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范蠡是中国历史中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好事到了极致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其等待势的反转，不如适时主动顺应。禅学中所讲的“花未全开，月未圆”即是形容一个事物最佳的状态，过犹不及。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明智呢？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会随之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一样，其实，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这里指的急流勇退并非放弃进取，而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为下一步前进积蓄力量。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思想的消极，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它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商家自然得利。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根据五行更替总结出了丰年与灾年出现的大概规律。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它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 ，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在两千多年前，范蠡就能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他提出“论其有余与不足，便知贵贱。”，也就是发现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据此调整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他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做到“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 “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定律，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甚至是现在，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追涨杀跌，在简单的自然规律面前左冲右突，而清醒的人则抓住规律，轻松赚钱。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

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严重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精确的利润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

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追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范蠡留给后人了多部治国之策与兵法，经商方面著有《致富奇书》、《陶朱公术》。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相较起范蠡，同样富甲天下，也有“商圣”美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没有范蠡那么明智，结局也大不相同。胡雪岩人生顶峰时，家产近3000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生意遍布全国，官至二品，御赐黄马褂。胡雪岩的为人处事与经营之道深受儒家的影响，但是却少了份道家的哲思，没有意识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规律，在事业顶峰，甚至已经出现危机时，不是急流勇退，固守前功，而是逆势而为。其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妄图垄断中国对外的丝业贸易，而后在高价抛售，此举激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次年，胡雪岩手中大量的蚕丝被迫贱卖，亏耗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资去半。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岩开办的钱庄提款挤兑，致使资金链断裂，各地商号倒闭，接着，朝廷下令革职查抄胡雪岩。最终一代传奇商人在失意，贫困中抑郁而终。

反观范蠡，从唐代诗人李白在《悲行歌》中对范蠡的赞赏：“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就能看出，范蠡无论从商还是从政，都显得那么睿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又都那样洒脱。

为商大道：简朴而自然

从上面对范蠡的描述我们看得出，从政方面，复兴一国，覆灭一国，这样的惊天地之事，同时期的“兵圣”孙武没做到，集儒、道、法多家之长的范蠡做到了，而同为吴、越极地显臣的文种与伍子胥却被赐死。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而恰恰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