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商业秘密授权前考虑

　　其一，在商业秘密授权的情况下，授权人不仅应获得被授权人保密，并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的书面承诺，更应要求被授权人的各个受雇人签定保密合同，并事先议定商业秘密违约外泄，被授权人应支付的赔偿额。其二，在洽谈公司购并或技术授权的情况下，拟购并或可能被授权的一方，通常有机会派遣专家到他方的工厂或就其生产技术作进一步了解和评估。在此之前，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预先规定，以免后患。如交易失败，则一方如何主张其并未使用他方的商业秘密，因此仍可在相同技术领域继续竞争。另外，他方如何确保其技术秘密不因外泄而被擅用？这都需要在事先予以考虑并作出相应的约定与限制的。其三，在将商业秘密授权给他人之前，秘密所有人应谨慎拟定合同，详细界定该项秘密的范围及授权人应遵守的义务。实际中就曾发生过被授权后立即称该商业秘密的某一部分他早已知道，应剔除在合同之外，出现了扯不清的麻烦，打不完的官司。

　　为何要有企业和雇员间的保安制度

　　商业秘密一旦被透露将永远失去，就像瓷器，被打破后将意味永远失去，不能重新修复，所以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严格保护商业秘密显得特别的重要，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应该全面考虑对外和对内两个保密制度。

　　从内部来说。企业的商业秘密必然要为企业的一部分雇员知悉，因此，如何在企业与雇员之间建立保护商业秘密的制度，比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保护商业秘密更为重要。企业内部对商业秘密保护，主要是建立保密规章制度和与雇员签订保密协议，并尽可能限制商业秘密的知悉范围。尽量控制知悉商业秘密员工的人数，如因工作要接触的，也尽可能将商业秘密进行分散，化整为零，使得个人手上掌握的商业秘密只是不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局部，只有将每个人手上的商业秘密都集中起来，才能成为完整的、具有实用性的商业秘密，而且限制员工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业务技术情况。将含有商业秘密的生产过程安排在特定的保密区内进行，采取措施阻断外来视线，将机器的保密部分用箱体封闭。对属于商业秘密的原材料，用密闭容器盛装，不标名称，用颜色或符号代表。确定专人使用含有商业秘密的计算机，全面记录计算机的使用情况；对有关数据和文件进行加密，防止电子盗窃行为。

　　从外部来看，对外的保密主要体现在对外签署的相应合同上，例如在委托开发合同中，从委托事项中受托方必然知道相应的商业秘密，那么在合同中应当约定受托方应当负有保密义务，并且约定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归委托方所有，受托人负保密义务。对于技术秘密转让合同，不论签订何种方式的许可方式，许可方与被许可方均要签订保密合同，或者是在许可合同中明确约定保密条款。对外比较容易透露商业秘密的还有对外宣传上，很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商业秘密就被透露出去，我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并不少，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建立新闻发言制度，预先应当将相关宣传材料进行审查，确保商业秘密不被透露。

　　寻找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途径

　　从我国现行法上保护商业秘密法律规定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可分为四种方式，即民法上的救济、劳动法上的救济、行政法上的救济和刑法上的救济。

　　民法上的救济。民法上的救济，即依据民法上的规定请求违反保密协议的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害商业秘密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民法上的救济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或者侵权行为。根据商业秘密保密合同负有保守秘密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保密合同约定，泄露或者擅自使用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即违约，权利人可以违约为由起诉。

　　劳动法上的救济。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本公司雇员或者前雇员，雇员违反企业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保密合同或者竞业禁止合同约定，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企业可以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违反上述约定的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行政法上的救济。根据《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规定，当企业认为其商业秘密受到侵害，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

　　刑法上的救济。根据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处以上七处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权利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立案侦查，追究其刑责任。在追究刑责任的同时，权利人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华为(微博)原职工王××等3人曾任职硬件工程师并参与了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的研发工作，在职时分别与华为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离职时也曾与华为签订《离职员工承诺书》。但秦××在离开华为公司时，将用光盘拷贝的涉及华为公司不为公众所知的部分技术机密文件带走。华为公司断然采取了刑事手段，深圳南山区法院就华为前员工窃密案一审判决，认定3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纠纷在科技业界并不少见，但像华为商业秘密案中这样动用刑事诉讼手段的却非常少见。该案作为在全国知识产权领域极具争议、颇具代表性的案件，对类似商业机密或商业纠纷案件的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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