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上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连续升温。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双月刊3－4月号发表了裴敏欣博士的《中国崛起的背面》（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一文，广受关注。该刊5－6月号以《双面中国的神话》（Tales of Two Chinas）为题，发表了四篇相关评论和裴敏欣的回应文章。本刊摘登相关内容，以飨读者。至于个中是非曲直，尚祈读者诸君明鉴。

　　

　　中国也许在上升，但没有人知道它能否腾飞

　　唯一比中国的发展更快的是有关中国的神话。年初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植（GDP）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许多专家预言2020年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到2050年可能超过美国。

　　西方投资者欢呼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高储蓄率，巨量的劳动力和吃苦耐劳的美德，却无视其不完美的一面。商人谈论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工厂，又是最大的市场。外国风险投资公司纷至沓来寻找收购目标，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纳斯达克（NASDAQ）赚取网络时代的天价。世界一些主要的金融机构，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为中国金融的未来豪赌数百亿美元以取得中国国有银行的部分股权，尽管这些银行从技术上看已经资不抵债。每个全球性的汽车巨头无一例外都已在或将在中国建厂，不顾市场饱和、利润微薄。

　　他们为什么相信神话？是因为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增长记录已证明悲观主义者悲观错了，乐观主义者还乐观不够。但是，在我们赞叹中国的成就之前，且让我们细看片刻。

　　一细看，中国的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1979年以来，中国在可比的增长期间经济表现实际不如它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那么突出。它的银行系统存在大量坏账，也许是亚洲最虚弱的系统。与印度相比就更惊人。以六大产业（从汽车到电信）为例，1999至2003年间，印度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率比中国的对应产业高80%到200%。有人预言，中国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说会直接导致灾难，至少也会将中国逐步引向危险。但这种预言往往被忽视。

　　政府过度卷入经济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渐进的经济改革，中国成功地将它老式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了吗？并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虽然中国是最早开始寻求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127个国家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排名倒数第三，低于所有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它的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中国政府深深卷入经济。据中国2003年的官方数据，国有企业占了全国GDP的38%，雇佣了8500万员工（约占城市劳动力的1/3）。相形之下，城市的私营企业只雇佣了6700万人。金融机构瑞士银行集团（UB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私有企业所占比例不到整个经济的30%。这个比例即使在传统上国家涉入经济较多的亚洲也是高得惊人的。亚洲大多数国家，国有企业所占GDP大约是5%。传统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印度，国有企业所占GDP不到7%。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把持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些数据。政府继续掌握绝大多数资本，稳固地掌握着经济的指挥权，并通过发放长期银行贷款和土地使用的权力牢牢控制绝大多数投资项目。私有企业很难取得资金或新的市场。国家甚至支配着表面上放开了的行业，如酿造、零售、纺织。全国66家上市的零售企业中私营的只有一家。国内外证券交易所挂牌的1520家中国公司，私营的仅40家。

　　国家和大产业之间的近亲关系可以毁掉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容易深受其害。世界银行估计，1991至2000年间，中国三分之一的投资决策是被误导的。中国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2001-2002年，银行60%的坏账与基于政治导向的贷款有关。至今依然如此。2006年初中国经济规划部门透露，11个资本集约型制造业生产过剩，如中国的钢铁业，世界第一，过剩的产能达到1.16亿吨（相当于总产能的30%）。 国有企业少有盈利。2003年，属于景气的一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1.5％，35%的国有企业亏损，1/6的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中国是历史上唯一的在创经济增长纪录的同时也创银行贷款坏账纪录的国家。

　　党提出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官员如果卖力或显得卖力地执行就会得到奖赏，这样的激励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为了树立政绩增加升官的机会而对一些“拍脑袋项目”（如新工厂，豪华的购物中心，娱乐设施或不必要的基础建设）注入巨额的资本。这些错误的产物──耀眼的写字楼，工业园，绿化的高速路，广场──给西方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经济能力。

　　贫富两个中国

　　相对于一些富豪的财富快速增加，普通中国人却捉襟见肘。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等不同资源的资料显示，70年代末以来，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增加了50%，使中国成为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当然，不平等的增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并不少见，但中国的某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加大了贫富悬殊的趋势。社会分化在房地产业最为明显：农民一般只能得到他们出让土地价值的5%，开发商得60%，其余落入地方政府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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