名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您经常上网吗？
　　何亮亮 ：每天都上新浪，今天到新浪觉得新浪和凤凰特别的像，很有亲切感，很高兴有机会和网友在网上交流。
　　主持人 ：下一位是董嘉耀，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
　　董嘉耀 ：大家好，可以说经常做直播，但是网上做直播是第一次，不知道大家在网上看到我和电视上是不是信号有晃动(向镜头招手，笑)，新浪网我经常看，要了解网民们的一些观点，新浪是我们经常上的一个网站。
　　主持人 ： 我们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今天的聊天的主题是《解密凤凰》，作者是师永刚。
　　师永刚：非常高兴来到新浪网，我有三本书在新浪网连载，《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还有这一本，每一次一登上去，都会有巨大的反响，非常的感谢新浪网对我书的评价以及对我本人的关注，我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更好的书，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意见。
　　主持人 ： 下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宝生先生。
　　王宝生 ： 网友们好，作家出版社和新浪网是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和凤凰卫视，特别是师永刚先生也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我们在后面还陆续推出和凤凰合作的图书，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师永刚的《解密凤凰》

　　主持人：今天请到五位嘉宾，聊天的主题是关于凤凰卫视，关于师先生写的书－《解密凤凰》。在访谈刚开始的时候，有必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董嘉耀： 有人说我们封面拍的像《无间道四》（笑），给香港电影做广告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封面很难得，我们的老板刘长乐在中间，我们的副台长王继言在幕后，他们是幕后英雄，首次露面。另几个人大家知道，是七个男人七脸，分别想不同的事情。
　　主持人 ： 拍的时候曹先生您在想什么？
曹景行 ： 快点拍完（笑），因为我们有事情要做。下午的时候，摄影师来，很难得的机会，能够凑齐，我们拍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拍好就去干活了。

董嘉耀: 凤凰卫视是一群新闻疯子做的
　　网友：在这么多面孔当中，董嘉耀是年轻的面孔，你在凤凰卫视的快速成长，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推崇的对象，请介绍一下你成功的经验？
董嘉耀 ：我是凤凰卫视的最年轻的主持人之一，成功谈不上，有很多的成功的主持人大家知道。但是凤凰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和空间，让所有愿意从事电视，特别是从事新闻的人都可以动起来。我们经常都说，凤凰卫视是一群新闻疯子做的，从评论员到我们的台长，都非常的热爱的新闻，一有新闻就有冲动和激动，所以，凤凰的状态特别的适合我。在凤凰六年，真的在成长，而且在成长当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天天和评论员在一起，何先生、阮先生他们在一起非常好的状态，我非常珍惜和享受这种过程。




工作紧张、爱好广泛
　　网友：凤凰卫视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的高效和忙碌，从文字资料上知道，评论员和主持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一天十几个小时，可能更多，这样的负荷，董嘉耀是年轻人可以吃得消，作为几位“老宝”，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评论员，你们在紧张的工作中怎么调解自己，胜任工作？
　　何亮亮 ：从工作时间来说，我们不是一种标准的办公室的几点上班和下班，我们的工作
时间是跟着节目走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几乎是白天只要不是在睡觉，都处在工作的状态，总是精神高度的紧张的，总是关注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天生的兴趣是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不上班和不工作，也是保持在这种状态，所以，这样的工作状态对我们可以说不是很大的压力，从精神和生理状态来说都可以适应，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是自虐和自娱的状态。休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也是可以很彻底的放松自己，这方面曹先生也是。
　　曹景行：爱好还挺多。如果说爱好，新闻本身就是爱好，这占了主要的生活部分，我们在凤凰特别是做评论的，以及嘉耀大概都是这样。当然，完全一样爱好也太少，所以，各有各的放松的办法，各有各的秘密的办法，各自介绍。我在睡觉前，要把新闻和睡觉隔开来，不然要做恶梦。这个方式就是看点VCD，看点录像，看点电影，那时候不动脑子的看，看到想睡觉，可以断断续续的看，电影分几天看都没有问题，这样效果很好，看了很多的电影，每天看一点，看完的片子接着嘉耀看，我们互相传递。
　　董嘉耀 ： 现在有两三千个影碟，大家都在看。补充一下刚才的问题，疲劳肯定会有，体力上会有，特别是大事发生，连续的做直播，从评论员到主持人都会有，但是主要是享受的过程，凤凰的人，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愿意做的事情，有些人工作可能是被迫的工作，而我们的幸运是这份工作是自己的兴趣，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一有事情发生，反而会兴奋，心理的兴奋，就是要做直播，要收集资料，是这样的。
　　曹景行 ： 举一个例子，昨天晚上差不多一点多，董嘉耀又要做直播了，他很兴奋。结果我们和台湾同事联系一下，好象不需要直播，我就告诉他今天你还是睡吧，他反而有点失落感，所以，有直播的兴奋，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反而兴奋，这是我们做新闻的职业病，这个职业病好象唯恐天下不乱。
　　主持人：曹先生，睡不着的时候，哪种影碟是最好的催眠工具？
　　曹景行 ：不是好莱坞的大片，比如说是日本和欧洲的难以理解的影碟比较好，看不大懂，看不懂就睡着了，但是，那些影碟也会给你很多的启示，好莱坞的电影比较狭窄，我比较多的选择欧洲的、南美的、日本的，其他的地方的，多元化的选择。实际上借这个时段了解世界其他的事情，电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网友：曹先生何时做电影的推介的节目？
　　曹景行：如果有赞助商的话我们会。（笑）


师永刚:为什么要写《解密凤凰》
　　主持人 ： 回到这书上，请师永刚先生介绍为什么写这本书，而且你的采访对象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骚扰”成功并且拿到资料的？
　　师永刚 ： 远点来说，我是四年前到达凤凰卫视，我没有去之前，我觉得凤凰就是时尚的电视台，新锐的电视台，包括曹先生和董嘉耀，他们的声明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要命和重要的神话故事，我觉得对很多的中国的从事媒体的人来说，都是有神秘性，他们的距离性和带来的很多的疑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对它成功的模式有一种遥远的尊敬，但是，又没有办法接近它。我想是不是有一个机会为它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动力来自于我写了一读者的杂志的书叫《读者时代》，这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动力。
　　真正开始写是两年半以前开始写的，当时《时事开讲》一千集的时候，当时的评论员已经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在全国甚至很多的电视台引起了复制甚至模仿，成为凤凰卫视比较重大的转折。凤凰卫视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时尚、娱乐的节目大家比较欢迎，开始的定位是城市新闻台的定位。第二就是怎么走，凤凰有两种走势，第一个就是说的和走的。第二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新闻是以新闻立台，而且成为主流的电视台，凤凰卫视已经开始形成了所有的新闻直播的模式，包括他们的一些评论，但是，评论也是这边最重要的。在三个点上，为什么切下来，最后以新闻、时评为主向大家介绍，也是经过很多的因缘巧合，第一个就是《时事开讲》第一千集，当时我们新为《时事开讲》写一本书，但是采访的过程中，我觉得凤凰卫视，还应该回到原点，给凤凰卫视写一本书。
　　写传记有两种，一个是从头到尾像内部的编年史，第二就是把重要的所有的有用的切下来，使大家渴望了解的给大家看。我用的第二种办法，让大家有一种借鉴和模仿，或者有一些探讨，把真正的凤凰卫视对大家有用的东西告诉大家。我这本书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凤凰卫视怎么把时政新闻作为紧俏商品的全部过程，制作过程、范售过程等等，最后让紧俏商品成为最贵重的商品的一个品牌的过程。可以作为MBA的案例，为什么信心十足的把几个重要的老头，非常重要的人推出来，重要的原因，包括我介绍这本书里面，对中国目前的媒体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目前来说，中国最稀缺的就是做时政新闻，这些做时政新闻的都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就，凤凰卫视成为主流的电视台也是靠新闻，我相信，这本书里回答了很多的问题，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先生讲过一句话，在凤凰做时政不是标准新闻，是艺术新闻，是属于艺术的感觉，这里谈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中美关系怎么做、中国内地的问题怎么做等等，很多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都会找到细小的感觉上的东西，为了能够让大有彻底的借鉴作用，我把《时事开讲》的每一个故事等等，都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我叙述的，但是我努力用每一个细节串起来，这本书，他们怎么样把感觉上的东西做到标准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这本书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想为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一大批的电视台的同仁提供一个案例，相信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有用。而且，我相信对传媒界的朋友，甚至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很多人来讲，这本书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时事开讲》中国民主进程的每一步都介绍到了。凤凰卫视的新闻，有的影响到了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这是我这本书里认为的几个要素。有更多的大家可以从书里了解一下。
　　主持人 ：我有幸拜读了这本书，中间谈了很多主持人和评论员的经历，很详细，这几位是不是可以朝你要版税，他们本来可以出自传的。（笑）
　　师永刚 ： 版税我们可以私下的谈。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今天上午我们在西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再一次深刻领教了这几位老师，董嘉耀、曹景行、何亮亮这几位的魅力，很多的媒介的朋友采访他们，排起了长龙。我个人认为，不是我这本书写的多好，而是他们的影响力巨大。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我们这本书的主角，有一本杂志是叫《男人帮》，我觉得他们是凤凰卫视的最重要的男人帮。（掌声）

凤凰台的大家庭氛围

　　主持人 ：现在网友的问题也是排起了长龙。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和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网友：我们发现，凤凰台的每位主持人，包括评论员，除了为自己的节目收集大量的信息以外，还乐意帮助其他人。除了帮忙和收集资料之外，你们平常在互相帮忙的地方还有什么？
　　董嘉耀：帮助介绍男女朋友是没有空的（众笑），但是，凤凰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从我们老板塑造的一种家庭的概念，在这里大家有一种家人的感觉。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老板非常和蔼的对我们，所以，不会刻意的对谁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在平等、公平的环境下工作，同时为凤凰出自己的力，所以，形成了所有的人都互相的帮助和互相的提高。提到文涛，我觉得很多文章有趣我会推荐给他，曹先生天天剪报纸，他会把报纸发给不同的人，在言论部，我今天也说了，大家都有一个氛围，大家看到什么东西，比如说新浪网有什么好玩的民意调查，在言论部所有的主持人中传阅，这种氛围是在凤凰卫视形成的一种亲切的感觉，这是凤凰家庭的非常好的氛围。
　　师永刚 ： 我补充一点，影帝曹先生一个是影碟多，还有一个就是影印的多。
　　董嘉耀 ： 凤凰本身的地方很小，资源基本共享，从摄影棚到资料管，一切的公共资源是共享，所以，凤凰的评论员和主持人基本在狭小和界面的空间上，其他的电视台可能非常大，他们的主持人可能是一个四楼，一个十八楼，但是凤凰不一样，茶水间、洗手间都在一块儿，所以经常可以碰到一块儿聊天。
　　曹景行 ： 香港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成本的控制上就涉及到我们的空间。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主持人，有人把他们看作明星，但是所有的主持人没有自己的房间，只有一个衣柜，他们有一个公用的工作间和休息间，也不大，没有这个大，两个加起来没有这个房间大。大家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是公用的工作，我们七个老头在一个评论部的房间就一半这么大，我们七个人面壁而坐，但是完全是公用的空间，有了这个公用的空间就为我们互相的交流创造条件。如果一个人一小间就会有隔阂，还有就是我们成本的控制，比如说定报纸，不是想定什么就定什么。我们现在的报纸就是一两份，没有专门为谁定的，大家只有相互的公用，这是节省资源最好的方式。这符合现代的信息时代的规律，我们主持人没有专用的电脑，董嘉耀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也可以用，其他的主持人公用的有四台电脑，这是比较前卫的管理的概念，所以，这会体现在我们的工作氛围和气氛上。大家是互相共享资源，并不是说鲁豫做节目和我们做节目没有关系，不是的，本身我们的来往大家会探讨问题，她在香港我们会更加密切，其他的同事也是这样。这是凤凰台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环境。


刘老板很精明，也有人情味

　　网友：从曹先生的话中感觉到协做的精神，另外一方面，老板是不是太抠门儿了一点，三位不要不好意思，请评论一下你们的刘老板？
　　何亮亮 ： 刘老板是很精明的老板，首先不在于他的成本控制，首先在于他把凤凰做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媒体，而且在世界的范围内，打破西方的新闻垄断中做的是华人最成功的一位。从管理的角度，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其实凤凰最重要的就是给每个人提供最大的发挥你自己能力的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有满足感，这在其他的媒体很难找到。如果这方面不成问题的话，另一方面，办公室相对狭小，但是办公设备不少，空间狭小或者控制比较严格，这是小事情。而且相对来说，那些办公场地非常豪华，办公的员工的空间非常广阔或者成本控制很不严格的媒体，但是他们的效果也跟我们差不多。
　　董嘉耀 ： 老板是非常有人情味的老板，不是恭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的两地分居的问题是老板解决的。除了人情味以外，老板实际上给我们压力，也不给我们压力的老板。不给我们压力的原因，《时事开讲》是什么都可以讲，讲完以后有没有人找你们，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老板没有给我们压力，我们每天讲什么，就是评论员定题目我们商量然后做，老板在节目播出之后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基本是这样，所以，他没有给我们压力，什么不能讲，讲什么。但是，也有压力，他会看，他是从早上的早班车，从六七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时事开讲》结束，他看完在不经意的场合给大家说一下，有时候他不一定在香港，但是，如果他在香港在楼道上评价谁，他会说怎么怎么样，我听过他在无数的场合在楼道里和主持人讲，就是在这样好象不经意的场合，但是你看到他非常认真的看这个节目，如果老板这么认真的看节目，对于一个节目制作人，对于主创人员是有压力的，所以，我说他既给你压力，也不给你压力。
　　曹景行 ： 我觉得因为做媒体的，尤其是海外投资媒体的人，有一类主要是追求金钱，在香港看到很多，台湾也有，别的地方也有。也有一类，有它的使命感，但是那个使命感，由于市场运作不成功，这个使命感的结果也实现不了。比如说以前有人提出做华文的CNN或者华文的《时代周刊》，但是一直很辛苦或者不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不成功。市场能成功的人，主要追求钱，结果弄得很贱，在香港叫引贱，这样的媒体很多，在香港可以说是公害，但是在凤凰，刘长乐做凤凰，他既有使命感，又能成功的做市场运作，你没有市场运作的成功，凤凰卫视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你的使命感是空的，所以，这一点许多做媒体的人，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人。市场不成功，想实现什么那是空的。但是，这个市场运作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凤凰卫视从创办三年以后，就开始上市。现在的咨询台，今年开始实现平衡到盈利，这是经营当中。经营当中包括成本控制，这不只是一个老板的抠门不抠门的事情，本来可以用低成本做的，为什么做那么奢侈。我们做《时事开讲》，一开始我和董嘉耀一起用一个办公桌和一个电脑，后来我们的内容多了，才有一个房间把我们这些人容纳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房间我们的质量就会有影响，所以，现代化的运作当中，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懂市场运作的话，我还是这句话，你的使命感是实现不了。刘长乐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范例，可以作为研究的事例，从《解密凤凰》当中大家可以看出这两方面的兼顾和它的互相的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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