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严重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精确的利润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其次，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

范蠡一生为避名利而三次迁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追随他，这其中的辩证哲学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盛赞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后人尊名陶朱公。范蠡留给后人了多部治国之策与兵法，经商方面著有《致富奇书》、《陶朱公术》。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相较起范蠡，同样富甲天下，也有“商圣”美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没有范蠡那么明智，结局也大不相同。胡雪岩人生顶峰时，家产近3000万两白银，可谓富可敌国，生意遍布全国，官至二品，御赐黄马褂。胡雪岩的为人处事与经营之道深受儒家的影响，但是却少了份道家的哲思，没有意识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规律，在事业顶峰，甚至已经出现危机时，不是急流勇退，固守前功，而是逆势而为。其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妄图垄断中国对外的丝业贸易，而后在高价抛售，此举激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次年，胡雪岩手中大量的蚕丝被迫贱卖，亏耗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资去半。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岩开办的钱庄提款挤兑，致使资金链断裂，各地商号倒闭，接着，朝廷下令革职查抄胡雪岩。最终一代传奇商人在失意，贫困中抑郁而终。

反观范蠡，从唐代诗人李白在《悲行歌》中对范蠡的赞赏：“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就能看出，范蠡无论从商还是从政，都显得那么睿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又都那样洒脱。

为商大道：简朴而自然

从上面对范蠡的描述我们看得出，从政方面，复兴一国，覆灭一国，这样的惊天地之事，同时期的“兵圣”孙武没做到，集儒、道、法多家之长的范蠡做到了，而同为吴、越极地显臣的文种与伍子胥却被赐死。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而恰恰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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