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等对管理组织变革的影响是改变了信息交易成本，从而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合作成本和风险结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领导者应当从信息交易成本的角度，考察和领导企业的组织变革。
　　无线通信和移动互联网正溶化传统的管理边界
　　互联网技术、无线宽带、移动计算、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使得企业战略、计划、营销、市场、客户服务、生产，都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和更自由的时间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也使得中小企业有可能成为跨区域的乃至全球性的企业。

　　在这种条件下，以前依靠企业内部合作才能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活动，开始以外部市场交易的形态存在，而另外一些以前只能依靠外部市场交易实现的市场活动，开始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组织活动。例如，在金融、保险、零售等行业，呼叫中心外包行业获得突破性发展，而这得力于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IP技术的普遍应用。在电子商务领域，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共享物流系统极大地降低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市场运营成本。
　　新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应用的大规模普及，影响了组织中个人的行为模式。信息成本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企业管理中以制度、命令、权威和纪律等行政权力特征为主体的团队协调模式发生变化。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和指挥命令关系，面临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渐趋平的压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变得更平等，权威主义开始消融，螺丝钉式产业工人开始演变为更具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有面孔的人”。
　　依靠互联网的搜索技术、社交网络、各种知识百科，已经使得“有面孔的人”的雇员们具备自发地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的能力和自我意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中的底层员工成为接触市场一线最早的人，管理者却成为企业中最后一个感触市场变化的人。因此，在传统科层矩阵权力体系中，这些下级组织或者下属对资源的控制范围与其意识觉醒之后的决策能力不匹配。通过系统保证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实时交易同步，成为企业在未来管理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科层制企业的组织冲突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最早的组织结构设计源自行政体制，采取集团公司-省-市-县四级结构。相对而言，中国移动通过集中化的网络和运维系统建设，县一级机构设置比较弱。
　　随着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电信运营商开始从分散、分权体制转变为统一集权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集团公司与各省级公司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人事任免和绩效考核进行调节，各省拥有很大的事项决策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事权集中为主的基地或者专业公司开始在运营商内部出现。为了促进梦网业务发展，尽可能利用省公司资源，中国移动在内部具有资源优势的省公司设立业务基地，为全网提供业务。在集团公司强力支持下，各省公司都被纳入到围绕业务明星运转的体系中。
　　同时，中国移动也设计了内部准市场机制，例如在基地省和非基地省之间的虚拟结算，以鼓励非基地省拓展基地业务，但主要还是依赖于绩效考核以及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行政协调。随着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以及互联网的冲击，基地模式离天花板越来越近。于是，一场以专业公司为主要方向的改革开始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展开。专业化改革表明科层体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瓦解和消融。
　　内部合作成本和风险偏好的变化
　　从以行政机构为模板，到基地形态的半集中化，再到专业公司的专业化和垂直化，中国电信运营商的组织制度演进是不断适应统一市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显着因素是技术进步带来内部合作成本的结构性变化和风险偏好的变化。
　　企业内部的合作成本包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等多种成本。科层型企业最显着的合作成本是流程流转成本、信息衰减成本、协调一致成本、风险规避成本。由于科层型组织内部的分隔，内部成员没有意愿做出符合市场需求预期的选择。科层型企业内部的合作主要是为了改变风险的概率分布结构。
　　在改变科层型企业内部合作成本和风险概率分布上，以下4种信息技术已经并正在展现出潜力。
　　即时搜索技术。它极大地降低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依靠信息不对称影响他人的能力因此大大降低。
　　社交网络。不同于搜索引擎主要是依靠机器的自动算法提供知识学习的帮助，社交网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知识获取方式。
　　智能终端。任何小众的应用需求，在长尾效应下都可能获得产品供给方的关注并被满足；强大的终端计算能力也大大延伸了人们思考的工具。
　　无线宽带。3G和4G为代表的无线宽带技术，给大部分人提供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接入能力。这种接入不只是与各种网络应用的服务接入，更是提供人与人之间的数据访问和接入的能力。
　　智能终端和无线宽带使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信息点成为可能。在即时搜索和社交网络组成的硅信息点网络中，每一个人融合进来，使得硅信息点演变成碳-硅混合信息点网络。
在改变科层型企业的合作成本结构上，搜索、社交、智能终端和无线宽带的主要价值包括：
　　使违规代价变得昂贵。在信息辅助决策过程中，通过不对称的知识和信息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和部门的违规行为也会因为信息网络发达而在企业内被快速传递，从而对个人和部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选择合作就有可能变成各方最佳选择，各方都不会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把自己陷于违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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