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有的管理者都面临着同样的“质量问题”——无论你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医院院长或科室主任、大学校长或院系主任，还是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电台电视台的负责人、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甚至公园和博物馆的负责人，作为管理者，你都必须要去思考如何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组织管理质量以及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的问题。无论你是否了解质量，是否愿意理解质量，它都时时刻刻影响着你的言行和思维，尤其是你的重大决策！

管理无处不在，但管理的质量才是关键。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由“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跨越的阶段，迫切地需要正确的概念、适宜的方法和工具，以及卓有成效的行动。这必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是全球经济与政治力量发展的战略格局。历史上尚无这么多人在思考与实践着质量，也似乎表明所谓的“质量世纪”并非虚构。

这些对于我们唱着“东方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而成长，又听着“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而成熟的这代人，在经过近30年的学习与工作的历练之后，已经把它们视为理所应当之事。或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憎恨各类“汉奸”、“伪君子”和“江湖骗子”。我们可以在黎明前的黑暗忍辱负重，但我们不能再容忍那些卖假药的、走江湖的摇身变为“管理大师”，用“时尚催眠术”和“精神按摩术”贩卖各类知识垃圾，制造伪科学，甚至愚民的文化鸦片！

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提供“有用的”和“可信赖的”质量原则和方法，从而帮助读者辨别是非、正本清源，走出质量的误区。

然而，好学的国人又是如此的性急，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这就往往很容易导致下列几种现象：要么浅尝辄止，像狗熊掰棒子一般；要么望文生义，自以为是，不断重演古人“学三识万”的“喜剧”；亦或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一旦遇事，急则抱佛，或从头开始……

面对许多优秀的企业和管理者们患上“后现代主义”以肤浅和虚无自居的毛病这一现状；面对互联网上信息爆炸的烟雾，良莠不辨、无所适从，难以取舍的境况，有的企业或单位在管理会议上“百家争鸣”，莫衷一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管理上的偏差和迷思，甚至出现所谓“执行力问题”。所以，如何拨乱反正、返璞归真，回到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来，成为本书写作的第二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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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三个写作目的则是帮助读者摒弃两种极端的、错误的观点——其一，认为西方的理论号不了中国的脉，所谓管理无定势；其二，认为中国人的DNA里天生就缺失日本人和德国人的那种质量基因。从而走出一条融合与创新的道路。

显然，这是两个重大的迷思或课题：前者仿佛可以看到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亦或“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后者则依稀可见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影子。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必须直面它，重新结构并构建它。虽然没有人会不自量力地拿出什么解决方案，但我起码可以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只要基于西方的科学架构，引领出中国人智慧的源泉活水，再经过思想家李泽厚所谓“转化性创造”的功夫，必将能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为此，我专门怀着一颗“朝圣的心”前往两个历史圣地——井冈山和奥兰多进行了一次内心的探索之旅。细细地品味着毛委员、朱总司令吃过的红米饭和南瓜汤，静静地凝望着克劳士比故居前幽蓝而深邃的维多利亚湖，我似乎透过两次“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读懂了“质量”的意义，同样，通过“质量”这个放大镜，让我置身风云变幻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能够预测出主张“变革”的奥巴马必将战胜希拉里和麦凯恩。当然，此次“朝圣之旅”也为本书的写作定下了基调。

本书原本在2008年就应该面市，但因为刚刚过去的时光太波澜壮阔、太不平凡了，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下来。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无论是在美国和非洲的所思所想，还是面对悲壮的汶川地震，辉煌的北京奥运，豪迈的神七飞天和壮美的国庆阅兵，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三聚氰胺，来势汹猛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和全球肆虐的甲流，我都无语，唯有内省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上天似乎在冥冥中有意把百年的历程浓缩成一年、两年，或者几年来磨练中国，让我们深切地体验了上天入地般的大喜大悲和凤凰涅槃的浴火重生！

对我个人来说，过了不惑之年，许多过去感到“头痛”的事情渐渐看得清楚了，许多“日用而不知”的事情也慢慢地开始想明白了。20多年前在北大聆听梁漱冥老先生和杜维明老师讲“儒学”，陈鼓应老师讲“老庄”，以及熊伟老师和张世英老师讲“西学”，内心一直痴迷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课题，即使后来下海、闯荡海外，也没有忘记于现实的细微冲突中去发现和解析其背后的文化现象，这已然成为了我的习惯。

从事质量工作十几年来，我也没有忘记使用“呈现本质”的剥洋葱式的思维，一直在思考源于美国文化的“零缺陷管理”如何在为中国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又不会出现排异现象；当年输入到德国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输入到东洋日本之后又产生了哪些后果；同时，我也始终在教学与咨询的过程中，跟踪观察与解析它在不同企业类型和文化氛围里所遇到的情景，尤其是人们对它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和丰富多彩的解释……这些，都在丰满着我的心得，完善着我的视角，充实着我的生活。

子曰：“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我并无构建某种“体系”或“系统工程”的冲动与野心，只不过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所谓“中西文化”的思考、探究与实践之后，私下以为找到了“质量”这个融合东西思想、创新管理技法的突破点——它既是市场、客户和盈利能力的呐喊和呼唤，又与敏感的“意识形态”之纷争无涉，可以彼此相拥而坐，无边界地交流与沟通；同时，它还是全球经济大萧条之灰色背景下的一抹鲜红，喻示着暴风雨过后天上的那道绚烂的彩虹。

我很认同朱兰大师在《质量史》中的那个著名的推断——20世纪（生产力时代）最大的管理贡献是“财务”，21世纪作为“质量世纪”，在管理上的成果必定是“质量”！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当年朱大师是期望美国来担此重任的，可让他老人家失望的是，历史却选择了中国。这绝不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式的愤青腔调，而是有着切切实实地发生着、经历着的现实基础的。我以为，无论是谁，如果不能发现这一点，不能正视这种趋势，必将会因为有悖于时代的召唤，而错失生发的良机，更会因逆于历史进化的轨迹，而失去主导世界并支撑中华“和平崛起”的理论武器与话语权。

因此，揭露“质”与“量”的“真实谎言”，透视“品质”的真相，展示“质”与“量”的博弈，不仅仅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关乎“中国品质”未来的大问题，更是一场决定“中国制造”命运的大决战。

为此，我带领着克劳士比中国学院在前一个十年以“传道与启蒙”为己任，不遗余力且满怀激情地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万里河山；而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会更加全力以赴，以“全球质量竞争力的实践专家”的战略定位，与各类中外优秀的企业、组织紧密合作，以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为样板，用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立场和现实的态度，去探索与发现一条新版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且具有普世价值的质量竞争力大道。

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背后，不能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基础，同样，缺少伟大的“中国品质”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产品必定无法支撑起这个伟大国家的品牌形象！在此，我要向所有优秀的企业高管和“质量人”呼吁——中国品质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就像当年美国人教日本人质量管理，而后来美国却反过来向日本人学质量管理一样，今天我们向世界学质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也会向我们学质量管理。这正是需要我们上下同心、携手同行的行动方向！

我真诚希望本书能够聚集那些怀抱着复兴“中国品质”之志的同道们，呼唤那些正在踏踏实实地从事着品质工作以及正在默默地为品质事业呕心沥血的同仁们，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以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期许，通过持续地实践、创造和尝试，勇敢地扛起“中国品质”这面大旗！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同事们，更要感谢那些与克劳士比携手合作的各类组织中的领导和管理者们，感谢你们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和实践中的帮助，我将继续带领着克劳士比学院为拯救中国品质而不断前进、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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